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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上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及金质奖章。
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夫人杜勤兰
莫言的证书在市政厅陈列
莫言的获奖奖牌
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致颁奖词辞
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隆重举行。北京时间0点16分许，由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致辞并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中国作家莫言获得。
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皇室成员以及各位尊贵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标准化城乡、市民，莫言的主人公可以把整个（时代）的角色和性格非常好地体现出来，也实现了他们当年生存的展现，即使有一些共产主义的宣传，莫言还是把这种故事通过自己夸张的方式讲述出来，这里面有一些讲述，还有来自于自己对民谣的记载，甚至有一点点衍生，这些东西一直是过去50多年他的生存环境。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发表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
“作为一个从中国一个遥远的县城——高密东北乡走来的农村孩子，今天能够站在世界知名的大厅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作家比我值得获得这个奖项。我坚定地相信，只要他们继续写作，只要他们还相信文学是人类和上帝给予的权利的美化，‘她必将花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我同样意识到，文学对于政治争议和经济危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对人类的影响却是古老的。当文学存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粗鄙而野蛮。因为这个原因，我为我的职业而骄傲。
最后，我想感谢我在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我永远都是你们中的一员。”（翻译节选）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致答谢辞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庄严的殿堂里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莫言瑞典获奖感言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莫言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斯德哥尔摩大学每年都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演讲。北京时间12月10日21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玛格纳礼堂举行了一场为期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这所大学有悠久的中国文化、文学和社会的研究传统。今天与莫言一起参加活动的重要嘉宾有：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卡尔·布雷莫，当地著名汉学家、中文教授罗多弼等。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校方特别安排了著名的当地演员约翰·拉贝尤斯在现场用瑞典语同步朗读莫言的作品。以下是演讲全文：
卡尔·布雷莫：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今天非常欢迎莫先生来到这里。我们斯德哥尔摩大学一直非常高兴邀请所有诺贝尔奖的学者，更多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来到这儿。斯德哥尔摩大学有很长的中国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传统，这个传统主要由罗多弼教授传承。这一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快速的发展，上一次教育部也公布了将来学校里中文要成为普通的外国语一样，他的位置要相当于法文、西班牙文。通过文学作品可以多了解其他国家的问题，引导着诺贝尔奖以后会促进多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文化。
莫言：我读我的短片小说很短的一篇《狼》：那匹狼偷拍了我家那头肥猪的照片。我知道它会拿到桥头的照相馆去冲印，就提前去了那里，躲在门后等待着。我家的狗也跟着我，蹲在我的身旁。上午十点来钟，狼来了。它变成了一个白脸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蓝色咔叽布中山服，衣袖上还沾着一些粉笔末子，像是一个中学里的数学老师。我知道它是狼，它无论怎么变化也瞒不了我的眼睛。它俯身在柜台前，从怀里摸出胶卷，刚要递给营业员。我的狗冲上去，对准它的屁股咬了一口。它大叫一声，声音很凄厉。它的尾巴在裤子里边膨胀开来，但随即就平复了。我于是知道它已经道行很深，能够在瞬间稳住心神。我的狗松开口就跑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就将胶卷夺了过来。柜台后的营业员惊讶的看着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霸道？”我大声说：“它是狼！”它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无声地苦笑着。营业员大声喊叫着：“把胶卷还给人家！”但是它已经转身往门口走去。等我追到门口时，大街上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麻雀在啄着一摊热腾腾的马粪。
约翰·拉巴乌斯：（声情并茂地用瑞典语朗读莫言这个短篇作品《狼》。——结尾不同）那匹狼偷拍了我家……。等我回到家里时，那头肥猪已经被狼开了膛。我的狗，受了重伤，蹲在墙角舔舐伤口。
莫言：（继续朗诵）我们沿着河边的道路，越过了十几个村庄，在路上与许多人擦肩而过。我认出了好几个熟识的邻村朋友，但我每欲开口与他们打招呼时，鬼卒就会及时而准确地扼住我的咽喉，使我发不出半点声息。对此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用脚踢他们的腿，他们一声不吭，仿佛他们的腿上没有神经。我用头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宛如橡皮。他们扼住我喉咙的手，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放松。有一辆胶皮轮子的马车拖着尘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马身上的汗味让我备感亲切。我看到身披白色光板子羊皮袄的车把式马文斗抱着鞭子坐在车辕杆上，长杆烟袋和烟荷包拴在一起，斜插在脖子后边的衣领里。烟荷包摇摇晃晃，像个酒店的招儿。车是我家的车，马是我家的马，但赶车的人却不是我家的长工。我想冲上去问个究竟，但鬼卒就像两棵缠住我的藤蔓一样难以挣脱。我感到赶车的马文斗一定能看到我的形象，一定能听到我极力挣扎时发出的声音，一定能嗅到我身上那股子人间难寻的怪味儿，但他却赶着马车飞快地从我面前跑过去，仿佛要逃避灾难。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猴子、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从他们打着的横幅标语和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那天是1950年的元旦。
在即将到达我们村头上那座小石桥时，我感到一阵阵的烦躁不安。一会儿我就看到了桥下那些因沾满我的血肉而改变了颜色的卵石。卵石上粘着一缕缕布条和肮脏的毛发，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在破败的桥洞里，聚集着三条野狗。两条卧着；一条站着。两条黑色；一条黄色。都是毛色光滑、舌头鲜红、牙齿洁白、目光炯炯有神。这一段路上，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当初枪毙我的情景：我被细麻绳反剪着双臂，脖颈上插着亡命的标牌。那是腊月里的二十三日，离春节只有七天。寒风凛冽，彤云密布。冰霰如同白色的米粒，一把把地撒到我的脖子里。我的妻子白氏，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嚎哭，但却听不到我的二姨太迎春和我的三姨太秋香的声音。迎春怀着孩子，即将临盆，不来送我情有可原，但秋香没怀孩子，年纪又轻，不来送我，让我心寒。我在桥上站定后，猛地回过头，看着距离我只有几尺远的民兵队长黄瞳和跟随着他的十几个民兵。我说：老少爷儿们，咱们一个村住着，远日无仇，近日无怨，兄弟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尽管说出来，用不着这样吧？黄瞳盯了我一眼，立刻把目光转了。他的金黄的瞳仁那么亮，宛若两颗金星星。黄瞳啊黄瞳，你爹娘给你起这个名字，可真起得妥当啊！黄瞳说：你少啰嗦吧，这是政策！我继续辩白：老少爷们儿，你们应该让我死个明白啊，我到底犯了哪条律令？黄瞳说：你到阎王爷那里去问个明白吧。他突然举起了那只土枪，枪筒子距离我的额头只有半尺远，然后我就感到头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火光，听到了仿佛从很远处传来的爆响，嗅到了飘浮在半空中的硝烟的香气……
我家的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她们知道我要回来吗？我对鬼差说：“二位兄弟，一路辛苦！”
我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没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生下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腚后。天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约翰·拉巴乌斯：（声情并茂地用瑞典语朗读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被蓝脸小鬼押着转生回到人世变驴的故事。——上面这段）
罗多弼：莫言先生，各位来自其他国家的嘉宾，校长先生、各位同事、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莫言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很明确他的根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学里，特别在说学传统里。我们刚才听他朗诵的故事叫《狼》，使我想起四世纪《搜神记》，因此我想起莫言故乡的名人，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
莫言读过很多西方文学的作品，他特别说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这两位作家使他明白，一个作家需要有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因此他感觉必须尽快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因为他们是两所灼热的火炉，而他自己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他们就面临被他们蒸发掉的危险。很明确，今天莫言具有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具有一个很独特，一的中国声音。
莫言的故事充满幻想，我们刚才听他朗读的故事《狼》，利用幻想来创作一个情节紧张的故事，一个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一种没有很多象征意义的纯文学，但是一般来讲，莫言利用幻想来描述现实，比如在《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他用西门闹转生七次来描述高密和中国从1950年到现在的历史和社会。在这部小说他用幻想来提出很尖锐的社会批评。莫言用虚幻现实主义将传统历史和当代结合起来，是他文学创作的特点。
在他得诺贝尔奖这里，莫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写作，我想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莫言先生，你这样说也许以为你不太喜欢谈文学，但是您今天来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听你讲，因此我很希望你还是愿意回答我们一些有关您的文学、协作和世界观的问题。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你们。
主持人：很多作家他们从各个方面探索您的话题，您的作品里在探索的是什么？
莫言：确实我可以不说话，但是今天中午罗多弼先生请我吃了很丰盛的饭，吃了人家的饭就要听人家使唤，所以我要说话。
关于作家的写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题。每个作家都说他要通过作品来探讨什么，但是我想所有的作家通过作品来探讨的最终还是人性。我想如果一个作家在人性方面没有他自己的发现，他的作家称号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大家都在探讨人性，至今也没有探讨清楚，所以我们还将继续探讨下去。
主持人：历史对你来说跟其他的中国作家一样，历史非常重要，为什么历史这么重要？
莫言：因为我们就活在历史当中，所以历史非常重要。而且所谓的现实马上就会变成历史，任何现实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无论多么遥远的一个历史故事里，也都包含着现代性。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写着写着我就会忘记，到底是历史还是现实？后来我就知道，我的小说里既有历史也有现实，是历史和现实的融合。
主持人：希望你的读者会了解你作品后面的思想是什么，或者他们欣赏这个故事就够了，不了解你的思想，你会很失望吗？
莫言：我想读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读者，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故事，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思想。
作为一个作家，我想应该对所有的读者都表示足够的尊敬。即便是有的读者曲解了我创作的愿意，我觉得也是应该尊重他们的。而且我也感觉到，优秀的作品他也存在着无限的被人曲解的可能性，越是优秀的作品越可能被人曲解、误解。只有那种主题特别明确的，特别简单的小说，才不可能被误解。
中国有一部最有名的小说《红楼梦》，几百年来每个人都在解释，越解释越糊涂。所以我想高密的小说家会把自己的思想深深的藏在他的故事里面。他应该把他主要的精力放在塑造人物上，他应该让他的人物自己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有的小说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悖论，我今后要继续的努力，争取写出这样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小说来。
主持人：我认为你好像对读者有很大的要求，要求很高，因为文化不同，所以中国的读者会相对容易看得懂您的作品。
莫言：我刚才的话里面对读者是非常的理解，没有任何要求，只要读我的书就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你读我的书就要花钱买我的书，我就可以拿到版税。当然，我更希望年轻学生到图书馆里读我的书，少花点钱。
主持人：罗多弼先生你阅读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作品，也最了解这些个作品的文化背景，我想请问你，莫言先生的书好不好读？
罗多弼：我首先认为莫言先生是一个讲故事的作家，一般来讲故事比较好懂，你的理解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即使你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的理解，但是我想你还是可以理解和享受莫言的故事性。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的理解，以后来我们大学学点中文，学点中国的文化，过几年后再回到莫言的作品里一定会有更深层的理解。
我想，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可以说好懂，很丰富，有不同层次可以理解。比如《生死疲劳》我自己最近才读了这本小说，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书，虽然我自己搞了40年的汉学，我自己读三次、四次也是值得。
主持人：虽然您得的是文学奖，但是有很多人在问您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您也知道有一些争论，所以我想知道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都可以提问题，当然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
政治是需要政治家研究，我没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我不正确的话就误导了读者，所以我还是不太愿意回答。
但是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
主持人：中国官方为什么认同你这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就是因为我得了文学奖，所以他们认同我，所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也是超越了政治的，所以瑞典的文学院认可了我，中国也认可了我。
主持人：您那天说过，中国没有一个法律说你不可以写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出版某一些文字还是有一些问题，你对中国的审查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听说这两天有媒体说我赞美审查制度，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赞美审查制度。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反感所有的审查，就像我反感所有的检查一样，但是检查处处存在。我举个例子说，我要去大使馆签证，大使馆要审查我。我有一年到西方一个国家去，他们给我拒签的理由说，我不懂任何外文，所以把我拒签了。我后面特生气给他们发了一个传真说，你们国家的人到我们中国来都懂中文吗？
当然，我希望将来所有的国家都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主持人：中国文学将来会怎么样，他有什么途径，往哪儿走，已经打破了很多的机制，以后会怎样，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会有抗议吗？
罗多弼：回答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可能来不及。
总的来说，我看中国文坛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我觉得就管得非常紧，这也让我有所失望。
看未来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天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莫言先生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阎连科、余华先生，王安忆女士等等，这是令我非常高兴的。
中国好文学越来越多了，不过对严肃中国文学真感兴趣的人也许越来越少，这两个是一个悖论。
莫言：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好的文学很多，感兴趣的人很少，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中国有一句老话：“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有的人喜欢喝很高级的白酒，有的人喜欢喝很差的白酒，这个我想他是各有口味。
现在文化生活越来越多样化，剧场在演戏，网络上在争论，电影院在放电影，每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把自己一点点的业余时间消磨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那样电影导演、音乐家不都没饭吃了，就饿坏了。但是我相信严肃的优秀文学的读者，永远不会减少到让我们没有兴趣写书的程度。
最近以来我感觉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现象，我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读者读我书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比如另外一个国家的作家得了奖，这个国家读他书的人也会一下子多很多。而且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中国的商业出版界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量的出版。哪怕这个作家是对中国不友好的，对中国很反感的，我看中国的出版界还是再出他的书。中国读者依然会对他的书进行非常客观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文学年年都得掀高潮。
主持人：现场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向莫言老师提出。
提问：莫言老师，先想问您一下，这次行程这么紧张，辛苦了。第二个，问一个文学的问题，您给西门闹七条命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是您的书迷，您现场能给我签名吗？
莫言：我回答完这个问题，我愿意给你们签半个小时的名。这是实实在在的。
提问：首先祝贺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高兴我是中国来的，而且我是您的山东老乡。您虽然回答问题说，我的书对读者的要求并不高，谁都会读我的书，但实际上你的书里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比如你在你的诺贝尔奖的报告里提到，集体劳动中生产队牛羊马圈，就生产队集体劳动我不知道在座80后、90后懂不懂。是不是因为你的书出了以后刺激大家读，对中国现代历史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
莫言：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还没回答，我先回答她的问题。西门闹的几次转世灵感来自于佛教六道轮回的概念，我在写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中国北方承德的城市里，参观了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庙宇，在这个庙宇的墙上画了六道轮回的壁画。关于西门闹的故事实际上在我头脑里已经酝酿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就是没有想好这个小说结构的方法。
当我看到了六道轮回的壁画以后，我的头脑里一下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用这个作为小说的结构。我想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来看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搬迁，也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鲜的一个视角。结构的问题解决以后，这个小说写起来会非常的顺利。
莫言：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我的小说里确实有很多带着当时很重的历史的背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50、6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知道人民公社、生产队。但是到了80年以后初升的孩子很可能不知道这次事情。但是我想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关于当时的农奴制度和当时的地主社会，这个背景我一点也不了解。这当然会给我读一本书有一些障碍，但是我觉得并不妨碍我正确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我想小说里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事物，都是作家为了塑造人物的一个环境。
提问：我的问题是，您已经讲过我们80后，在您的小说里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和您的童年，对于我们80后生活在很幸福的经济蓬勃发展的状态下，您对我们年轻人传承中国文化，尤其我们在外留学生传承中国文化有什么期望和建议等。谢谢。
莫言：本来我想我不回答问题了，干脆给大家签名，但是现在时间到了，我很遗憾地说，我不能给你们签名了。刚才小姑娘提的关于80后写作的问题，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回答了很多问题，对80后这一代人我也发表过很多的看法，因为我的女儿也是80后，我获取也老觉得他们80后老是担当不起大事情来。
但事实上我现在感到这是我错误的理解，我这一个多月来，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发现我女儿比我想象的能干多了。我想再过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世界就是80后的天下。
提问：我祝愿莫言老师身体健康，以后可以写出更多，更好反映中国社会底层的问题。我想提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在中国当下比较普遍性的问题，莫言老师，你幸福吗？如果莫言老师你幸福的话，你幸福的源泉是什么？如果你感到不幸福，你不幸福的理由又是什么？对于我们，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取到幸福。谢谢。
莫言：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神秘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图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