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洛阳当年伟大的厂长们 向那伟大的年代致敬

现在老百姓喜欢说一句话:把当官的拉出来挨个只管杀,基本上没有错。隔一个杀一个,准保有漏网的。
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
1981年到1984年,我在洛阳日报当记者,跑工业口。后来,又分别在洛阳铜加工厂、第一拖拉机厂及洛阳炼油厂的报社干过。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全国威名赫赫的大企业的厂长们,他们没有一个不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我要说:他们真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很伟大!
1984年6月9日,王安顺当了厂长,12月29日边建设边试运行的洛阳炼油厂突发大火。高大的催化裂化装置前,黑糊糊的原油跑了一地,只要有一颗火星落下,那就是扑都扑不灭的。就在没到了脚脖子的洩漏原油中,冒着凛冽的寒风,王安顺像雕塑一样站了几乎一夜。那绝对是随时准备葬身火海的。在他临危不惧的精神鼓舞下,全厂上下一心把火灾减低到最小程度。为后来的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取得喜人的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顺特别富有人情味。1986年春节,他把所有车间主任的媳妇们请到了宾馆,挨个向她们鞠躬、敬酒。向她们谢罪,说,是他把她们的丈夫没日没夜地拴在装置上,不能照顾家。这些媳妇们听后极为感动,说,你王安顺厂长操心是最多的,一年之间白了多少头发,我们也早都看见了。咱们现在家家有钱花,过年连味精你都给发到家里啦,洛阳市哪家企业敢吹牛跟咱比福利?王厂长啊,你啥都别说啦,为了大伙儿多挣钱,家家过好日子,我们保证不拉丈夫们的后腿。
那时候的洛阳炼油厂真是上下一心,其利断金啊。男女老少,自豪无比。
王安顺有颗善良的心!那时候,洛阳炼油厂有许多职工"一头沉"。就是本人在企业上班,老婆孩子在农村,两地分居。为了解决这些工人的困难,王安顺真是"胡来"呀!几卡车几卡车地拉东西给洛阳市及河南省的领导、有关部门送礼,把全厂的一头沉都解决了。那些在农村的老婆孩子们一下子都有了城市户口,生活质量天翻地覆般改变了,他们真想给王安顺磕头啊。现在想起来,当时不是没有人告状。王安顺如果为这事被罢了官,他可真是划不来。这些工人的困难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与他没关系。他硬伸这个脖子为工人们担风险,是洛阳市当时惟一的一个解决了"一头沉"的国有大企业。
不能不说,王安顺命好,遇上了一个与他同样善良的党委书记张希圣。非但没有假模假样地给厂长讲党的纪律,还亲自带车押送过行贿的年货。如果当时有人追究,他们俩被撤几遍的职都有理由。
为了企业,王安顺也真没少遭受屈辱。炼油厂最怕的是"憋罐"。什么意思呢?就是油炼出来以后运不走。炼油厂只要一点火,不到检修期是停不下来的,一旦憋罐,就得打循环。造成极大浪费和危险。为了不憋罐,就得求铁路局给火车车皮。真是不怕阎王怕小鬼呀,铁路上一些关键岗位的小鬼,真他妈的坏呀!要你东西不说,老逼着王安顺喝酒。吐了多少遍,厂长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了。我曾经当王安顺厂长面说:为了工厂的效益,酒桌上你可尽受胯下之辱啊。
操他们妈的,要是为自己,我他妈的非抡巴掌扇这帮狗东西不可!祖籍为山东烟台人的王安顺绝对有血性,为了企业,他却真的不敢向衙门里的人发脾气。他,太不容易了。
如今,张希圣书记已经去世多年,王安顺厂长从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公司老总位置退下来后,在大连家中带孙子。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

洛阳铜加工厂是全国同行业最大的企业。徐芳滋当厂长的1984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永生不忘。
徐芳滋厂长只要一有空儿,就跑到职工澡堂子泡大池子。就在这大池子里,徐芳滋改变了洛阳铜加工厂的命运。
铜加工厂职工医院有一个电工,热心人,爱说话。看徐芳滋厂长紧锁眉头,就搭讪着问:厂长愁什么呢?
愁钱。厂长说,你小子能搞来钱吗?
洛阳铜加工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苏联援助的重点项目之一。到了徐芳滋当厂长时,设备已经老化,生产质量受制约,影响着经济效益。工厂已经把报告打给国家计委快3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徐芳滋很是愁!
光着屁股的小电工脑子很活。厂长,我认识杨成武。老将军说,让我有事只管去北京找他。
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一家被贬到洛阳。他女儿不幸得了急病,小电工把她拉到铜加工厂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治疗,化险为夷。老将军一家很感激。
同样光着屁股的徐芳滋厂长灵机一动,让小电工去北京找杨成武,求杨成武能够把洛阳铜加工厂的困难转告荣毅仁。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有的是钱。
小电工当天出发。
杨成武真找到了荣毅仁。
荣毅仁在北京见了徐芳滋半个小时后,给了4200万美元。
用这笔美元,徐芳滋引进了德国的连铸连扎设备,洛阳铜加工厂的产品质量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产品当然也供不应求,效益当然蒸蒸日上。
当年,有钱也不能发给职工,要审批,怎么办呢?徐芳滋就给工人们发实物,用紫铜做成大火锅,每个职工发一个。工厂还有木炭,职工们还能领到木炭。尤其是隆冬季节,一家人围坐在大火锅前尽享美味,都说徐芳滋好。
我认为,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团体,就是记者。见了有势力的,记者们就拍马屁,极尽肉麻地吹捧,什么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什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等等。人家自己都说摸着石头过河,记者们非胡吹不可。如果真是高明的总设计师,大家按他设计好的蓝图实施就是了,还在河里摸什么石头嘛!见了有利益的事,记者们就敲诈勒索。
徐芳滋给职工发火锅的事,让河南日报驻洛阳记者站的头头知道了。非要来享受职工待遇。话,捎到了徐芳滋耳朵里,他对记者很反感,就没有搭理。河南日报记者的揭发信就到了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迅疾而来,要严肃处理。

开处理大会的会场设在铜加工厂俱乐部。就在党委书记魏庆恕检讨错误的时候,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火车的厂长徐芳滋跑进了会场。
老魏,你干什么?咱们厂现在实行的是不是厂长负责制?
是啊。
我徐芳滋是不是厂长?
是啊。
这就对了。你坐下吧。
徐芳滋当着数百名企业中层干部的面,当着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官员的面,拍着胸脯说道:发火锅的事是我让干的,我是厂长,有这个权力,根本不用党委讨论这点小事。要撤职,要法办,都对着我来,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俱乐部内外,至少持续了10分钟以上。
那一刻,我在场。热泪盈眶!至今难忘。
29年后的今天,杨屏在北京向徐芳滋厂长鞠躬致敬。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

与洛阳铜加工厂厂长徐芳滋不同,洛阳轴承厂厂长韩永丰很喜欢记者。或者说,很有同记者打交道的技巧。无论大报小报,还是大电视台小广播电台的记者,韩永丰都相处得极有耐心。我就与他打过扑克,输了,他还真翻跟头。熟悉韩永丰厂长的人知道,他非常胖,翻跟头的时候,很费劲。
应该公允地说,记者中也有好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记者队伍中,好人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我本人,哈哈。
一个好的记者,如果坚定诚挚说真话,有一根不扭曲的脊梁骨,还真能为人民服务,还真能扶正祛邪,也还真能帮助一个企业。
1981年,新华社一个名字叫程敏的女记者,就大大地帮助了洛阳轴承厂,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和成就了韩永丰厂长。
1981年的时候,程敏老师应该有50岁了,微胖,白皙,短发,看上去很有风度,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她在与韩永丰厂长的接触中,发现了一个中国企业共存的问题: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体制相冲突。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程敏老师心肠很好,发稿前特意征求韩永丰厂长的意见,问他敢不敢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祖籍山东人的韩永丰厂长说敢。
程敏把稿子发出了。
李先念批示了。
人民日报第二版,几乎整整一个版面,以韩永丰的名字刊登了一篇文章:扩大企业自主权。
文章中,韩永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有企业,如同麻袋里装着的螃蟹,谁也挣脱不出去不说,还你夹着我,我钳着你。想死,死不了,想干,干不成。活受罪!
国务院批准,洛阳轴承厂成为全国第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
就一年时间,韩永丰盖起了17幢职工宿舍,修建了当时洛阳市最好的职工俱乐部,幼儿园,请来了马季、姜昆等为职工演出一个礼拜。嘿!那气派,当年洛阳第一!
由于长期相处,又是老乡,彼此以诚相待,我和韩永丰厂长,可以说,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据我的了解,韩永丰厂长最热心的根本不是记者,而是严格的企业管理。在各个车间,他实行工票,上道工序的零件向下道工序转移,工时、质量等等,他都坚决推行工票考核,可以说,每一分钟卡得都非常死。工人们不敢怠工,上厕所都跑步。背地里有不少人说,韩厂长真黑呀。我听到这话,每次都暗自发笑。见过韩永丰厂长的人知道,他确实长得黑,那皮肤是相当地黑。当然啦,背地里说他黑的人,一语双关,还有别的意思。
韩永丰当厂长的时候,我要说,起码是洛阳轴承厂最好的时期之一。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工队伍成长起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非常遗憾,洛阳轴承厂,如今彻底风光不在了,被一个煤炭企业兼并了。我知道,这,应该是韩永丰此生最大的遗憾。
1983年的时候,韩永丰厂长曾经动情地对我说:小杨啊,扩大企业自主权,没有解决了根本问题呀!责权不清,人浮于事,机构重叠、浪费严重才是大问题呀!就拿我们厂的二级机构来说,一个班子两家配。分厂厂长我来配,分厂书记由总厂书记任命。选干部如同在送人情,党委能否定厂长的决策,生产出了问题,永远还撤不了一个党委书记。你说这企业还有个好吗?我又不敢说取消党的领导。
一个企业,这边一个行政办公室,那边一个党委办公室,还有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宣传部又从来不宣传把企业的产品怎么卖出去,怎么能卖个好价钱。要你干什么用嘛?我还管不了,是党委系统的,可真是愁死我了啊。
有些人动不动就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干任何事情都不能摆脱党的领导。小杨啊,你看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如牛毛,越精简,领导人越多。搞企业,现在也是这样,干部比工人还多,出力小收入高。可是你要裁个人,人家能打上门来骂你祖宗八辈儿。企业和政府不一样,要的不是一帮甩手掌柜的领导人,而是要扎扎实实的、越具体越严格越好的管理措施!要细致如发才行。
在企业,哪个厂长不主动去得罪人,他准是个混蛋。说工人阶级是主人公,弄得谁都不敢管了,这完全是错误的。对所有员工,必须非常严格的管,你不时时刻刻紧着敲打他,什么毛病都能惯出来你信不信?我们厂刚引进的国外精密设备,小年轻工人就敢端着饭盒在上面吃饭,菜汤洒进去,几百万美元就得打水漂了。你说我看到了,能不骂人吗?都当老好人,早晚得关门。
在与韩永丰厂长的接触中,我获益匪浅。他的许多管理思想,我认为极为正确。但是,在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很难行得通。据说,他与党委书记不太融洽,许多工作由于得不到党的支持而泡汤。从韩永丰,我常想到赵紫阳。他当总理的时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曾经写进去这样的内容:企业实行一长三师制,厂长负责全面管理;总工程师负责产品开发;总经济师负责经营;总会计师负责成本控制。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韩永丰厂长很高兴,认为,这才是搞企业的架势。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也没有能够推开一长三师制,后来,无奈地下台了,全国的国有大企业,以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更加人浮于事了。
坦白地说,在我接触到的厂长中,活得最累的就要数韩永丰了。今天我说句不合时宜的话,如果他再年轻30岁,改革开放之初自己创办一个民营企业,一定会干得非常好。
2013年5月9日于武汉

5月9日凌晨3点了,躺在武汉东湖附近的梨园酒店里,平日里没心没肺的我,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了,很意外!很奇怪!很无奈!
窗外,雨很大,我感觉是老天在哭。仿佛是在为我熟悉的那些厂长们感动落泪。
我的眼前,走马灯似地浮现着当年洛阳的那些厂长们,不是我做秀,他们真的个个伟大,个个让我敬重无比。他们绝不贪腐,绝不流氓,起码到今天,没有一个出问题,职工们总是在想念着他们。
几次要先写洛阳化工四厂厂长张绪峰,我都放下了。他是被我第一个报道的新闻人物,他是我熟悉的惟一的一个死在任上的厂长。为了他所在的小企业,活生生累倒下了。听着窗外的骤紧的雨声,我真的想起了已经去世20多年的他。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动手术后的张绪峰,就剩下一把骨头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刚50岁的人,头发掉了许多,胡子竟然全是白的。整个人完全地脱像了。四目对视,我和他都落泪了。
如今快60岁的我,一生至今,没有吃过一次安眠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睡不着。在这个武汉的雨夜里,我真的失眠了。
我想起了洛阳炼油厂的厂长王安顺。记起了他展现血性男人柔情的花絮。1985年,炼油厂小车司机葛沁元开车从洛阳市区回厂,在车上和厂长王安顺扯家常。说,他弟弟要结婚,买不到电视机,女方家就不答应婚期。
厂长下车后,葛沁元去洗车,厂长办公室的秘书跑来了。手里拿着王安顺为葛沁元弟弟写的一封信,向西安生产电视机厂的厂长求购一台电视机好结婚。由于王安顺不知道葛沁元弟弟要多大尺寸的,就让秘书追过来问。把尺寸写上去的时候,葛沁元小子哭了。没几天,西安的人把电视机送来了,葛沁元的弟弟结婚了。
炼油厂失火的那天,机修分厂厂长赵文祥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火焰控制住,硬是用肩膀扛起了管子,让电焊工几乎贴着他的脖子焊接。管子牢牢焊上之后,火被熄灭了,赵文祥栽倒了。王安顺动用了3辆小汽车前往郑州,一辆打前站联系医院,一辆拉赵文祥去疗养,第三辆拉上了赵文祥的媳妇和儿子去照顾,算正常上班,工资和奖金如数发放。
那时候的厂长,和职工水乳交融,心连着心,与企业共命运,同呼吸。
下雨的夜晚神秘,下雨的夜晚多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别样多情的洛阳铜加工厂厂长徐芳滋。二分厂一个工人患病严重,两口子去北京动手术。7岁的淘气儿子没有人带。作为邻居的徐芳滋把孩子领进了自己家门,早上送,下午接,晚上看着写作业,徐芳滋一家人,为了这孩子,可是要多忙有多忙。万万没有想到,病情反复,人家两口子竟然在北京治疗了半年多,领导一万多职工的厂长徐芳滋(出差除外),扎扎实实搂着孩子睡了半年。父母回来千恩万谢,把孩子领走后,徐芳滋倒觉得像得了病一样了,他和那孩子有感情了。
上篇说了,徐芳滋喜欢在职工澡堂泡澡。这天他在池子里发现一个老师傅表情沮丧。问其原因,他儿子刚在对越还击战中牺牲了。徐芳滋问家里都有什么困难?老师傅只当说闲话,告诉厂长,他老家南阳特别缺煤,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柴火做饭是大问题。第二天一早,老师傅被通知带路,奉徐芳滋厂长之命,一辆黄河牌大卡车给他家装了8吨煤,手续已经都办完了。

从洛阳到南阳有300多公里,这位烈士的父亲被徐芳滋感动得哭了一路。
无论王安顺、徐芳滋和韩永丰,都是堂堂正正,正经八百的正厅级干部,他们和普通工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真挚,亲如一家,感慨之余,让我特别怀念。
2013年5月9日凌晨于武汉大雨中

洛阳化工四厂,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厂长张绪峰已经去世2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浮现,让我悲痛,让我感伤,让我不能相忘。
致敬!洛阳当年伟大的厂长们 向那伟大的年代致敬
1983年5•1,洛阳市表彰劳动模范,张绪峰没有出席。洛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材料,力促我去采访张绪峰,说,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非常值得称颂的厂长。
第一次见到张绪峰,应该是1983年5月10日左右,距今整整30年。地点在化工四厂厂长办公室。
说起来是厂长办公室,不过是一间破旧低矮的平房。房间内昏暗,潮湿。好像墙角的砖缝里还长出来几根青草。
我进门,张绪峰正在激动地训人。
当年,我未满26岁,跟张绪峰的孩子同龄。他以为我是来联系业务的,看了我一眼,没有好声地对我说:你先出去。
我笑了笑,没出去,静静地坐在一边看他严厉地训人。
训完之后,被训的人灰溜溜走了。张绪峰用土里吧唧的洛阳话问我:你啥事?
我把洛阳日报的正式介绍信和记者证都出示给他看。一般情况下,被采访的人此时会马上堆出笑脸的。没有想到,张绪峰很不耐烦地问:找我弄啥?
我说明了意图,他更不耐烦了。你没看见我这乱糟糟的?车间出事了,我得马上去。
我当然要留住他,结果,他的话非常让我恼火:我从来不见记者,没有啥话要说。
张绪峰竟然把我撂下就走了。
这是我干记者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你撵我,我就走了?紧随其后,我跟他到了车间。
张绪峰工人出身,袖子一撸,跳上了装置。等设备运转正常后,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化工四厂是个地方国营的小厂,主要产品的化学名称,我已经记不准确了。是制作香精的几种原料,香兰素之类的(日记本不在身边,我无法弄清楚了)。生产香兰素,必须有二甲苯。二甲苯当时极为紧缺,采购员根本买不回来。张绪峰怒骂,采购员依然弄不来。没有原料,工厂只有停产。于是,临近1981年春节,张绪峰亲自出马到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采购二甲苯。
那时候,紧俏产品还是国家计划,洛阳化工四厂根本上不了名单,门卫就把张绪峰拦住了。
吉林连续几天大雪,天寒地冻。
每天早上,张绪峰拿着大扫帚在门前的广场上扫雪。他边扫,老天爷边下,老天爷边下,张绪峰边扫。第三天,张绪峰发烧了。摇摇晃晃,他还在扫。
吉化的工人把他请进了房间,问他是干什么来的。当得知张绪峰是洛阳的一个厂长时,他们激动了。工人们把张绪峰拉进了公司领导的办公室,他们动情地对领导说:你给这位厂长批多少,我们义务加班给你生产出来多少!
张绪峰给他们跪下了!
二甲苯买回来了。
吉化公司破例给洛阳化工四厂专供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起死回生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经济效益蒸蒸日上了。
从那天起,化工四厂的小伙子们娶媳妇不困难了。
就是这么个张绪峰,对我,一个在洛阳市工业口小有名气的记者,视若不见,让我幼小的心灵很受伤害!
当张绪峰从设备上灰头土脸地下来之后,发现我顽强站在他面前,很生气。你咋跑这儿来了?
告诉你张厂长,我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老好。你今天敢不接受我采访,能让你安生,我就不姓杨!
张绪峰非常无奈地在路边的小饭店请我吃了顿面条,是西红柿鸡蛋面,我一碗,他两碗。我比他年轻一半,他比我饭量大一倍。好像一碗面条当时的价格是一毛五分钱,那天真的让他破费了。
当兵出身的我,一碗刚吃完,他把两碗面条也装肚子里了,还吃了人家饭店很多的蒜头,辣得他满头大汗。
后来我得知,张绪峰得了喷门癌。
就在企业蓬勃向上的时候,就在工厂最需要他的时候,伟大的厂长张绪峰倒下了••••••
2013年5月9日早晨于武汉

从1982年4月到现在,已经过去31年了。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结,是悔?是愧?是无奈?真的说不清楚。总觉得,我绝非恶意地干了一件让自己永远痛心疾首的坏事:亲手把内心里非常敬重的一个长者的政治生命给葬送了。
这个长者的名字叫张呈祥,洛阳玻璃厂的厂长,一个我认为名符其实的伟大厂长。
1981年5月4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到洛阳,主持并通过了洛阳浮法玻璃的国家级技术鉴定。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万吨轮和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之后的第三次国家级技术鉴定。对洛阳来说,对洛阳玻璃厂来说,是天大的荣誉!领导职工取得这个荣誉的厂长,就是张呈祥。
此前,生产玻璃用的是垂直引上法,也就是高达20多米的九级窑。我戏称其为站着出生的玻璃。在垂直向上拉伸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玻筋,甚至疙瘩。切割与包装都很困难,破碎率较高。所谓浮法玻璃,用我粗俗的语言描述,就是让玻璃躺着出生的技术。石英砂、纯碱、石灰石和熟玻璃等原料,经过1700多度的高温融化成液体,然后躺在金属溶液之上平稳流动,经过冷却,就成为了成品玻璃。与垂直引上法相比,浮法玻璃的质量和产量都是革命性的改变。在全中国率先发明并采用这项技术的洛阳玻璃厂,经济效益有了细胞分裂般的增长,职工福利随之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提高。
张呈祥厂长,可歌可泣!
我计划饱含深情地写一篇张呈祥厂长的人物通讯,因为他非常值得歌颂!
从小家境贫寒的张呈祥,还是少年时就到上海的缝纫机厂打工。因战乱等原因,他挑着担子携妻子回老家。担子的一头是他的儿子,一头是他全部的家当。在村口,他吻别了妻子,说一定混出个人样回来接你和孩子。然后自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未知,竟然没有进村与父母亲谋面。
终于混出了人样,张呈祥当了厂长。他永远还是那样的勤劳,每天早上,他几乎要跑遍每一个分厂,生产调度会上,他甚至能讲出哪个工位扔有几个烟头。下面的干部,没有人敢用假情况和假数字来糊弄他。
当了厂长的张呈祥,永远还是那样的朴素,走在职工人群中,洗的发白的工作服,从来就是他标志性的着装。只要他没有离开工厂,身影一定会出现在生产线上,工人们身上有多少灰尘,他身上就有多少灰尘。
当了厂长的张呈祥,永远还是那样的与工人心贴心。他最爱管闲事的地方,依然是职工食堂和澡堂及幼儿园。相当多职工星期天不在家自己做饭,而是走进了职工食堂,他们明白,这里吃得好,比家里还省。
张呈祥当厂长的时候,洛阳玻璃厂真的欣欣向荣,职工们真的喜气洋洋。
就在我做了全面采访,准备动笔讴歌张呈祥厂长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报社总编辑给了我一封检举信,揭发洛阳玻璃厂党委书记和一名副厂长违法乱纪。让我前去调查。
万万没有想到,在玻璃厂党委办公室总共了解情况不到半个小时,我前脚刚离开,玻璃厂党委副书记就亲自跑到报社告我黑状,说我搞乱了企业的正常工作。
从小是警察的儿子,上过战场,又曾经在检察院工作过的我,一种莫名的斗志被陡然激发,全力以赴把前因后果查了个水落石出。洛阳市委不许我发稿,1982年2月7日,工人日报登载了。与此同时,我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也有了批示,且口气极为严厉。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洛阳玻璃厂的班子就大手术,大换血。党委书记和那个副厂长被查处。
可敬的,又是不幸的张呈祥厂长,因为磨不开面子,在一张发票上签了个字,为党委书记的儿子不合理地报销了450元钱,被免去了厂长的职务。
张呈祥厂长的继任者是祝友文,好像现在刑期未满。
2013年5月11日于北京

洛阳炼油厂命运多舛!因为其选址在河南。
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个总让人百感交集的地方。这里的人政治上极为敏感,比如1958年的三面红旗,其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面都是被河南高高举起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马振甫中学"事件;比如河南籍"法轮功"人员王进东天安门广场自焚;再比如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河南必然会发生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与政治领先的热情相行甚远的是对科技和经济的冷漠。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原本选址河南,被撵走了,后来落脚于安徽。1974年选址于洛阳北邙山的洛阳炼油厂,也因为河南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动工。直到1978年国家强压,洛阳炼油厂才由黄河南迁到了黄河北。占了黄河北属于焦作的地盘上已经开工建设,官方竟然不允许炼油厂的职工拥有焦作市的户口。千叩万拜,求爷爷告奶奶呀,洛阳市终于恩典,将这帮如同讨饭花子的石油人容留。又由于河南表现出对炼油厂的冷若冰霜,1980年12月29日被国务院列入了缓建项目。已经投资的9800多万元,面临着打水漂的危险。从1978年1月1日零点起步,正式动工,到国务院下令缓建,整整3年时间,河南省居然没有一个主要领导驾临过工地!
祖籍山东烟台,辽宁丹东出生,时任洛阳炼油厂厂长的初万祥气得简直快疯掉了。都说河南人250,真没见过河南人这么250啊!头顶没有几根毛发的初万祥,无法表现怒发冲冠,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开始了上窜下跳。今天跑洛阳市委,明天跑河南省委,后天跑石油部,大后天跑国家建委••••••
肌肉拉伤了,走不成路,办公室主任张玉背着初万祥上火车。已经被切除五分之四的胃,疼痛难忍,初万祥一个口袋是药,一个口袋是饼干。他四处哀求,声嘶力竭地呼吁。

但是,初万祥始终没有能够感动河南省的领导,却感动了一个老人,时任洛阳炼油厂总工程师高士。
1981年9月1日是学生们上学的日子,高士来到了河南省委传达室。
我是高士,要见省委书记。
你预约了吗?
你现在告诉书记,让他见我。
我怎么给你通报?
周恩来说我是中国石油专家。
1915年7月1日出生于杭州的高士,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传奇。抗战初期,在清华大学,他是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同班同学。1942年他在玉门油矿主持炼油厂工作,1948年被国民党拉到台湾,他是后来成为台湾首富王永庆的知心朋友。1949年,舍不下故土的他又只身回到了玉门。为了保住这个失而复得的人才,作为解放军一名师政委的康世恩,命6名战士乘缴获的吉普车,在溃败的国民党队伍里穿行,先期两天赶到了玉门,对高士实施昼夜严密保护。直到大军解放玉门,两位同学别后10多年重逢。
作为中国的石油专家,1956年实施薪金制,高士每月的工资为380元,仅次于国务院副总理。作为石油专家,1961年至1965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派,高士全权代表中国政府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秘密采购炼油设备,大庆炼油厂的第一套铂重整装置就是他引进回国的。他分别担任过石油部设计院、建设工程公司和炼油厂的总工程师,是全国的惟一,他还是中国石油发展史的撰稿人和编审••••••
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答应见高士,地点:小会客室,时间10分钟。
刘杰书记来了,高士却不说话,非要让刘杰抬进来一块大的黑板。
曾经为中国核工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刘杰,有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急命人抬来黑板。
在黑板前,高士是老师。
在黑板前,刘杰是学生。
高士画了一张地图,他告诉刘杰,从南京一直到兰州,陇海铁路这上千公里地段没有炼油厂,河南南部的南阳油田和北部的中原油田,分别要把总计600多万吨的原油运到湖北的荆门和山东炼制,而河南所需的150万吨成品油,又需从外省运进来。要想发,搞石化,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唯独你们河南例外,国家逼着干的好事都不干,河南的领导真的很愚蠢。
高士遵守时间,只讲了10分钟,最后,不客气地撂下了一句并不擅长的骂人的话,准备走人。
事情,发生了变化。
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取消了当天原定的工作议程,给高士写了封亲笔信,收信人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当天,高士拿着刘杰的信急赴北京,第二天,刘杰带领河南的省长等大队人马,也浩浩荡荡杀进了北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洛阳炼油厂的续建项目。
1981年11月24日,国务院4部委联合下文,令缓建中的洛阳炼油厂改变设计规模重新加紧建设。
32年后的今天,原本单一炼油的洛阳炼油厂已经发展成集炼油、化纤等的大型石化公司。
初万祥和高士,已经逝世多年。作为两位伟大老人的忘年交,我永远的、深深的怀念着他们。
2013年5月13日于北京

可以说,30多年前,没有时任洛阳炼油厂厂长初万祥及总工程师高士等人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洛阳炼油厂的今天,也可以说,就没有如今繁华富裕的洛阳市吉利区。
作为洛阳日报记者,我1980年12月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这个厂的名字还叫河南炼油厂。那个时候,洛阳日报还没有正式复刊(1981年1月1日复刊)。当时炼油厂的宣传部长叫刘明银,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对我非常好,除自己大力向我宣传工厂不能停建的理由外,他还尽一切努力给我提供采访的方便。我通过洛阳日报向上级所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直白地说,都是刘部长说给我听的话,他对洛阳炼油厂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刘明银部长已经去世多年。
当年经刘明银部长的安排,我可以参加炼油厂的党委会,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初万祥、高士等厂领导,并成为他们的朋友。
身高不足160公分,基本上秃顶,走路,说话非常像电影中的列宁,骑自行车奇快,尤其喜欢和年青人赛跑,有上述特点的初万祥厂长,是一个非常外向型的人。工厂最困难的1981年春节前,他把我领到了残破的工地上,那真叫骂骂咧咧啊!你说这些鼠目寸光的河南官员,简直是一群饭桶!再咬咬牙,紧紧裤腰带,最多用两年时间投了产,会给河南带来多大的好处啊!再说说附近这些可恨的农民们!你把我电缆割了,里面有铜,可以卖钱。你把我围墙推了,砖头拉回去可以盖房,垒猪圈,这都可以说得过去,你他妈的把我机井给填了干什么嘛?
走着,说着,骂着,初万祥厂长无声地哭起来了!寒冷的旷野中,50多岁的他热泪奔涌,很长时间情绪不能恢复平静。当时只有23岁的我,对他突然落泪,意外之余,并未能真正理解。
来洛阳炼油厂之前,曾经是石油部标兵的初万祥,是湖南长岭炼油厂的厂长。在那里,他有着崇高的威望,富裕的生活和令人翘首的社会地位。抱着为国家出力,有生之年再建一个大型炼油厂的雄心壮志,他抛舍了已有的丰厚待遇,携家带口来到了洛阳。没有想到,他如同一头老牛一下子陷入了泥沼。初具规模的工地,一夜间成了一片废墟,国务院下令缓建,如同扼杀了一个摇篮里的婴儿。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2000多名职工,吃喝拉撒都得初万祥厂长操心,好多人还租住在附近农民的家中,买菜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子女无法接受像样的教育。天天有人来找厂长签字要求调走,这些人又往往是企业的骨干;天天有职工找上家门,因切实的生活困难向他抱怨,甚至骂街;天天有工农关系问题让他头痛欲裂。为了维持大家的生活,初万祥甚至都动了用炼油设备生产啤酒的脑筋。但是,行不通,在河南,在洛阳,初万祥什么都行不通。他原本高傲的身段放的已经无法再低,四处给人当孙子,见个官员就磕头作揖,结局全是处处碰壁。
炼油厂的小车司机吴允亮大哥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在郑州,初万祥又一次在河南省一个衙门碰了钉子后,青筋暴突,嘴唇颤抖,回厂途中经过黄河大桥时,他让吴允亮把车开到黄河里去。待车开至大桥中央,初万祥让吴允亮停下,他要从桥上跳下去。吴允亮事后说,开始我以为初厂长是说气话,后来发现他真让省里的人快给气疯了,那天我如果不拼死拦住他,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吓得我以后跟他出车,回回提心吊胆。
为了炼油厂能够起死回生,为了2000多职工能够有个好前程,那些日子里,初万祥时时刻刻不得安生,分分钟钟焦头烂额。不说性格被严重扭曲,起码脾气坏得已经不能再坏了。
我后来明白,当年,能在残破的废墟上,当着我这个毛孩子的面落泪,初万祥厂长心中确实有着巨大的委屈!
历尽千难万险、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回百转,洛阳炼油厂终于可以投产试运行了,可怜的初万祥却被拿下了厂长的职务,接替他的人,又恰恰是他非常不喜欢的王安顺。
中国有这么句古话:前后任,大小婆,永远不和。王安顺是北京石油学院的高材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石油专家,是绝对有大才能和大智慧的人,不可能容别人在面前指手划脚。这让初万祥当然很郁闷!眼不见,心不烦。1986年5月,他把已经调入炼油厂工作的我拉到了武汉,代表中国石化总公司,去检查武汉石油化工厂的三基工作。一路检查下去,5个企业,我们跑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我们朝夕相处。
一天晚上,初万祥厂长严肃认真地问我:你说,人的一生,什么时刻最幸福?
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抛出了以往年代的标准答案。
好好说,我不是给你开玩笑。初万祥不满。
洞房花烛。我又说。
瞎说!洞房花烛夜,人已经是你的了,还幸福什么?挺聪明的人,你讲话怎么乱放炮?初万祥几乎生气了。
我诚恳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刻最幸福。
初万祥厂长不再问我,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两个字:初恋!
我当时真的是有些忍不住,又颇有些不恭地笑了。因为,太意外了!多大的老头子了,咋就想起来说初恋了?
初万祥对我不够捧场的笑不以为然,以最为坦荡的口吻,饱含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初恋:小杨,你龚姨(初万祥厂长的爱人龚国荣)是我的师傅,见她第一眼,我就决心把她娶到手。当时,她眼里还没有我,为了接近她,我把工作服上的扣子磨掉了,找她借针线。她不知道我是故意的,就亲手帮我缝,我在旁边趁机猛拍马屁,夸她的手艺比我妈妈的还好。记住,女人都喜欢吹捧。想骗到这个女人,就一个办法,猛吹,使劲儿吹,把她吹懵了,她就是你的了。可是,我不能天天掉扣子啊,下一次,我把衣服挂烂了个角,她又帮我缝。我又抓紧机会猛吹她呀。就在可以眉来眼去的时候,出事了,工厂派我到外地学习,我的天哪,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本来工厂的女人就少,你龚姨长得好,心眼好,人缘好,追她的人可真是不老少哇。这一下子让我出去学习两个月,回来还不黄瓜菜都凉了?我向领导请假,领导不同意,我走的时候那个提心吊胆哪,这么说吧,简直就是撕心裂肺啊!没有办法,那就天天写信吧。
你写过情书吧?
没有。
瞎扯,干记者的比谁都酸,你不说老实话。
真没有,我媳妇是我妈妈的徒弟。
那你知道写情书的规律吗?
不知道。
告诉你吧,写情书成功与否不在内容,就在台头的称呼上。规律是字数由少到多,然后,再由多到少,如果这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了。我第一封信写的是:龚国荣同志,她回信了。第二封信是亲爱的龚国荣同志,增加了3个字,她又回信了。第三封信我就最亲爱的龚国荣同志了。这是字数由少到多,反过来,就该由多到少了,最亲爱的龚国荣,同志就不要了,再下一封,姓也不要了,到了最后,亲爱的后面,就剩荣了。她始终给我回信,让我信心倍增。到了这个程度,台头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技术进步了,我又在落款上变花样,一开始是握手,接着,紧握你的手,再接着,紧紧地握你的手。到最后就不握手了,直接写吻你啦。你写吻她,她都给你回信,我就知道有戏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没有见到人,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撒谎不是人啊小杨,回厂那天,我信中约她在厂门口见,就怕她不来呀。结果你猜怎么样?她迎出我好几里远呦,那天老天爷作对,下着好大的雪呀,你龚姨早早站在我必须路过的一个桥头,脸都冻僵了。我不知道她会跑那么远等我,目不斜视,一路往工厂小跑呀。她喊了我一声,我才发现桥头的人是她,那真是天大的惊喜呀,我都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唰地一下就控制不住了,热呼呼地往下流。我感觉得到,东北多冷啊,泪水直接就在我脸上冻成冰了。她买了两张电影票,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电影的名字了,只记得握住她的手一分钟也没有松开。那么冷的天,电影院里暖气糟透了,我愣是把她的手给握出汗了。那一刻,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人老了,往往喜欢回忆过去,越是远期的记忆,反而越是清晰。大概,这是个规律。
听完初万祥厂长的讲述后,我写了篇很长很长的日记,极力探寻这位近60岁老人的内心:事业上,他壮心未老,但壮志已不能相酬,他只能在回味逝去的美好时光里,一步步地走向衰老,及至生命的终点。他曾经英气勃勃的雄心里一定会有许多的抱怨,一定会有许多的无奈,甚至一定会有许多的愤慨。
一切的一切,终将都会成为历史,好像无人可以例外,初万祥也是这样。有幸,他生前向我讲述了生命中非常精彩的一段,让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为了工作,他曾经向许多下属发过暴燥的脾气;我知道,为了工厂的建设,他曾经当面怒骂过许多的官员;我知道,炼油厂的职工中,也许现在还有人在记恨着他;我还知道,他没有贪,也没有腐,更没有养小三,他的后半生为洛阳炼油厂鞠躬尽瘁了。
作为曾经的记者,作为曾经的洛阳炼油厂的一员,我现在最想对炼油厂的朋友们说的是,老厂长初万祥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一样,希望洛阳炼油厂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他还和我们一样,特别地热爱着生活,热爱着平凡人的平凡的家庭生活。
按照婚前的约定,初万祥和龚国荣一生只要两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儿,就随父亲姓初,大的叫初一,小的叫初二。结果,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孩儿,都随母亲姓了龚。
初万祥一生,对龚国荣忠心无二。
洛阳炼油厂从开工建设到今天,已经35年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忠实的见证者。置身于暮春5月的呼仑贝尔草原上,习习凉风吹拂着嫩绿的青草,也搅动起我对伟大的厂长初万祥深深的思念。仰望蓝天上游动的朵朵白云,虽然认不准哪一片是他已经飘逝的、逐渐模糊了的脸庞,我还是无比诚挚地向苍天投去最为动情的注目礼,遥祝老人家在天堂里笑容常新,最幸福的那个时刻能够在他心中永恒,永恒。
2013年5月16日于海拉尔

高士,是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
画面一:北京时间1963年12月4日,英国伦敦。
英国外交部官员到高士下榻的酒店,套问他中国北部,在什么位置发现了大油田?
高士依照纪律,守口如瓶。
作为中国的石油专家,连你都不能说明发现并开发了大的油田,那么,贵国的总理周恩来,凭什么昨天在全国人大2届4次会议上敢于胡说八道,居然对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自足了?
傲慢的英国外交部官员,探听不到情报,把一张英文报纸递给了高士,一行醒目的标题:中国总理在人代会上宣布,石油已经自给自足。
就在那一瞬间,高士哭了。
就在那一瞬间,英国人拍下了照片。
第二天,高士流泪的照片,理所当然的上了英国许多主流报纸的头版。
不久后的一天,高士流泪的报纸,摆在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前。
英国的记者在文中这样写道:高士说,诬蔑中国总理胡说八道的人才是胡说八道。中国的东北、西北、中原和海洋都有油田。在采油发展的同时,炼油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强大的中国指日可见!
打发走了英国记者后,高士爬上宾馆顶层的平台,拉起了手风琴,曲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画面二:1964年,意大利爱尼集团,准备签约出售给中国的主风机试验台前。
高士听出了机器中的杂音,让打开检查。意大利方面拒绝,高士承诺,费用中方出。结果,查出了问题。高士要求意大利方降价20%,双方僵持不下。
高士请来了外国记者,威胁曝光。
意大利方要求坐下来继续谈判,痛苦万状地表示愿意降价10%,高士坚持20%。
意大利方只好答应说:那就再降价10%。
成交。
付款时,高士发现比谈判成交的售价高出了1%,立即严正交涉。
意大利方拿出了录音机。

高先生,我们答应你降价10%,再降价10%。降价10%是90%,在90%的基础上再降价10%,是81%。这里有录音为证。
一个"再"字,表现出了意大利人精明的谈判小机巧,高士失去了那1%。
为此,高士专门向国内写了份检讨,不久,这份检讨,也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前。
1965年,完成了特殊使命回国后,高士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对高士5年出使欧洲6国的工作给予了嘉奖。充分肯定了高士为大庆炼油厂、兰州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大连石油七厂、胜利炼油厂、独山子炼油厂等10多个企业引进炼油设备工作的成绩,夸他是一个爱国如家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公。
高士,是一部中国石油的发展史。
1935年,20岁的高士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虽然进步青年们在清华园内合唱<松花江上>时邀请他钢琴伴奏,但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同班同学康世恩诚心拉他投奔延安,被他谢绝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高士随学校搬迁至昆明,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兵工署,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军官,管理武器装备。
"想起来非常滑稽,我给国民党的官员们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腰里还挎着手枪"。高士在向我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笑容很尴尬。"干了两年,与所学的东西都不搭界,我就脱下军装去了玉门"。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前线急需汽油。从在玉门炼制汽油开始,高士在中国的石油工业领域奋斗了一生。
非常不幸,高士的第一个儿子,在去玉门的途中夭折。
那时的玉门很荒凉,即便是夏天,夜里睡觉也必须关紧门窗,不然的话,狼随时就会进来。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枪,遇到狼群,每家的男人都要拿枪出来打狼,我就很多次和邻居们一起打死过狼。高士对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很自豪。
一边打狼,一边炼油,高士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每一个石油企业都留下了高士的足迹。数不清的装置联系着高士的名字。他有别人不能企及的辉煌,也有镂骨铭肌的痛苦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戴着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高士在胜利炼油厂被革命群众打断了脊椎骨;1971年,已经56岁的高士,被安排在洛阳石油部第一工程公司当混凝土工。每天要推着小车爬高上地送混凝土,和比他小30岁以上的小伙子干同样的活,以改造他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反动思想。
高士是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性格,让他资历再老也当不了高官,也当不成右派。因为,他除了石油方面的学术问题以外,对其他任何问题永远不去关心,也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他除了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弹钢琴和拉手风琴之外,参加工作以后,永远是两点一线,家里的单位。绝不参加任何的业余时间的任何业余活动。凡是熟悉高士的人必然会有一个共识:仿佛他有些不识人间烟火。
高士是一个极品的男人。可以这么讲,在洛阳炼油厂,我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高士。他的面前总少不了3样东西:笔、小刀和梳子。与你交谈的时候,他认为你可能听不明白的,或者字面上容易混淆的,就停止说话,用文字交代清楚之后再接着说。有时候,他能给我列一串化学分子式,极其有耐心地给我普及化学知识。小刀的作用是修理他的指甲。我曾经作过细致的观察,高士的指甲一年到头保持一个形状,决不走样,如同他的头发。梳子,当然是用来梳头了,无论要见什么人,不把头发梳理好,他绝不出面。
高士还有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习惯:只要出差,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人写信。不是打电话,是亲笔写信。写完,寄走后,再干别的事情。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出差已经回到家,信,滞后才到。
高士是一个行为准则非常高尚的人,但偶尔不慎也会传播出一条小道消息:之所以台湾首富王永庆没有大规模来大陆投资,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竟然宴请吃熊掌••••••
高士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前辈。之所以说他是老前辈,因为他的年龄接近了我爷爷。说我十分崇敬他,是因为方方面面他都是我面前光辉的榜样!8年前的2005年1月14日,他去逝了,终年90岁。我没有能够从北京赶回洛阳给他老人家送行,非常惭愧。
我曾经认真地写了将近5万字的报告文学,歌颂伟大的石油专家高士。稿件交给了河南作家协会主席李佩甫大哥。说是要在莽原杂志上刊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泡了汤,原件也找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肖尹宪曾经改出个电视连续剧本,后因我妈妈病重,没有心思去张罗钱拍摄,一直耽误了下来。
高士老人家,是我们全家的好朋友,我女儿小时候弹电子琴,曾经受过老人家亲手指点,我稚气的女儿,也曾经扑进高士的怀里,称呼他为高总爷爷。
我们全家永远地怀念高士老人家。
2013年5月20日于阿尔山

洛阳炼油厂厂长王安顺,是我熟悉的厂长中最不像厂长的人,又是当厂长当的最好的人。
炼油厂是最怕火的,进了厂区,绝对不许见明火,我真的不是一次看见,烟瘾很大的他,办公室门一关,就点火抽烟。
不严格遵守纪律的王安顺,不像厂长吧?不像厂长的地方还多着哪!炼油厂接待科的孟庆军(现在是洛阳市吉利区人大副主任),有一天开车去洛阳火车站买票,回来的途中没有油了,拦车求助。西安飞机制造集团来洛阳炼油厂拉液化气的车停下后,孟庆军掏出工作证恳切地说:求你抽给我5公升油,我就能跑回炼油厂,还你50公升。
结果西飞的人没答应。
结果西飞的人在炼油厂多住了一个月。怎么排队,就是拉不上液化气。
结果,西飞的领导来了。
让一个月前拒绝帮助炼油厂职工的西飞人,当面向孟庆军道了歉,王安顺下令给西飞集团解禁装液化气。西飞的领导对王安顺说:我见过爱兵如子的厂长,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兵如爷的厂长。我们几辆车光在你们厂吃住一个多月的钱,买5000升汽油也够了。西飞的领导很憋屈,没有好意思直接说王安顺太不像厂长了。
由于太熟悉王安顺,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能举出许多,真的不好意思往外说。为了工人家属能够农转非,他能一卡车一卡车地去行贿;为了职工能多发奖金,他能一次又一次抛实惠换取河南省和洛阳市的嘉奖令;为了改善职工福利,他能用液化气去换大米、鸡蛋、香蕉,甚至还有铜火锅;为了解决职工就医难,子女入学难,对方提什么条件,王安顺百分之百地答应什么条件。用党的原则来套王安顺,真的不夸张,他太不像个厂长!只是他领导下的职工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姜昆、陈佩斯、侯耀文、殷秀梅、王刚、李阳等大腕,哪个没有在炼油厂的舞台上演出过?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也被他请来了。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他就敢这样说:主风机一响,咱们黄金万两,在确保装置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转的前提下,大伙说吧,想过什么日子,咱就创造条件去过什么日子。
有好心的人曾经多次劝过王安顺,你别心里老想着平民百姓,老百姓对你再好,也提拔不了你,趁还年轻,拍拍马屁,升到北京,或者先弄个河南省副省长干干。
我自己就是个平头老百姓,能实实惠惠地跟大家一起过老百姓的日子,心满意足了。王安顺厂长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命运捉弄,没有让他能够如愿同洛阳炼油厂的职工一起,在洛阳安度晚年。
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刘源,在河南省郑州市当副市长的时候,想为郑州人民做好事,把中原油田的天然气引入到郑州市来。但是,手里没有钱,他自己开车一次次来找王安顺,经过论证后,洛阳炼油厂借给了他这笔钱。刘源用这笔钱让郑州市的部分市民在1986年烧上了天然气。河南省人代会上,不是候选人的刘源从副市长被选举为河南省副省长。刘源把这事情讲给好朋友邹家骅听,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骅点名,王安顺被调到了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公司当老总。法国人投资已经7年,这个公司一直未能开工,法国总统来华访问,非常不高兴。王安顺去的当年就顺利开工了。他的一家,随他到了大连。洛阳炼油厂的职工,真的很遗憾!
凡是见过王安顺的人,都说他长的像相声演员马三立,没有官样,没有官气,没有官腔,满脸的喜庆。在施工现场,经常扣子一解,敞着个怀,就嚷嚷开了,着急的时候,说着你怎么就这么笨哪的口头禅,夺过工人手中的家伙,冲上去就自己做示范了。在乒乓球台前,无论对手是什么人,此时全是敌人,打你时,绝对是咬牙切齿的!在酒桌上,见喝酒不痛快的人,他会说,操!连喝个酒你都扭扭捏捏,什么工作交给你能让我放心••••••
王安顺,有时候看上去真不像个厂长!
2013年6月11日于北京

在我熟悉的厂长中,最累、最倒霉、又最没看到成就的,莫过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赵毅了。
准确地说,座落在洛阳的拖拉机厂,毛泽东给题写的厂名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长时间以来,与在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齐名的。两个厂的市值拉开巨大差距,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除国家政策,经营者决策水平之外,从本质上来说,一汽和一拖的差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拉开的。拿当年75匹马力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5吨解放牌卡车相比较,一台拖拉机所耗费的钢材,是卡车的4倍,所用工时,比卡车多13,但是,销售价格仅是卡车的14。而这个价格,企业本身是说了不算的。
赵毅,就是这个时候出任一拖当家人的。他的前几任,要么当了国务院的部长,要么当了河南省的领导,要么当了洛阳市委书记。
有句老百姓调侃的话是这么说的: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从一拖建厂的头一天,拖拉机就是国家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重要生产资料,每个月分配给哪个省多少台,那都是国家计划。突然间政策变了,一拖变成没娘的孩子了。无论什么事情,国家都不管了。农民一夜之间分田到户了,拖拉机没人要了。停放场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摆满了不说,还慢慢开始生锈了。履带拖拉机没有人要了,那就大力发展轮式拖拉机吧。当时,一拖有一条40匹马力轮式拖拉机的生产线,这种拖拉机,下地可犁田,上路可跑运输,很受农民欢迎。扩大产能,需要资金,需要上级审批。赵毅找到了国家机械工业部,结果,他傻了:国务院一位副总理遵照邓小平指示精神,决定撤掉一拖的轮式拖拉机生产线,同时撤掉的还有上海已经试飞成功的大飞机项目。
赵毅面对国务院领导的疯狂举动,百思不得其解。履带拖拉机没人要,轮式拖拉机让下马,我58000名职工吃什么呀?机械部的回答是:自己想办法。
回来以后,赵毅上马了自行车。一时间,自行车销路还很旺。各个分厂都提出了一个无奈的口号:找米下锅。
一出生就享受共和国长子待遇的一拖,一时间弄不清楚是干什么的了,大院里,可谓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大到坦克车、推土机、压路机,小到为人家焊接铁门钢窗,一句话,利用所有的设备,干一切可以挣钱的活儿。
就在一拖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刚上任的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来了,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召集中层干部开会。说:一个好的乐队,需要一个好的指挥,一拖,现在就缺乏一个好的指挥,这个乐队,就出现了乱弹琴的局面。何光远说话的时候还斜眼瞟了赵毅。
当时,我是洛阳日报记者,在会场的后面坐着听。与会的许多中层干部觉得这个何光远很不怎么样,作为机械部新任的掌门人,你来拖拉机厂是应该帮助排忧解难的,而不是发牢骚的。论资格,赵毅可比他老多了!
会议要结束的时候,我迎上去采访何光远,想问问他,一拖应当怎么样走出困局,他莫名其妙地高傲地甩了甩头扬长而去了。我那一瞬间就知道,国家又提拔了一个废物当了国务院的一个部长!
下来,我采访赵毅,老人家一脸沮丧:小杨啊,我个人荣辱无所谓。一拖,连家属10多万人,吃喝拉撒,有一点弄得不好,就会出社会问题。每年光结婚的小青年就有2000对,一对给准备20平方米的房子,就得40000平方米,我拿什么盖?
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赵毅那忧郁的眼神仍如在目前,让我耿耿于怀。
不久,赵毅被免去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党委书记的职务。
2013年6月12日于北京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当年洛阳许多厂长可歌可泣的事迹,来龙去脉我记不清楚了,尤其是一些典型事件的日期及人名等,都已经记不准了,手头也没有文字记录,所以,虽然内心深处依然被他们打动,却不能一一生动准确地为他们"树碑立传",心中自是很不安然。
无奈之下,只好凭借不敢忘怀的零星记忆,挂一漏万地叙述一些片段了。
由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又没有基本的规划和设计,更疏于管理和引导。计划经济有人批判,有人还赞成,吵得没有个是非,在乱糟糟的混乱局面下,搞出个特别滋生腐败的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双轨制。让正儿八经的企业管理者无所适从,让胆大包天的人一步登天,一夜暴富。可以说,乱象纷繁。
绝不是我主观臆造地说,上世纪80年代初,洛阳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呢?那真是八仙过海,厂长们各显神通。隶属冶金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厂长叫周国华(后来出任洛阳市副市长),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他:抠。那真是抠门到家还不够,抠到人的骨头缝。一个分厂报告要买两个离心机,结果,周国华带着分厂厂长去了仓库,查出前几年买的还没有用完。分厂厂长说过时了,周国华说,那你把闲置的离心机自己掏钱买下,然后再去买不过时的。分厂厂长愣在那里,周国华说,你们家自己买青菜,不会一次就买一汽车吧?为什么花公家的钱就大手大脚呢?
周国华就此事,向全厂颁布了纪律:谁造成的浪费,个人出钱解决。一年的工资不够扣,第二年就接着扣。结果,任何一个车间要领几个螺丝钉,都会先看看自己仓库里有没有。周国华还干了件让许多人怨声载道的事:任何一个单位必须一个星期以前报出差计划,然后总厂进行合并同类项,3个分厂都要去北京,只许一个分厂的人去,但是,那两个分厂的事,去的人要帮助办好。通过周国华的"抠",成本大大下降,企业效益提高,职工们多得了实惠,他到洛阳市当副市长的时候,老百姓依依不舍。
出过纪登奎和焦裕禄等名人的洛阳矿山机器厂,时任厂长是苗万和(后来出任河南省机械厅长),他在主打产品滞销的情况下,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努力为企业创收。这个厂有一个炼钢的平炉,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锭。苗万和做到人停炉子不停,大量生产畅销的钢锭,效益很好。当时,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是王大军,光头,黑皮肤,长脸,平日里难见笑容。是原大连市委秘书长,说是因为受彭德怀牵连,被贬。老人家往哪里一坐,都有泰山压顶之威,他还特别有思想,出一个点子,准保上洛阳日报头条。拖拉机厂的职工因物价、因工资等,曾经上街游行示威,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做过措辞严厉的批示,王大军管理下的洛阳矿山厂职工就没有惹事。
那个年代,最难过的就是地方国营及大集体的小企业。用两个字描述:挣扎。位于洛阳市几乎最东头的东关,有个玻璃钢厂,厂长是个女同志,名字我记不准了。我从洛阳市经委的材料上看到,这个厂的产品出口创汇了。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了这个厂之后,想掉泪。女厂长近50岁,一脸病态,说话有气无力。曾经几次,带领工人加班到后半夜,没有了公共汽车,又不会骑自行车,她走路近20公里回到在拖拉机厂的家。回到家后,瘫在床上一天都起不来。玻璃钢的原材料主要就是玻璃纤维,用我的话说,他们就是用胶把玻璃纤维一层一层地给粘起来,做成容器等产品。没有什么设备,几乎全是手工,长时间在有毒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工人们也得不到大企业里规定的有害补助。他们真的非常苦!在洛阳市最西头,有个电焊条厂,电焊条卖不动,他们生产出了地板胶,还生产出了高档涂料,一时间非常走俏。我去采访厂长的时候,正在干活现场的他,鼻子尖上溅有白色涂料,手怎么使劲搓也搓不掉,对着我,一个劲儿尴尬地笑。离洛阳日报社只有一站地,有个属于洛阳市重工业局的企业,叫风动工具厂,厂长姓张。在工厂大门口摆了几台他们生产的龙门牌电风扇,通上电之后,24小时循环往复地转,一直转了几百天,把我叫去了。让我帮他吹。后来,报纸刊登消息后,销路还真有所增加。他又把我叫去了,要免费送我一台,我没有敢要。那时候,党风没有现在这么坏,我也比现在好。
应该说,许多小厂的生产环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工人们又都是兢兢业业的,非常可怜。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委不远的电镀厂、位于涧西区建设路上的蓄电池厂,以及全市的4个塑料厂,和4个化工厂,再加上制漆厂,得职业病的工人的确有很多。就连涧西的毛巾被单厂,我在车间转了一圈,都觉得呼吸堵得慌。如今,这些企业几乎都不存在了,当年的厂长们真是呕心沥血啊!位于洛河岸边的水泥制品厂,领导班子7个人,全是转业军人,用军事化手段管理企业,他们个个冲锋在前,工人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迟到。他们生产的水泥电线杆,合格率永远保持百分之百。谁敢偷懒,或者怠工等,那可真是收拾起来你绝不商量!我吹了他们一篇之后,再去到厂里,他们跟我讨论企业管理,说,中国的企业如果能像管理部队那样就好了。一句话:就是任何人必须在铁的纪律下面各司其职。士兵们从起床到睡觉,每一分钟都被管的死死的,皮带、衣服、帽子,怎么挂,怎么个顺序,都是不能颠倒的!任何一个集体,所有的人,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开展活动,不然的话就没有了方圆。后来,我在为一条消息加编者按的时候,引用了他们的话。评报的人说我很有水平。
如今,我们国家GDP不断增长,地沟油、毒牛奶、假药等层出不穷,许多企业没有在严格的秩序下守规活动,3年5年,甚至10年8年都得不到整治,很乱套,管理者,享有天大的尊严在活着,管理国家和企业,真的是很没有水平!
为此,现在我非常怀念30年前的那些厂长们,他们真的很伟大,他们中间,那时候还真没有贪官。
2013年6月1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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