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耀武（1904—1968）
国民党时期，军界流传着山东“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三李，指李仙洲、李延年和李玉堂，一王，即王耀武。这四人都是黄埔系的山东籍著名高级将领。论资历，王耀武最浅，他出身黄埔三期，而三李个个是黄埔一期老学长，早年的军阶也都比王耀武高，可是到了抗战结束，王耀武已经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长官，手里的部队不是王牌也是嫡系，三李虽然官也做得不小，风头却已不敌山东同乡王学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弃资深的三李不用，偏偏派王耀武赴济南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于是便有了“三李不如一王”一说。
今天单讲后来居上者王耀武的故事。
王耀武,字佐民,原名王哲让,乳名骡子，1904年出生在山东泰安山王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父与兄早逝，由母亲将其和一弟一妹带大，虽然家境贫寒，母亲却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进私塾读书认字，幼年王耀武由当地老学究张宝亭先生启蒙。据王耀武回忆，上学的头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叮嘱：“孩儿啊！要好好读书，读书不光是为了耀祖光宗，也是为你来日懂得做人的道理。”王耀武事母甚孝，败走济南逃亡前，他曾对下属说：“我不能成仁，我死了老娘也会伤心死的。”王耀武的孝心可见一斑。王耀武晋升军长之后，曾以7000大洋翻修老家祖宅，建了一套大四合院,并购良田40亩奉养母亲。可惜其母没享受几天，泰安即遭沦陷,王家宅院被日寇损毁大半。
王耀武攻读私塾旋考入泰安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1921年春，这个农民子弟被亲戚介绍到天津打工，在一家烟草公司干杂活。做为一个初进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在山区小村庄里念书的孩子，王耀武忽然进入了一个残酷而陌生的环境，体力劳动的繁复，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及工头的蛮横，使他体会到人生的艰辛。1923年，他从天津跑到了上海，在北安利饼干公司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到一家夜校苦读。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招生，他向老乡李丙炎借了路费，并取得了店东的儿子的帮助，二人相偕前往广州投考，据说王来到校门口时，看到上面挂了一封对联，上写“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曾犹豫良久，后毅然挺胸踏进校门，1924年11月，终考取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军校学习期间，他严遵校训、勤奋学习，成绩优秀，赢得了众教官对他的青睐。
王耀武于1926年1月在黄埔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见习排长.当时他的师长是何应钦。北伐开始，他因作战勇敢屡获提升，北伐结束时，已经挂少校军衔，当上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第四团任第三营营长。那时的军长是刘峙，师长是胡宗南。刘峙和胡宗南对他十分赏识,在中原大战时，他已升为独立三十二旅第一团上校团长。
王耀武在北伐时期途经福州，与福州地方法院推事之女郑宜兰相识并成婚,育三子二女，其私生活甚为严肃,不打牌,不吸烟,不讨小老婆，王耀武夫妇感情甚笃，成为佳话。王耀武不但仗打的好，生意也做的不错，这得宜于年少时做商铺伙计的经历，他很有商业头脑，当师长的时候就开始投资做生意，抗战时利用社会上物资稀缺，在其驻地搞长途贩运，买卖做的很是红火。抗战结束后更是四处投资，搞起了饼干厂和房地产，获益颇丰。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较有钱的一个。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里，身穿囚服的王耀武和他的难友沈醉闲聊，那时候，恐怕他们都以为将要终老狱中吧，所以王耀武格外坦率地告诉沈醉，他一生最得意的事儿之一，就是后来发迹后，把当年在上海学徒的那家北安利饼干公司买了回来。
1932年6月王耀武奉命开赴江西宜黄参加第四次围剿，刚进驻宜黄即被红军军团包围。蒋介石断定危城难守，命令王耀武突围，王耀武素知红军善于围城打援，决定抗命死守。结果他死守24天未被红军攻取，这是连蒋介石也没想到的奇迹。1932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召见王耀武。王耀武回答蒋介石提问：“当时已经身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与城共亡，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蒋介石听后点头称好，同时提升他补充第一旅旅长，军衔为少将。蒋介石说：“补充旅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你带很相宜。三十二旅的团长、副旅长等都是黄埔军校一、二期的，你带不了的。”王耀武相当兴奋，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自述》里写道：“我对蒋校长用心之细和考虑的周详，既佩服又感激，认为他有识人之目，是个难得好领导。”
1933年10月，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参加浙、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第五围剿，参与阻击北上抗日的方志敏红十军团和红七军团。1934年11月王耀武在皖南谭家桥与红十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红十九师长寻淮洲阵亡，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被俘，战斗终以红军败退结束，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最终导致1935年1月方志敏部被国民党第四十三旅全歼，王耀武牛刀小试，初露锋芒。不久，王耀武升任第五十一师师长。无巧不成书，当时方志敏部突围出来的残部之中，有一个人就是粟裕。十四年后，粟裕指挥麾下的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替红十军团报仇雪恨。
战事结束后，王耀武和他的补充一旅旅就调往陕南汉中扩编,军政部给他核发了第51师的番号，王耀武招兵买马。这时，黄埔四期的一位学弟因开枪打死老婆吃了官司，刚从南京监狱获释，正在老家西安赋闲，听说王耀武学兄当师长了，就赶来投奔，此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灵甫。王耀武安插张灵甫在自己手下当了个营长，张灵甫后来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后升至整编74师中将师长，归根溯源，当然是多亏佐民大哥在关键时刻拉了自己一把，他对王耀武感恩戴德,两人终成莫逆。当张灵甫被解放军围困在孟良崮时，他向王耀武最后电话诀别。当时在王耀武身边的73军参谋长马培基回忆：“王耀武手握话筒，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抗战时期的王耀武
1937年七七事变，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至此，王耀武开始奠定其抗日名将的地位。当时五十一师的作战任务是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当时日军发挥海陆空协同作战，具有强大的炮火优势，向国军阵地发动多次猛攻。王耀武灵巧地利用夜战，率部队进行逆袭，打了个日军措手不及，一举击毙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受到通报表扬，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均报道了五十一师战绩，还在头版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王耀武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一举成名。
抗战时期，王耀武历任七十四军军长、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万家岭战役、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他的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
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
常德，是个位于湖南西北部的中等城市，素有“云贵门户”、“黔川咽喉”之称。在1943年11月，国民党第74军与四万多日寇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场被史学界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常德会战”，共计丧失6万余中国军人。常德会战结束后，74军军长王耀武为纪念捍卫国土而壮烈牺牲的将士们，决定在常德建造“烈士公墓”。公墓正门是一座高大的三门纪念牌坊，上方是王耀武所题“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的汉隶横匾。纪念坊的四根方柱之间的上方架有三块横匾：正中是蒋介石所题“天地正气”，左侧为陈诚所题的“碧血丹心”，右侧是白崇禧题写的“旗常炳耀”，常德参议会撰联“孤军浴血千秋壮；公墓埋忠万姓哀”。进大门数十步是一座9米高的纪念塔，基座四方刻有国民党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四人题词，碑身正面为王耀武所题“陆军第七十四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公墓落成当天，常德各界人士及74军将士代表举行了隆重集会，数十匹驰骋疆场的白色战马参加了这次集会，盛况空前。
王耀武士兵装照
1945年是抗日战争根本转折的一年，中国军队的整个战场转入反攻阶段。日本鬼子已成为强弩之末。4月，王耀武时任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他亲自指挥了湘西雪峰山战役。当时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为指挥，纠集6个师团的兵力，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那时芷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空军基地，中美混合飞行团所在地。这个基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远程轰炸机、运输机，担负着苏、浙、皖、闽等省的空中运输任务。日军进攻芷江的目的就是夺取这个空军基地，企图打通湘桂线，进而西犯入川。王耀武率部迎击敌人，经过殊死的战斗，打碎了鬼子的如意算盘，历时两个月，战役终获全胜。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获美国金质自由勋章,当时他年仅40岁。以至当时国军内部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事后王耀武雄心勃勃地说：“如果不是何应钦亲自打电话说校长要在国民党六大上宣布雪峰山大捷，必须提前结束战斗，而不得不放一个口子让剩下的日军残部逃走，再打上半个月就可以全歼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这是王耀武最辉煌的时刻，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排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以战胜国将领的身份受降。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一触即发。此时的王耀武从内心并不愿再带兵打内战。这时有一朋友劝他，既然是功成名就，应该激流勇退，既可以抗日名将的身份流芳百世，也可同家人团聚，如身陷内战，恐将前功尽弃，千万不要忘记“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古训。王认同为友人的肺腑之言，未等蒋介石交与新的任务，立即称病请假，迅速住进了武昌的一家医院，希望以此躲过国共内战。。
蒋介石闻讯后连发函电慰问，并派专机接他飞往重庆。王耀武去蒋介石官邸，宋美龄亲自从厨房端出来王耀武喜欢的菜肴。王耀武在《自述》里有记录了到重庆见蒋时的一段对话。
蒋问：“看你的气色、精神都很好，你有什么病?”
王答：“我胃病咯血，这是多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
蒋说：“休息休息，生活正常了，不久会好的，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共产党和我们能合作吗?内战还是要打的。时局能让你休息吗?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害怕困难，我一切自有办法。”
如果以王耀武本人的打算，他的生涯将非常完美，他是一个抵御外寇的将军，一个不曾失败的将军。但是王耀武做不到，他接受了命令，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能怎么办？知道是贼船也得上。
1945年底，王耀武和何应钦同机飞到济南，与先期到济南的何思源、李延年等研究局势，王耀武感到山东形势复杂，缺乏有战斗力的部队，新官上任三把火，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整顿。当时，国共尚在和谈，王耀武为稳定局面，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并和陈毅见了面，与陈毅的济南办事处签订特资交换合约，并在济南严控物价，控制住了经济局势。陈毅事后曾经评价说：“王耀武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里是头脑比较明白，能力较强的。”
1946年1月下旬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命令其率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秘密空运济南，建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这是抗战胜利后，继淮阴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之后新建的第二个。编制规模之大，辖区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其主要任务是遏制山东全境解放军的活动，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王耀武随即组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除了留用小部分移交过来的熟悉地方情况的人员外，仍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原班人马为基础。至于司令部的地址，他嫌原司令部交通不便，地方狭小，亲自选定经二路邮政大楼为新址，原德国领事馆为司令官邸。两楼相对，并都装饰得雄壮整齐，这是王耀武初到济南“欲展雄风”的初现。城防司令部也由内城迁往火车站附近的津浦大楼，军容为之一振。国民党政府于10月23日，明令王耀武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是王耀武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人，独揽山东军政大权，这时，王耀武成了蒋介石的“封疆大吏”。
谈谈电影《南征北战》的一些实况。1946年初冬，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王耀武：“据空军侦知，共军在黄河渡口搭有若干浮桥，确有渡黄河北窜之图，望弟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毋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但王耀武根据情报和自己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和陈诚的部署是冒险，而蒋介石所说的共军准备北渡更不可能，而且王耀武当时手下也只有三个军，抽不出这多兵力。于是，他接连去电和派人向蒋介石、陈诚据情陈述建议，但不为采纳。最后陈诚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说：“对全国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无庸再渎……”蒋介石唯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还用电话严加督令。王耀武没办法，只好让自己的副司令李仙洲为指挥官，率部开赴莱芜。为保险起见，特令二个工兵团抢修自明水经吐丝口到莱芜的公路，以保证补给畅通，并令新36师负责保护此线路的安全。并令两个军齐头并进，相互侧应，以保行军安全。但王耀武没想到的是46军军长韩练成是共产党，于是王耀武和南京方面所有的作战计划全部是李仙洲手里一份，陈毅手里也有一份。
1947年2月19，73军77师作为后卫部队由博山开赴莱芜途中，即因情报泄露为共军伏兵全歼，师长被击毙。王耀武立即令李仙洲率46、73两军迅速向吐丝口转移与新36师靠拢，新36师则前出接应，并派参谋长罗幸理飞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军情。
李仙洲接到撤退命令，决定于22日行动。但韩练成非说必须再整顿一天才能行动。等到23日，韩又说有一个团坚守阵地，他不去撤不下来，岂知他一去就没再回来。一直等到23日晚上空军报告说两侧发现共军，部队这才开拔。李仙洲临走时于心不忍、仍是一副菩萨心肠，他一再说：“撤退时闪下个军长也不像话啊!”没想到行动晚了一天，共军已经调集了足够兵力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地，全歼了行进中的五万余人，除新36师师长逃回明水外，包括指挥官李仙洲在内的所有军、师长全部战死或被俘，气的王耀武大骂李仙洲的无能：“就是五万只鸭子，共军在三天三夜内也抓不完啊！”
在此情况之下，王耀武生怕解放军乘胜前进直逼济南，那他真要唱空城计了，不得不命令主动放弃淄博、周村、张店。命十二军与绥区特务旅，限在6至24小时内全部陆续集合到省城济南东郊，如违时限，必以违军令论，并严令将所有火车机车全部开至明水以西。好在解放军也未再进攻，才让王耀武松了一口气。
事后不久，蒋介石同军务局长俞济时、参谋次长刘斐来济南检讨莱芜战败情况，王耀武请求引咎处分，但王的参谋长罗幸理却大胆发言，陈述了战前曾两次向陈诚提请改变出兵新泰、莱芜的建议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无庸再渎”的申斥等情况。蒋介石问刘斐：“有此事否，何以不予考虑?”刘说：“确有此事，但未采纳，而且我也不同意轻进。只因辞修(陈诚)坚持，故仍按原定计划进行。”蒋听完之后，把拳头往桌上一击，忿怒地说了一声：“辞修胡闹!”此后不久陈诚丢掉参谋总长职位。
事后李王耀武、李仙洲对莱芜一战互有埋怨。李仙洲抱怨王耀武遥控过多,王耀武则归罪李仙洲撤退有失果断，延误了战机。两人在北京功德林以战犯身份再次相见时，仍是耿耿于怀，争论不休，甚至连关在一起的杜聿明等也被拽了进去评理，自然越说越乱，但当时谁能想到韩练成是解放军的卧底呢！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时，李仙洲被周恩来安排去北京去看望获释的黄埔同学黄维，住在前门饭店，正好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韩练成的房间对门。经周恩来批准，韩练成主动来到李仙洲的房间，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李仙洲作了一个大揖说：“大哥，我对不起你啊!尤其听到你在吐丝口负伤的消息时，内心十分不安。”在那种环境下，李仙洲只能言不由衷的说：“今天，话不能这么说了，我应该谢谢你，若非你，我不是以后战死沙场就是跑去了台湾，终生与人民为敌了吗！怎还能得与老师周恩来相见，获得新生呢。”
可惜在搞清这一真相之前，王耀武已经去世多年，他至死也没有明白莱芜战役是怎么被包了饺子。
1948年，随着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歼，山东方面的战局已经逆转，而整编74师是王耀武带起来的基本队伍，官兵全是跟随他多年的下属，所以王耀武甚为心痛，整日寝食不安，精神沮丧。蒋介石得知后特意给王耀武写了封亲笔信，安慰说：“……灵甫之死，乃中国陆军之损失也，闻之心痛。”“74军原为弟所建军，为保持之特殊军风，必须重建，希速就74军原有人员中选荐一优秀者继任整编。”于是王耀武召集原74军的主要旧部，连夜计议。他说：“老先生(指蒋)现如此关顾74军，整编74师必须重新建好。”第二天清晨便派员乘专机飞南京，拿着他写给蒋介石的信，面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一同晋见蒋介石，并得到批准。王耀武重建整编74师。为了维持整编74师一师三旅的编制，王不惜将他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特务旅投入为整编74师57旅，以保持一师三旅的编制，而且所有该师的中下级军官全是由第二“绥靖”区所属军官总队和学兵总队编补的。王耀武虽重建了74师，但由此导致了第二绥靖区内精英军官的流失，济南城防更为空虚，为济南战役的失败留下的伏笔。
随着1948年7月间兖州解放，致济南失去依托，济南战役迫在眉睫。有关济南战役的文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单说兵力部署，可以说为了打济南，解放军集中了整个华野和部分中原野战军的兵力近40万人来对付王耀武的10万人。仗还没打，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自9月19日至24日，内外城各城门均在反复争夺之中，比后劲，比忍耐，胜利往往就在于坚持最后五分钟！下达了继续攻城的命令之后。但许世友的压力很大，解放后一些人的回忆中说，许世友下完命令后，一个人坐在电话机旁等消息，一夜没合眼，头发成把成把地往下掉。
24日上午，内城国军据点因伤亡惨重，相继失守，巷战开始，双方将士开始逐街逐巷白刃争夺。至24日夜大明湖东、南、西三面湖岸全被共军占领，国军控制区域仅余大明湖北岸，北极庙迤西、铁公祠迤东，东西不及500米，南北不足100米的狭窄地带，而且全部处于解放军视野之中和步枪射程之内。当时形势紧迫，王耀武的临时指挥部却并末紊乱，王耀武令提前开饭，饭时他一言不发，饭后他手指成仁祠的匾额说：这地方叫成仁祠，前天乘船到此，我一见这三个字，就想到校长曾给我们每人一支佩剑，镌有“不成功，便成仁”。今天我们惨败到如此地步，我们应当怎办?作为军人，早已以身许国，这场战争，内有叛逆外无援兵，我们持续了八天八夜．已经尽了责任。此不同于抗日，大家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现在大势已去，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希望大家各自珍重。我身受校长栽培，身负重任，不同于大家，我带一个营突围。徐图后效。校长不是不关心我们，从全局着想，应知他有难处，不应对老先生稍存怨尤。我早已下令释放了济南监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命令不许损坏济南的城市设施，大家分别撤吧！王耀武言毕镇定，神情凝重，官兵无不落泪，王对他们慰勉有加，温存备至，挥手而别。他从成仁祠附近一个地道中出城，换上便衣，化装成济南城中逃难的商人向东逃走，路遇解放军、民兵盘查，反用山东土话向其问路，骗过哨卡，向东疾行，试图逃往尚未解放的青岛。百密总有一疏，行至寿光境内的张建桥，王耀武方便时用的是白棉手纸，当时人们还是用蔴子叶、土坷垃解决问题，有人遂觉可疑，随即报告了公安。被抓后的王耀武要求见当地最高长官，当寿光县公安局长亲自过来审问时，他则承认:“我就是王耀武”。
王耀武在寿光被俘
人心所向，大势已去，国民党气数已尽。济南一战，经八昼夜激战，除吴化文率96军二万人起义，华野共歼灭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俘虏高级将领23名。当年李仙洲部的覆灭，由于那一句“就是五万只鸭子，三天三夜共军也抓不完”的话，被说得狼狈不堪，而后来王耀武自己镇守济南，率领“十万只鸭子”和“固若金汤”的工事坚守济南城，也不过是比他的李学长多守了五天而已。
王耀武在寿光被俘后，被押送往华野设在益都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这年元旦，他突然感悟,写了一副对联：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
横幅写的是：“全都来了！”
淮海战役后，王耀武和淮海被俘的文强中将同关押在教导团。为了庆祝解放军占领南京，教导团俱乐部专门出了一期黑板报以示祝贺，文强的七言“贺诗”贴了上去，赫然是：
“痛惜江南飞落英，
大江百万渡雄兵。
可怜玉石狮儿在,
国府门前月不明。”
当时被俘的国军高级军官无不大惊失色，而王耀武则到了不敢从黑板报前通过的地步，他绕着道儿跑来劝说文强，要尽快将这首“反诗”撕去。文强不愧为中共早期党员，文天祥的直系后裔，毛泽东的表兄弟，他不以为然，很干脆地拒绝了王耀武的好意。和文强比起来，反观王耀武的行径，则不知要如何评说了。
王耀武一贯是位冷静而谨慎的人物，他的后路很早就经过仔细盘算。由于他被俘后转向太快，被国民党方面所不齿，甚至把国民党在山东的失败全都算在他头上，不免有失公允。此后，他成了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最积极的学员之一，套用一句老话，王耀武的急剧转变，也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吧！毛泽东得知后委托公安部长罗瑞卿转告王：“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1959年，王耀武以第一批特赦战犯的身份获得自由，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这时，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打击来了。在他出狱之后，获悉自己的结发妻子郑宜兰已经从香港辗转跑到南美。郑宜兰在王耀武特赦后拒绝返回大陆，周恩来想使他们破镜重圆，曾通过多种关系做过工作，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也为他们再温旧梦做了一些努力，但郑宜兰却是决计不肯再回到王耀武身边了。王耀武曾满怀信心地切盼妻子率儿女、老母一路北归，他望眼欲穿地苦苦等待，遭妻子拒绝后，也只怨自己成了战犯，任她远走高飞也罢！可想而知，在熬过了这艰难的十年牢狱之灾后，一直支撑着王耀武的支柱无非是这重获自由后的团圆，但他盼来的却是几十年结发妻子的背叛，这样残酷的打击对于还沉浸在特赦后喜悦中的王耀武而言，实在过于沉重了。他的“同学”沈醉如此记述：“王耀武气的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脱险，留下了后遗症。如果他迟点出来，也许还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呢！”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同是“狱友”的沈醉对王耀武的同情，另一方面却暗示世态炎凉。事实上，沈醉在狱中也同样深深思念他的妻子，但他的妻子也在香港改嫁了。病中的王耀武每遇朋友在场便诉说心中的感慨：“我王耀武戎马一生，战败被俘，连共产党都不计我的前嫌，临末了，想不到我的结发妻子却不念前恩，抛我而去，我纵死也不会瞑目。”
1963至1964年间，王耀武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待。闲暇之余,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巡礼各省建设状况!
在此之后，王耀武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第六批战犯特赦，几位获释的黄埔旧人去看望他，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告诉来人，他得的是心脑血管病，医生说还可以再拖两年，不幸此语言中。1968年7月3日，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王耀武旧病复发，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4岁。
王耀武的老母，1961年病逝于香港，王耀武的三子二女长期定居国外。
纵观王耀武的故事，一个贫苦聪明的农家孩子；一个头脑精明的成功商人；一个勤奋谦恭的黄埔学生；一个功勋彪炳的抗日名将；一个善解人意的行政长官；一个认真改造的高级战犯；一个抑郁而终的孤独老人——这就是他的人生。
王耀武一生足迹曾经飞扬、曾经坎坷，历史的潺潺流水，仍在冲刷着他那无数努力的背影。
这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
前排左起:周恩来、陈 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
中排左起:李奇中、黄 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
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