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残忍是如此对立,以致有时竟很相似,两者不易区分。这一现象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有视卒如婴,才能与之“赴深”;因为爱兵如子,所以可与之“俱死”。所以孙子在应爱兵如子之后,又加了几句话:“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一则历史故事可以为此形象地作注。战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同时又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吴起,与最下层的士卒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一样睡地铺,行军不骑马,一样地步行,还一样地身负粮食。士兵中有一人身上长了毒疮,吴起亲自用嘴把毒脓替他吸了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事不禁放声大哭。别人很奇怪:你儿子只不过是个小兵,而吴将军却能这样善待你儿子,你怎么还哭呢?这位母亲回答说:诸位有所不知,当年孩子他爸也长了毒疮,吴将军也是这样为之吸脓,结果他爸很快就在战斗中英勇死去了。我所以哭,是知道这孩子只怕活不了多少天。
吴起不愧为一名战争天才、一代杰出将领,否则他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兵如子”。虽然他的仁爱中渗透有在某种意义上所说的残忍——如站在那名士兵母亲的角度看。但吴起的历史意义、人生价值毕竟是将军。把自己的士兵塑造成一名英勇无畏、马革裹尸的战士,这就是一名将军的天职所在,这就是军人之仁。至于那位母亲因痛感失去爱子而悲泣,这无疑也是仁,是一位母亲的天性所在,是亲情之仁。无论是吴起,还是那位母亲,在仁爱上都没有选择的可能。我的评说其实也一样:要么站在战争的立场上,要么成为那位母亲的代言人。
军人之仁与亲人之仁虽殊途,却也同归。因为仁爱即爱人。故此,将军要“爱兵如子”,母亲也应“爱子如兵”。
近年来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举例来说明这种不同。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在美当保姆。当刚刚学步的小汤姆跌倒在地时,他的母亲只看了一眼。便继续喝咖啡,看报纸。而这位中国母亲一见汤姆跌倒,就像在国内一样,赶紧跑过去扶他起来。这时,美国母亲就来制止中国母亲了。中国母亲认为美国母亲缺乏对孩子的仁爱之心:孩子跌倒了连扶也不扶他一下。而美国母亲则认为中国母亲的仁爱是一种残忍:孩子跌倒了,连让他学会爬起来的机会也不给!
中国眼下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其父母一般都为这种仁爱与残忍的区分和仁爱度的把握而大费心思。在这一点上,作父亲的与作母亲的也许经常会发生龃龉。这不过是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两者矛盾是常有的事,两者又交织在一起,以至在观念上出现差异。不过,我个人认为,过于“妇人之仁”更多地满足了女人的感情,而为孩子着想得少了一些,尽管这份母爱是如此的真诚,如此的感人。这里推荐一部曾在世界电影大赛中获奖的日本影片《狐狸的故事》。据说该片导演曾在雪地中追踪拍摄一个狐狸的家庭长达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