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神童”.“伯乐”
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
晏殊（公元991-1055年）七岁能文，才学过人，有“神童”之誉。
真宗景德二年，十四岁的晏殊召试朝廷，以出众的才华获得破格提升，赐同进士出身，任秘书省正字。
至渴求人才辅弼的仁宗当朝，年富力强的晏殊备受宠信，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
名声大，地位高，换作奸邪之辈，就该嫉贤妒能了，以免后起之秀取而代之。唐朝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不就将玄宗诏令入京应试的士人刷得一个不剩，还煞有介事地上表称贺“野无遗贤”嘛。而青年才俊杜甫和元结正在被淘汰之列！
晏殊则是真正的“伯乐”。他任职期间，发现和奖掖了不少精英。其中，有的后来居上，在当朝乃至后世，都远比晏殊更有影响：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有的份量稍轻，却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梅尧臣、富弼、宋祁、韩琦、孔道辅、张先、柳永等等。
当然，后人也有评价他“政绩平平”的。
其实，晏殊最大的政绩就是举贤荐能，不遗余力地举贤荐能！
而晏殊的活得明白，恰恰在于他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干得了什么，干不了什么！
晏殊位居宰相，政治地位显赫。可是，兴许从平步青云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这不是最适宜自己的角色。他向往的是文学家而非政治家。文学家是凭个人的才华，越是横溢到泛滥，就越有大家风范；而政治家却需要小心谨慎，察言观色，越是善于揣摩最高决策者的心理，越是容易受到赏识得到重用。尤其是政治家最忌“妇人之仁”，该见风使舵就见风使舵，该翻云覆雨就翻云覆雨，该皮笑肉不笑就皮笑肉不笑，该杀气腾腾就杀气腾腾；而自己恰恰就是阴柔有余阳刚不足。赋诗与填词，沉迷酒色，娴雅清婉。最易触动情思的是“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最愿耳闻目睹的是“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最爱陶醉的是“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最难排遣的是“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最常感伤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回来”……
倘若大宋江山总是这样繁花似锦歌舞升平，当个“太平宰相”，倒也自得其乐快活一生；然而，这个宰相的宝座实际上坐得并不安稳。前有真宗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每年还要输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可辽朝仍然在不断地需索，边关的威胁远未彻底解决；后有仁宗登基以来的重重危机：边境外，西辽大肆骚扰，官军三战皆败；长城内，相继出现多次起义、兵变和叛乱。内忧外患，双重夹击。身为宰相，岂能高枕无忧？
晏殊知道自己并无治国铁腕，又不能逃避现实，归隐田园。那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选贤任能，让那些栋梁材脱颖而出，领衔主演，挑起国家的重任。这既是对朝廷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于是，便有一批才子和能人纳入他的视野，收入他的门下，因他的力荐而青云直上，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作为一位达官显贵，晏殊有了一个个出类拔萃的“替身”分担政务，他的日常生活就变得闲适自在了。他并不担心后生可畏。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是不会将官场看得比书房更重要的。何况，宰相已是位极人臣，倘能全身而退，倒不失为善始善终呢。
只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皇帝一不高兴，可以将你罢官贬谪；皇帝高兴用你，你就得识相点，千万不能扫皇帝的兴！当然，也可以“请郡”，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担任知州。但那带有休养的性质，还是不“请”为好。
没有急流勇退的自由，并不妨碍享受人生的自由。事实上，只要当朝宰相用对了人，能将自己从事务堆里解放出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而且，你越是撒手权力，越是与世无争，你就越受拥戴，越没有对立面。
晏殊将这一关系理顺之后，他就开始优哉游哉了。据《避暑录话》记载，他特别喜欢与宾客诗酒宴游，而且每逢聚会，必有歌乐助兴，“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舞相佐，谈笑杂出”。既有美酒斟之饮之，又有美女歌之舞之，宾客也就少不得吟之唱之。据宋祁《笔记》所言，晏殊平生作诗填词万首以上。无疑，其中大部分都是这种应酬之作，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晏殊不愧有“神童”的底子，一旦他触动了莫名的惆怅，就会飞出“神来之笔”，留下几首“神品”。他在《蝶恋花》中吟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被清代大学者王国维引申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第一种境界。
晏殊尚有一定数量的词，写得典丽沉郁，温润秀洁，和婉清雅，多涵人生忧戚之慨，成为北宋前期词风日见昌盛的开山之作。
晏殊还因自己的词写得雍容华贵，看不上那些透出寒伧气的词。据《青箱杂记》记载：“晏公献元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咏富贵，不言珠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的确，越是戴大金镯、套大金链、镶大金牙露富的人，越不一定是大富翁。真正的富翁对各种金银首饰早已习以为常了，反倒返璞归真，扮装随意。偶发雅兴，才请朋友欣赏一下收藏的名画与古玩。
晏殊故里
晏殊虽瞧不上“穷儿家”，但他毕竟“虽起田里”。
晏殊是江西进贤县文港镇人。
现在的文港镇，有个晏家村。晏家村至今还是一副“田里”模样。
晏家村里有个晏氏家庙。据说它就修建在晏殊当年的出生地。
晏氏家庙内并未供奉菩萨。与其说是庙，倒不如说是个祠堂。晏氏的后代们就拿这个家庙当作娱乐场所，在里面打扑克下象棋，倒也自得其乐。
兴许村里也需要一个庙来供奉神像，便由村民捐资，在村子的另一头修了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沙河大庙”，塑了几尊不比半个真人大的神像。神像之粗糙，一看就出自村民的手艺。
晏氏家庙还有一个“副题”——晏殊故里。
晏家村如果不是晏殊故里，似乎还更“体面”一些。可是，只要想一想晏殊曾是宋朝堂堂的宰相，曾经过着何等金玉锦绣的日子，那么这样简陋的故里就太不相称了。有趣的是，百十公里之外的东乡上池村王安石故里，也基本是这幅“贫下中农”的模样。兴许这样的故里正好与宋朝的积贫积弱相吻合吧。
其实，文港是江西有名的笔都。晏家村的左邻右舍，都有许多私人作坊，源源不断地出产各种毛笔，且大多盖起了私人楼房以致别墅。而晏家村却还是一片陈旧的房屋，好似等待扶贫的村落。
不过，也不必慨叹。晏殊毕竟是宋朝宰相。试想前些年，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兴国县，不也是一幅“田里”模样吗？后来上面有人重视了，加大了投资，又修了京九铁路，很快不就有了富贵气象了嘛！
文港以笔扬名，倘与晏家村联手，巧妙地打响“神童”品牌，不就更容易畅销，更容易互利双赢吗。
晏家村最有气派的房屋当属晏氏家庙。
晏氏家庙最有气派的是厅堂里悬挂的几块匾额，其中数“声蜚翰院”与“进士”最醒目。这恐怕是晏家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别的村再“小康”，可不见得出过文化名人。而不起眼的晏家村，有了这样的匾额，就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祠堂的正壁上供奉着晏殊的画像，白纸素描，一看就是无名氏的手笔，且年代不久。倒是晏殊画像之上，一溜排开的伟人像挺有历史。从马恩列斯，到毛周刘朱，当间还并列着孙中山。
晏殊画像两侧，如大字报一般贴着一首晏殊的《浣溪沙》和一首晏几道的《鹧鸪天》。这是晏殊父子的代表作。
“神童”二代退避官场
晏几道（约1040-1112年）是晏殊的第七个儿子。
晏殊的一群儿女中，惟有晏几道继承了“神童”的灵性。
晏殊举荐人才倾尽全力，“福荫”子女就逊色得多。朝廷其实有“荫补”的政策，恩泽可及直系子孙，还可推及旁支、异性、甚至于门客。他却“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稍稍带点嫌疑色彩的是，经他举荐担任过枢密副使的富弼后来成了他的女婿。但这恐怕不是晏殊的“以权谋私”，而是他爱惜人才的另一方式。而其他子女，除晏几道继承了父亲的才艺之外，均默默无闻。即使是赋词精妙的晏几道，也就只担任过颍昌府许田镇监等地方小官吏。况且，由于晏几道个性耿介，不肯依傍权贵，一生仕途不顺。按说凭他的才华，即便他父亲不愿意“胳膊肘往里拐”，他只要往身居要津的“叔叔”们那里多跑几趟，想官运亨通并非难事。可他厌恶官场混浊，仕途叵测，宁可放弃一官半职，退居京都私邸观舞听歌饮酒填词。
“狸猫换太子”
庆历三年，五十二岁的晏殊掌管朝廷文武双重大权。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范仲淹条陈十事，提出改革朝政的主张，被称为“庆历新政”，政治上颇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范仲淹对此有过中肯的解释；可惜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遂中止了改革。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第二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相继外放。晏殊也因为曾经应命给仁宗的生母李宸妃撰写墓志，没有明言宸妃生仁宗之事，而被贬出京都，辗转在颍州、陈州、徐州各地任职。
其实，仁宗自十三岁即位，朝权都控制在假冒他生母的刘皇太后手里。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既然能给后人留下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故事，那么在她垂帘听政之时，她权倾朝野，耳目众多，谁敢轻易捅开她竭力掩藏的宫闱秘事！晏殊自然也不敢以卵击石！直到刘皇太后撒手人寰了，朝廷里方有人无所顾忌地揭穿其中的奥秘。这又怎能怨晏殊？
仁宗恐怕也对此事心知肚明，便没有过于追究晏殊的责任。外放的晏殊比他的那些遭贬的部下还是自在得多。
父唱子随
晏殊一如既往地饮酒填词。他做了多年高官，家中少不得蓄几个歌妓、纳几个姬妾。
然而，他似乎又有点“惧内”：假如他纳的侍儿被王夫人所不容，他即便再喜欢，也常常忍痛割爱；可事后又往往反悔。于是他这宰相大人本不该有多少爱情的失落感，却偏偏有不少词表现一丝丝酸楚苦涩的离愁别恨。他如同忏悔的《踏莎行》就极其哀婉动人：
“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
晏几道更是一个纯粹的情种。他父亲去世时，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取得功名。
出自相府，他孤高自傲，行为狂放。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他也醉心于歌舞宴饮的生活。由于出手阔绰，一掷千金，所分到的一份先人财产，没几年就坐吃山空。在他的笔下，“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他的怀旧情绪也比其情场得意的父亲更加深沉。他的《蝶恋花》正好可与其父亲的《踏莎行》相为呼应：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说是“聚散真容易”，实际上是聚难散容易。否则，何必那么凄凉。
晏殊高官厚禄，本来聚和散都容易，却也少不了苍凉惆怅，且少不了“红烛垂泪”。他的《撼庭秋》便如同噙着泪写就：
“别来音信千里，恨此情难寄。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因无寐！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
晏几道与歌酒场相悦女性的离别之情，更是发自肺腑的抑郁。这首《鹧鸪天》就如同一位多情才子的长吁短叹：
“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晏殊蓄养过的歌妓，有的是违心地放走的。一旦邂逅，总是格外触动情思。他就免不了要《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季节、地点、人物，意外相逢的亲昵与满怀激情，都交代得简略而生动。春天树木间随处可见的游丝，宛如形象化了的绵绵情思；“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也化作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云雨之情，蕴含着典型的“象外之意”。
晏几道之所以仕途不畅，有他不愿走门路的原因，也有他混身官场却心不在焉的原因。欧阳修就曾出于对晏殊的提拔和教诲之恩，奏请仁宗恩准，破格委派他去担任河南颍昌县令。
倘若他稍微多往政务上操几分心思，或者像其父亲一样“无为而治”，他的处境不至于那么艰难。说不定，凭着其父亲打下的人脉根基，想要飞黄腾达也并非难事。可他痴迷的是词，醉心的是红粉知己。结果，公务办得敷衍了事，人际关系也空前紧张。于是，当他错判了一桩命案，被同行添枝加叶一奏报，等待他的就只有监狱。还是欧阳修机敏地从中斡旋，他才结束了囚徒生活。但他的家产早已耗尽。堂堂的宰相之子，日子过得如同一个破落户。他与一位相思女子久别重逢，吟就的《鹧鸪天》便怎能不带有一股溢于言表的沧桑感：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殊父子之间，似乎除了命运不同，而无代沟之感。他们作词的风格之接近，也是文坛少有的。最如同一唱一和的是晏殊写过一首《山亭柳·赠歌者》：“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闲京道，残杯冷炙漫销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偏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晏几道则写了一首《河满子》：“绿绮琴中心事，齐纨扇上时光。五陵年少浑薄倖，轻如曲水飘香。夜夜魂消梦峡，年年泪尽啼湘。归雁行边远字，惊鸾舞处高肠。蕙楼多少铅华在，从来错倚红妆。可羡邻姬十五，金钗早嫁王昌。”
当然，儿子不会亦步亦趋地跟随在父亲身后。父与子由于学识修养及地位的不同，也会打上独自的烙印。即使如此相同的题材，相同的描述，父亲的词还是巧借歌女的口吻，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而儿子只是单纯地慨叹歌女的悲惨遭遇，当然也在感叹自己的命运坎坷。
晏殊是活得明白的宰相，所以为官为词，都同样洒脱；
晏几道是活得不明白的词人，所以他当官提不上去，作词也始终是笼罩在其父亲的光影下。只能成为“大晏”后面的“小晏”。
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似还可补充一句，儿子不必不如父。曹丕大概情知“歌以咏志”咏不过父亲曹操，便另辟蹊径，在文学典论上独树一帜。倘提及建安诗歌，没有曹丕的份；可倘论建安文学，却得好好讲一讲曹丕的《典论·论文》。苏轼的政论文恐怕难脱其父苏洵的窠臼，但他诗、词、书、画、文全面开花，早已让其父只能望其项背。
不过，正如大仲马有大仲马的价值，小仲马也有小仲马的价值，他们并不能互相取代。“大晏”和“小晏”九百年前的父唱子随，今天仍能有余音绕耳，这难道不是他们父子俩为中国文坛作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