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郑振铎《猫》的解读
宁波市第十九中学 陈 庆杰 2009年3月6日星期五写
凡是历史到了转型时期，于动荡不安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总能孕育出许多文化巨人——端木蕻良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郑振铎的笔名）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
一、结构解析
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共16篇）是一部写实短篇小说集。他的写实小说历来被文学评论家所忽略，大概是人们觉得“他写那平平淡淡的家庭琐事与脉脉温情中轻笼的哀愁，更有悖于‘血和泪的文学’的主张”（《略论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游友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猫》是《家庭的故事》中的第一篇。当我们读过《猫》后，在潜意识里会把它当作记叙文或者散文。的确如此，因为在《猫》中讲述的家庭生活，叙述时间与故事发展的时间同步（并没有把故事时间采用插叙或倒叙等手法扭曲着来表现）；文本反映的生活也不复杂，只是记写了家养“三只猫”的生活片段，似乎更像“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然而这正是郑振铎小说的特别之处，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一种尝试。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探索，如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都取材于作家熟悉的家庭生活；还有鲁迅，如果说他的《伤逝》作为家庭小说的痕迹还不明显的话，那么《故乡》中的一声“迅哥儿”则是这类小说最鲜明的烙印，因为有作家浓重的生活影子在里面。
初看《猫》，语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但是稍微分析一下作品的行文脉落就能发现其实作家很讲究写作技法，主题与寄托的情感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渲染。
比如“三只猫”，其中“黄色小猫”和“花白猫”都很活泼、很可爱，但详略安排不完全相同；而且根据“这只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一句话来看，第二只猫带给“我和家人”的“生命的新鲜与快乐”来得更加强烈与鲜明。然而“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恰好对应了一句话：“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强烈”。“我”在养猫的经历中感受到了悲剧意味。第三只猫无论从“出身”（来历）还是丑陋和肥壮的外表以及时时表现得非常“忧郁性”和“懒惰”，都表明它在“我家”得到的宠爱都不如前两只猫。如此看来，第三只猫大概不会再落得一个“自然死亡”或“被外人掠夺走”的悲剧命运吧？但结果它出人意料地被“我”“冤苦”而死，被“我”害死。至此，“猫”这种动物的悲剧命运产生的悲剧色彩在构成对比的情节演绎中给读者留下更加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再如第一只猫的病死，第二只猫被外人掠夺，第三只猫被人冤屈而死，这是小说叙事的表层结构（故事直接展示给读者的情节发展流程），似乎波澜不惊，而作品的深层结构（小说的隐性含义或线索）借助“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以及“自此，我家永不养猫”这两句话的对比得以体现。前者是因为曾经拥有的“新鲜与快乐”无端地失落而下定决心不想再让自己品尝失去美好事物的痛楚；而后者是因为全家人误解、冤苦、害死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在心中留下了负罪感，觉得永远愧对这种生灵。如果说“好久”表达了“我”因为守护不住生命内心十分痛心与惋惜，那么后者的“永不”则抒发了绝然毅然的情绪，内心的痛悔之意完全被递进，被深化了。
生活在农村，大约都会有家养猫狗的习惯；当然，居住在城市中，人们也可以养宠物。如果从生活角度来观照郑振铎的小说作品《猫》，会觉得文章几乎完全是写实，因此就会忽视文本的写作思路和结构，读者的眼光或许就很容易被描写小猫可爱、活泼的形象语言所迷惑而局限其中，进而把一篇完整的作品读得支离破碎。
二、主题探究
小说的主题是多元的。更何况《猫》是一篇特意回避传统的小说创作套路而只叙述人和猫的故事，对它的主题出现多样化理解，是非常自然的。《猫》创作于1925年11月7日，在这前后的时期郑振铎主要的社会经历有如下一些：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1934年回到上海，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
由上述可以看到，郑振铎也深受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民主、博爱等思想的影响，然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跟鲁迅在1924年至1925年思想上非常“彷徨”一样，郑振铎也无法看清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出路在何方。那么，与其说是作家主动选择家庭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还不如说是当时反动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黑暗的政治恐怖笼罩了整个社会（鲁迅《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3月18日）的结果。这是因为对于作家而言，他们的生活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外在的社会生活，另一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比如同时代的作家张爱玲，当她很年青的时候，其实在她拥有恋爱经历之前，就已经把“两人世界”描摹得入木三分了，这是内心想象的功夫和对人世洞若观火的结果。而创作于1925年至1927年间的《家庭的故事》，秉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视角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所扼杀，由观照社会转向了“内视”，开始审视、挖掘和揭示人性的多面性。
短篇小说《猫》读起来平淡朴实，其实正是作家刻意“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人和命运的二元对立），《猫》中出现的则是人和猫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只是将叙事内容采用散文化的写法创作而已。“猫”是动物，“我”是“人”。可以这么说，当人和动物对立的时候永远都要比人与人对立起来更能看到真实的“人性”，而且看得更真切。
比如第一只猫“很活泼”，“我”看着三妹逗猫玩的融融泄泄的生活情景“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当猫无故病死后“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并为之“酸辛”；当第二只“更有趣，更活泼”的猫在周围邻居冷漠的观望中被那些“过路人”捉走后就“怅然”、“愤恨”、“诅骂”，在这段生活经历中展示的“我的人性”充满爱心，表现得十分宽容、温馨、善良和光明。然而在“芙蓉鸟事件”发生后的“我”，不仅只凭主观猜测“妄下断语”，面对猫这个弱小、可怜的动物“怒气冲天”、“拿木棒追打”、“心里还愤的，以为惩戒的还没有快意”，人在动物面前恃强凌弱，则充分暴露了人性中凶恶、冷酷、残暴和阴暗的一面。不过，当“我”明白这只丑猫并非是罪魁祸首后，良心受到了谴责，就开始对“无人性”（人性的阴暗面）的言行表现加以痛心疾首地批判，作为自己“心灵救赎”的“急救包”，则象征着人性中“公正”和“正义”的觉醒。正如孟子在《鱼我所欲也》里说的：“（本心：天性）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又是光明的人性的回归，唱响了一曲人性的牧歌。
《猫》这篇小说作为爱心等情感教育和反思精神等思想教育的题材比较合适。
上述所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解读，如果能带给大家的教学带来帮助，那么我就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