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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张高波（左二）和他的同事陈华（左一）、陈伦良（右一）（三位都是梁湘秘书）在海口戴苏春摄影
2008年4月
在建省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当年的闯海人纷至沓来，各路精英纷纷亮相，但惟独缺少了一个最重量级的人物，媒体没有报道，公众很少提及，他一直低调做人，默默做事，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伟大事业，他就是真正“闯海人”——东英金融集团CEO张高波。
真的为好朋友张高波高兴，高兴的是他28岁时发起创办的东英金融集团，已是香港乃至亚洲金融界的著名品牌，而且是唯一一间由中国内地企业家创办并掌控的民营的百亿级国际金融集团。
记得我1988年3月刚到海南，那年好像他23岁我26岁，因为是做记者的缘故，我经常往梁湘省长那里跑，一来二去我就同时任他的秘书张高波成了好朋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一脸的稚气，跟我的年龄相仿。待人很热情，很有思想，言谈中透着成熟与智慧。
他来海南的经过我已早有所闻，他的北大同学燕翔还有他的师兄鲍小牛、李钢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都经常和我说起他。是梁湘看中了他的才气，才把他留了下来。海南筹备建省办经济特区前期，由建省筹备组领导人许士杰和梁湘,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研究的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率专家组前来帮助制定战略规划。
他们提出撰写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直接被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和人民代表会议的正式文件所吸收，后来又极大地影响了海南省经济计划的制定。
这个专家组有几位年轻专家，为当时闯海的气氛所感染，决心留在海南工作。他们是：专家组的秘书长、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毛立本，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廖逊，专家组特邀专家国家经委外企处副处长江上舟博士，北京大学的张高波硕士。
张高波就这样留在了海南。
在建省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海口广播电视台3小时直播专访了我和另外三个闯海人做客直播间。我当时谈到：“海南是一座好学校，是一个最好的培训基地。它培养了许多中国乃至全球的行业领军人物，像迟福林醉心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研究，领行业之先；冯仑作为聪颖的思想家，执中国房地产牛耳，图报效祖国之捷径；张高波睿智的占领中国投资银行领域之高点，逐渐实现华人执掌世界金融之玺的理想。”他们都是海南的骄傲，都是中国社会的顶尖精英。
还有意思的事情是，接替张高波做梁湘省长最后一任秘书的是我大学的同学赵亮。
张高波确实是我们同龄人的骄傲，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人生的伟大理想。
衷心祝愿好朋友张高波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实现理想大展宏图！
下面转载毕亚军、商亚利撰写的
《发展属于中国人的国际金融集团》
他22岁时成为省长秘书，见证了海南筹备建省的主要过程，并亲自参与了多项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形成与制定，但他并没有沿着仕途的道路走下去。因为相对而言，他更喜欢“商者无域,相融共生”。
他是一个注重合作与分享的人，在他眼里，只有合作，没有竞争。这一理念让他的事业道路格外宽广。如今，由他在28岁时发起创办的东英金融集团，已是香港乃至亚洲金融界的著名品牌，而且是唯一一间由中国内地企业家创办并掌控的民营的百亿级国际金融集团。
张高波：发展属于中国人的国际金融集团
张高波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家中国人的投资银行时，许多听了他计划的朋友们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因为他说的事情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他说事情的表情却严肃认真，信心坚定。
前程似锦的年轻人
出生在河南偏远小山村的张高波，完全依靠自我奋斗走出乡村，并改变命运。以优异成绩从河南大学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并由此踏上崭新的人生旅程。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浪潮的火热时代，张高波也受到强烈的时代感染，对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充满使命感。在校期间，他尤其喜欢研究经济改革与发展，而且非常幸运，尚未毕业就登上大舞台——跟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等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团一起前往海南，参与海南筹备建省的发展战略规划。
这对张高波来说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他回忆说：“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城市改革试点，比如深圳特区等等，但城市改革的经验很难推广。我当时认为，海南可以成为对整个中国的改革起到参考作用的改革实验区，因为它地域广阔而且比较综合，既有农村、城市，工业、农业，也有沿海相对发达和内陆相对落后的地方。”
张高波于1987年11月23日抵达海南，当时的情形，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而且享受到贵宾的待遇，一下飞机就有奔驰车来接，之后被安排住在当地最好的宾馆里。”他笑着说。
专家团成员基本都是社科院系统的教授、研究员，只有张高波一人是学生，但他并不是陪同看热闹的人。“一到海南，我们就和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省委书记）许士杰、副组长（省长）梁湘等领导一起讨论。过了两三天，梁湘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做他秘书。”
之后，年纪最轻的张高波以两个身份活跃在海南上层舞台。作为专家，他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这是一段让他很有感慨的经历。“当时大家估算，海南若要在20世纪末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需要每年投入20多个亿元人民币，哪弄那么多钱呀？不敢相信，但后来，光我们金融机构就能每年给海南引进上百亿的资金。”作为省长秘书，他逐步熟悉了zf的运作，锻炼出很好的工作能力。
当专家团完成工作回北京时，张高波决定留在海南，改为专职的省长秘书。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能有这样的起点是令人羡慕的事情，他也十分珍惜，凭借过人的才智赢得众人的肯定，并先后参与了多起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形成与指定，成为“活在历史中的人”。
担任省长秘书期间，张高波经历了很多大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当数主笔起草海南建省的zf编制规划，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主笔起草决定一个省级zf机构、zf编制的规划，这是一件现在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是一件只有在当时时代中才会发生的事情。
“省领导希望将海南建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特区，zf部门的设置也要与之配套。但当时推行市场经济还比较难，引起很多争论。于是，大家一天到晚地讨论。”张高波就是在讨论中走上前台的。
形成zf编制规划和方案，这原本是海南省zf编制委员会的事情，但当时，张高波却意外地做了一次“编制委员会主任”。经历相当有趣。“在编制委员会拿出的第三稿常委讨论会上，大家依然不满意。我原本没有发言的权力，但当时的场面比较激烈，我刚好也有一些想法，于是就和旁边的一位常委私下嘀咕了一些想法。结果，当轮到这位常委发言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小张刚才和我说的一些意见挺好，让他来说说吧。省委书记直接点我的名，让我说。”
省委书记亲自邀请，张高波哪好推辞。他小心谨慎又有些紧张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后，接到一个既让他深感荣幸又让他诚惶诚恐的任务。“我讲完之后，书记直接说，小张，你牵头重新做一个方案出来，我给你3天时间。”
“这下事大了，不但要写出zf的部门设置，还要清楚地描绘出每个厅局的功能，要定职、定岗、定编，而且要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我原本连打边鼓的准备都没有，现在突然成了主角。”张高波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但他决心去完成使命。一接到任务后，他就找到在专家团认识的廖逊（现任中_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小zf、大社会’理论的提出人）帮忙。“让他火速赶来海南，他又给我推荐了很多书，我一个晚上读了7本书，全是研究世界各国zf编制和职能设置的。先看国外怎么做，然后结合中国国情做出自己的规划稿。”
张高波用三天废寝忘食的努力完成了规划稿，“一上报常委会就获得了通过，之后，很快被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几个月后，国务院通过了上报稿。1988年5月，包含了张高波和廖逊心血的“小zf、大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在海南启动运行。当时，张高波才23岁。
“那时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看到自己写的东西突然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被很多人去学习时，内心的确是充满了自豪。觉得有一种参与历史的感觉，觉得自己参与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张高波说，“到现在，我还对那种感觉有很深的记忆——活在历史中。”
参与完成海南zf编制规划不久，张高波还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参与编制了海南鼓励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期间，他先是和海南省委、省zf的领导一起到北京开会，并生平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而且陪同出席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开了3次会议，由中央主要领导等中央常委也都出席，大家一起讨论海南该怎么发展，国家要给海南哪些特殊政策等等。”
从北京回到海南之后，张高波主笔起草并完成了《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共30条）。1988年8月1日，海南省人民zf正式印发这份文件。这是海南建省之后颁布的最重要的经济文件之一。文件发布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并被翻译成各种文字。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前往海南采访了解，张高波也带领一个专家组专门在《海南日报》开设专栏，逐一解释条例的有关内容。
除zf工作让他加快、加倍成熟之外，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也让张高波像参加速成班一样，快速地学习和了解了社会。当时的海南是全国的热点，整个海口只有一间带空调的三星级酒店，这可绝对是一个群贤毕至、藏龙卧虎的地方。因工作关系长期出现在这个酒店的张高波，因此接触和认识到各式各样的人，并通过这些人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即使在北京也不可能见到这么多名流人物。在大堂里吃个早餐，就可以很方便地看到部长、省长、教授、大腕，各种访问团等等。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强化的训练，也让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让我学会从宏观、微观等各种角度去看待事情，而且可以系统化地去分析和思考它，这种思考或思维方式的形成，给我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回忆说。
在这之中，张高波也如鱼得水般地快速成长，其良好的工作表现和出色的工作能力都深得领导的赞赏。在很多人眼里，年纪轻轻的他无疑已是一颗闪亮的政坛新星，有着似锦的前程。
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和经验极大地增加了张高波的自信心，让他对很多常人看来神圣不可接近的事情更能看淡几分，并看清本质。
证券市场的急先锋
1989年，是张高波人生的一个重要年份。当年，梁湘被撤销海南省长职务，担任秘书的张高波也受到影响。
“做省长秘书时，会有人低身下来帮你系鞋带，目的是请你帮忙在省长那里美言几句。他后来如愿升官了，但省长倒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碰到你的时候可以完全熟视无睹，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你。”张高波说，事实上，这前后两种做法都让他很难受，“我当时才20多岁，一个40多岁的，那么老的人，他为了讨好我，来帮我系鞋带，那是很难受的感觉，也是让我难接受的事情。但后来，他竟然可以把你当成空气，这也是让人心酸的，让我受到很大冲击。心想，人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这种年纪轻轻就大起大落的经历，让张高波对人生和社会有了很多的思考，也让他看透了很多事情。
幸运的是，他并没因此变得愤世嫉俗或者自暴自弃。“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抱怨他们没良心，另外就是去理解他们的行为，然后继续走自己路。我选择后一种。突然有一天明白过来了，那些人不围着你转，是因为他要生存，他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现在对他有用的人身上。他不再和你来往，并不是他对你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你已经对他没有用了。所以并不是他发生了变化，而是你发生了变化，你不再被他需要了。”张高波说，想开了以后，人就变得非常释然。
这种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突然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上，然后又突然被重重地摔下来，而且都是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这是很好的锻炼，提高了我在不同环境中认识和把握自己的能力，也让我学会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去看待社会和人，进而能更本质地看待一些问题，这也有利于我以后去开展更复杂的工作。”他解释说。
离任省长秘书职务之后，张高波曾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邀请，一个美籍台湾教授力劝他前去攻读博士，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经过很多事情后，更加觉得中国有很多事还需要学习，比如在海南推行的改革，很多时候都是有心无力的，我们的设想很美好，但真正实施的时候就发现，改革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多，并不是一个省，一个zf部门，或者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它受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因此我觉得自己还不应急着出国去，中国还有太多的事情，我还没有弄懂。”
当时，国内也正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让张高波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不久，中国开始搞股份制改革试点，我也到深圳、上海去看、去学习。了解学习之后，我立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事情，因此花很多时间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开始重点研究股份制和证券市场。”一段时间之后，张高波被任命为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政策处处长。有了这个舞台之后，他开始在经济领域生根发展，并且专注于股份制和证券领域，成为当时的行业先驱。
“投入最大的就是研究、推广股份制，争取在海南推行股份制。一次，我在《海南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整版，一万多字的文章，谈为什么要发展证券市场，为什么要搞股份制？引起很大反响。记忆犹新的是，因为当时观念还很落后，所以我还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解释说明这些问题。省zf在讨论要不要做股份制的时候，一个副省长问我，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搞了股份制不是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吗？现在想想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但当时确实是没办法回答。另一方面，一旦有了股份制，就有人靠资本获利，这也打破了按劳分配。所以也是很大的争论。因此，我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搞了股份制依然是社会主义。”张高波回忆说，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感觉到，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非常艰难，而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硬件的约束，而是思想观念上的软约束。
在张高波等人的推动下，省zf慢慢理解并支持了在海南推行股份制的一些想法，张高波于是借机成立了海南省证券业学会。“请一位领导担任会长，我自己担任秘书长。在我们的推动下，省zf又成立了股份制改造领导小组，由一位常务副省长兼组长，下面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做副主任。”之后，张高波的工作也发生变化，从省zf调任到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担任人民银行海南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以及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让他彻底转向了金融领域。
主管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之后，张高波代表人民银行配合海南zf致力推动证券市场在海南的发展，取得很好的成效。他们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发行了海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股票，而且推动建立了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张高波亲自出任理事长。发展海南证券交易中心时，张高波作为第一负责人，需要负责从宏观管理到组织实施的全部过程，其工作的复杂程度与成立并管理一个证券交易所不相上下。这对他来说，又是一种密集型的学习和锻炼，不但丰富了他的金融知识，也进一步培养了他对金融的兴趣。“制定交易监管政策、招聘、培训人员、指导监管市场运作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而自己当时也不懂很多的专业知识，只不过相对于别人来说，多懂那么一点点。所以整个过程中，都是现学现卖，摸着石头过河。”张高波说，这种体验也让他明白到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不在乎你真的是不是专家，关键是你要比别人多懂一点。尤其是在变革时期，你比别人多懂一点点，你就会领先于时代，就会被当成专家，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
在那期间，张高波显现出作为金融改革创新派的活力与能力，为了将海南证券交易发展起来，他们广泛地同香港等地的专家、行家学习交流，创新地引进和推出了很多项目。其中的一些项目，比如资产证券化等等，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新鲜的事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我们在1991年，1992年就开始做资产证券化了，比如房地产受益券等等，我们不仅制订规范的法规和发行指引，也有像交易所一样地集中交易。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致力给大家提供一个透明、公平的交易平台。”
也就是在此期间，张高波与现在的事业搭档——中国证监会第一任机构监管部主任、现任东英金融集团董事长张志平，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张志平也是一个创新派的金融家，当时，他担任海南证券公司董事长，曾首创中国首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以及中国首批老基金之一的富岛基金。张高波与张志平，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业界，一起携手推动了海南证券市场的发展，被人合称为主导海南证券业的“二张”。
除了做好眼前的业务外，张高波、张志平以及其他参与和关心海南金融事业发展的人，还深谋远虑，雄心勃勃，为海南规划着未来。
张高波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将海南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时候什么都敢想的，从全省来讲，是要做经济特区，办第二关税区。我们金融界呢，主要是希望发行特区货币，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现在看来，这是天方夜谭。但当时我们讨论得非常认真，比如海南要不要发货币？我们做了很多方案，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来人参加了讨论。”张高波回忆说，他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海南到底能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他们的答案是：能。“我们觉得，金融中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创造的，别人能创造一个金融中心，我们也一定能。”张高波笑着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的确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进军香港金融界
在金融界工作一段时间，特别是和香港市场接触增多之后，受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洗礼的张高波做了新的选择——到香港发展。
“当时经常问自己，是要继续做官？还是要从商，到金融界寻求发展？”张高波最终选择了从商。因为和做官相比，他更喜欢从商。他说：“一些经历让我对做官缺乏兴趣，做官很少能真正按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而从商却不同，怎么去想就可以怎么去做。经历过官场的起起落落之后，我也更觉得做官很不符合我的性格。”
张高波是一个喜欢合作，注重分享的人，而且生来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不喜欢一人独大，他喜欢成群结对，共襄盛举。他说：“我从小就特喜欢一群人一起做事，一个人做事是很孤独的。成功了，快乐只是你一个人的；失败了，痛苦也全是一个人的。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做事，成功了，快乐可以分享，失败了，痛苦可以共担。从做生意角度看，这是划得来的，快乐被两个人共享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享受100分的快乐，痛苦两个人分担的时候，每个人只需要分担50分。”
这也是他从商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商界才能达成他的愿望。“官场的竞争是很残酷的，权力不能分享，而且机会十分有限。一个位置要么你做，要么我做，大家都去挤那个独木桥，这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所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其他领域。商界则很不一样，它是可以分享的，一个生意有100块的利润，可以五、五分，二、八分，它总是可以分享的，可以分享就可以相融共生。而且，商界的机会很多，这个机会不行，还有更多的机会，并且，它还是没有疆域和界限的，一个生意做到全世界都可以，做到涉及各个行业都可以。”
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张高波说，他进入商界这么多年，从来都不觉得碰到过竞争者。“人家觉得我这样说很奇怪，但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觉得别人都是我的潜在合作者，像俗话说的，有钱大家一起赚。只不过大家各有长处，做事的方法也有区别。总体而言，都是合作者。”张高波说，“在商界，有本事的人不愁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个机会别人把握住了，你的机会还很多，所以跟谁都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宽广的发展机会，以及它的共享性与合作性。”
张高波决定到香港寻找机会，是因为他觉得香港的机会更多，而且下决心要从事金融事业。“要做金融就要到最适合做金融业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当时直觉就是要到香港，因为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而且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一定会越来越紧密。”
张高波是一个善于深谋远虑的人，他当时就已非常坚定地认为，“香港能不能进一步发展要取决于它能不能更好地为中国内地服务，当时我看得很清楚，香港要发展就必须为中国内地服务。为中国内地服务得越好，它的发展就越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高。我去香港做金融业，我就是要利用香港的优势，把握内地的商机。”
张高波从1992年年底开始进行市场调研。“首先去看哪些人是香港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然后一条一条地分析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在那几个月里，张高波“先是埋头看了一个多月的书，阅读了大量有关香港市场的书籍和资料，然后走访了大量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天天跟不同的人谈，商业银行的人、投资银行的人、基金管理公司的人、研究市场的学者，只要我能够动员的，我都动员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张高波弄清了香港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的特点，他发现市场上起核心作用的是两类机构，一类是外资机构，一类是中资机构，而且根据两类机构发明了一个车和司机的理论。
“外资在资本、规模、公司治理以及全球网络上很强大，他们统治着香港的市场。但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虽然他们已经开始雇中国留学生，但决策者还是坐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那些不懂中国的人。即使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不能和我们相比，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学生，没有对社会世态的认识。因此我形容外资大行是一部开到大中华的好车，但却被不认识路的司机驾驶。他们总是隔靴搔痒，来回乱转，没有清晰稳定的目标，有些大行就曾几进几出香港市场。虽然他们宣称自己有长期目标，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晕头转向。”对比外资机构而言，张高波认为中资机构则是“好司机烂车”。他们的领导人都非常熟悉中国市场，司机很好，但车太破，公司治理，分配机制等等都很落后。虽然从罗湖桥那边搬到了香港，但观念和做法还和在罗湖桥那边一样。而且，中资机构还有一个大缺点——经常换司机。这个人做两天，那个人做两天，一人一个套路，最后也是来回轮转”。
张高波说：“金融业是一个服务业，服务业是一个完全依赖人的生意。如果人总是换，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是不能始终如一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公司也谈不上可持续地发展。”
环视如今的金融机构，包括众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变更依然是如走马灯一般的频繁，这的确给公司持续地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张高波创立东英金融之后，刻意用心保持了公司人员的团结稳定，这成为他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基。东英金融从成立到现在的十几年里，高层人员的流失率为零，而且从来没有人主动离开，创造了业界的一个奇迹。“有了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公司才会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我们公司连前台接线秘书都十几年不变，10年前的客户到公司来她都认识，大家非常开心。因此公司的长期发展是要从各个方面去体现的，而且要有体制保障。比如说长期服务，人都不在了，怎么长期？”张高波强调说。
看清楚外资和中资的真实状况之后，张高波找到了自己的机会所在——既是好车又是好司机。他决定从投资银行起步，这是他分析之后做出的最现实的选择，这是他相对最熟悉的金融事业，是内地最需要的金融事业，也是最不需要大量资金就能启动的事业。
“具体地说，是要办一家由中国人创办和掌管，既熟悉中国又熟悉国际市场，而且以华人资金为主的投资银行。我们要承认西方的造车技术确实很先进，因此要在公司治理和业务发展方面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车造好，不要做成梁山伯的兄弟式管理。在司机方面，我们自己的出身就决定了我们一定会是‘好司机’。外资的优势我们要有，中资的优势我们也有，而他们的短处，我们尽量避免。”张高波说，调研结果告诉他，市场也迫切地需要这样的投资银行。“当时，内地和国际的差距太大，很多内地企业连财务报表都无法让海外的人看懂。国外的投行也不懂得中国企业的情况，常常一谈几个月还相互不知所云，觉得不可思议。这就很迫切地需要一批既能读懂中国又能熟悉国际市场的机构来担当一个沟通的角色。”张高波认定自己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于是全力以赴地实施计划。
但事情总是想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自己想的都是宏观的，宏观的都是对的。真正做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开始呢？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一，我没钱，没钱怎么做生意？最可怕的是第二，我不懂，那时候是真不懂，只知道做投资银行有这么多机会，怎么做？不知道。有的只是满腔热血，有的只是青春和决心。也想得很简单，无所谓成败，试一下，人生能有几次搏？看好了，就一定不要错过，大不了失败了重头再来，重头再来我也有的是时间。”他回忆说。
当时，张高波才28岁，充满了理想和激情，虽然时常被浇冷水，但他依然保持着大干一场的斗志和信心。“到香港调研的过程中，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个计划，他那时已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做替补董事，年报上都有他的名字，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很神气的，而且人家做的就是国际投资银行的事情，又在美国念过书。我跟他说我想创办一家投资银行。他一听，笑得背过气了。他说，搞投资银行要么你很有钱，要么你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要么你有网络有客户，你是什么都没有，怎么做？他觉得我这个计划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我告诉他，我的想法很简单——市场需要。他笑得不行，他说市场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觉得我的想法一点都不现实。”
张高波不觉得困难不可克服。“不会可以学，没钱可以找。而且，这刚好正是考验我到底是否适合做这一行的时候，如果连成立一个公司都办不到，那就真的不用干了，干起来也干不好。这样一想，事情变得简单了，我只做两件事就好了——找钱，找人。”
找人一起干是张高波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当时，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可以找出来一起创业的中国人并不多。但张高波却相对容易地找到了知己。“这真是我的幸运。是上帝眷顾我，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他感慨的说。
张高波找到的人是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他在牛津大学留学后回到香港，当时刚刚进入一家欧资投资银行工作。“我拉他出来聊，他刚上班不久，也不太懂。但他能理解我想的事情。我们俩在香港半山上，从中午一直聊到日落西山，聊到华灯初上，聊到万家灯火。”
“他当过兵，做事非常严谨，非常理性，什么都要从NO开始，反向进行慎密推理，直到各个漏洞都被弥补，才可行动。我觉得和他搭配，是很好的补充。因为我比较敏锐、灵活、激情一些，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很好的互补。”
超常理性的人一旦被一个新目标燃烧起来，其奔向新目标的决心也是超常的。一整天的脑力激荡之后，张高波将这位超常理性的仁兄燃烧起来了，并做出了要与张高波一起赴汤蹈火的决定。
“这哥们儿也很够意思，当天晚上就决定和我一起干。没过几天他就辞职了。他老婆还笑我们，就你们两个，也想开投资银行。”张高波笑着说，10多年前那激荡人心的情景，还在他笑声中清晰可见。
创办中国人的国际化投行
两个被认为开不了投资银行的人，就要开办自己的投资银行了。
张高波向朋友借了100万人民币之后，在香港中环租了一间70来平米，没有窗户的小房子启动了生意。“找了一位秘书，也没有牌照，就开始干投资银行了。租金、装修金再加上抵押金，一下就去了40多万，手里无粮，天天心慌。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有意思。”
有了立足之地之后，张高波开始和他的朋友一起谋发展。首先要取得营业牌照，二是要继续找人，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一箭双雕。“没有牌照做不了生意。我和这个哥们儿都是内地人，我们觉得要在香港做事，一定要找香港本地人，这样才能扎根。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找有牌照的香港人，一下解决两个问题。于是我们又去国际大投行里找人，这也是上帝的眷顾，很容易就找到了几个搭档，他们有牌照，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公司——东英金融。当我们注资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不用改了，因此一直叫东英。”回首当时，张高波最感慨的依然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他说：“人找对了，是最大的幸福。大家一合作就是十几年，至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时候并没有太多人让你选，能碰巧碰到这些人，是命运的眷顾。成功有一万个因素，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一直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原本都在国际大行工作，风光体面，生活稳定。就凭我虚无飘渺的前景描绘，就放弃一切和我一起创业，我很感动。如果干不出名堂，真对不起他们！”
张高波的时运也不错。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熟悉的海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找钱变得很容易，一些朋友突然间都很有钱了，我很快就凑到了不少的钱，把公司成立起来了。
但事情总会有曲折，成功总是不那么容易。刚刚出道，他们就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我们只能从股票分销商做起。第一单IPO承销是和新鸿基国际合作，为一间叫新鸿基可转换股有限公司发股票，新鸿基国际是保荐人，我们从它手里拿股票来卖。当时新鸿基国际很火，我们找到它的董事总经理提出申请。他问了一堆问题，最后让我承销3000万的份额，但先得把3000万现金放到他们的账户上去。”当时的3000万港币几乎是东英金融的全部家当，而且都是张高波四处借来的，将这么多钱投到一单生意上，风险很大。但为了把生意启动起来，张高波和搭档们决定冒险。“当时对我来说，把生意做起来很重要，于是我们把3000万给了他。新鸿基国际也一直说风险是很小的。他那会是老行尊，地位很高，我们也相信他。”
结果，张高波他们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比想象的还要坏。“开盘发现只有30%的认购率，3000万现金立即变成了股票，一上市就狂跌，一夜之间亏了一、两千万。”这对千辛万苦筹备公司，千方百计希望有个好开始的张高波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事情。“当头一棒，而且有种被欺骗的悲愤。一开盘，我就知道新鸿基国际完全是在骗我们了。但事情已经这样，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撑。”
这次失败差点让东英金融就此夭折掉，但最终它却变成了张高波和公司的一笔宝贵财富。“让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让我们学到很多经验。我们总结认为，失败的关键原因并不是被人欺骗，而是自己不够成熟，对市场不熟悉。比如我们对那家发行股票的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研究，像散户买股票一样，都不知道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冲着一个大牌子就奔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期间也有一些令张高波难忘的美好记忆。“在没有开盘之前，我们都是很兴奋的。特别当东英金融的名字第一次和新鸿基国际这样的公司一起出现在香港报纸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很神圣。”
“吉人自有天相”。张高波是命运很好的人。虽然路途中充满坎坷，但他总会在短暂的挫折之后迎来明媚春天。东英金融遭遇大考验的同时，也迎来大机遇。几乎在公司成立的同时，内地的青岛啤酒便宣告在香港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到海外上市的大幕。张高波成立公司之前就远见到的，香港服务内地的大时代也随之而来。因为早有准备，而且就是为此而来，所以机会来时，他们如鱼得水。
“市场开始重视内地，我们突然间变得很有价值，包括很多国际大投行都很愿意和我们谈。因为我们能读懂他们不懂的东西。山东一个企业，外资投行3个月搞不定，我3天就搞定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存在的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一家企业涉及到省zf、市zf、县zf、公司股东、财政税收，还有经营班子等各方面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但开会的时候，大家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他讲的并不是心里想的。外资搞不懂这些。这个是我们的长项，那里一坐，我就知道冠冕堂皇的他们在想什么，明白了他们的弦外之音，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很多企业遇到我们也格外亲切，有的董事长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就靠你们了，不靠你们靠谁呀？‘鬼子们’也和我们说不清楚啊！”张高波说，“要让两种不同背景的人有很好的沟通，并不只是翻译语言那么简单，而是要翻译两种文化。”
这正是东英金融独树一帜的核心优势。即使相对外资投行聘请的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依然优势明显。“这些留学生大多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最激烈的初步阶段，他们去国外时国内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他们十几年后回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10多年里整个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他们是空白的，所以和我们真正的本土人比总还是要差那么一点，总还是不很到位。”张高波说：“对于内地人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香港，对香港和海外的人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内地，这就是东英金融的优势，到今天依然还是。”立足这个优势，东英金融抓住内地市场赋予的机遇，迅速发展向前。
初期阶段，东英金融在专业经验上十分有限，但张高波带领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学习到大量经验，积累到众多资源，实现了一连串的突破。“从分销商到承销商，到副主承销商，到主承销商，到副保荐人再到保荐人，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没省，但都走得比较快。”东英金融也在一步一步中，从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变成了香港金融界无人不知的著名品牌。取得这些成就，则与张高波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舍得与人合作、分享的经营手法和理念有莫大的关系。
“挟客户以令大牌投行”就是张高波让东英金融快速成为香港主流市场一分子的创新之一。东英金融的核心优势之一是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建立并实现良好沟通，张高波将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至。通过这个优势，他让连担任企业上市保荐人资格都没有的东英金融，变成帮助内地企业选择上市保荐人的顾问。“最好的学习就是‘深入到敌人的内部’，怎么深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事情去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能得到很多企业的信任，所以我们先和企业谈好，和企业结成伙伴，然后和企业一起去选择大牌投行。这样一来，我们就间接地把自己变成了这些大投行的客户。”这种安排给东英金融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让他们和国际大投行有了平起平坐的机会。
“例如与洛阳玻璃合作，我就和洛阳玻璃的董事长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面试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他们个个西装笔挺地来了，说要如何帮我们做。我就去挑战他们，问很多问题，什么不懂就问什么？让我们学习到很多，比如怎样运作一个上市项目？怎样发股票？怎样定价、怎样推销等等，对投资银行各个环节都有了深入了解，有时候他们还相互揭短，让我们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们跟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好处，他们把股票卖给谁了，我们都是看得见的。而且，我们也确实能帮到他们，比如帮助他们向内地企业说明上市的要求及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等，最后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在我的商业里，合作永远大于竞争。”
在那期间，张高波带领东英金融做了多家内地企业的顾问，也打入了多家外资投行的内部，了解他们的文化、运作乃至客户网络。“我们还有意识地选择与不同的投行合作。英国、美国、日本、香港地区等，跟不同机构，不同人合作。深入后发现每间机构都不一样，我们对每间机构都研究分析、学习借鉴。在很短时间内把投资银行相关的各种事情摸了个清楚，而且是现学现用，这样学习来的知识和经验，也都非常扎实。”张高波说，当时，他们的心态也很好，“本来学习要付钱的，我们不付钱，还能赚钱，是带薪学习，所以很开心。”
内地企业在香港的上市以及其他融资活动带活了香港市场，也让东英金融度过了因首笔承销业务而导致的亏损危机，这被张高波视为幸运。“如果内地企业到港上市晚一年，恐怕我们的演出就会到此结束。那时我们常常计算工资还能发几个月，压力很大。内地企业开始到香港上市，让我们喘过了那口气。所以我一直对上天心存感激。”
危机之中的东英金融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就有能力运作一些大事情了，而且赢得市场的认可和信任，很容易就能找到客户。1994年，他们完成了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北大方正。这是香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红筹股，东英金融也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筹之父”，并开创了一条国企到港上市的新道路——将内地资产注入香港壳公司之后，以香港壳公司的名义在香港上市。
这也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独特案例。张高波回忆说“北大方正在香港的公司只是一个空壳，要把国内的资产注入才能上市，这若放到现在操作会很复杂，要各个部门批。那时没有。当时，北大给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写了封信，写了一大堆理由，但主要是想李副总理许可一句话：把方正集团相关电子业务划拨到香港方正。李副总理批了，我们就拿着批示，把北大方正做成了第一家红筹股。”
北大方正让东英金融真正在香港市场有了一席之地，这让东英金融比较顺利地度过了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内地加强对企业海外上市的控制之后所导致的市场萧条。“这个案例做完之后，香港一些中小公司开始信任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1995和1996年这两年期间，完成了多家香港本地中小企业的上市。那时候国内没有业务可以做，我们依靠香港本地中小企业扎根香港，又做生意，又学了很多东西。”
在此期间，不再有那么多内地业务需要亲自跑的张高波，还抓住难得的“轻松”，为公司的长治久安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部署。于1996年对公司完成了MBO收购，让管理层变成真正的主人，他在海南时的好友张志平也加入公司，与他一起开始了新的“二张”旅程。
MBO的安排为公司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MBO的第二年即1997年，大规模的红筹股又开始集中登陆香港市场。已经用两年多时间做了精心准备的东英金融紧握机遇，大显身手，一举完成了天津发展、中国一拖等许多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项目，公司的发展也因此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平稳地度过1997、1998年金融风暴的洗礼。“那时我们的成本很小，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一些积累，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活了下来。”谈到当时的情形，张高波总结说，能度过这些风波也与他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是他的性格有关。
张高波的性格是喜欢合作，共享。很多人发现一个机会，如果实力不够，往往会借钱去做，张高波不会这样做。“假如做一个生意需要1亿，而我只有1000万，其他人可能会借9000万来做。但我不这样，我是要找人一起干，他得大头都没关系。这样，赚的钱不全是我的，但风险也很低。”在发展东英金融的过程中，他即坚持了这一原则，“宁可把机会拿出来和人分享，也不盲目举债。”这种文化也是张高波从实践中学来的。“比如，当年和汇丰做北大方正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无论有多大的把握，都要把承销的金额分销一半出去。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政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风险控制，一旦发生风险，起码有一半的风险在外面。这让我明白到控制风险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就形成一个文化，再好的事都不借钱干。”
因为这样的坚持，当金融风暴袭来，包括当时被视为最成功华资投行百富勤在内的众多企业应声倒下的时候，无债一身轻的东英金融稍稍勒紧裤带一点，也就度过了寒冬，而且因祸得福。“一场风暴中，很多同行都倒下去了，这相当于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这也让我很深地体会到，什么是“危机”，机会蕴藏在危险中,有一次危险，就有一次机会。”
度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英金融快速发展成为了香港市场上当之无愧的、服务内地的头号华资投行品牌，而且是香港市场上唯一一间由中国内地人掌控的中型国际化投资银行。从成立至今，在投资银行方面，东英金融就成功为100多家公司提供了上市或集资服务，累计金额超过3000亿港币，其中包括多家大型H股公司和红筹股公司，如天津发展(882)、中国第一拖拉机 (038)、海南美兰机场 (357)、北大方正(418)及北青传媒(1000)等。此外，他们也参与了多宗上市公司的股票包销，并成功组织了多项衍生工具融资和银团贷款。
与此同时，东英金融还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从一间投资银行机构，迈上了一条成为国际化综合性金融集团的新征程。
发展国际化金融集团
2000年以后民营企业大量到海外上市的浪潮，给东英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而且间接地改变了公司的经营方向。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营企业，东英金融在业界创新推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服务模式——将向客户收取现金作为服务佣金的收费模式，改成让客户以部分股票作为服务佣金的收费模式。“很多中国民企都是缺钱的，即使有钱也是不愿意付费的。一般中国人的概念是，事还没成，你说两句话我就要付钱给你，很难接受。我们当时已经足够生存了，也不太在乎对方是否能马上付钱，所以想出一个这样的办法，创造了一个先河。企业与我们合作，不用付钱，我们帮他上市之后，他们给我们一点股份就好了，如果上不了，我们分文不要。”
这个创新受到极大的欢迎，而且大大拉近了公司和客户的关系。“这对我们有很多好处，第一，没上市之前承诺给我们股份的时候他们是很慷慨的，因为当时那只是一张纸；第二，一旦我有了股份，也就成了股东，这样，我们的利益就很一致了，坐在一条板凳上了，事情就好办很多。”张高波说，“所以我和大家说，我不喜欢谈判，我喜欢合作。我的专长是投资银行，你的专长是经营企业，咱们应该联手到市场上去发展，而不是总在谈判。我们只谈一次，你觉得该给我多少你就给，而且你放心大胆地把事情交给我，因为我只有把事情做好，那张纸才能变成钱。”依靠这个模式，东英金融成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很多好的企业上市后，股价都涨得很快，我们的股份也很快变成远远超过佣金的大钱。”
对于业界来说，东英金融所做的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创新。为什么其他的同行不能这么做呢？在张高波看来，主要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大部分投行家都是打工的，他们很多时候连自己明年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他今年一定要向你收现金，因为年底他要靠这个来算奖金，而且万一你上不了市，他就要白干。再说，投资银行部没办法计算股份的价值，那是投资部门的事。投资部只能用现金来衡量业绩。所以我们的这个方式人人都认为它好，但他们都做不了，不好执行。我们能做，因为我们管理层就是老板，这也是1996年完成MBO带来的好处。”张高波说：“所谓着眼于长远利益，必须在制度上能保证。民营企业是最重视长期的，因为企业是他自己的。”因为有创业的经历，张高波在和民营企业家交往的时候，也更能找到共同语言。“大家都是企业家，你所有的心路历程我都感同身受。因此很容易就能说到一起。天同此理，人同此心，虽然不是一个领域，但做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
随着与各类企业的合作增多，所持有企业股份的不断增加，东英金融的经营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步由一间单纯提供服务的投资银行，转向了兼顾投资银行业务与直接投资业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虽然我们没有掏钱出去投资，但我们相当于把钱变成了股份。”
2000年以后，香港市场整体向好，东英金融用佣金换来的股份也随之暴增，成倍数地就赚到了大量利润。有了更强的实力后，东英金融开始将直接投资发展成自己的一项重要新业务。
“用佣金换股权的过程中，我们对内地企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在既懂中国国情又懂海外市场之外，多了一个既懂投资银行又懂企业管理，综合能力因此变得很强，也开始专门找一些投资的机会。”2003年、2004年，张高波研究市场后发现，市场对原材料公司的估值太低。“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对原材料有巨大需求，企业已经感觉到原材料短缺了，但资本市场没有任何反应，很多原材料上市公司的股价都很便宜，江西铜业等等很好的上市公司才1块多钱一股。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发现到这个差距之后，张高波开始在国内寻找相关的投资机会，并于2003年以约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河南豫联能源集团78.8%的股权，同时成为豫联控股上市公司——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河南豫联能源集团（以下简称豫联）是河南的著名企业，其上市公司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是以电、铝、铝深加工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于2002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核准制下河南省首家上市企业，但当时因资金瓶颈发展缓慢。“我们分析后发现这个企业项目好，团队很好，缺资金。资金刚好是我们的强项。因此我们决定收购进入。”之后，东英金融帮助中孚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为其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将其从一个陈旧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公司治理良好的中外合资企业。
经过这些努力之后，豫联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产能和效率都得到大大提高。电解铝产量由2003年的6万吨提高到了31万吨，配套发电量由当时的10多万千瓦增加到了近百万千瓦。为将豫联真正发展成世界级企业，东英金融还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引入中东欧最大电解铝企业——马可工业集团（MarcoGroup）成为战略合作伙伴。马可工业集团进入后，为豫联带入先进的管理和全球化发展蓝图。东英金融紧接着将其持有的豫联股份与马可在欧洲的业务合并，并将新合并的公司于2007年8月2号在伦敦上市，成为全球第10大电解铝企业。
张高波预计，以目前的速度，公司还将在未来两三年成为全球前六、七大电解铝企业之一。“现在公司已变成一间彻底的国际化企业，9个董事来自8个不同国家。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怎么思考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非常有趣。”张高波强调说，他一直对从事的事业充满兴趣，并且享受着做事的过程。
豫联的投资给东英金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4年前，他们用3亿多拥有了中孚40%多的股权，4年后，中孚市值近200亿元人民币。仅这一项，就足以令东英金融鼎立于香港华资金融机构之中。
在发展豫联的过程中，东英金融还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集团。收购豫联的当年，东英金融的成员公司——正奇投资有限公司便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2007年6月5日，东英金融的全资子公司东英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动用5个多亿港币从哥本哈根机场收购了香港上市的海南美兰机场的20%股权，解决了中外方多年未能解决的合作问题，资本市场对东英金融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东英金融进入美兰仅仅几个月，美兰机场的股票就从4元多涨到12元。海外投资者相信，东英金融的参与会把美兰做得更好。到目前，东英金融已成为集全面企业融资、财务顾问、证券经纪、基金管理和直接投资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式金融机构，并以傲人业绩成为亚洲金融市场的耀眼新星。
合作、和气生财之道
张高波是一个和气生财的模范，他总是笑嘻嘻地看待这个世界，总以包容心看待自己的事业，自己身边的人以及自己遭遇的公平与不公，顺境与逆境。这是他能够取得今日之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10多年来，东英金融的管理层人才流失率一直为零。这在人才流失特别大的金融界是一个难得的奇迹。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东英金融的体制有关，但关键因素恐怕要归功于张高波作为公司创办者，所一直坚持奉行的合作、分享与和气的理念。
“事实上，我们管理层之间经常对同一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是，我并不以创办者的身份去抵制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这都是很正常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有不同意见的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与我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张高波还有一套要求自己接受不同意见的理论，“基本逻辑是首先假设跟你打交道的人都是聪明人，因此，他们所说的意见，起码值得你去倾听。”张高波说：“跟你一样聪明的人，做出一个和你不一样的判断，一定有他的道理。你认为他是错的，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道理在哪里。社会是复杂的，一个事情做出去什么后果都会有，想要不碰壁，就要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如果自己身边的人都不明白，出去以后也一定有人不明白。因此，我很喜欢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这些人的想法会帮助我完善我的想法。”
为尽量少犯错误，东英金融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里面包括性格完全相反的人。很多时候，一个同事兴高采烈地说一个事情，另一个同事马上就一瓢冷水泼过去。”作为公司最高决策人，张高波在这之间，更多的是扮演“站在中间”的角色。“用很多时间去考虑，怎样取得平衡。”他认为，企业要讲和气生财，和气体现在友谊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而在决策过程中，一团和气则不一定是好事。“公司必须有不同意见，一方面需要一些敢想敢干、有创新精神，凡事往好处想的人；一方面需要一些理性冷静，凡事往坏处想的人。”
张高波笑言，他当初下海办公司就是敢想敢干，凡事往好处想的使然。“有人问我为什么敢下海创立公司，我说很简单，因为我无知！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年轻时就是靠这种敢想敢干和凡事往好处想的精神，才做了一些事情。”东英金融成立之后没犯大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总会被人泼一些冷水，并且善于自制的结果。“敢闯敢抓机会的另外一面，往往是对风险控制得不够，因此我希望能够配制一些人，在我冲动过头的时候把我拉回来，揪住我，不让我走得太远。虽然有时候很烦人，你刚说个事情，他就给你顶回来，但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形成一种文化，凡事三思而后行。”
张高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缺点，而且懂得约束自己，有很强的自制力。公司成立的第一天，他就订立制度，“如果只有我的签字，一分钱也不许从公司拿走。”他回忆说，那时，他看到中关村很多兄弟伙企业发展起来后因为利益关系分道扬镳，所以一开始就在制度上保证自己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光来自五糊四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公司好。公司要好，就要有长治久安的制度作保证。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引用西方的管理架构，每一个董事都独立和连带地对公司负责；一开始就杜绝山大王的情况发生。”
依靠这种注重合作，尊重他人的理念，张高波不但创造了与张志平十几年如一日，和和气气一起赚钱谋事的搭档佳话，以前人称“二张”为“黄金搭档”，现在人称“钻石搭档”。与此同时还创造了十几年如一日与香港本地团队保持良好友谊的佳话。这让他感到非常自豪。“我跟香港本地同事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在一起十几年，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原则上的不和，或者对公司有不良的居心，虽然经常有吵架，但大家都对公司很有感情，相互间也很有感情。”
张高波说，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有与人合作的心态。“在时代飞速进步的今天，没有人是全能的，大家必须合作。”他也坚持认为，商界没有根本不能合作的人。他说：“大家生来都是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特别是在商界。权力上大家都不追求，经济利益大家可以共享。做到一定的程度，企业家的成就在于把事情做得漂亮，而且懂得奉献社会。”张高波认为，一个企业家不能只知道经济利益，也应该追求把事情做好，享受做事情的过程，并在此间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事情做好了，钱自然就来了，钱只是一个附产品，它不是一个目标。”
年轻岁**历的起伏让张高波养成非常平和的心态，也让他更加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这是他能够保持平和的原因。“一定要尽量理解别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别人背后的原因，才能知道事情的本质。”张高波笑着说，即使有人伤害了你，瞧不起你，你也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就像我当年理解那些一旦我不做省长秘书了，就立即不认识我的人一样，你一定要去站在别人的立场看自己。当你了解他们这样做的背后原因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就会很释怀了。”张高波强调说，“不生气很重要！”现实中，他是一个很少发火的一个人。他认为，不生气是一种重要的修养，要修好这个功夫，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
东英金融刚刚成立的时候，张高波和同事们到企业洽谈业务时，往往被企业的财务总监等有关人员带有轻蔑性的发问：你们公司有多大的资产规模？你们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案例？你们什么都没有做过怎么能做得好？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后，张高波的一些同事往往会骂人，认为人家是故意刁难自己，并且显得很沮丧，很生气。但张高波格外看得开，“我就和大家讲，他们都是奉差办事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按照程序办事。即使我们被刁难了，不要生气，要想其他办法解决问题。”因此，每每在财务总监那里碰壁之后，张高波都会找企业的一把手再次推销自己的公司，而且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我一上去就会开门见山地和他讲，你的企业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会玩儿命地给你工作的，因为现在正是我要发展的时候。”
张高波的内心始终充满阳光，所以他能始终微笑地面对生活、工作和人事。“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永远是好人多，而且没有天生的坏人。有人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就想，哪有那么多人值得防？如果要防，那么多人你怎么防得过来。因此我总是以朋友心态对待每一个人。即使有人伤害我，我也相信在伤害我的人里边，有99%的人并不是针对我，他也许是为了求得自保而不小心伤害到了我。”张高波也将这种思想带到公司，让公司更加和气。“不要老觉得人家是针对自己的。公司上上下下能够这么多年友好地合作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道理。相互之间不管说出什么话，哪怕是很伤人的话，大家都相互相信，这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工作的，都相互相信，别人不是故意的，而是无意的。”
张高波认为，人要修身，必先修心，而修心是很内在与自我的事。因此，他并不赞同人的心智能力仅仅通过拓展训练就可以提高。“这是点点滴滴积累出来的，就像我当初突然从被人求变成求人，这种冲击不是可以人为设置出来的。修身养性，需要在生活、工作、家庭、社会等各个层面去练习。”张高波喜欢把修身融合到生活中。“以前很喜欢打网球，把膝盖打坏了，医生不让再打了。怎么对待？有的人难受，我不难受。我认为这是好事，提前暴露了问题。而且，我还找到新的乐趣。以前在户外运动时，我最讨厌健身房，觉得那里很没意思，现在不一样了，腿坏了我必须去健身房。这一下，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偏见，因为真正投入之后，觉得健身房也其乐无穷。”
将无趣变成有趣，在无趣中发现有趣，比如把无趣的人，无趣的事，变成有趣，也是张高波能够保持很好心态的因素。“很多朋友知道我在健身房健身之后，都问我，这么枯燥的事情怎么能坚持下来？包括每次出国路演，我都比他们早起一个小时去锻炼。大家问我怎么能坚持下来？我告诉大家，这么枯燥怎么坚持下来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枯燥，一个是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我能坚持下来的理由是，我不觉得枯燥。”张高波说，从户外运动转入户内运动之后，他给了自己一项新的人生修炼——不把任何事当成枯燥。“之所以你觉得枯燥，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它的乐趣。你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健身房里的人，都是聪明人，他们天天去，一定有道理。“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要武断地判断任何事情。”他特别强调说。
张高波是一个至今充满童心的人，笑起来也充满童真。虽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工作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不管有多忙，只要不出差，晚上都坚持回家吃饭，周末几乎全都在家。虽然工作的时候他非常拼命，但他坚持认为：“如果只有玩命的工作，不知道享受家庭的幸福，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
展望公司的未来，张高波特别看好内地资本“走出去”和直接投资两大领域，而且希望将两大领域结合起来发展。他说：“我们始终是背靠祖国，服务祖国。过去，我们致力将海外资金引到中国内地，现在我们有新的使命，将中国资金带到海外。”张高波认为，中国资本一定要“走出去”，在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东英金融将继续以独特的优势服务好市场各方。他将东英金融比喻成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多孔插销”，“中国人插上去，可以变成国际制式，外国人插上去，可以变成中国制式。”
他说：“我们在海外积累了很多投资经验，对海外市场很熟悉，正好可以在帮助中国资本‘走出去’方面贡献力量。比如，协助国内企业到海外去收购与兼并，与国内同行一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等等。我相信中国人帮助中国人理财，一定不比外国人差，所以，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这将给我们提供无限的商机。”
而且，他将继续发挥合作、和气生财之道，好好把握这些机会。目前，东英金融已与内地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商讨合作，“希望一起出钱设立海外机构，他们到国外去需要有人引路。我们愿意当这个引路人，愿意把自己当成内地同行在国外的一个亲戚，一个专业的亲戚，一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亲戚。”张高波说，东英金融有足够的实力和经验和任何机构开展合作，共同发展到国际水平。
除了在中国内地寻找合作机会外，张高波也在海外寻找机会。“中国有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一旦中国银行业允许卖外汇产品，它们是没有外汇产品可卖的，而且根本竞争不过有国际业务的大银行。但我发现，欧洲有很多很好的中小型的银行，他们有很好的产品和服务，但缺乏新增的客户。因此，我们准备在欧洲收购中小型银行来与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形成战略同盟。欧洲有很好的平台，中国有新增的客户，结合起来，一个新的大市场。”
对于这个计划，张高波不只是说说而已。2007年11月，东英金融已经为其上市的成员公司东英金融投资(1140)注入大量资金，目的就是启动该项计划。“第一阶段先放1亿美元在里面，目标是在几年后做到几十亿美元的规模。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平台去投资金融机构，比如与别人合资成立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等等。”东英金融的计划是，将这家上市公司1140发展成为专门开展金融投资的综合性投资集团。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东英金融将成为中国人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一面更加飘扬的旗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金融业争得荣光。
发展一间中国人的、受人尊敬的国际化金融服务集团，这也是张高波的梦想。和10多年前决定创办一间中国人的，受人尊敬的投资银行一样，他对这个新的梦想充满着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