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它给不少人（包括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人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人”二字，或曰礼教“吃人”，或曰仁义道德“吃人”。其实，《狂人日记》中“吃人”二字，其内涵要比上述印象以及建筑在这种印象基础上的理解丰富得多，也要复杂得多。
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人留下的“礼教吃人”的印象被放大，与吴虞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就叫〈吃人与礼教〉，是读了〈狂人日记〉之后写的。吴虞在这篇文章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在文章结尾时又说：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的这篇文章，是由鲁迅的〈狂人日记〉引发的，吴虞对于礼教的这种认识，却并不源于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在1915年7月，他就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着重对礼教中的“忠孝”二字予以猛烈的抨击，在当时也可谓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吴虞将“吃人”与“礼教”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与鲁迅〈狂人日记〉之原意并不完全一致，有过于极端之嫌，却也有闪光的真理。如今，有人为鲁迅开脱，说提出“礼教吃人”的不是鲁迅，而是吴虞，这话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以此为鲁迅“开脱”，却是没有必要，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表达的意思，即使现在看去，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有关“吃人”的那段话，应当有这样三个层次。
其一，中国“古来时常吃人”而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这并非就是礼教“吃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其“日记”中，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吃人”的例子，一是《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的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易子而食”；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说的“食肉寝皮”（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以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等杂文中都曾说到“食肉寝皮”，可见印象之深）；三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四是“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五是徐锡林（麟）的被吃；六是“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所有这些“吃人”的实例，大概都是从每页都写“仁义道德”的字逢里看出来的。只是“狂人忆中有误”，才将易牙“蒸其首子（应为子首）而献之（齐桓）公”说成了“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又将唐代《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误为明代《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这些因为出于小说人物之口而有些“变形”的史实，未必都与“礼教”有关，例如易牙将自己的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未必就符合孔子或儒家的主张。但《论语》没有提到此人此事，《孟子》虽然说到此人，说的却是他的烹调，至于他的那件灭绝人性之事，连提都没有提及。这可以说是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吃人”。
其二，是那些“吃教”的人，借礼教之名“吃人”，这也不是礼教“吃人”。
这样的人，也就是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说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人，他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被孔子称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齐桓公，周襄王拿祭肉给他，说他年纪大了，不必下拜尽君臣礼节。他与管仲商量后，还是下拜尽了君臣礼节，从这一点看，此公似乎也讲“礼教”，然而，易牙的儿子却是给他吃了的。一个是“以太牢祀孔子”的汉高祖，吴虞称他为“崇儒尊孔的发起人”，然而，正是这个汉高祖，“诛粱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醢”是古代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这位“崇儒尊孔的发起人”对彭越用了这样一种酷刑之后，，不但自己吃用人肉剁成的肉酱，还要让他的诸侯们都尝尝这种肉酱的滋味，大概也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然，这都是“礼教”的旗号正式打出来之前的事，虽然也都与“礼”有关。“礼教”的旗号打出来之后，这样的事只会有增无减。鲁迅很熟悉的魏晋名士嵇康，就是因为钟会打了小报告而被害死的，这小报告中有一条罪名，就叫“害时乱教”，此“教”不正是“礼教”吗？然而，被嵇康目为“礼法之士”的钟会，又哪里就真的信奉“礼教”？倘若钟会真的严守纲常名教，日后会落到那个下场？当然，钟会还只是“吃教”者中的想当权势者的人，至于“吃教”者中处于权力顶层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权势者们之“吃人”，更是怵目惊心。那个采用董仲舒之“八字方针”的汉武帝“吃”了多少人谁能说得清楚，不是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太子呢——都被他“吃”了吗？那个“效周公辅成王”的朱棣，即日后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亲自为之制序的永乐大帝又“吃”了多少人，那些个真正信奉礼教或纲常名教的，不是都被他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吃”了吗——有的如练子宁被割了舌头，有的如铁玄被投入沸腾的油锅之中，那个“读书种子”方孝孺，还被灭了十族。
其三，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确实也有“礼教”本身吃人的一层意思。这样的实例，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此说其实也是于史有据的，就是出于宋代的“割股疗亲”——“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出于《二十四孝》的，则是“郭臣埋儿”。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的“表彰节烈”，即表彰那些为丈夫或未婚夫活着守寡或死去尽忠的女子。如此鼓吹孝道，表彰节烈，颇似衍太太之所为，明知小孩子在寒冬季节吃冰会肚子疼，却鼓励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明知小孩子打旋子旋得多会跌倒。却鼓劲说：“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让子女为“孝”女子为“贞”而走上一条死亡之路。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中所举礼教“吃人”的臧洪与张巡两例，则是为“忠”的了。臧洪是汉末之人，在袁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之时，他居然“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后汉书·臧洪传〉）张巡是唐代睢阳守将，在“城中粮尽，易子而食”之时，“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以此为榜样，“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样血淋淋的“吃人”事迹，明明白白是在“礼教”的旗帜下出现的，还写入了《唐书·忠义传》。“礼教吃人”，当然也是通过具体的人去“吃”的，这是被“礼教”控制了的人，他们既“吃人”也被人“吃”，而这“吃”与“被吃”，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狂人日记》中的“我”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了……/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我想，《狂人日记》中说的“吃人”二字，应当从上述三个层面去理解，才是完整的，符合鲁迅的本意，而且无可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