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战白山黑水，14年未被日寇剿灭的东北抗联的英雄李兆麟将军，在日本投降的日子里，却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谋杀。这一谋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女特务孙格玲，及策划此事件的主要头目时任哈尔滨市警察局长的余秀豪及特务头子何士英漏网，后逃到台湾，致使事件的档案不够完备，一些细节多有出入。
当年，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1945年，苏军管制时期，李兆麟曾任滨江省副省长。国民党接管后，李兆麟辞去滨江省副省长职务，专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民族英雄惨死于战争胜利之日，举国为之震动。但当时司法等部门多控制国民党一方手中，致使侦破此案困难重重，凶手逍遥法外。直到我军于1946年4月28日进驻哈尔滨，部分凶手才相继被捕归案。
哈尔滨的作家唐飙去年出版了围绕这一事件的传记文学《谋杀1946》，最近一家影视公司还签约了这部传记文学的影视剧本改编权。唐飙说，李兆麟的名字从小就根植在我的脑子里。寻根的渴望使历史对人永远有奇妙的诱惑力。
唐先生的书偏重于文学的描述，但其中的主要事件却是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的。关于李兆麟遇难的前后过程，唐先生特别谈到了当年李兆麟的同事，曾任李兆麟领导的滨江省实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机关报《北光日报》社社长马英林的回忆文章。马英林解放后在黑龙江大学任教。事件发生的环境他是亲历者，且有较深文字修养，因此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生动的描述。本文以这篇回忆文章为骨干，叙及其它不同说法，重现当年事件的过程。
黑名单上第一号人物
国民党特务机关“滨江本组”，还在国民党未接受政权前，即开始预谋杀害时任滨江省副省长的李兆麟。其时，受戴笠指派潜入哈尔滨“滨江本组”组长名叫张渤生，他拟定的暗杀黑名单，排在第一号的就是李兆麟。理由：一是因为李兆麟名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际是共产党在哈尔滨举足轻重的大头目，要往共产党致命的地方捅；二是因为他虽然是共产党，但不是关内来的，理不是延安派来的，杀了他可能引起共产党内互相怀疑，挑起派系纠纷；三是因为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与苏联关系密切，杀了他，还可能挑起苏军对延安派的怀疑；四是杀一儆百，而且有利于策反其他共产党人，特别是东北籍的干部。
自1945年lO月起，“滨江本组”在张渤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谋杀李兆麟的行动。同月，特务阎钟章探悉李兆麟将赴道里四道街独一处饭店参加宴会，即率直属行动队成员乘坐雇用的汽车前往，埋伏于饭店附近，预谋将李兆麟绑架后劫至江北杀害.11月，阎钟章又探悉中苏友协全体职员将在道里某饭店宴会，即派与该饭店熟悉的特务宫振宇持毒药氰酸钾锂进入厨房，试图投毒，但因宴会取消而再告失败。12月8日，张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动的情报，即亲率阎钟章埋伏于中苏友协右侧的水道街(今兆麟街)，行动中，求功心切的阎种章误将体态相貌都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枪杀。
李钧被害事件后，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决定为李兆麟配备专车，凡出门时必乘汽车。随后，特务们又策划侦察李兆麟所乘汽车的行动路线，企图制造“交通事故”，以达到或用车撞、或迫使汽车停下后趁乱枪杀的目的，但因司机卢德才不断改变行车路线，特务们无所适从。特务们又派遣特务打入中苏友协伺机行剌，但因中苏友协防范严密，均告失败。
一次，特务侦知李兆麟将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剧场集会上讲话，即令刘文升混人会场，拟在报告结束时突然拉下电闸，乘乱行刺，但等刘文升拉下电闸时，兆麟已离开会场。此后，特务们又搞到了两次由李兆麟主持的内部会议的情报，但这两次会议一次变换地点，一次时间提前，特务们又空忙一场。最后，特务们甚至想乘李兆麟参加“接收大员”举行的各种会议或宴会时动手，终因担心误伤“接收大员”而未成。
阴谋一再破产。就在张渤生决定返回重庆时，苏军于1945年12月24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将其逮捕，查获张随身携带大量情报。在一系列反苏行动中，苏军已侦知到张渤生的真实身份。“滨江本组”遭重创。
女特务“柳芭”
1945年12月26日，军统特务少将余秀豪以哈市警察局长的身份，随同市长杨绰庵到哈接收。余秀豪重新审查了张渤生主持制定的几套暗杀方案，指示特务：“考虑干掉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一是要利用他与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干掉李兆麟，绝不是一件杀了人就了事的事，还必须干得人不知鬼不觉，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火引到国民党身上来”。何士英对阎钟章、刘文升等人说：“对于干掉李兆麟的事，我和余局长正在酝酿一个好方案，他们暂时不要乱动，听候我的部署。”
所谓“正在酝酿一个好方案”，就是特务了解到李兆麟光复前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认识一个有白俄妻子的山东人，他曾经掩护过李兆麟，为抗日联军做过工作，后来被日寇逮捕杀害。他抛下白俄妻子和一个女儿名叫柳芭。余秀豪、何士英便利用这条线索，找一个年轻的女特务假扮那位烈士的女儿柳芭，靠近李兆麟。
这位女特务就是孙格龄。孙的父亲是山东掖县人，母亲是沙俄高尔察克一个上校军官的女儿。伪满时，孙毕业于哈尔滨女一中，曾嫁给一个日本职员。“8。15”后，在国民党哈尔滨市政府担任资料保管工作，因会俄语，常为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做俄语翻译。兆麟每次和杨接洽，都是由孙格龄负责联系，孙实际起着杨的秘书作用。
1946年时，孙27岁，长得高个儿，方脸盘，大下巴，典型的俄国式鼻子，一双混血儿眼睛，黑头发，白皮肤，容貌一般，表面庄重。她穿干净朴素的学生装，扎发辫，腋下夹着《大众哲学》之类书刊，装做倾向共产党，拥护中苏友好，经常讲些钦佩共产党，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腐败作风不满的话，不久，孙格龄骗取了中苏友协组织的信任，钻进友协成为会员。1946年1月，宋美龄到长春慰劳苏军时，松哈妇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长春“谒宋”，代表团中有中苏友协成员，也有孙格龄。
因为“柳芭”这样的特殊身份，赢得了李兆麟的信任。李兆麟接触孙龄恪也为获得杨绰庵的情报。
谋杀发生的前后
1946年3月8日上午，李兆麟出席了在道里光明电院召开的纪念“3。8”妇女节和松哈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市长杨绰庵和省主席关吉玉都到会，李兆麟也讲了话。会间，孙格龄以工作人员身份，为出席大会的领导点烟倒茶。她给李兆麟倒茶时，约请李兆麟会后到家里去。李兆麟说没时间，答应明天下午去。这样，3月8日潜伏在水道街9号楼周围和室内的特务白等了一天。
关于约请李兆麟到家里去的具体理由，马英林的文章认为：一是孙称母亲要求见李会长，一是她有国民党的重要情况相告。
另有材料称，孙是以杨绰庵要与李兆麟私下会面，就哈市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为理由，请李兆麟于会后前往水道街9号。李兆麟当天活动已有安排，即予谢绝。孙格龄又于午后给李兆麟打电话称事情紧急，请李兆麟于明日下午一定前来，这更加重了李兆麟对这次“重要谈判”的错觉。
孙的这个“家”，开始安排在马家沟河沟街10号一座小楼，经何士英检查，认为不能用。一是房间中国味太浓，不像“二毛子”住的地方；二是楼下是派出所，虽说警察归余秀豪掌管，但终有不便。最后安排在道里水道街（现兆麟街）9号，一所三层楼上。四室一厨。水道街9号距中苏友好协会很近，容易骗李兆麟前来。
1946年3月9日上午9时，李兆麟穿着妻子金伯文熨好的衣服离家，乘车来到中苏友协办公室批阅文件、接待客人。下午l点，他来到南岗车站街(今红军街)l号参加市委会议，3点半他向市委书记钟子云报告事先安排了一次会见，经允许后离开会场返回中苏友协，行至地段街，车子发生故障，由司机卢德才和警卫员李桂林修理，恰逢《哈尔滨日报》社长唐景阳乘马车路过，李兆麟即同车返回中苏友协，当时已近4点。李兆麟临行前叮嘱秘书于凯：“我到水道街九号去，李桂林回来后，你告诉他，我到水道街九号去，那个地方离华丰楼不远”。之后，便出门向距离仅百米的水道街9号走去。
当天中午，何士英(到场后立即离开，以电话遥控指挥)、阎钟章、李剑星(又名李上士、李中士)、马建胤、刘希贤、刘明晨、刘文升、阎力维。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等相继赶到水道街9号。在何士英的指挥下，刽子手们按早已确定的分工各司其职，刘文升将毒药掺人开水，阎钟章、高庆三、孟庆云持短枪匕首潜伏在厨房里，其他特务负责警戒，刘希贤还利用朋友关系，与驻扎在水道街9号对面哈一中的“铁石部队”联系了接应配合事宜。
孙格龄在客厅里“迎候”李兆麟。待李兆麟到达后，孙格龄一面“热情问候”，一面“献”上准备好的含有氰化钾的茶。称母亲刚刚服药睡下，请李会长先喝杯茶。李兆麟饮下后问：“水咋这么咸？”又说“头咋这么晕？”孙格龄见状已知药力发作，忙向厨房大喊事先约定的暗号“再换一杯吧!”然后即下楼逃走。
厨房里的三名刽子手随即冲人客厅，举枪喝令李兆麟“不许动!”此时李兆麟尚有知觉，以最后的力量和凶犯进行了短暂的搏斗，双手被刀割伤多处。高庆三用匕首连刺七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李兆麟惨死时只有36岁。
行凶后，阎钟章指挥凶犯将李兆麟身上的手枪子弹搜走，又用李兆麟的军大衣盖住头部，将遗体拖至里屋床下。然后将门锁好，去找阎力维一起准备碎尸沉江以灭迹。这时，李桂林已修好汽车返回中苏友协，受于凯嘱咐来接李兆麟，在楼梯上与阎钟章等不期而遇，并询问他们：“看见一个中高个，身材魁梧，穿大衣的人没有？”
据阎钟章供认：“刚刚杀完了李兆麟，负责卸尸的阎力维还在外边警戒没有进来，我们去找他，一出门就碰到李将军的护兵李桂林，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因为我跟踪李将军很久了，一见到他，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让孟庆云他们离开，别的什么也顾不得了。我知道李将军是从苏联回来的，一旦暴露。老毛子决饶不了我们。”
当晚11时，苏军将水道街一带包围戒严，全面搜查，虽因停电而暂时中止，但也挫败了阎钟章等匪徒第二次毁尸灭迹的计划。
3月10日一早，苏军开始了对水道街的进一步严密搜查。余秀豪与何士英全力筹划掩盖罪行，决定暂时稳住孟庆云，必要时用以作替罪羊，转告其他凶犯：要隐藏好，实在不行就自裁，谁要暴露了机密祸及全家.在余秀豪和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刽子手逃离了哈尔滨。
余秀豪为敷衍各方，于10日下午派出警察参加搜查。当时以督察长身份打人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马亮参加了搜查，并在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1946年4月28日，我军进驻哈尔滨。公安局立即发出了捕获刺杀李兆麟将军案犯的通缉令。参与这次谋杀的大部分被捕案犯被处决。主犯孙格龄、余秀豪和何士英逃到台湾躲过了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