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让男人看了愧疚你句子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沂蒙山女人 2012-10-13】

信任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每个中国人感同身受。因为信任危机,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

信任是相信并敢于托付。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社会的转型对信任重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何以舒缓失信带来的社会集体焦虑?什么才是我们共同热盼的社会信任?

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气做事,也许信任会更多一些?

9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一项调查显示,在“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是我们“最信赖的人”。而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前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而今年,“配偶”由前两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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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优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信任危机正在一步步侵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能够相信谁?

调查:四成受访者信任的人不超过三位

今年对人际信任范围的调查中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有4~6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1.6%;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21.0%。

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去年,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8.3%,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31.4%。

为何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告诉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父母、配偶都属于亲密关系,属于一种自然的情感,也是最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并且这种信任是纯粹、无条件的。

朋友、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在认同的互惠原则基础上解决问题,信任便是无效的。

“从人际信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鞠春彦博士认为,“九成人最信父母”的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的受访者,除了父母之外,朋友层面的人实际上可能也被排除在“可信任”之外,更不要奢谈“生人”之间的信任了。

危机:失信引发集体焦虑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

近些年来,“杀熟”的现象多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关系纠结等,都对传统关系中的信任提出了严峻挑战。

陌生人不可靠,商人不可靠,媒体不可靠,慈善不可靠,组织也不靠谱。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社会系统,我们都保持怀疑。

由此延伸,我们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专家辟谣基本等同于证实消息、老人当街跌倒无人敢上前搀扶、事故调查背后仿佛总有不能说的秘密、对乳制品质量的不信任甚至催生了洋奶粉代购行业……由于“逢事必疑”,我们或许规避了许多风险,但也丧失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有人说这是一个“我不信”的时代。

信任是我们对他人善意的一种期待。信任他人才能实现有效交往,但是也代表着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交付他人,决定与结果之间的时间差,使信任具有一定风险。我们处处设防,或许减少了一些损失,却降低了更多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信任缺乏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社会因此而集体焦虑。人们其实并不想不互相信任,却不得不在暗地里疑问:我还能相信谁?

重建:学会付出,唤回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

确实,当今的中国,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话语的经济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会”被迅速摧毁,将中国人推入这样一座丛林:人们逐渐回复到了一种类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害怕的事情。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反复温习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陷阱”。而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每一个人都在渴望着信任,却又不愿意为得到信任而有所付出。每一个人都在警惕着身边可能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陷阱”,没有人原因率先往前一步,伸出自己信任的橄榄枝。

父母、配偶为什么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最信赖的人”?从某种意义讲,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诚意付出。

什么是信任,相信并敢于托付。这个命题的另一面正是,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也许,从此次“最信赖的人”的调查中,我们应该学会另外的关键词,那就是“付出与诚意”。

人性本善,不善乃是习气而已。

当然,当代信任危机还有其他的思考维度,比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市场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如果说,个人也能发挥主导作用,其实只需从我做起,人人参与,以改变“互不信任”的社会习气。

思考:正气是信任的基石

当我们要重建信任社会时,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所热烈呼唤的信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信任。

不可否认,信任危机已经蔓延到每一个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

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很显然,民众期待的信任绝不是哥们义气,也不是维护圈子利益的结党营私。而是一种符合社会良知和正气的价值观。

艾青在诗歌《大西洋》中说:"我们信任他们,像信任自己的良心。"也许,换句话说,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气做事,谁会是不可信任的人呢?(本文编述:郑梓锐)

观点 阅 读

陌生人社会信任已缺失

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朱虹:

陌生人社会信任已缺失

从齐美尔的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到保罗的忧思“必须保卫社会”,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秩序”这一主题。

社会科学家发现,信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在对他人完全了解的基础上才进行社会交往,如果人们彼此缺乏起码的信任,彼此之间的连结就无法建立,社会就会解体,人们就陷入了“霍布斯丛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但熟人社会近些年来逐渐向陌生人社会发展。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高考、进城打工、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社会结构。

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信任危机导致人人自危、阶层对峙,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急迫关头。我们必须重拾社会信任。

重构信任社会需双管齐下

人民网:

重构信任社会需双管齐下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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