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

余秋雨

一

考察中国古代的精神主脉，泰山脚下的话题实在太多。几乎停留在任何一处，稍作打量都能找出值得长期钻研的理由。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片沃土，又是一个险境。

为什么说是险境？因为沃土最容易让人流连忘返，而我却已经没有这种权利。自从我下决心要与广大同胞一起来恢复文化记忆，就必须放弃书斋学者那种沉湎一点、不及其余的奢侈，那种自筑小院、自挂牌号的悠闲。我需要从宏观上找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脉络，因此不得不行色匆匆。

好些天来一直在与自己讨价还价：再留几处吧，或者，只留一处……

一处？

那就给齐国吧。

但是，齐国能随意碰得吗？一碰，一道巨大的天门打开了，那里有太多太多的精彩。

我不得不装成铁石心肠，故意不看姜子牙那根长长的钓竿，不看齐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的隆重仪式，不看能言善辩的晏婴矫捷的身影，不看军事家孙武别齐去吴的那个清晨，也不看神医扁鹊一次次用脉诊让人起死回生的奇迹……

全都放弃吧，只跟着我，来到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下。那里，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的所在地。

二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召集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地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鸣，造成了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结果，它就远不止是齐国的智库了，而是成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华精神会聚处、最高等级的文化哲学交流地。

齐国做事总是大手笔，而稷下学宫更是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笔。我在考察各种文化的长途中不知多少次默默地感念过稷下学宫，因为正是它，使中华文化全面升值。

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

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

三

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所在地是在齐国都城临淄的“西门”，叫“稷门”。但稷门应该由稷山得名，而稷山在都城之南。因此有学者认为不是西门而是南门。而且，地下挖掘也有利于南门之说。那就存疑吧，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新的考古成果。

姑且不说西、南，只说稷门。从多种文献来看，当年的稷门附近实在气魄非凡，成了八方智者的向往目标。那里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

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当时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曾经列述过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就像我们今天不少传媒的“文化版面”一样。

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四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

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

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断然否定了这种看法。

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必然会失去整体超脱性和宏观监督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很容易造成言论自由的假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内循环”，再激烈也属于“自言自语”。这样的议论，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何必还要浼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

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

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宫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水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

学术争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

五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

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社会的公私领域传授着课程。

六

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

“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

这是巧合吗？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

孔子可能只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

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

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

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

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昧，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

七

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幅名为《雅典学园》（又名《哲学》）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来自希腊、罗马、斯巴达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

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

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惊人，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做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精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当那些早就遗失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

这些长长短短，是稷下学者们不知道的了。我们的遗憾是，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历史机遇，能让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把稷下学宫和后代学者们画在一起，让所有的中国文人领悟：大家都与山东临淄那个老城门下的废墟有关。

摘自《中国文脉》（可在线阅读）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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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最早的官办大学

古代齐国在齐都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在当时具有多重功能，在历史上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同时还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堪称战国时期的社会科学院。

田齐桓公设立学宫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的名字，“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学宫因处稷下而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历史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150年左右。

稷下学宫遗址的位置在齐故城小城西和西南，北起现在的长胡同村南，南至西关西、刘家庄南，西至遄台左右，东至齐故城小城西门和南西门。2003年，临淄区人民政府在此区域内竖遗址标志碑一座。

阳春三月，记者从临淄城区出发，驱车20分钟左右，在一条乡间公路的一侧，看到了这块不太显眼的标志碑，它的周围是一大片正在返青的麦田。

齐本是大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很快成为一代强国。春秋时期，齐国一度称霸。公元前386年，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国君。对此，日渐衰微的周王朝也代表周朝各国表示承认。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国君换了，国家依然兴盛，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和平、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篡位”，或者说政变。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当时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广泛招揽天下有志之士。

盛于宣王衰于闵王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首先，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当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等76人，皆为上大夫。这些人参与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其次是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盛况。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一度达数万人。但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均遭拒绝，因而纷纷离齐而去，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后来，燕国将领乐毅攻入临淄，齐闵王逃至莒地（今山东莒县），后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惨遭浩劫，被迫停办。齐襄王复国后，采取措施恢复稷下学宫，但由于当时齐国已元气大伤，即使荀子复归稷下学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稷下学宫再不复当年盛况。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但权力由其母执掌。由于当时齐国国势渐衰，政局混乱，虽然稷下学宫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

天下贤士有一说一

稷下学宫，首先是政府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齐国君主创办稷下学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帮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而被稷下学宫吸引来的稷下先生，也大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和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先生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先生们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还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寡人有罪国家”，“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先生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官办大学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荀列传》），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

稷下学宫有众多师生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稷下学宫的前辈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

稷下学宫有较严密的规章制度。据郭沫若先生考证：《管子·弟子职》篇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里面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由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是健全、严格的。

稷下学宫还具有独特的教育方式：游学。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

另外，稷下学宫还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具有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总之，稷下学宫不仅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进入全盛时期，使齐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带动战国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而且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各种思想发展的核心。秦以后的思想、学术、文化，几乎都可以在稷下学宫找到源头。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

　　稷下学宫主要流派

1．法家学派稷下法家学派把管仲的礼法并举的法治思想加以继承、阐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治思想。稷下法家重视刑罚的作用，但并不把刑罚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以有刑至无刑”的一种手段。稷下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公正，主张德刑相辅，法教统一，反对严刑峻法。

2．黄老学派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稷下黄老学派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等创造的，主要著作是《黄老帛书》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

3．阴阳五行学派又称阴阳学派或阴阳家。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五行”则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古代思想家试图用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谓之阴阳五行学说，并在稷下学宫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即稷下阴阳五行学派。

4．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鲁国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子》。孟子曾两度游齐，一次在威王时，留齐至少3年之久；齐宣王时再度游齐，为客卿，受上大夫之禄，留齐约十余年。孟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荀子到齐游学，长期在齐国居住，至齐襄王时三为祭酒，一直是学界领袖。荀子吸收了孔子、晏婴的礼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并突出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完成了齐文化对儒学的融合，成为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

5．墨家学派代表人物宋鈃，战国宋人，齐宣王时的著名稷下先生。宋鈃以救世为己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社会主张，“情欲固寡”说，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根据。所谓“情欲固寡”，是认为人生而少欲，是一种本性，而贪欲、多欲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

6．纵横家学派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淳于髡。淳于髡，复姓淳于，单名髡，齐人，以博学善辩著称，被齐威王立为“上卿”，赐“上大夫”之职，为齐国振兴和稷下学宫兴盛，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张礼、法兼用而倾向法治。

7．名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等。尹文，齐人，主张“以实务名”说：他要求人们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名”一定要符“实”，反对名实不符。儿说，善于辩说，以“白马非马”之论折服稷下学宫中众多的著名辩士。

8．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一书博大精深，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论理、哲学、自然科学诸多方面。

9．兵家学派稷下学宫有的学者，对军事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稷下兵家学派。《司马法》、《子晚子》就是在齐威王的组织领导下，由稷下兵家学派的学者编著而成的。

此外，稷下学宫还有道家、农家、小说家等。

来源于“大众网”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战国是个变革动荡的时代。诸侯竞争，战事频繁，天下局势变化莫测；君择臣而用，臣择君而事，能人贤土去留自由，不受约束。因此战国人的思想极为开放，行为也很不羁，敢想敢说，非常大胆。面对动荡不安、变幻多端的社会形势，无论执政君主还是在野的处士，都在不停地分析现状，探索归宿，学者思想家们则集中形成一家理论学说，宣布出来进行讨论，于是纷纷扬扬，出现了诸子百家学说，形成了天下百家学术争鸣的热烈局面。战国时代，可谓中国思想史上最开放的自由时代。

　　那时，学术十分活跃和繁荣，各种学术流派五花八门，各种新奇思想五光十色，新学者、新观点、新学派、新著作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讲究仁义礼智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自然无为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蜂拥而出，开展热烈争鸣，把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搞得绚丽缤纷，极其壮观。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热烈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稷下学宫，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齐地带山滨海，海岸线很长，地大物博，视野开阔，尤其是海洋的浩淼和神秘，孕育了齐人的开放型心理素质，所以齐国很早就有思想文化比较开放的悠久传统。周初姜太公建国，因俗简礼，举贤上功，就表现了一种变通开放型的治国方针，因此齐国逐渐强大，后来便在东方形成齐强鲁弱之势。春秋时管仲相齐，发扬太公传统，改革开放，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舞台上的第一位霸主。这种开放型的政治方针和文化传统，能够包容奇思异说的存在，有利于各种思想学说的自由竞争和发展。这是稷下学宫能够在齐国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国桓公田午时。那时田氏流放姜姓最后一个国君齐康公，刚刚从名分上取代姜姓，正式被列为诸侯享有齐国，所以励精图治，积极革新，很想使齐国面貌焕然。桓公午一面稳定政局，一面发展经济，文化政策上则采取招贤纳士、尊宠人才的措施。据徐干《中论·亡国》说，当时他“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稷”是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城门的名，“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宫，即房舍屋室。在稷下创建宫室，设立“大夫”名号，招收人才，给予“大夫”级的优厚待遇，尊而宠之，让他们讨论学问，参议国事，于是稷下学宫也就有了一个雏形。

　　齐威王时期是学宫发展阶段。桓公田午死后，儿子齐威王即位。威王即位之初，好酒色淫乐，常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舞宴饮，不顾国事，致使百官荒乱，诸侯并侵。有稷下学士淳于髡滑稽多智，能言善辩，用“隐语”规谏威王，问威王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威王听出淳于髡是在隐喻自己，幡然醒悟，决定振作起来，当即回答：“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召集地方官吏，杀了一个坏官，赏了一个清官，开始整顿齐国吏治。又有资料说，稷下学者邹忌以鼓琴见威王，用琴音理论说以治国之道，威王乃发奋图强，振兴齐国。不论淳于髡的“隐语”还是邹忌的琴说，都是善于启发人的才智，可见是稷下学者用才学智慧唤醒了威王的振作。威王开始进行革新，革新内容主要有三点：整顿吏治，广招人才，鼓励议政。

　　威王的三点改革内容，都与稷下学宫有密切联系。当时，稷下学宫是招揽人才的重要途径，是为国提供官吏的场所，也是参议政事的机构，所以学宫在威王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就是说，齐威王以列大夫和高门大屋的尊宠待遇，网罗天下诸侯各国的许多人才养在稷下学宫。这些人才有的长于政治，就可以为齐国镇守一方。例如，有一次齐威王会见魏惠王，就曾经例举檀子、朌子、黔夫、种首等镇守一方的人才为“国宝”，反映了齐国不乏人才，而其人才充备，是因为有稷下学宫的人才资源库。有的长于议论，则让他们议论齐国政事，以供参考。齐威王鼓励提出不同意见，曾公开号令国中人民大胆批评自己，说：“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当面批评给大奖，写信批评给中奖，街谈巷议的批评只要能让他听到也给个小奖，作为一国之君的最高统治者竟有如此气魄敢于接受人民批评，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令人佩服。这种包容相反意见的宏大气度，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术繁荣，有力地推动了稷下学宫的发展。

　　宣王、湣王时期是稷下学宫的繁荣阶段。《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土，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宣王时稷下杰出学士，有许多著书立说的名家，仅国家授予“上大夫”官号并赏赐宅第的就有76人，加上未授官号的学士和追随弟子，多达“数百千人”，可谓人才济济，繁荣兴旺。《战国策·齐策》记载苏秦的话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稷下学宫的昌盛与上述景象相映成趣，为临淄城的繁华增添了浓郁的色彩。

　　襄王、齐王建时期是稷下学宫的衰落阶段。此时已至战国末期，强秦统一天下已成大势，有识之士纷纷奔秦，齐国稷下学宫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学宫虽无发展，但学术活动仍然进行，荀子曾经三任学宫祭酒。不过，与学宫鼎盛时期相比，毕竟冷落了许多，直到齐国灭亡。

　　稷下学宫从桓公午创建，中经威、宣、湣、襄四世，到王建时期结束，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是中国古代一个比较特殊和罕见的官办学术机构，稷下学者享受优厚待遇，学宫在当时发挥了多重社会职能。

　　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了良好学术环境。首先，给稷下学者上层社会地位，宣王时有76位知名先生位列上大夫。其次，给稷下学者优厚生活待遇，有高门大屋和丰饶的食禄，如田骈食禄千钟，养徒百人；孟子从者数百人，要离齐国时，宣王竟以“养弟子万钟”的厚禄进行挽留。再次，允许稷下学者来去自由。最后，鼓励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地进行自由辩论，支持著述立说，讲学授徒。环境如此优越，吸引天下学士纷至沓来，到稷下研究学术，讨论政事，授业传学，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了一个集学术研究院、政府智囊团和东方最高学府为一体的多重职能的文化机构。

　　第一，学术研究院。稷下学宫是一个有组织系统的多学科研究院。政府支持主办，有房舍，有作为“祭酒”的院长，有作为“大夫”的著名学者，有学者住房及学者俸禄。在学科上，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法律、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产生了许多优秀著作。稷下学者的著作，亡佚者姑且不计，诸如《孟子》、《荀子》、《管子》、《晏子》、《慎子》、《尹文子》、《考工记》、《司马兵法》等，内中大多篇章当是成于稷下。

　　第二，政府智囊团。稷下学者身有官号，但“不治而议论”，也就是不从事具体政务，只讨论学术思想和国家大事。这实际成为政府智囊团或国家高级参谋部。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卓越学识参议国事，论证决策，或提供咨询，策划良谋。如齐宣王就曾咨询过孟子许多问题：“德何如则可以王矣？”“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诸侯多谋代寡人者，何以待之？”涉及到政治、外交，反映了稷下学宫的咨询职能。

　　第三，齐国最高学府。稷下著名学者在学宫传学授业，一般都有一群弟子。据文献记载，淳于髡有弟子三千人，孟子有数百人，田骈有百人。政府支持招徒授业，提供资助，名师徒众，则资助随之增加。另外，学宫还特别制定了学生守则，名曰《弟子职》，保存在《管子》一书中。《弟子职》说：“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可见学府对学子就学的详细要求。

　　稷下学宫不仅对当时的齐国具有多重职能，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而且对后代也有比较深远的影响。秦朝时期设有70员博士宫的制度，就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秦至汉初的著名博士叔孙通号称“稷下生”，也显然就是稷下学宫的直接影响。

　　稷下学宫学派林立，学术争鸣热火朝天；主要学派有法家、道家、儒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等，其争鸣代表人物和学术思想如下：

　　第一是法家。法家或称“田齐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慎到，代表著作有《慎子》以及《管子》一书中的《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正世》、《治国》等篇章。所谓“田齐法家”，指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其他诸侯国的法家不同，而是具有齐国地方特色。据学者研究，田齐法家思想理论具有两大特色：一是法、礼不偏废，坚持厉行法制和礼仪教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二是讲究法、术、势的综合运用。前者尚法不废礼，是根据齐国国情提出，并受了管仲礼、法并用主张的影响；后者目的在于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把国家权力收拢于君主手中。

　　第二是道家。道家或称“黄老学派”，主要人物有田骈、彭蒙、宋钘、环渊、接予、季真等，他们皆有著作，但均已亡佚，只是在各种文献中留有只言片语，另外《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等篇章也属这一学派。黄老学派高举黄帝、老子旗帜，以老子“道”的学说为思想基础，而进行理论发挥，以适应当代君主的需要。黄老学派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无所不在，并表现为支配事物的法则和规律，只有顺应自然，因循法则和规律，才可以变“道之无为”成“法之有为”，也就是说，顺乎天道时势，操作合乎客观规律，即可以达到有作为的目标。

　　稷下黄老学派的重点人物是田骈。田骈是齐国人，与田齐宗室出于同姓，主要活动于宣王和湣王时期。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特别能言善辩，人称“天口骈”，是位非常著名的稷下学者。所谓“天口骈”，谓其口才好，妙论无穷，谁也不能辩倒他。据《吕氏春秋·执一》记载，一次，田骈拿道家学术向齐王讲论。齐王说：“少讲天下的大道理！我所拥有的地盘就是齐国，我只想知道如何搞好齐国政治。”田骈回答说：“我所讲的大道可是了不起的，无为政治可以得到，好政治，它就好像是个大树林，你若缺乏木材就可以从中取得木材，你完全是可以自己从其中得到齐国好政治的，这还是我从小的方面来说。如果从大的方面去说，那又岂止齐国的政治！若依了道，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有章可循，都是可以顺乎情势处理恰当的。彭祖的长寿，三代的兴盛，五帝的昭明，神农的伟大，都是由于懂得‘道’这个了不起的东西，懂得‘道’也就掌握了治理天下的一般规则和方法，难道还愁搞不好齐国政治吗？”从田骈对齐王的这段阐述中，可见稷下道家黄老学派的基本政治思想理论，即掌握和顺乎客观规律而达到有为的政治目的。

　　第三是儒家。稷下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卿，其余还有田过、孔穿、徐劫、鲁仲连等人，主要代表作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是孔子死后儒家学派的两大重镇。孟子在威王、宣王时两度游齐，讲学稷下，其言行显示了醇儒的特点，主要是在“仁”的方面发展了孔子思想。孟子把“仁”作为哲学基础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从而提出“仁政”思想。荀子在湣王、襄王时两度游齐，曾三为稷下祭酒，主要在“礼”的方面发展了孔子思想，并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法家的特点，所谓“隆礼至法”的主张，即是认为礼与法对治理国家都很重要而不可或缺，可见其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和融合。

　　第四是名家。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倪说、田巴，代表作是《尹文子》。名家主要讨论事物的名实关系问题。当时，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和迅速发展，许多事物的内涵发生显著变化，名实关系的讨论遂成一家学派。尹文是齐人，宣王、湣王时期游学稷下。他赞成孔子的“正名”主张，认为“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今万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定此名分，则万物不乱也”，把正名提到必不可少的重要地位。他把名实关系应用于社会政治，肯定了君臣尊卑关系。一次他对齐宣王说：“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表现了以君臣尊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主张。尹文的思想理论有着兼收道、名、儒、法，融合各家学派的特点，而以名稽实、端正名分的名家思想实质比较突出。据文献记载，倪说十分“善辩”，曾持“白马非马”论题折服稷下群杰；田巴在稷下演讲，“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白马非马”与“离坚白，合同异”后来被公孙龙和惠施继承，并发展成为名家学派的著名论题。

　　第五是兵家。稷下兵家的代表人物当为孙膑。孙膑起初客居田忌将军府，常随从田忌观看赛马并为之出策，稷下学宫热闹去处当不遗漏；田忌失势后，“不治而议论”，职同稷下学士，而孙膑则退隐著述兵法。由此看来，孙膑、田忌或许都是稷下兵家学者，而《孙膑兵法》则是稷下兵家学派的主要著作。另外，《司马兵法》、《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荀子》中的《议兵》，大体都可视为稷下兵家学派的著作。齐国兵学素来发达，自姜太公开始就武学人才辈出不穷，春秋战国时四大著名兵家，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皆为齐人，吴起为地邻齐境的卫人，几乎全部出于齐国，因此齐国稷下学派中自然也就少不了有兵家学派。

　　第六是阴阳家。稷下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邹衍和邹奭，都是齐人，而邹衍最为著名。邹衍博学多知，谈论五德终始和天地广大，其说“尽言天事”，所以时人号称“谈天衍”。邹衍曾到魏、赵、燕等国，为燕昭王师，后返齐在稷下讲学著书，有《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均已亡佚。作为阴阳家学派著名人物的邹衍，有两个著名的思想学说，一个是五德终始说，一个是九大州说。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观。该说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有五种东西，即水、火、木、金、土五行，又称“五德”。历史变化由“五德转移”支配，每一朝代都主其中之一，如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每一德有盛有衰，从而决定着它那个朝代的兴亡。五德的转移是有规律的，其规律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这种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秦汉时期的观念。九大州说是一种空间观。该说认为，中国国内分为九州，构成一个“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即九个赤县神州一样的州，构成“九州”，也就是大九州；大九州构成“一区”，由小海环绕，世界共有这样九个小海环绕的“一区”，由大海环绕。如此则世界共有九个大九州，每个大九州有九个赤县神州，每个赤县神州有九个州。此说虽然信口开河，但扩大了当时人们的狭窄地理视野。

　　第七是杂家。杂家学派以淳于髡为代表。淳于髡，齐人，活动在威王、宣王时期，博学多才，滑稽善辩，是稷下学宫的著名人物。淳于髡学无所主，杂采各家，常出入王宫，讨论政事，或从事外交活动。曾先后出使过赵、魏、楚等国，在赵请来十万精兵退走楚军，在魏从容批评魏惠王，在楚深得楚王赏识。淳于髡广采诸家学说，博学而杂乱，号称“博士”，其行事大致以功益为原则，表现了一定的法家倾向和功利主义，哲学上则有“极之而衰”的辩证法思想。

　　稷下学宫学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发展，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为后代学术争鸣开了先河。

来源：山东省情网

临淄 在齐文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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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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