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1年冬，我上了学，上的是半年级。
学校离家不足5分钟的步行路程，叫“三官庙小学”。校内有一大庙，庙内曾供三官，曰“天官、地官、水官”，故名。该庙修建于何时？由何人修建？均不详。三官早已不知去处，大庙成了老师们的办公室。别看大庙陈旧的样子，对学校来讲，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办公室只在南面开有门窗，没有玻璃，全是纸糊的，因此光线很差，又没有电灯，感觉有点儿阴森和恐怖，仍然保留着一些庙的氛围。庙内柱子上挂着一座挂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最现代化的设备了，整天“嘀嗒嘀嗒”地响着，像在努力驱赶着庙内的阴森气儿，也增添了些许生机。
“中南海”简陋若此，其他教学设施就可想而知了。不，可想但未必知。就说教室，先不说好赖，单数量就不足。刚上学时，我们半年级的学生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室，而是和一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加起来多达85名学生。上课时，由同一名老师在黑板中间划条分界线，分别讲授半年级和一年级的课程。85个小学生密麻麻地挤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教室里，又有近半数人听着不是讲给自己的课，秩序混乱就是难免的了。
升到一年级后，我们算有了自己的教室，但低矮简陋。夏天还好过点儿，冬天实在难熬。没有炉子，纸糊的窗户透不进多少阳光，室内格外阴冷。往往上课不到十分钟，桌下跺脚声就响成一片，前面讲课的老师则从黑板的这头走到那头，还不时将手放到嘴边，接收点热气儿，要不就无法拿住写字的粉笔。学生们一个个坐得挺直，不像夏天时爬在桌子上慵懒的样子。为什么？原来多数孩子只贴身穿着一件棉袄，或最多再衬件单衣，身子挺不直，就会从后背灌入凉风。所谓书桌就是在几根木桩上钉上一块长长的木板，木板的长度比教室的宽度小，靠墙两端留出行人的空道；木板的宽度一尺左右，够放书本了。板凳则是书桌的相似形，成比例的缩小就是。这样的书桌不能盛书，只能放书，而且只能放当节课用的书和本，其余的装在书包里，书包则挂在书桌边上的一颗小钉子上。
与简陋的教室比较协调的是学生们的学习用具。我的书包是把一条羊肚手巾对折，将两个侧面缝上，再在开口的那面翻个边儿，穿上一条绳，就成了。装在书包里的除了书之外，还有块石板。这石板是用来写字的。由于农家大多贫穷，承担不起笔记本这样的易耗性学习用品，所以，写字练习、算术演算类的科目，老师并不要求一定要写在纸上，只在石板上练就可以了。石板的好处是可以反复用；缺点是易碎。一些喜欢追逐打闹的孩子，上学或放学路上，常有打碎石板的经历，只好硬着头皮告诉家长，硬着头皮等着家长呵斥，甚至挨上几巴掌也是有的。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由家长掏出钱来再买一块。一块黑板的价格是两毛五，这对多数农家都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许多学生是知道爱惜的。与石板配套使用的是石笔和石板擦。石笔较便宜，石笔擦也不贵，还可以自己做。到了3年级，笔记本就不可少了，学生要记笔记，也要把做完的作业交给老师批。为省钱计，多数学生自己买纸，自己订本。看准商机的小贩常把学生用品带到学校来卖。花4分钱就可以买一张大白纸，回家裁成32小张，自己找来针线，动手订成一个本，用起来格外知道珍惜。到了4年级，老师要求用钢笔写字了。这钢笔就更算是大件了。没成想，回家一说，二叔很痛快地斥巨资给我和文睦哥各买了一支“自生”牌钢笔，单价是七角五分钱（那时父亲与二叔还没分家呢，父亲常在外赶辆骡子车拉脚，家里事就由二叔打理）。
校园里有七、八棵柏树，排成一排。树虽不高，但很沧桑古老的样子，似可见证大庙的历史。两棵高大的槐树是校园内的另一道风景。一口铁钟就挂在其中一棵的树杈上。当时，这口铁钟及大庙里的挂钟担当着重要角色，指挥着全校师生员工的作息。它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师们，乃至校长（王馥亭）都没有手表，要想知道准确的时间，就得进入大庙里往柱子上的挂钟朝拜一眼。由于员工不足，没有专职人员负责上、下课的敲钟，而由每个老师轮流值日；轮到值日那天的老师，要格外注意挂钟上的时间。每天早晨上第一节课前10分钟，要敲一遍预备钟，意在提醒全体师生做好上课准备；待敲完第一节课的上课钟之后，值日老师便赶紧去上自己的课。在课堂上看不见挂钟，只能凭感觉；课讲得差不多了，估计该下课了，便出去敲下课钟，让全校师生方松一下。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有的老师讲课兴致高了点儿，或者学生们的感觉跟得慢了点儿，就会使45分钟的课延长到55分钟或更长，害得其他班也跟着压课。当然也有提前下课的时候。好在这一天都归他一人控制，能在其它课上灵活调整一下。但比较精明的老师常常这么做：在预计下课之前打发个学生看一下挂钟，这样就容易靠谱了。我就多次被打发去看过钟，但实在难为情，不认得，只会说“长针指着几、短针指着几”，但老师精明呀，说声“好”，算我不辱使命了。
虽然家里没有钟表，但几乎没发生过上学迟到现象。因为家离学校很近，上课前的预备钟声听得清清楚楚；听见钟声，即使还在吃饭，赶紧耙拉两口，背起书包上学也赶趟儿。不过，通常是不会这么紧张的。农家自有农家掌握时间的诀窍，古人不早就发现“见堂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了吗？早晨，凭太阳照射在窗户纸上的屋檐的影子，就知道时间的早晚，比如影子到第一个格子就该吃饭，到第二个格子就该动身了，等等。碰上阴天，就尽量赶早不赶晚了。总之，以不迟到为前提。在家长的监护下，办事守时的良好习惯从小得到了培养。
在学生面前，老师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当时普遍流行着体罚，几乎所有的男老师都充分利用了体罚这一法宝对付“乱说乱动”的学生。轻者或初犯，会领教一段粉笔头的袭击；重者或累犯，有时会享受黑板擦或教鞭的重创。进行袭击时，老师并不正眼盯着目标，而是若无其事地照常讲课，只用余光扫一下，而后来个“说时迟，那时快”式地突然袭击，学生往往会遭到猝不及防的打击。由于训练有素，个别老师的命中率出奇地高。这时，坐在被袭者前面的学生会条件反射地朝老师挥舞的方向看过去，落实一下倒霉蛋是谁。坐在后面的学生有的惊愕一下，有的小声窃笑两声，便很快平静下来。但平静是相对的，不平静才是绝对的，因为那是一群注意力集中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的孩子。老式的教育遵循“不打不成人，打成作官人”的信条，老师对学生实施体罚，被看作是对学生的负责任，是为了学生好。
在体罚学生的武器中，最常规的是粉笔头，杀伤力不大，老师往往投过之后跟没事一样，继续讲课，警告一下而已；黑板擦要算重武器了，袭击的同时，还常伴有老师声色俱厉的训斥。由于学生太多，犯科的频率就高，而且可发生在任何时刻。赶巧老师手里没有粉笔头或黑板擦，怎么办？比学生聪明得多的老师会因地制宜，比如顺手拿起教鞭，迅速奔向肇事者，朝后背、脖子、胳膊甚至头上抡去，姚凤贵的脖颈子就被敲肿过；赶上手里没有武器，对学生煽几个嘴巴，打几个耳光也是有的。最恶劣的一次是，某天下午没到放学时间，几个学生偷偷往家跑，结果除王树田（后改名王存仁）一人侥幸得逞之外其余全被老师擒获，首先挨了几脚乱踹，然后又遭受一种酷刑：往眼睛里滴石灰水！何其残忍！记得王桂森是受刑者之一。
女老师管教学生的常规武器也是粉笔头，但投掷的力度不够，准确度更难获恭维，有时还会误伤无辜，弄得自己挺尴尬。但她们，比如那位身子挺胖、眼睛挺大的张老师，半年级和一年级时任我们的班主任，惯用的手法是拧耳朵或掐脸蛋，“犯人”脸上轻则发红，重则变青变紫变肿，疼痛倒还好忍，这被羞辱的印记几天之内都留在脸上，实在有失体面。为此，多数学生会汲取教训，克己自律一段时间，老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善体罚的女老师就数贾艺文了，她是我们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淑女型老师，喜欢跳舞，也教学生跳，但她对学生的温良恭俭让换来的却是常被学生的顽劣气哭。
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是本村的许梦池，人长得很白净，说话声与女性相似，厉声喝斥或动手打学生的情况很少在他身上发生。他头上留着分头，在当时是很超前、很时髦的，但他不敢以此大胆示人，一年到头带着一顶帽子，将头型遮得严严实实。越是如此，学生们就越觉得好奇，就格外关注他的头部。极偶然的机会，许老师会将帽子摘下一瞬间（兴许是头皮痒了挠一挠），然后又很快戴上。就这一瞬间的亮相，会让学生们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并成为许多学生，尤其是女生的谈资。在许梦池当班主任期间，王桂重、王桂秋兄弟俩曾先后代过课共两个月的时间。王桂重平时几乎没有笑脸，常常目光呆滞冷峻，对学生特别喜好体罚，他动辄挥舞拳头，狠狠地向学生头部砸去，有时也拿带有铁皮箍和弹簧夹的硬折子代替双拳，加上他那浓浓眉毛倒竖、大大眼睛怒瞪，煞是吓人。多数学生感觉他有些过分。他的弟弟王桂秋则比他温和得多了。后来，王桂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障碍，喝墨水，跳墙，在家里家外乱打人，……
比较起来，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李铁宾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最轻松，甚至可以说李老师是最不讲师道尊严的老师。当然，有时他也会朝学生动武，脚上那双带着厚厚鞋底的黑皮鞋是他的常规武器。就算不动武，他的怒眼一瞪，也怪吓人的。但过不了一会儿，他又会把气氛调整得很轻松，让学生很容易跟他接近。
他教我们自然和体育两门课。
自然课上，他用两节很大的干电池和一段细细的铜丝导线做试验，在导线上涂抹的蜡油会因通电而熔化；把导线做成螺旋管状，通电后会产生磁场而将小铁钉之类的吸住；把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一会儿蛋壳会变软；……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李老师常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等你们将来上中学就会明白了。”这句话很实在，也很得体，因为当时的小学生没有更深的基础，只能点到为止了。但这句话也是很有激励性的，尤其对求知欲强的孩子。当时的状况是，大多数农村的小学生进不了中学的，升学率不过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农家子女念完6年小学后，就成了13、4岁的“童农”。
体育课就很灵活了，刮风下雨天自不必说，上室内课，课堂内容基本上就是讲故事，杨家将啦，童林大闹五台山啦，听得男生们聚精会神，多数女生则趴桌子上睡觉。多数时间还是上室外课。齐步走之类内容学生肯定不喜欢，鞍马跳箱类可能是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多数学生也不感兴趣。李老师自己年龄本不大，大概天性也是喜欢玩耍之人，更明白学生的心理，自会投其所好，经常把一节体育课上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他常把学生带到鲁家坨庄北的一个大沙坨子上，分成两拨，拉开距离，他自己带领一拨，以沙坨为“战场”，模拟上甘岭战役，玩打仗的游戏。仗打得异常激烈，土圪塔就是“手榴弹”。不消说，李老师“敌方”的袭击目标全是老师的脑袋。土圪塔虽然不会爆炸，但击中目标时也会冒出一股沙烟的，李铁宾老师的身上、脸上没少挨“炸”，每逢这时，同学们，包括他一拨的，免不了哄笑一阵；他本人也只有苦笑而已，并不会对攻击者（也无法确定攻击者）发怒。他是真正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这也是学生们愿意与他一起玩的原因。有时，李老师也带学生到庄南的树林子里去玩，讲故事、掏斑鸠窝、摔跤比赛是常有的节目。当时，堪与老师对垒的摔跤手是王桂全，他年龄较大，主要的是他长得身高膀园，令李老师很难对付。
那年代，有自行车的很少，而李老师竟骑辆德国进口的带有摩电前灯的自行车上下班，好不让人瞠目。
五、六年级时共有两个班，我们班的班主任叫傅树坛，教语文。傅老师的课讲得很精彩，字写得尤其带劲。油印的考卷及复习题之类，常由傅老师刻蜡板。院墙外面的白底红字宣传标语也出自傅老师之手。标语的时代性很鲜明：“少年象罗成，老年赛黄忠；青年学赵云，壮年比武松；干部智慧胜诸葛，妇女压过穆桂英。”“手是巨大的财富，脑是无穷的力量。大家动手又动脑，一切困难都吓跑！”
1957年的暑假过后，再一开学，我就要升入六年级了。但不知为什么，那年的暑假格外长，竟达70多天。作为小学生，通常不会嫌假期长；农家小学生，就更希望假期越长越好了。假期长，除必须帮家里干些活之外，总有玩的时间。自由地玩耍，是所有孩子的天然需要。那时农家孩子可玩的项目都比较简单，所用道具多随处可得，但也能让单纯的孩子们玩得投入、玩得开心。比如，两个人各捡块破瓦，砸成烧饼大小，就可玩“驾瓦”的游戏，既练瞄准，又增强弹跳力。再如，将硬纸壳剪成火柴盒大小，就制成了“片儿”。甲乙二人就可玩“扇片儿"的游戏了。规则是：甲拿手中的片儿去扇乙放在地上的片儿，如能扇翻过来，就赢了，乙的片儿归甲；乙再放地上一张，如甲又扇翻过来，又归甲，直至扇不翻过，轮到乙来扇。高雅一点的“片儿”须花钱买，5分钱可买一大张印刷精美的画片，可分剪成60小张，每张都印着五颜六色的人物，多为三国、水浒、杨家将、封神榜里的名人。还有“欻（chua）大把儿”、“扔錁儿”、“罚滚儿”、打玻璃球，以及不用任何道具就能玩的“藏猫猫”、“骑马打仗”等游戏，虽不高雅，但也都陪伴着农家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捎带着也锻炼了身体。
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玩得开心的那个秋天，老师们都集中到县里参加很重要的会，顾不上给学生上课了。此间，有一批心直口快的文化人交了恶运，被戴上了类似孙悟空头上紧箍的“右派”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