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扼住命运的喉咙——贝多芬（1770—1827）
毫无疑问，如果有一个名字几乎与音乐本身成了同义语，那就应当是“贝多芬”。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ngVanBeethoven）于1770年12月16日诞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当地的宫廷乐团供职。父亲是一位宫廷歌手，喜怒无常，嗜酒如命。母亲是女仆，温和善良，终日辛劳，对粗暴乖戾的丈夫更是无可奈何。贝多芬幼年时其音乐才能便崭露头角，为了要把贝多芬训练成第二个莫扎特式的神童，成为自己的摇钱树，这位父亲不惜以种种残酷的体罚手段强令儿子就范。他常常让4岁的贝多芬连续四个小时练琴，甚至深夜将睡梦中的孩子拉起来强行训练。虽然贝多芬在8岁时就已能够在音乐会上演奏并开始尝试作曲，但他在这段时期所受的音乐教育却一直缺乏系统，散乱无章。
贝多芬6岁时，曾在维也纳遇到过著名的前辈莫扎特，他的才能受到了莫扎特的注意。9岁时，贝多芬投师管风琴师、作曲家聂费。聂费是贝多芬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视野，引导贝多芬熟悉热爱德国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在聂费指导下，贝多芬掌握了作曲技术，并在他帮助下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由于家境日窘，贝多芬很小就开始自食其力。11岁时在宫廷礼拜堂担任了聂费老师的助手。
1787年，17岁的贝多芬前往维也纳向莫扎特求教。莫扎特对年轻的贝多芬进行了考试，让贝多芬根据自己指定的音乐主题在钢琴上即兴作曲。曲犹未了，莫扎特便兴奋地对周围的人们说：“大家注意这位青年，他将继我之后使整个世界谈论他。”不幸的是，贝多芬不久接到了母亲的死讯，只好赶回波恩。及他日后再次来到维也纳时，莫扎特已经离开了人间。由于家境贫困，早年失学，贝多芬坚持读书自学以补不足。他自修古文、新闻、历史文献和文艺著作，从荷马、莎士比亚直到席勒、歌德，几乎无不认真研究，并且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系的课程。贝多芬的民主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确立，在革命年代中成长得尤其迅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消息传来，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要热爱自由胜过其他一切——即使在君王面前也永远不肯背弃真理。”
1792年11月，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准备前往维也纳投师学习。因为莫扎特已然作古，于是便改从海顿。海顿固然很珍视这位青年的才能，但却难能容忍他的革新精神，可惜这段师生情谊未能长久。贝多芬的创作成熟过程表面上显得相当缓慢，但是却非常的扎实稳固。他在波恩时期的创作，大抵还是一些小型乐曲和歌曲。贝多芬30岁时才得以演奏他的《第一交响曲》，而莫扎特在这个年龄时则已经拥有40部左右交响曲了。贝多芬来到维也纳的最初10年间的主要作品有：《悲怆》、《月光》等钢琴奏鸣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等。
1802——1812年是贝多芬创作的成熟时期。
从1796年起，贝多芬就感到自己的听觉日渐衰退，但他长期不敢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他在给一位医生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一直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更不能告诉别人我是聋子。假使我干别的工作，也许我还能忍耐。”他精神沮丧，甚至想到过自杀，还写好了遗嘱。但是他终于战胜了个人的不幸。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热爱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最初胜利，坚定了他对生活的信念。正是在个人精神痛苦发展到极端的时刻，他及时克服了它。他说：“是艺术，正是艺术留住了我。在我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决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他勇敢地向命运提出了挑战：“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这是贝多芬写给朋友信中的一句话，同时也成为他一生的誓言。他振奋精神，拿起笔来，于1804年写下了《第三（英雄）交响曲》这一充满战斗的乐观精神的不朽作品。
这部作品最初是题献给拿破仑的，贝多芬本打算通过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将乐谱转交给那位法国大革命时革命军队的统帅。就在这时，拿破仑背叛了革命而称帝，并与反动教会缔结了联盟。这一消息使贝多芬勃然大怒，他喊道：“他也不过是个庸人。现在他竟要践踏人民的权利，只顾自己的野心；竟要高踞在别人之上变成暴君！”于是，他将原来的题献擦掉，改为“献给一个伟大的英雄”。
这首交响曲成为贝多芬精神转变的一个标志，并且也成为他的创作成熟时期的开端。他的许多其他优秀作品，如第四至第八交响曲，第四、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爱格蒙特》序曲，钢琴奏鸣曲《黎明》、《热情》等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写成的。这些作品思想深刻，结构宏伟，形式多样，充满了为美好理想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对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些作品正是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生动写照。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刚写好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他极为气愤的事情。这是1807年，贝多芬正住在维也纳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家中。一天，公爵家里来了一大批客人，他们都是当时拿破仑派驻占领维也纳的法国军官。公爵想请客人们听音乐，就派人去请贝多芬，但未向贝多芬说明情况。贝多芬不明就里，带着自己新写完的《热情奏鸣曲》兴致勃勃地赶来。进客厅一看，竟是一帮占领军，贝多芬当即就拒绝了公爵的要求。公爵恼羞成怒，竟然板着面孔对贝多芬下了演奏的命令。贝多芬为李希诺夫斯基的无耻卖国行径愤怒到极点，他不顾夜中的滂沱大雨拿起乐谱忿然离去，并把公爵以前送他的一尊胸像摔了个粉碎。第二天，公爵接到了这样一封信：“公爵！您之所以成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则全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还有的是，而我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如今，这份被雨淋过的《热情奏鸣曲》手稿一直保存在巴黎音乐学院图书馆，供人们瞻仰。在贝多芬一生中，还有许多事例反映着他对封建权贵的蔑视。
1812年，贝多芬和著名诗人歌德同在一处避暑。歌德比贝多芬年长20多岁，贝多芬对他十分尊重。贝多芬曾对别人说：“歌德和席勒，是我在奥西安和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散步，正巧一队王公命妇的马车从旁经过。歌德立刻退立路边，谦恭地向这些贵族施礼。贝多芬却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继续大步向前。人们议论说：“贝多芬和歌德这两位大师，只有当他们在一起时，才能比较出哪一位更伟大。”贝多芬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正是梅特涅反动统治非常猖獗的黑暗时期。
居住在欧洲反动势力堡垒维也纳的贝多芬，面对着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与成果已被反动势力摧毁的严酷现实，毫不气馁，坚持斗争。他时常冒着被捕的危险，公开发表共和民主的主张。他愤怒地咒骂奥国皇帝说：“像这个家伙，首先应该把他吊在第一棵树上！”为了表达自己对民主共和必胜的信念，他写了《第九（合唱）交响曲》这一部光辉巨著。交响曲原来都是纯器乐的，为了更清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贝多芬在这部作品的末乐章用了合唱这种声乐形式。歌词选自席勒的著名诗篇《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1824年5月7日这部交响曲首次在维也纳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已经全聋的作曲家被人领到台前谢幕时，他并没有听到人们如雷的欢呼，但他看到了群情激奋的场面，而且他一定从这个场面中理解了人们对他音乐的无限爱戴和对于民主理想的热切向往。
尽管贝多芬的艺术成就如日中天，但仍未能幸免于晚年的凄凉悲苦。有一次，贝多芬从乡村回家，为了省钱，雇了一辆没篷的马车，受寒之后，转成肺炎，终于在1827年3月26日于维也纳去世。他瞑目的时刻，身旁没有一个亲人。但是三天以后举行葬礼时，却有两万余群众护送他的棺柩。
贝多芬离去了，但他的音乐却永远流传在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他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已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为全世界人民引为自豪；他为全人类的进步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音乐将永远引导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真理，永远鼓舞人们为美好的理想做不屈不挠的斗争。
音乐家贝多芬的小故事（1）：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是欧洲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1770年出生在德国的波恩，在贝多芬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在贝多芬才4岁的时候，父亲便把一堆的曲谱放在贝多芬面前让他弹奏，有时候贝多芬把小手都练肿了还是不敢休息。
一天，教堂的钟声都已经敲了12下了，贝多芬还在练习，他必须等到父亲回来检查他的曲子才能睡觉，母亲看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贝多芬，垂怜的对他说：“孩子，都12点了，先去睡觉吧。”“不行，爸爸等会回来看见我没有练琴，会打我的。”妈妈对这个酒徒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只好抱着贝多芬在琴边流泪，很快，贝多芬在母亲的怀抱睡着了，妈妈便把他抱上了床。
当钟声再次敲响的时候，贝多芬的酒徒父亲回来了，“那个小兔崽子呢，怎么不练琴了？”
“你不看看都几点了，还让孩子练琴，你要把他弄死才肯罢休啊？”
“对，你说的对”贝多芬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来到贝多芬床边，把贝多芬提了起来，母亲怎么拦也拦不住。
贝多芬迷迷糊糊的在琴上一边弹，一边闭着眼睛，尽管如此，贝多芬的琴声还是十分流畅自然。“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父亲在一边高兴的说。
一晃几年过去了，贝多芬从4岁长到了8岁，经过4年的刻苦练习，他的钢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的酒徒父亲也感到满意，于是便让他在音乐院举行了一次独奏音乐会，这次演出非常成功，父亲享受到了儿子成功的喜悦。
17岁的时候，贝多芬来到维也纳，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拜见了莫扎特，莫扎特给了他一个很难的曲子让他即兴演奏，贝多芬的演奏得到了莫扎特的肯定，他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孩子，他将来会惊动全世界的。”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维也纳艺术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登台演出，而且演奏的都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正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的耳朵患上疾病，后来彻底聋了，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个残酷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打垮贝多芬，他还是靠顽强的毅力创造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命运交响曲》里，我们都能听到他和命运做斗争的声音。
音乐家贝多芬的小故事（2）-----贝多芬忘食
贝多芬来到饭馆用餐，点菜后，他突然灵感来，顺手抓起餐桌上的菜谱，在菜谱背面作起曲来。他完全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看着贝多芬十分投入，从人不敢打扰，准备等一会儿再给他上菜。约一小时过去，侍者来到贝多芬身边说：“先生，上菜吧？”贝多芬如梦初醒，立即找钱结帐。从人哭笑不得，说：“先生，您还没吃饭呢!”“不，我确实已经吃过了。”贝多芬根本听不进从人的解释，他按菜单上的标价付了款，卷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单，冲出饭馆。1807年，贝多芬正住在维也纳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家中。一天，公爵家里来了一大批客人，他们都是当时拿破仑派驻占领维也纳的法国军官。公爵想请客人们听音乐，就派人去请贝多芬，但未向贝多芬说明情况。贝多芬不明就里，带着自己新写完的《热情奏鸣曲》兴致勃勃地赶来。进客厅一看，竟是一帮占领军，贝多芬当即就拒绝了公爵的要求。公爵恼羞成怒，竟然板起面孔对贝多芬下了演奏的命令。贝多芬为李希诺夫斯基的无耻卖国行径愤怒到极点，他不顾夜中的滂沱大雨拿起乐谱忿然离去，并把公爵以前送他的一尊胸像摔了个粉碎。第二天，公爵接到了这样一封信：“公爵！您之所以成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则全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还有的是，而我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
歌曲之王——舒伯特（1797—1828）
毕生与贫困相伴的作曲家，莫过于舒伯特了。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FranzPeterShubert）于1797年1月3日诞生在维也纳近郊赫田塔尔。父亲是一位教师，也略懂一些音乐知识，会演奏一些乐器。他常常在业余时间里聚集一群音乐爱好者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和家人一道演奏，以消遣自娱。舒伯特因此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薰陶。在家人的演奏中，小舒伯特还要随时纠正父兄的错误。
家里子女众多，生活困难。舒伯特11岁时，投考了食宿免费的康维特宫廷歌手学校。入校不久，舒伯特就担任了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有时还代理指挥。1812年，又开始从著名作曲家萨利埃里学习理论。
舒伯特在寄宿学校时，名为免费，其实度日极为艰难。隆冬时，房内没有火炉，每日两餐也难以为继。舒伯特受冻挨饿，更没钱买谱纸用来作曲。多亏同学斯邦慷慨相助，才为他解了难题。
在校期间，舒伯特的作曲长进很快，1813年为学校乐队写出《第一交响曲》，但不幸即在同年因变声离开了学校。为了分担父亲的家累，舒伯特来到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刻板的教书生活令舒伯特十分厌烦。他希望能辞去工作一心作曲，但辞职后便无以为靠，因此，只好勉难为之，为小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耐着性子讲解拼音、文法。即使如此，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仍然硕果累累，这时他又有四部交响曲告竣。1817年，舒伯特终于铤而走险，毅然辞职，只身来到维也纳。
年轻天真的舒伯特哪曾想到，此时正值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后最黑暗的年代，维也纳的奥地利梅特涅政府更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那里暗探密布，军警如云，稍有不慎，动辄获咎。舒伯特于一文不名中来到维也纳，无依无靠，只好做家庭教师谋生。不觉之中，结交了一群朋友。
舒伯特这般朋友都是具有民主思想、憎恶黑暗统治、热爱艺术的贫困青年。他们出入相随，在一起无所不谈。对于反动统治当局，更是大加抨击，毫无顾忌。舒伯特才华出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深遭梅特涅政府忌恨。舒伯特与这些穷朋友，他们有饭同吃，有屋同住，不分彼此，相濡以沫。舒伯特是近视眼，11岁起就戴起了眼镜，眼镜盒也是随身携带，须臾不离。有一天，突然发现眼镜盒失踪了，仔细一找，原来一位朋友拿去改成了烟斗，正用来吐雾喷云。
朋友之中有位画家，他的画室内有台钢琴，答应舒伯特可以使用。但画家本人也要在画室作画。为了互不干扰，俩人约定，凡画家不作画时，便张一面白布窗帘为号，舒伯特始得入内用琴。不想画家灵感一来，常把舒伯特的事情置诸脑后；或者虽未作画，也不免忘记践约。舒伯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只好踟蹰街头，磨炼自己的耐心。
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条件的窘迫，都未能阻遏舒伯特坚持音乐创作。有关舒伯特写作歌曲的几件轶闻，似乎都与小酒馆有关。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够想到，小酒馆正是舒伯特和朋友们常爱光顾的好去处。
第一件事是说舒伯特独自出行，饥肠辘辘之下，不觉进了一家酒馆。就座后，他才忽然悟到自己身无分文，正要离去，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报纸，随手拿来浏览。不想报上有一首小诗清新优美，动人心弦。诗中写道：“睡吧，我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抚着你⋯⋯”。舒伯特心中的旋律随着诗句飘逸而出。他掏出纸笔，顺着思路，一气呵成。他坐在那里，反复吟唱，已浑然忘我。酒馆老板忙乱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歌声，寻声而至，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在作曲。老板很喜欢这首新歌，希望青年人抄一份给他。舒伯特提出交换条件：一盘烧土豆。双方痛痛快快达成协议。谁能料到，这份用一盘土豆换来的手稿在舒伯特百年之后竟卖到四万法朗！
另一件事是说他和朋友在郊外一家小酒店聚会。一位朋友随身带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舒伯特便顺手拿来翻阅。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他已沉迷于诗句之间：“听、听、云雀在天空唱，太阳之神升起。他的马群在泉边饮水，泉边铺满了鲜花⋯⋯”见诗生情，旋律悄然而至。舒伯特不禁说道：“多美的旋律，可惜没有谱纸！”一位朋友闻声便在菜单上画上五线，递给舒伯特。于是，一首优美的歌曲写成了。它就是当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听、听、云雀》。也有人说这次写的是另外一首歌：著名的《小夜曲》。既是传说，不深究也罢。
关于《鳟鱼》这首歌也有轶闻。
据说这首歌是他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构思的。当时，他推敲已定，未及点灯便立刻探身起来，不料在黑暗中将墨水洒在谱纸上。这首乐谱的原稿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上面还留着当年的大块墨水痕迹，可为佐证。
舒伯特一生作品颇丰，其中歌曲多达600多首以上。他是18、19世纪以来的第一位以优秀歌曲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他在歌曲中所表现的对被欺骗、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正和当时处在封建复辟巨大压力下的维也纳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这些歌曲又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当地民间音乐的特性，所以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很快在维也纳广为流传。舒伯特的歌曲感情真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词、曲、钢琴伴奏三者水乳交融、配合密切，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称舒伯特“歌曲之王”，毫不过誉。他还写有许多其他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因为作曲家过于贫困，这些交响曲在他生前一直未能有演奏的机会。
舒伯特与贝多芬都住在维也纳，长达30年。贝多芬长舒伯特27岁，舒伯特在宫廷歌手学校就读时，贝多芬早已名及遐迩，成为一代大师了。舒伯特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前辈，但碍于腼腆，一直未敢登门拜望。后来，为了使作品出版顺利，出版商鼓动他去请贝多芬出面推荐。生计要紧，舒伯特终于壮胆而去。但时值贝多芬外出，他只好留下带去的作品怏怏而归。贝多芬在病中看到了这些作品，高兴地说：“这里有天才在闪光！”舒伯特闻讯后，大喜过望，连忙去拜见贝多芬。贝多芬这时已心力交瘁，极度虚弱，他握住这位年轻作曲家的手说：“我的灵魂属于你！”说完，便溘然而逝。在贝多芬的送葬队列中，有一位青年手持火把走在前面，因巨大的悲痛而不能自已。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贫苦作曲家舒伯特。
翌年，即1828年的11月19日，年仅31岁的舒伯特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间。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身旁，墓碑上刻道：“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我国伟大的作曲家。聂耳是云南省玉溪人，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昆明一个叫做“成春堂”的中药铺，父亲是一个中医大夫，他自幼喜欢音乐，立志要成为音乐家。
他就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其实聂耳的原名并不叫聂耳，而叫聂守信。那麽聂耳的名字是怎麽来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聂耳天生听力特别好，这也可以说是音乐家的天份吧。他不但有音乐天份，而且他又具有表演的才能，擅于模仿各种人的声音和表情．有一次在明月歌舞团的联欢会上，他不仅表演舞蹈，还模仿各种人讲话的声音，还有一个更精彩的节目就是表演两只耳朵分别一前一后地动，这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这一举动把大家逗得大笑起来。从此他就在歌舞团出了名，成了大家公认的“耳朵先生”。他的听力好，也是促成这个外号的原因之一吧。当时他自己觉得这外号很富于幽默感，干脆改名为“聂耳”了，并在自用的便笺上印上了“耳、耳、耳、耳”，他的名字便由这四个耳字组成了，这样成了习惯，人们倒把他的原名聂守信给忘了。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一·二八”以后，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当这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总会荡起一种特殊的情怀。而这首歌却是他辛勤劳动，用汗水和血水谱写的。
聂耳是人民音乐家。他的成功主要靠的是99%的努力加上1%的天赋。由此可见，不管你怎么有天赋，如果不努力，一样成不了大气。由于聂耳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受教育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中。他四岁丧父，靠寡母的辛苦和智慧养育他们兄妹四人。
而这样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击退聂耳，反而让他更加努力，更加勤奋，意志更加坚定。最后，聂耳考上了音乐大学。而就在那时，他走上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段。
毕业后，他为了维持生活，就去卖报、拉车等杂工。而就在这时他认识了田汉等地下党成员，并加入他们。
当激励义勇军，讽刺侵略者的电视剧《风云儿女》问世后，聂耳主动请缨，承担了主题曲的创作工作，并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后来田汉填了词，《义勇军进行曲》终于完成了。
后来，当义勇军遇到逆境时，不时会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时刻刻激励自己前进。
“起来，起来……”让我们起来吧！向着更美好的世界前进。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冼星海
冼星海，曾化名“黄训”，原籍广东番禺县，1905年生于澳门贫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他6岁进私塾。祖父病逝后，他失学而随母亲去了新加坡。
他于1918年回国，因交不起学费而入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此时，他已经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翌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1929年，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的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他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后来，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写下了早期作品《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风》等。1935年夏，他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国投入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宣传救国救亡。不久，他又到武汉，进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创作的《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受人民喜爱。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战争结束时，他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辞“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冼星海当年的故居凭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音乐家的永久怀念。
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
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成了名人。国民党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在延安时期，冼星海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应该说，这也恰恰是他周围革命环境影响的结果。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把音乐当成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人民也在歌声中永远记住了他们。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他刚到巴黎时，也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后来，他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冼星海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艺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
帕瓦罗蒂
名震世界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就是因正确的人生选择而极大地向人们展示了他歌唱方面的才华。
帕瓦罗蒂1935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面包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歌剧爱好者，他常把卡鲁索、吉利、佩尔蒂莱的唱片带回家来听，耳濡目染，帕瓦罗蒂也喜欢上了唱歌。
小时候的帕瓦罗蒂就显示出了唱歌的天赋。
长大后的帕瓦罗蒂依然喜欢唱歌，但是他更喜欢孩子，并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于是，他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在师范学习期间，一位名叫阿利戈·波拉的专业歌手收帕瓦罗蒂为学生。
临近毕业的时候，帕瓦罗蒂问父亲：“我应该怎么选择？是当教师呢，还是成为一个歌唱家？”他的父亲这样回答：“卢西亚诺，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只会掉到两个椅子之间的地上。在生活中，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
听了父亲的话，帕瓦罗蒂选择了教师这把椅子。不幸的是，初执教鞭的帕瓦罗蒂因为缺乏经验而没有权威。学生们就利用这点捣乱，最终他只好离开了学校。于是，帕瓦罗蒂又选择了另一把椅子——唱歌。
十七岁时，帕瓦罗蒂的父亲介绍他到“罗西尼”合唱团，他开始随合唱团在各地举行音乐会。他经常在免费音乐会上演唱，希望能引起某个经纪人的注意。
可是，近七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是无名小辈。眼看着周围的朋友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也都结了婚，而自己还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帕瓦罗蒂苦恼极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声带上长了个小结。在菲拉拉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他就好像脖子被掐住的男中音，被满场的倒彩声轰下台。
失败让他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这时冷静下来的帕瓦罗蒂想起了父亲的话，于是他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帕瓦罗蒂在一场歌剧比赛中崭露头角，被选中于1961年4月29日在雷焦埃米利亚市剧院演唱著名歌剧《波希米亚人》，这是帕瓦罗蒂首次演唱歌剧。演出结束后，帕瓦罗蒂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年，帕瓦罗蒂应邀去澳大利亚演出及录制唱片。1967年，他被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挑选为威尔第《安魂曲》的男高音独唱者。
从此，帕瓦罗蒂的声名节节上升，成为活跃于国际歌剧舞台上的最佳男高音。
当一位记者问帕瓦罗蒂成功的秘诀时，他说：我的成功在于我在不断的选择中选对了自己施展才华的方向，我觉得一个人如何去体现他的才华，就在于他要选对人生奋斗的方向。
宋祖英
宋祖英的故事花絮
那一年6月27日，宋祖英出生在湖南古丈县岩头寨乡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苗家村寨里，童年的她是在母亲的背篓里度过的。她的父母亲是两位极其纯朴又毫无艺术细胞的山民，宋祖英的到来，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喜，父亲守在母亲的床边一个劲地吸闷烟，他眼巴巴地盼着头胎能生个小子，长大了好下田干农活，上山砍柴禾，为家庭分担重活。
刚识事宋祖英就学会了许多山歌，家里人都为她的聪慧灵气而高兴，寨子里的人们也天，每星期只有周六才能回家，星期天下午背上一小口袋米和一瓶罐咸菜，再赶回学校。
宋祖英初考艺校
1981年7月，宋祖英初中毕业，时年古丈县剧团招收演员，学校的老师一致推荐她报考。当十分喜欢她奶声奶气的歌声。6岁那年，她背上了小学生的书包。学校离家很远，一路上全是险峻的山间小道，要翻过两座山梁，涉过三条溪流，越悬崖，爬陡坡，走一趟就得花去大半时，宋祖英的父亲刚刚病逝，她强忍着悲痛，走进考场，当一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唱毕，考官对宋祖英说：“你声音不错，但还不够激情。”宋祖英知道没戏了，走出大门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一个月后，正在山上打柴的宋祖英突然被家人找了回来，原来是她被县剧团录取了。当时15岁的宋祖英就像范进中举一样，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手不停地颤抖，抱着母亲，母女相拥而泣……
从这以后，宋祖英迈进了艺术的殿堂，无论是在县剧团还是调到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歌舞团，幸运之神总是垂青爱钻苦干的宋祖英。1988年10月，由中国音协主办的“金龙杯”全国歌手邀请赛在长沙举行，全国各地优秀歌手云集，角逐十分激烈，宋祖英一首带有苗家风格的《阿哥莫走》技压群芳，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大赛的金奖。担任大赛评委的著名音乐教育家金铁林慧眼识珠，欣然同意收她为自己的学生。
宋祖英的第一位老师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离不开众人的辅佐，在宋祖英所走过的一条既布满坎坷又充满幸运的艺术之路上，得益于诸多老师的栽培，她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和帮助，对老师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宋祖英的第一位老师还应该算是她的母亲，一位漂亮的苗家女，母亲年轻时的美貌在四乡邻寨都颇有名气。小时候，宋祖英的母亲常常是清早出门，日落归屋，在地里干农活只要是天气好，母亲总爱把小祖英放在背篓里，背着她上山干活，小祖英开心极了，她用小手抓住背篓边沿，使劲伸出小脑袋，捕捉着新奇的东西。苗家人在田里干活，总有人扯着嗓子唱山歌，人多时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对上几段开开心，每每这时，小祖英专心致志地听，一旦歌声停了，她就撅起小嘴，用哭来表示抗议，于是，母亲就会为她接着唱下去，唱得母亲口干舌燥，唱得宋祖英的小脸上绽开笑容，母亲的歌声也因此在宋祖英的心中烙下很深的记忆。
宋祖英的艰难求学路
上了初中以后，宋祖英的家境更加困难了，由于父亲生了重病，宋祖英在家是长女，下有一弟一妹，全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双手操劳，宋祖英上初二那年，家里再也凑不齐学费了，许多亲戚都劝母亲让宋祖英辍学回家帮一把，父亲在病床上也不忍心再让母亲去借钱，虽然那时一学期学费只需6元钱，但对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来说，仍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母亲咬着牙从当时正在村里搞勘探的省地质队一位技术员那儿借了几块钱，以至于宋祖英没有失学。说到这儿，小宋的眼圈红了：“我的母亲特别伟大!”宋祖英回报母亲的方式不仅仅是常常把老人接过来住些日子，尽尽孝道，更多的是为家乡那些子女上不起学的母亲分忧解愁，只要是湘西为“希望工程”搞义演，再忙再累她都会抽空去参加，这个时候宋祖英的食宿交通费用一个子儿也不要主办单位掏，就是亲戚朋友找她要看节目，她也是掏钱买票。在宋祖英想来，她用歌声筑起的不仅仅是“希望”，而更多的是对母亲的崇敬!
宋祖英的名字来历
宋祖英是６月份生人，她的姥姥和姥爷就给她起了小名叫六六，也叫六英子。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姥姥、姥爷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就叫她宋六英。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跑江湖的人（这种人在农村说好听点叫跑江湖的人，其实和要饭的差不多），此人能说会道，姥姥和姥爷就要她为自己的外孙女儿起个名字。那人云里、雾里说了一通之后，说:“只用将现有的名字，中间改一个字就行。”姥姥勇往直前地追着那人：“还是麻烦你帮忙改一个字啰！”跑江湖的人想了一会，说：“祖宗下的宝贝闺女，感谢祖宗的恩赐吧。就叫宋祖英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宋祖英。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名字，竟是一个跑江湖的人给起的，每每谈起自己名字的来历，宋祖英都要说一声谢谢那位不知姓名的跑江湖的人。
宋祖英的绰号“脑膜炎”
宋祖英谈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言语间脸上露出幸福甜蜜的笑容。她说：“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把家庭和工作混为一谈。这些年，我们各自的事业都发展得很好，没什么交集，也没必要硬是扯在一起。这方面我很幸运，有一个很照顾、体谅我的老公。我这个人比较粗心，不记事，除了唱歌，在家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我老公和家人都非常体谅我，从不让我干家务活，老公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脑膜炎”，就是说我丢三落四，在家里，他是老大。”
宋祖英的“冤屈”
在宋祖英的成长道路上，外界说是她的先生罗浩将她带到这个圈子里来的，并说是他第一次把她从湘西挑选出来到省里去演出的。对此，宋祖英笑了说：“那会还没他呢。我经常说‘我抗议’，谁这么说的？我是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完了以后，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手大奖赛的金奖，后来我又参加全国比赛的。”
宋祖英的家乡特别偏僻，十岁之前她都是在外婆家里生活的，外婆家住在半山腰，要上山顶的话得走最起码一两个小时。到镇里得走可能一天。好长好长一段路，下山下到河里，完了再爬上去，再爬上对面的那个山，永远是这样走。小时候，她受朱逢博和李谷一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在县文工团当学员的时候，最早听她们的歌，觉得非常好听，就开始模仿她们。
宋祖英早年对家乡的回报
也许是小时候过着贫穷的日子，也许是故乡给她留下的东西太多了，宋祖英是一个份外爱家乡的人，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她先后为母校岩头寨中心小学捐赠了希望书库，并捐赠了６６台电脑，一架钢琴，以及电视机、ＶＣＤ等一大批教学设备。
２００４年，宋祖英回到家乡又成立了用于救助贫困学生和奖励优秀教师的宋祖英教育基金会，当时她一次性捐款３０万元。如今这个基金会资金已达到了５０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宋祖英先后为岩头寨乡教育事业发展捐资捐物达１５０余万元。尽管她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但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宋祖英说：“我觉得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一些人的话，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媒体来报道，因为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是给媒体看，不是让别人看的，而是你自己的一种付出，能够做到的一份爱心，其实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获得快乐。”
宋祖英不但人美、歌美，心灵也很美。她是东方美的化身，她的歌是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她是“人民心中的一朵茉莉花”。她在中国歌坛的地位用“登峰造极”来评价并不为过，二十多年来，这位来自苗族山村的宋祖英，正用苍天赐予的百灵鸟般的歌喉，向世人昭示着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在向世人传播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美。
贺绿汀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安卿，又名贺抱真、贺揩等，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人，中国著名音乐家、教育家。
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二十岁时，他走进长沙艺术专修学校，攻读绘画与音乐，两年后留校任音乐教员。1931年，贺绿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三年后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获得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这年，他进入电影界，先后为电影《船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二十多部影剧配乐，创作了《摇船歌》、《背纤歌》、《春天里》、《怨别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1队，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贺绿汀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音乐教学上。他一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职务，并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音乐人才。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且写下《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论音乐的创作》、《民族音乐问题》等文章，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作曲家施光南的故事
打“哑谜”的孩子
“音盲”家庭1940年，施光南诞生在山城重庆。4岁的时候，在小学当校长的妈妈不忍心把最小的宠几独自锁在家中，便把施光南带到了自己任职的小学里读书。
翌年，重庆市准备举办小学生音乐比赛。学校举荐颇宫天资、锋芒初露的施光南去登台竞技。赛前，音乐老师煞费苦心，为他精选演唱曲目。施光南却不以为然，另辟蹊径，哼哼唧唧，自编了一首歌：“春天到了，桃花开开，小鸟飞飞，黄鸳在树上叫。它们快活，我也快活，我们大家都快活。”赛场角逐，施光南一鸣惊人，居然荣获小学乙组第二名，抱着大木马奖品，凯旋而归。这支被他母亲记录下歌词的歌曲，就是施光南的处女作《春天到了》。那年，他刚刚五岁。
家庭熏陶，耳懦目染，子承父业，似乎应是造就，‘神童”的天赐良机。说来难以相信，酷爱音乐的施光南却名副其实地生长在一个“音盲”的家庭：姐姐习文，哥哥学工，妈妈办教育，爸爸搞经济，全都与音乐绝缘。既无渊厚家学，又无名师点拨，幼年的施光南音乐天赋之高、创作灵感之强，叫人赞叹不已。
打起了“哑谜”。
1956年盛夏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音乐会在人民剧场举行。谈笑风生的人们熙熙攘攘，鱼贯涌入明亮的大厅。此刻，一位少年缓缓地踱着步子，徘徊在路灯的阴影下。他真想喊一声：“谁有多余的票子？”但是不敢。他在急切中默默地等待着。有位好心的大叔看出了少年的心思，免费赠送给他一张晚会票。他如获至宝，欣喜地连连道谢。
“下一个节目：《懒惰的杜尼亚》……”优美动听、明丽欢快的旋律，博得了真诚的掌声。等票的少年笑了……还是这一年的夏天。在青岛高干疗养区俱乐部，舞厅乐池中竖立着一排排的乐谱架。一位少年好奇地翻动着乐谱。突然，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晚上，少年悄悄地坐在舞厅的一隅，静静地期待着。终于，乐队开始演奏一首《圆舞曲》。少年又笑了……1957年夏天，北京10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给他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和愉快呀！
对！精选成册，捐款誊印。当辑录了三十多首中外民歌的册于出版后，学生当中的一个——那位等晚会票和被拒之舞厅门外的少年，再一次笑了……他为什么笑？原来，那连行家也没提出过疑问的《懒惰的杜尼亚》和不胫而走，流传到青岛的佚名的《圆舞曲》及装订成册的三十多首中外民歌，根本不是有着“阿查都力亚”、“方耀”、“阿热布森”等古怪名字的作曲家的作品，而统统出自施光南之手。
施光南为什么要跟社会打哑谜？其一，当时他十分腼腆，怕羞，不喜张扬；其二，他觉得好玩，‘哑谜”使他感受到某种心灵上的快乐，其三，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不偏不倚的公允评价。基于此，他接办《圆明园歇声》以后，在刊载当时流行歌曲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私货”——那些标着不同国家、民族、作者而实则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塞进了这个
刊物。施光甫十二岁时创作的《懒惰的杜尼亚》和《圆舞曲》，就是通过这个刊物以讹传讹，流传到了社会。
落第，从头开始初中毕业，施光南执意要考音乐学院附中，而父母希望他按部就班学完中学课程，就这样他被劝阻住了。父母的疏忽给儿子的心灵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报考音乐学院！”上音院附中的希望破灭后，施光南只有背水一战，直接报考音乐学院了。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招生简章上白纸黑字：考生要具有相当水平的乐理、和声知识和一定的钢琴水平。乐理知之甚少；和声，一窍不通；钢琴，没有摸过，连五线谱还不太熟悉呢，能行吗？“考！一定要考！”妈妈知道儿子未偿的宏愿后，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你是这样热爱音乐你现在需要什么？”“一切从头开始。学习钢琴。”这时，离考期仅剩半年时间了。
施光南临阵磨枪，买来一本《拜尔钢琴初级教程》。母亲四处托人，寻找钢琴教师。费周折，终于打听到一位家住东单的私人钢琴教师林太太。带上学费和礼品，施光南随着母亲匆匆赶到了林太太家。林太太正在教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弹琴，看到“不速之客”上门，问：“找谁？”“我们是来学钢琴的。”“谁学？”“他！”母亲连忙把身材高大的施光南推上前去。17岁的施光南恰好跟学琴的小女孩站到了一起。“他？我从来不教这么大的人。喏，手指早僵了。”母亲一再解释，林太太无动于衷，母亲只得无可奈何地拉着施光南从原路返了回去。
一晃半年，施光南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考场。第一关是笔试。由于不懂音乐术语，答得风马牛不相及。第二关是面试。坐在当中的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说：“先弹一首奏鸣曲吧。”“我只能弹莫扎特的《G大调小奏鸣曲》。”考场一阵骚动。
这样简单的曲子，只配去考音乐小学！纵是这样简单的小曲，施光南还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死抠出来的。施光南有些心虚，手指颤栗，不断出错，整个乱了套，只弹了四分之一就再也弹不下去了。
期望金榜题名，偏偏名落孙山，施光南看榜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了。正当他处于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接到了江定仙教授的一封书信：“施光南同学，你的基础知识较差，但考虑到你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和作曲才能，建议你去附中插班学习，打好基础。”
东去的列车，把施光南带到了海河之宾的天津。他将在当时还设在这里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新的生活。攀登音乐殿堂的道路，还刚刚开始。
想起施光南的三十元稿酬
施光南是英年早逝的一位作曲家。有些人至今可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若提起他谱写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又谁人不知，谁人不爱呢？施光南是患脑溢血悄然倒在钢琴上的。他的追悼会布置也挺特别：在他的遗像下，摆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录音带及当时谱这首歌的报酬三十元稿费。
这三十元稿酬是否与《在希望的田野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相称，这里暂不评论。我对施光南赞佩不已，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而且是能独守住自己“精神家园”、达到物我两忘崇高境界的人。他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堪为楷模。
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个大作曲家一定很有钱，是个“大款”，其实错了。他很清贫。当时为了装一部电话，他甚至不得不卖掉心爱的摩托车。他说：“我国有那么多优秀歌唱家，这几年多次在国际大赛中得奖，可他们参赛的曲目都是外国人写的歌剧，我要让他们唱着中国人写的歌去得奖。”为此他夜以继日完成了歌剧《屈原》。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时，门口停满了汽车，他却是骑自行车去的。囊中羞涩，他甚至没有叫辆车让全家人一起去欣赏。
有些人可能认为施光南属“逐名族”，其实也错了。他很恬淡。生前走红时，曾有段时间盛传他要去某部当副部长。有些好友也劝其另谋前程。他却淡然一笑：“我的擅长在音乐上。”
施光南谱曲的歌曾经帮助和成就了许多歌唱家。全国青联在广州为施光南举办作品音乐会时，关牧村、关贵敏、胡松华等一大批著名歌唱家都慕名而去。有人劝其搞个回顾展：“这么多名家凑到一起，每人都唱一首你过去最受欢迎的歌，出盘磁带专辑，准受欢迎。”施光南不干，他说：“我这回全上新歌。让新歌在人民中寻知音。回顾展五十岁后再说吧。”然而，他四十多岁便匆匆地走了。
遗像上，施光南的微笑人们可从不同侧面领悟。我想说的是：当求名未遂而愁眉不展甚至牢骚满腹时，请想想施光南；当逐利不成而摔锅砸碗骂娘时，请想想施光南。人贵淡泊。一般而言，无论何等人，名位再高，上边还有捷足者；财富再多，每天也是吃三顿饭睡一张床。而对精神财富与做人境界的追求则是无限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为社会、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些什么。我以为，先觉与无知，崇高与渺小，高雅与粗俗的区别，往往就在于是否认识与实践这个朴素的真理。
施光南永远冲着我们微笑……
施光南音乐广场在渝落成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1940年生于重庆南山，父母为他取名光南，含有“光照南山”之意。为了纪念这位著名音乐家，重庆市园林局在南山植物园（原南山公园）修建光南音乐广场。广场精美宽阔，有表演舞台，可举办音乐会和文艺演出。施光南雕塑正加紧筹建，山城人民希望施光南夫人洪如丁和施光南同志的“战友”关牧村届时都能亲临南山为塑像揭幕，共同纪念音乐家施光南诞辰60周年，愿他那美妙动人的音乐长远地飘荡在风景秀丽的南山之巅。
“人民的音乐家”施光南
施光南1940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南山，从小酷爱音乐。中学时代先就读于北京圆明园旧址上那所从延安迁来的101中学，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校期间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付于了音乐。
1964年，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他创作的女中音独唱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旋律流畅上口，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深得群众喜爱。1976年10月“四人邦”被粉碎，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扬眉高歌的心情与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一曲《祝酒歌》，顿时传遍了华夏大地，它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
1978年7月，施光南调入原中央乐团，他接连创作了《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上百首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歌曲，无论是对当代青年美好生活和爱情的讴歌，或是对祖国的深深热恋和对家乡的殷切期望，都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心声，唤起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激励着一代青年在他的歌声中奋发进取。
1981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施光南创作了大型歌剧《伤逝》，他以满腔热情和崭新的手法，成功地用音乐塑造了鲁迅先生于二十年代笔下所刻化的一代追寻与彷徨的青年形象。
1984年7月施光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年后，他作为文艺界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1985年，施光南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十五个副主席中最年轻的副主席。同年，全国30万个团支部投票评选首届“当代青年最喜爱的歌”获奖的30首歌曲中，施光南的作品占三首。1986年，施光南被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成为许多青年，特别是文艺界青年人的挚友，许多著名音乐家、词作家、歌唱家都被他团结在周围。
1980年10月、1987年10月和1989年10月，分别在天津、武汉和广州举行了《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
1990年3月，在施光南心中孕育了20余载的另一部大型歌剧《屈原》初步完成，并举行了歌剧《屈原》音乐演唱会。一部歌剧酝酿半生，在当今如此不景气的中国歌剧舞台上，竟能不屈不挠地开花结果，是何等难能可贵。孰不知《屈原》竟成为音乐家最后的绝响。施光南1990年4月18日去逝，享年49岁。
施光南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作品，将伴随着时代永远回旋于中华大地上。施光南无愧于“时代歌手”、“人民音乐家”的美称。
古代音乐家——伯牙
原姓俞，名瑞，伯牙是他的字，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
春秋时代的琴师。历代文献关于伯牙的记载颇多，最早见于荀况的《劝学》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音乐演奏的生动美妙。相传代表作品有《水仙操》、《高山流水》。
在《吕氏春秋》和《列子》中，记载有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后世所传诵：
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伯牙，随成连先生学古琴，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常常是理解不深，单纯地把音符奏出来而已，不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老师想把他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有一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的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讲，能够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对伯牙说：“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师父。”说罢，就摇船渐渐离远。
过了十天，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空寂无一人，只听到海水崩澌汩没的号吼，远望那边山林，又是一片郁郁葱葱，深远莫测，不时传来群鸟啁啾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音响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充分领略了大自然风光，不觉心旷神怡，浮想翩翩，感到自己的情趣高尚了许多。伯牙产生了创作欲望，要把自己的感受谱成音乐，于是抚琴写了一曲，题名《水仙操》。这是一首妙音逸韵、摹神的佳品。从此他领悟到艺术家要培养高尚的情操，艺术要以感情动人。没多久，成连先生摇船而返。听了他的感情真切的演奏，赞扬他的表演有了艺术生命，学到了妙处。伯牙这才知道老师原来要凭借大自然给他上课。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会，终于成了操琴的天下妙手。
瞿希贤
女作曲家。上海人。自幼爱好音乐。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8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曾任北平艺专音乐理论系讲师。曾从师于弗兰克尔（德籍教授）、谭小麟教授等。解放后，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和中央乐团创作组工作。中国音协第四届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顾问、中国音协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
作品主要在声乐领域，包括合唱、独唱、群众歌曲及儿童歌曲等。作有无伴奏合唱《牧歌》、《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歌曲《全世界人民一条心》获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比赛一等奖。合唱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获1964年全国群众歌曲一等奖，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音乐作品一等奖。歌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于1980年被评为优秀群众歌曲。影响广泛的合唱作品还有：《飞来的花瓣》、《乌苏里船歌》等。电影音乐《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了和平》、《元帅之死》、《骆驼祥子》等。她还翻译出版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法原理》一书。1981年她和我国其他女作曲家的作品，应邀在意大利举行的妇女音乐联欢节上展出。1990年在京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