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苏美尔文明中的外星人

两河流域内“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导致了各城市国家只能控制自己周围的小片地区，而不可能马上形成带有集权色彩的大一统，同时来自原始民主之的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亦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碎裂化”可认为是苏美尔文明在政治格局方面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3000年，是建立君主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苏美尔城市国家“诸国争霸”的时代。

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具有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的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买卖土地——使这类国家颇具封建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文字始终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特征。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美索不达米亚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

二、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也有看法是反向的影响，因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此处仍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的文明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00年之后，中国文明起源以黄河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由于其与两河地区完全不同地理位置因素——东临太平洋，西北依托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多选择性，也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南北方气候大相径庭，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也就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也就不存在两河流域“碎裂化”特征，政体表现出文化区内的集权化——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度，而非原始民主制的城市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宗教和巫术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信仰，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后者则具有相当比例的功利性，但二者都是针对一种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来自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则多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龟甲兽骨多是占卜吉凶祸福。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巫术的意义与政治权威高度相关，无集权社会巫术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社会——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集权的政治方法，巫术便代而成为控制方法。

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祭司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占有领导地位。而与苏美尔人的自然崇拜和神化相对的是中国人的人间崇拜和神化，即对统治者的神化。古希腊人也相信，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屈服。

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相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王权晚出”，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而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市国家政体制度。

殷墟中发现的表意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此外，与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表意文字是同祖先崇拜和占卜术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不单是文字书写系统，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我们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与其他古代民族根本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古文明的珍贵之处在于从诞生之日起至今从未被打断的不衰与不灭，这是埃及、两河以及印度文明所缺少的。这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环境多样化成就的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篇题为“澄清史事，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的“爱国好文章”（网友回复），想到了那个被无数“航海迷”所不齿和反驳的《1421》。

当历史与“爱国”挂钩，当我们的目的旨在将自己的“文明史”努力向前推进以确立“老子天下第一”的所谓“不争事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国民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教育理念或模式，是国民性，抑或别的什么。

对历史的探究本应是价值中立和道德屋舍的，而非动辄附加以“卖国贼”或“汉奸”等等。想想文艺复兴的人文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我们要走的路怕也并不就只在于这几百年的征途。

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中国才是世界文明真正的源头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ofShinar）”，《全球通史》这样写道，开始了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质的探究。但是，我们不禁想问：“希纳”这个被认为是最早的文明中心的国度，与“鸡纳”在语音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会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名词不同的译读，就像“鸡纳”这个梵文被英文读成了China（中国），又被“鸡纳”人自己读为“支那”一样？

不管怎样，太多的线索，把“希纳国”与“鸡纳国”关联在了一起。比如，曾经在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有一个风靡一时的说法：中华文明西来说。“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是来源于巴比伦的，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是古巴比伦人，因为有许多的考古学证据证明，早期的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西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文明传播的方向是恰恰相反的，但“西来说”坚实的考研学基础——早期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却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如今，中华文明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究竟是中华文明由东向西传播到了巴比伦，还是巴比伦文明由西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呢？

一、神秘的伊甸园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圣经•创世记》

　　《圣经•创世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上帝在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经过的伊甸建立了一片乐土，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就居住在那里。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古代中国文化中，蛇是女巫的代名词），偷吃了禁果，触犯了智慧树（能通天地的青铜神树？）的禁忌，因而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将出来，辗转流离，向西迁移，来到了巴比伦……

　　这个看似海说神聊的故事，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它所讲述的正是古代苏美尔人从伊甸园西迁到巴比伦的史实，因为《圣经》来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则取材于苏美尔的神话传说——犹太人是早期入侵巴比伦并很大程度上被苏美尔同化了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吸收了大量的苏美尔文化。比如，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完完全全出自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

　　即便是西方的权威学者、洋大爷斯塔夫理阿诺斯同志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在《全球通史》中，他也这样写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为什么苏美尔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他们的语言却又与汉语相似呢？他们的原籍又在东方的哪个区域呢？也就是说，这个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四川）的、名字叫做伊甸园的地方，它究竟在哪里！

二、北纬三十度

　　在北纬三十度这条神奇的纬线上，分布着四大文明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别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们却往往把前三者（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后者（中国）看成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世界。“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四大文明古国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他能摈弃西方学者的那些种族偏见，他一定不难发现，这四大文明古国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地缘上，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它们都地处东方，都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的地区，都使用象形文字（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的拼音文字是来源于东方的），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金属面具，甚至连历法都是相同的：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用闰月来调整时间的误差。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他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土著居民，居然全部都是黄种人！埃及现存的雕塑和壁画详细的描绘了古埃及人的生理特征：他们既非白人也非黑人，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这就是为什么古埃及所有的金字塔和陵墓都坐落在尼罗河西岸的原因所在：他们在默默的遥望着故乡——东方；古巴比伦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是来自东方、语言又与汉语相似的非白种人的一支，他们不是黄种人，难道还会是黑种人？古印度人就更见不提了：公元前十五世纪，印欧人雅利安部落入侵印度后，在吠陀文献中提到土著居民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全球通史》）”。古印度人又怎会没有鼻子呢？雅利安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相对于印欧人来说，黄种人鼻梁不高，没有鼻子只是一种形容而已。

　　以上的事实足以说明，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全部都是黄种人。中国人自不必说，当然也是黄种人，所以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为什么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会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北纬三十度，原本就是黄种人的乐园！

三、人种的形成

　　现代科学通过对比古今人类的基因，得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结论——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我们姑且不论人类起源于何处，反正有一点是人类学者所共同认定的：不管任何人种，都是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么，为什么同一祖先，会进化出黑、黄、白三大不同的人种来了呢？让我们从简单的道理入手，来分析研究人种的形成，进而划分出不同人种的原始分布区域，找到他们原始的栖息地，以还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凡智力正常的人，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太阳晒多了，皮肤就会变黑，反之，就会变白，因为在日照过强的自然环境下，我们的机体为了保护自身，会在皮下沉积大量的色素，以免被紫外线灼伤，皮肤因而变黑；而在日照不太强烈的自然环境下，我们的机体又会消除过多的色素，以免妨碍维D的合成、影响钙质的吸收，皮肤因而又变得白了起来。

　　所以，在日照不太强烈的自然环境下，原始的我们，生存条件简陋，赤身裸体的暴露在阳光之下，如果皮肤过黑，就会因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在日照强烈的自然环境下，如果皮肤过白，同样也会因不适应环境而被淘汰。

　　这就是人种形成的原因之根本所在：在低纬度地区，日照强烈，为了适应环境，人类进化成黑种人；在高纬度地区，日照大大减弱，人类进化成白种人；而在中纬度地区，日照的强度介于两者之间，因而人类在此进化成肤色介于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人种——黄种人。

　　白种人鼻梁高、眼窝深、金发碧眼，是他们原始分布在高纬度地区的更进一步的证据：鼻梁高，是因为鼻子大；鼻子大，是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在冰天雪地的自然条件下，鼻子可以预热寒冷的空气，保护肺部，使之免遭寒冷空气直接的侵袭。鼻子越大，毛细血管就越多，供血量就越大，预热冷空气的效率就越高，在严寒中生存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只有鼻子大，才能适应高纬度地区寒冷的气候。鼻子高了，眼窝自然就深了。至于金发碧眼，则与皮肤白晰的原因相同：随着日照的减弱，色素慢慢退去，在皮肤变白的同时，头发的颜色开始变黄，眼睛的颜色开始变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原始的生存条件下、在文明的诞生之初、在文明之光尚未普照世界之前，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各色人种分布在各自不同的原始栖息地。黑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是日照强烈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黄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是欧亚非大陆北纬三十度附近的中纬度地区；而白色人种的原始栖息地则是北欧冰天雪地的高纬度地区。

四、现代西亚和南亚人的形成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全球通史》　　

　　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来自西方、北方的无数支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开始南下，入侵位于北纬三十度的古代文明中心。入侵的原因很简单：茹毛饮血尚未开化的他们，面对丰衣足食的人间天堂，又怎能不垂涎欲滴呢？入侵的过程颇为漫长，持续了上千年。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伊本•赫勒敦”，《全球通史》的作者如是写道，对入侵成功的原因作出了倾向于种族主义的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不是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而是利用体力去抗衡，如果不是斗智而是斗力，文明又怎么可能是野蛮的对手？善良的百姓又几时躲过了歹徒的袭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古代的文明中心就像大户人家一样，在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的情况下，就永远是土匪打劫的对象，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被洗劫一空只是迟早的事。伊本•赫勒敦把征服的成功归功于“勇于冲杀”，美化了入侵者的“勇敢”，淡化了他们的野蛮。

　　早期的入侵只是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游击战，抢了就跑。当然，血腥是随时都在发生的。随着入侵成果的不断积累，入侵者从虏获的匠人手中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冶金术。于是，拥有了金属武器的他们，不再是一群群手拿石头棍棒的流寇，可以与文明中心正面抗衡了。在一次次的、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入侵浪潮中，除中国之外，各文明中心相继陷落了。

　　初来乍到的入侵者，在军事上完成了征服，在文化上却开始了被征服的过程，因为文化上的巨大优势，使入侵者不得不心悦诚服地学习和使用先进的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字。“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圣经•创世记》对这一时期是这样描述的。随后，《圣经•创世记》又这样说道：“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这句话，意味着“他们”本来不是“一样的人民”，意味着入侵者在文化上被同化。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接下来，《圣经•创世记》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之后发生在巴比伦的历史事件。

　　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因为接踵而来的入侵者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一片混乱。螗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入侵者占据了大户人家，开始享用文明成果这一丰盛美餐的时候，又被新的入侵者觊觎了：一股股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相继侵入，战火纷飞；同时，各部落也不同程度的享用着文明的成果，建立起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相继在巴比伦出现。巴别这一名称，准确的反应了那段历史的时代特征。

　　就这样，在持续至今的战火中，族群关系相当复杂的西亚各族形成了。埃及和印度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相对的稳定一些，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纠葛不清的族群关系。

　　在埃及，虽然阿拉伯人的最终胜利让种族结构发生了一次面目全非的刷新，但历史的痕迹是永远也无法抹除的。在印度，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结构也历经过多次外族的侵略，但基本结构保存了下来，在原始土著文化的基础上，逐渐的形成了现代的印度人。

　　因此，如果简单地以现代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的种群关系去判断这一区域古代文明的性质，就大错特错了：好比个不懂电脑的人，看到当前的页面就以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而不知windows有着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窗口，因为生活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现代人，早就不是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了。

五、炎黄文化

　　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文化象征，是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两个重要环节。想要把炎黄文化研究得详尽透彻，即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我们只是大略的概述一下它的性质和特征。

　　炎帝号称神农，播种五谷教民农作，尝遍百草为人治病。用现代术语来说，他不仅是农学家，还是天文学家兼植物学家、药理学家和病理学家。他是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开创者。黄帝号称轩辕，黄色（木器的颜色）是他的旗号。轩是车、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架架车”，辕是车前驾驭牲口的横木，代表着使用畜力的开端，所以他不仅是机械工程师，还是木匠的祖师爷兼畜力时代的领头人。

　　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两个重大的源头，因此对比炎黄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找出文明诞生的先后顺序，找出文明诞生的方式方法，找出文明诞生的历史痕迹，谁是文明真正的源头，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全球通史》这样写道，古巴比伦农业文明起源于六千年前。可是，中国的农业文明亦即炎帝文化，又起源于何时呢？

　　“新华网上海10月11日电（记者刘丹）：中国科学家日前发现，中国东部水稻栽培始于7700年前”，这是一条刚刚查询到的消息。注意，时间是2007年的10月11日。如此说来，如果中国农业的起源仅仅以水稻的栽培为标志的话，那么，它至少也领先了两河流域一千七百年！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同资助下，麦戈文研究小组最近在中国河南省一个新石器早期的村庄贾湖搜集到16件陶器，同时还发现了包括一支古笛在内的乐器。研究表明，这些陶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前。科学家对陶器里面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葡萄丹宁酸，以及草药残留物的化学成分相同”。

　　上面是一则来自《北京科技报》的报道，中国的酿酒史和音乐史追溯到了九千年以前。试问，没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哪来的粮食酿酒？又哪来与现代稻米相同的成份？而中国加工谷物的石磨，已经追溯到了一万七千多年以前！

　　许多的考古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的起源远远早于巴比伦的证据比比皆是，因此，假如文明的传播不能穿越时空的话，那么它的传播方向，就只能从中国到巴比伦。然则，文明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诞生而又留下了哪些历史的痕迹呢？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对车轮发明的过程一无所知，然而，黄帝文化却清清楚楚的记录了这一过程，因为它在神奇的文字之中，将这远古的秘密保留了下来：

　　有一种叫做镰盖的农具，人们用它拍打被镰刀割下的谷穗，将谷子击落下来。镰盖的原始形状像个蝇拍，于是它便有了一个象形字：由。最初，“由”被横绑在竹竿上，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拍打谷穗，可以节省更多的体力。可是，“由”有个很大的缺点，经常松动，大伤人们的脑筋。终于有一天，一个不知是太聪明还是太懒惰的家伙，用松动的镰盖拍打谷穗的时候，得意洋洋的发现，只要用力巧妙，“由”就可以转动起来，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于是，最早的机械诞生了，转动的概念也由此产生了：叀。叀是“转”的象形：上面一横是竹竿，中间是绑着的“由”，下面是可以摇动的手柄。轉（转）、傳（传）、塼（砖）、穗（古作禾、叀）、惠（慧，古作叀），这些字里都有叀，因为它们都与转动有关，比如，穗之所以与它有关，是因为穗是禾株上被“由”转动拍打的部位；惠之所以与它有关，是因为心若不灵转，便无智慧可言。

　　不久，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具有润滑特征的液体，不仅可以使“由”转动得灵活轻便，还可以减少磨损，增加使用寿命，因此，这种液体被叫做“油”。油的润滑功能的发现，推动了“由”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伸长了“由”的另一端，又有了“申”的概念；把它穿在两根竹竿之间，“車”的概念又产生了。

　　最早的“車”是用来纺织的。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它又演化出陶轮、车轮和水车等等多种形式，以及传统的民族玩具：风车。恰如所象之形，“車”的本义是“转动的轮子”。为了与镰盖（由）有所区别，“車”的“由”被写作“轴”，进而用来专指轮子的核心部位。轴是用较大的竹管制成的，多孔，孔中插有长短相同的竹管，将外围连接起来，变成一种可以缠绕丝线的轮状器物，再把它的轴放在穿有孔洞的两根竹竿的中间，原始的纺车就这样制造了出来。

　　在制造纺车的过程中，轴这种多孔的竹管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各种不同音调的声音的特性被发现了，这种多孔的竹管成了原始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車”的“轴”相互区别，人们把这种能发出不同音调的轴（带“車”旁的由）写成了带有竹字头的由：笛。就这样，音乐以最原始最自然的方式诞生了。　　
　　六、女娲补天

　　接下来，《全球通史》的作者开始了对冶金文化起源的探究：“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他威严却又懵懵懂懂的宣布道，似乎鼻子高就等于水平高，对冶金文化的起源一无所知却又摆出一副权威的派头，所以显得有些茫然无知怅然若失，出够了洋相。谁叫他骄傲自大，不好好的学习中文呢？

　　让我来告诉这洋大爷，冶金文化是怎么起源的吧！冶金文化起源于陶器文化，陶器文化起源于传统的陶器大国——中国。即便是今天，China一词对西方人来说，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而最早提炼的金属也不是“大概是铜”，而是“易”！它之所以叫做“易”，是因为在常规金属之中，它的熔点最低，231.9℃，最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后来，“易”被写作了锡。

　　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炉温达到了327.4℃以上时，“船”被提炼了出来。它之所以叫做“船”，是因为它的比重特别大，在冶炼实践中，除了黄金之外，什么铜啊铁啊锡啊锌啊，甚至连白花花的银子，都统统的被它像船一样浮在了上面。后来，“船”被写作了铅。

　　然后是“辛”，熔点419℃。它之所以叫做辛，是因为最初被用来制造一种刀具。这种刀具就叫辛，通常是一种刑具，接生时用来割断脐带的工具也是它。虽然它硬度不大，但相对锡铅而言，在特殊加工工艺的技术支撑下，勉勉强强的可以派做刀具使用了，毕竟冶炼技术还不发达，炉温达不到950℃以上足以溶化黄铜的程度。“辛”这种制作原始刀具的材料，后来被写作了锌。

　　然后才是“同”。同是古代的一种酒具。当冶炼技术使炉温达到950℃（黄铜的熔点）乃至于995℃（青铜的熔点）以上时，这种金属被熔化了。因为它最初是用来制造同以及其它的筒状容器，因而被称为同。后来，“同”被写作了铜。

　　最后是“失”。“失”的熔点是1539℃，工业时代之前，人们很难熔化它，所以在古老的冶金过程中，它是被丢弃、废失的部份，因而称之为“失”。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的发现，“失”虽然不能熔化，但反复锻烧后淬火，其坚硬和锋利的程度超过了铜。这一发现让人惊喜万分，以至于爱屋及乌的把它斑斑的锈渍也看成一种美：秀（锈）。后来，“失”被写作了铁。

　　这就是冶金文化诞生的过程，而中华民族也留下了古老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何谓女娲？女，女人，母系氏族；娲就是媧，女、咼。咼是锅、坩锅、锅炉的鼻祖，因此，女娲是一个代表远古冶金文化的女性形象！她用五彩石补天，就是我们的祖先熔化五彩斑斓的各色矿石的真实写照！

　　七、仓颉造字

　　关于文字，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有着不同的神话传说。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是这样的：为了收集修建神庙的木材、天青石和金银，一名使者牢记国王的嘱托远赴他国，转述国王的旨意。回来的时候，他又要转述那位国王的答复。反复多次，使者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多，他的嘴变得越发沉重，在此情况下，一位国王试着将旨意写在了泥板上，而使者的嘴巴终于得到了解脱。

　　试着将旨意写在泥板上？如果没有文字，他如何试着将旨意写在泥板上？所以，在他“试着将旨意写在了泥板上”的时候，不仅有了文字，而且还能与“他国”的国王交流，他只是发明了一种将文字写在泥板上的方法而已。就算文字是国王临时发明的，但远赴他国的使者，即便办了扫盲班，又何以使得他国的人们去学习这些叽哩咕嘟、难懂可笑的鸟语呢？因此，这个神话传说讲述的不是文字的起源，而是解释了文字被写在泥板上的原因。换言之，在苏美尔的神话传说中，没有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因为他们只是继承和使用了文字，并未创造文字。

　　而中华文明对文字起源的来龙去脉却阐述得详详尽尽，活色生鲜。“上古之时，结绳而治”，稍有文化之人，都知道这么回事，虽然不一定理解了它真正的含义。何谓结绳？网罟是一种结绳，一种原始的结绳，能结出飞禽走兽鱼鳖鼋鼍的美味来；“勾勾针”是一种结绳，一种传统的结绳，能结出赏心悦目吉祥如意的图案来；“中国结”是一种结绳，一种现代的结绳，能结出不可言喻莫可名状的中国情结来……

　　所以，如果把结绳仅仅理解为用绳子打一个结，就未免过于简单了。“心有千千结”，琼瑶之所以能触动无数少女的心，是因为她触动了她们心中的千千结。千千结，可以结出许许多多形象的图案，可以表述出许许多多复杂的情怀。最终，千千结结出的形象的图案，以刻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后，逐渐的衍化成古老的文字。

　　结绳，结出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是中华民族远古的习俗，延续至今。过年时，贴上一种图案——桃符，就能让来年平安吉祥；作法时，贴上一种图案——道符，就能逢凶化吉；打仗时，贴上一种图案——兵符，就可以刀枪不入。即便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也总是没完没了的贴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剪纸。

　　这一切，都源于远古的一个文化时期：仓颉。仓同苍，古老；颉，吉，页。吉是吉祥，页是面具。仓颉时代，是一个纺织文化兴起的时代，是一个带着面具的圣人“授人以‘结’”的时代。她们没有纸和笔，只能用这种自然普通的方式，“结”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以赋予人们吉祥。在她们看来，“结”就是吉，因为“结（网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是战胜自然的重要手段；而结字本来就来源于吉，它是吉祥如意的祝愿通过丝线绳索的方式来传递的一种表达形式。　　
　　八、夏——面具文化 　　

　　据说，英文Asia（亚洲）一词的原意是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由于Asia的sia与夏谐音，因此不妨大胆的猜想：sia是否是夏（带着面具的人）的音译？还有一个sia与夏有关，它就是Russia，曾经是最靠近亚洲的国家；罗刹是它过去的音译，俄罗斯则是它现在的称谓。Russia的原意，是否是靠近亚洲或者靠近夏？它的国花向日葵，是否寓意着它原始古老的期望：向往夏、向往东方？

　　事实上，Asia文明的的确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面具。埃及有面具，巴比伦有面具，印度有面具，中国也有面具；而且，这些面具都出土在北纬三十度。为什么这些面具的出土地也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会分布在同一纬线上？因为，同样的纬度，有着一片同样的星空；同样的星空，在宗教意义上，又有着一种同样的神秘——而夏的始祖伏羲和他的天地通，就诞生在这条神奇的纬线上。

　　天地通既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又是一门原始的天文学，起始于原始农业对天象、气候的观测，形成于观测结果与原始信仰的融合。传说，伏羲出生在号称“都广之野”的成都平原，借助建木（人造树，亦即青铜神树）登上了天庭，进入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具备了一种神圣无边的法力。

　　作为天文学，天地通催生了最早的历法，指导播种和收获按农时正常的进行；作为宗教，天地通以圣人通行于天地之间，因而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的方式，控制着古老的意识形态。但自颛顼起，历代统治者都实施了在民间禁止天地通的政治措施，把至高无上的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束了“家为巫史”的局面，致使天地通丧失了它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地位，演变成一种用观察天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方术——观天，也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最出神入化的本领、西方人眼里的占星术，因为古巴比伦和埃及，也是用这种方法来预知凶吉祸福的。

　　这就是为什么夏文化会沿着北纬三十度伸延的原因。天地通古老的宗教信仰，执着的认定了北纬三十度，使他们首选乃至唯一的选择了北纬三十度，而发达的天文学对星象精确的观测，又使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在北纬三十度准确的定位。于是，大约在他们定位于巴比伦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之后，大洪水爆发了。

　 九、挪亚方舟

《圣经》所描述的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在中东、近东的古代文明中，都有类似的传说，包括西方的希腊和罗马。虽然希腊和罗马的传说，都来源于古代中东和近东文明，但西方的学者还是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去寻找大洪水的证据。从《圣经》记述的时间推断，这场洪水发生在四千多年前，与良渚文明毁灭的时间相差不远。那么，在两河流域，真的发生过《圣经》所描述的巨大洪水吗？

　首先，迄今为止，西方地质学家从未发现过全球性大洪水的证据，换言之，在两河流域也没发现过这种证据，因为，如果两河流域发现了这种的证据的话，不就直接印证了挪亚方舟的故事，哪还需要想方设法到其它地方去寻找大洪水的间接证据呢？

　　其次，两河流域的气候历来干旱。古代，北部山区为地中海式气候，其它地区为大陆性亚热带半干旱类型，被斯塔夫理阿诺斯同志亲切的形容为烈日蒸晒的一片荒原，河水主要来源于北部山区溶化的积雪。我们知道，高山积雪溶化的过程是个缓慢的过程，涓涓细流的汇集，形不成来势凶猛的洪水；而地中海式气候，不具备爆发洪水的条件：夏季炎热干燥，长达半年的37.5～62.5毫米的降雨就算集中在一天，也只是一场初具规模的暴雨，不可能爆发较大的洪水；冬季，虽然潮湿气团带来了较多的雨水，但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山区，降雨以积雪为主，同样不可能爆发较大的洪水。再说，世界各地众多的河流，又有哪条是冬季泛滥？

　　更重要的是，《圣经》对两河流域爆发大洪水的可能性也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被犹太教徒和***徒无限虔诚的耶和华这样说道，没有招来任何的非议。

　　如果真的有神，如果耶和华真的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那么两河流域就不可能再有洪水爆发了。问题在于：如果两河流域存在着爆发洪水的可能性，那么洪水肯定会经常泛滥；如果洪水经常泛滥，那么神圣的耶和华，又怎么向虔诚的信徒交差呢？“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耶和华与挪亚立约道，可是，只要洪水再泛滥一次，耶和华的光辉形象就彻底的破灭了。

　　所以说，两河流域不但没有爆发过巨大的洪水，挪亚方舟也从未停靠在它的河岸。难道《圣经》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如果洪水确有其事的话，那它究竟发生在哪里？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真的有过这段浊浪滔天的历史时期吗？　　

　　十、回归伊甸园 　

　　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倒还真的有过这段浊浪滔天的历史时期，并与《圣经》叙述的时间大略一致；只是，洪水不是发生在两河流域，而是发生在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之地、神秘的伊甸园。这个神秘的伊甸园，它究竟在哪里？

　　八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刊载过一篇《东方伊甸园——中国西部》的文章，作者约瑟夫•比奇在文章中宣称：“川西（成都平原）是人类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的栖息地”。还有一则消息：前不久，美国著名制片人比尔在专程前来成都寻踪东方伊甸园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圣经中伊甸园提到的高山、河流等，和成都的地理环境很吻合，这是我认为成都就是‘东方伊甸园’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以精神为主。‘东方伊甸园’这个概念一定与生命、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成都我也找到了这些”。

　　如果说比尔的判断不足为信的话，那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在学术上，它是非常严谨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东方伊甸园——中国西部》这篇文章能在这种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说明“川西（成都平原）是人类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的栖息地”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然则，成都平原真的爆发过《圣经》所描述的那种浊浪滔天的洪水吗？

　　可以肯定的说，成都平原的确爆发过《圣经》所描绘的那种滔天的洪水，不仅在时间上与《圣经》的记述相当的吻合，而且证据还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它就是都江堰。都江堰不是李冰修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吗？它怎么又成了起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大洪水的罪魁祸首了呢？

　　首先，在鳖灵治水之前，西高东低的成都平原，曾经是一片汪洋，印证了大洪水的史实。从郫县的郫字，就可以看出洪水之大、大到了惊人的程度：“郫”的意思是低洼的、筑有堤坝的地方。既然洪水把位于西部高地上的郫县都变成了经常被洪水淹没的低洼地带，那么成都平原那种浊浪滔天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浊”字古作“濁”，意思是蜀地的水；蜀浪滔天正是这段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

　　后来，鳖灵在郫邑治水，拓宽了金堂峡，洪水得以渲泄，成都平原才又浮出了水面，重见天日。峡内至今还保留着“垮梁子”这个人工拓峡的证据，而完工不久的“拓峡工程”，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不仅肯定了鳖灵拓峡的必要性，还肯定了鳖灵拓峡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没有人工拓宽的金堂峡，从都江堰汹涌而来的洪水在龙泉山脉的拦截下，会把成都平原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事实上，没有鳖灵拓峡，就没有今天的成都。成，成就的意思。鳖灵拓峡之后，这片肥沃的土地浮出了水面，是拓峡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因而被命名为成。开始，它只是邑，叫做成邑；后来它成为蜀国的都城，叫做成都——而它的建城史，也远在张仪之前。开明五世也就是鳖灵五世，从广都樊乡迁都于此。传说，城址是沿着神龟爬行的线路修筑而成的，由此可见，成都最初是建立在一片滩涂之上的。

　　其次，虽然李冰的确对都江堰进行过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改造和维修，但李冰治水的传说只是鳖灵治水的一种张冠李戴的说法，因为李冰时代的秦国，不管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水利技术的角度来说，都不具备开凿都江堰最起码的条件，更何况李冰不超过十年的短短的任期，即便是初步的勘测、设计工作，只怕也未必能够完成。

　　所以说，正是都江堰的开凿制造了这场被《圣经》描述为“毁灭世界”的滔天洪水，而大洪水的消息又从远东谣传到了中东和近东各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东、近东的古代文明中，都有这个类似传说的原因所在。为什么都江堰的开凿会制造出这场巨大的灾难呢？因为在大约四千多年前，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得从亚当和夏娃说起。

　　亚当和夏娃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的起因，与蛇和智慧树有关。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话故事，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当他真正理解了蛇和智慧树所隐藏的含义之后，就会豁然开朗了；并且，《圣经》虽然是一部神学著作，却蕴涵着巨大的历史价值。西方有一门学科，就叫做《圣经》考古学。

　　首先说蛇。蛇在传统文化中，总是与女性有关的。在神怪故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蛇，比如美女蛇和各种蛇妖、蛇精等等，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哪条蛇雄性的，尽管自然界中的蛇雌雄各半。可是，伏羲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条最悠久、最古老的蛇：她人首蛇身！并且，她的出生之地“都广”，也坐落在蛇江之畔。在甲骨文中，蛇是一个象形字，“它”，因此沱江其实就是“它”江、蛇江；而伏羲的传人不仅是蛇，且全是女性的蛇，被后世称为“巫”。

　　那么，智慧树又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那颗叫做建木的、被伏羲用来通天地的青铜神树。青铜神树不仅是伏羲文化“天地通”的神圣法器，同时也是母系社会中“臭男人”们绝对不能染指的宗教禁忌。可是，在父系社会萌动之初，有一些名叫亚当的臭男人不断去触犯这个禁忌，所以也不断有携妻带子的臭男人被上帝从伊甸园里驱逐了出来。

　　当然，从伊甸园里出来的人，不全是被上帝驱逐出来的，也有一些是想干一番事业、想开拓一片新天地的人，比如尧、舜、禹的先祖。禀君这个著名的伏羲的后裔，就是这些从伊甸园里出来的人子子孙孙当中的一个，只是，与先辈们不同，他的族群已经从母系成功的过渡到了父系。

　　但伊甸园里的人们，仍然固守着母系的传统，因为母系意识在伊甸园扎下了牢牢的根基。于是，兴旺发达起来了的暂新的父系社会忘掉了本源，对古老的母系社会有了一种十分轻篾的说法：蜀犬吠日。日（太阳）象征着阳刚的男性，与象征着阴柔的女性的月（太阴）一起，构成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换言之，日象征着阳刚的父系社会；而蜀犬吠日，是用蜀犬来隐喻母系社会对父系制度的排斥、抗拒，就像后羿射日，是用日来隐喻夏启的儿子们一样。难道真的有过十个太阳？

　　所以，父系和母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而然的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且，冲突的优势由母系逐渐向父系逆转。终于在四千年前的某一天，伏羲的父系后裔们杀回了伊甸园，毁坏了宗庙，对建木（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宗教器物痛下杀手。在惨烈的战斗中，女英雄们用鲜血汇集成的河流，暂时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把夺回的神器埋藏、保存了起来。就这样，伏羲文化被冻结在四千年前的那一瞬间。

　　战斗仍在继续，因为伏羲的父系后裔虽然摧毁了母系氏族的社稷，却不能有效的控制广袤的古蜀大地。于是他们驾轻就熟的用一套来源于女娲文化、被大禹治水所惯用的火烧水浇的方法，扒开了都江堰，使滔天的洪水汹涌而来，在毁灭了古蜀文明的同时，把成都平原变成一个巨大的泄洪区，缓解了下游汛期所面临的严峻的灾情，取得了治水的又一次“胜利”。

　　战争发生在夏朝开国前后不久。在大略相同的时期，良渚文明同样是被洪水毁灭的，并淹没至今。史称，禹会诸侯于会嵇，诛防风，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防风氏）是被夏人毁灭的。但是，毁灭良渚文明的夏人真的是大禹本人吗？显然不是，因为大禹虽然是确有其人的，但她已成为母系氏族末期的一个时代象征；而夏启也不是她的儿子，只是她的后代子孙。禹诛防风，像中华民族其它的历史时期一样，把发生在这一时期之内的历史事件，通通的附托在一个已经神化了的人物的名义下。

　　试想，如果大禹是个男人，如果夏启的王位真的是大禹传给他的，那么，夏朝的开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大禹，怎会是夏启？即便夏启的王位不是继承于大禹，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他也会追认大禹为开国之君的，就像周武王以及其它的一些帝王一样。况且，启这个谥号与后来古蜀国的开明氏一样，都是开启了父系社会这个人类文明新的历程的象征。

　　三星堆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消声匿迹的，直到四千年后，才终于在广汉横空出世。广汉这个名字，与都广、汉人有关。广是地名，汉是族称；它之所以叫做广汉，是为了有别于伊甸园之外的母亲们所建立起来的其它的汉，比如，后来定都雒阳的那个姬姓的汉。

　　广汉还有个更为古老的名字，雒城。雒是雒阳的雒，各、隹，孩子们口中的鸡各各。在传统文化之中，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汉（灘）人这个称谓，都来源于此！灘，水、難。難，革、大、隹，在四川话中也读作雒。革是去毛后开堂剖腹用于祭祀的鸡的象形字，“革大”是大鸡、公鸡。雒与難都是鸡，差别仅仅在于公母而已。母系时期，人们崇敬雒神，因为它是伏羲女儿的化身；父系时期，人们崇敬難神——鸡脚神。鸡脚神在传统文化中的痕迹比比皆是，而在传统习俗中，它则是通过傩（儺，人、難）文化的诸多形式来体现，比如傩祓、傩逐、傩鼓、傩舞、傩戏等等。从雒神到難神的演变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化过程。

　　即便是现在，民间还保留着很多与鸡有关的风俗，比如，新房建成之后，得在房屋的四周洒上一圈鸡血，以图吉利；又如，把带血的鸡毛粘在门窗之上，以驱除疫鬼,祓除灾邪等等。这既是梵文把中国称做鸡的国度——“鸡纳”的原因所在，也是《旧约全书》把古巴比伦称为“希纳”（Shinar）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国和古巴比伦不仅都是鸡的国度，而且，自称为“月（母系）神的儿子”的古巴比伦人还来自鸡神（雒神）的故乡——四川，神秘的伊甸园！

世界四大古代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较偶得

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的古代文明被世界公认为“四大古文明”。但是，四大古文明形成的机制、所走的道路模式、特征都不尽相同。相互间特征异同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模式的特点与实质。
（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1]。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
　　尼罗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言向北灌溉的区域，奠定了埃及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
总之，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狭长带状、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是“一节灌肠式的神化集权模式”。
（二）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但实际上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由过高，流速快，实难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流域。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前5000年前后，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摆动故道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客观上要求超出单个聚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
（三）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但缺乏战争征服的迹象，似乎是贸易和政治联盟。城墙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MarkKenoyer等认为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国王或任何集权把头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聚落的领导层[4]。宗教服务于维系城市的各种社群。
　　公元前1900年以降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原先的贸易-政治联盟的文明被轻而易举地侵蚀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这时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远没有弄清，就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一种“续生型”模式[5]。

（四）中国文明的特色。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灌溉水利工程大约是社会复杂化的机制，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的长江流域则以洪水控制体系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不论南北地区，由于社会内部分层由来已久，加上中国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二级台阶以下的平原地区，实际无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单元，政体倾向于至少在文化区内的集权化。所以，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不大有机会进入到两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香肠式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国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随着龙山时代尧、舜、禹酋邦在黄河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稳稳地站住脚跟后，黄河在此无法随意摆动又给黄河中游带来可预测的丰富的水利。这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因选择了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先后崩溃或原地踏步，最终促成以黄河中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中国文明蛛网式核心辐射型模式诞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熄。禹贡九州的分划、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体制充分显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辐辏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内向型官僚体制迥然不同。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政治、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
　　总之，中国的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体化的蛛网辐辏模式，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邦政体制度。

二、两处文明一脉相承
我们今天知道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华夏族人是黄种人，但以上两大失落的文明也很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并且同华夏文明是一脉相承。
（一）土砖对石块。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早的多的一座吉库拉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圣经》中称之为以力）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座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
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巴文明遗址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哈拉巴遗址也是砖结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马享佐达摩建于4500年前，城市建设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整，呈长方形棋盘格状——想一想西安城的布局。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8到10英尺，居民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室内有管道设备。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在数千年创造这一复杂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又是出自何人的规划？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中国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规模的城市（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国人的古老建筑特点也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中国人很早就会烧制砖头，有秦砖汉瓦之说。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属于白种人建立的文明其建筑都是巨石结构，从英国原始的巨石阵，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古希腊的神殿到西欧地区有堡垒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建筑。苏美尔文明和巴哈马文明显然不属于此类巨石文化。这几个古老文明都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显然远古的黄种人部落和白种人部落分为两种技术阵营，巨石文化属于白种人，砖木文化属于黄种人阵营。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在两河流域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巨石文化向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扩展同白种人部落的东进是同步推进的。
（二）象形文字对字母文字。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而哈拉巴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有500余个，也是象形的、以及用方、圆等几何图案组成的，一般认为属于达罗毗涂语族，至今尚未成功释读（或许是方向错误）。而古中国也使用象形文字——甲骨文。这些都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分属于两大类别。
黄种人主要使用表意的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许多许多年，为什么苏美尔人离开中东地区以后，后来的白种人放弃了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惯性与同化力是很强的，结果反而是由中东地区以后出现的白种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字，并由欧洲的白种人古希腊人不断完善，再以后由古罗马人加以推广，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种人国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这主要是人种的更替，苏美尔人与白种人不同种，苏美尔人不是白种人，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借助了苏美尔人的字母另外创造一种表示语音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
中国人的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同一类型，甚为接近。生活在苏美尔人身边的白种人拒绝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遥远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却使用与苏美尔人同样的象形文字，为什么？这或许也说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人的某种渊源。
中国的甲骨文字，迄今已发现3000多个，已考释出来的占半数左右。甲骨文不但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它的字形自成体系，是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了。这表明，我国的汉字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了。
（三） 神祗概念特征惊人一致。苏美尔人、其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神！除守护神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是人们想象所能及者，都有神祇可供崇拜。这与今天中国民间的神祗概念特征一致。一个人其童年打下的印记会伴随其一生。
当然以上的这些还只是个推测，但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华夏族的来源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局限于某此地域之内。在我看来关于华夏先祖是外来的、还是土生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传承和发展文明的永远是民族，是人而不是土地。
　　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他们的神话,作为上述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随着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征战他们的神话也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神话背后蕴藏的现实意义,即是解码历史变化的一个关键.
苏美尔神话也许是已知的最早的神话，它认为世界始于一场充满生机的洪水，从中出现了宇宙的轮廓，那时天(An，Anu，Anum)与地(Ki)连在一起。天(An)与地(Ki)的儿子恩利尔(Enlil)将他们最终分开。美所不达米亚的闪族居民，包括巴比伦人，采纳了早期苏美尔人的神话，并作了发展。
在巴比伦创世史诗中，原始洪水是两个人，男的叫阿卜苏(Apsu)，淡水之义；女的叫提阿马特，咸水之义。阿卜苏与提阿马特被他们的后代马尔杜克(Marduk)杀死，马尔杜克利用提阿马特的身躯创造了天空和大地。人类则从提阿马特的第二个丈夫京古(Kingu)的血液中产生出来。
要指出的是马尔都克是巴比伦的主神。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人崛起后，马尔都克一跃成为众神之首，被巴比伦人尊为众神之主、万王之王。根据创世史诗，马尔都克勇敢迎战提阿马特，他因此得到了众神授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决定人类命运的特权。在他身上，各种神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正义和法律的保护神。他还是洞悉众神之心的智者，使死者复生的法师。总之，他是巴比伦诸神之尊。
由以上的远古神话,我们可以推想，巴比伦的马尔都克神话，其实就是白种人部落对苏美尔人征服的一个反映，他们的主神马尔都克战胜了杀死了苏美尔人的主神提阿马特，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在这一时期，巴比伦社会正在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马尔都克就是上帝最早的原型.随之出现了祭司阶层，和相关的宗教礼仪。而恰恰也是这个时期，一个名叫亚伯拉罕青年正在巴比伦国家内一个叫吾珥的城市定居，在这里他熟悉了巴比伦的创世纪神话，并且得到了一神教的观念。
这个青年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他按造马尔都克的原型,创造了犹太人的神耶和华,大约在他70岁的那一年他或者是他的族到离开了巴比伦,穿山越河迁徙到了迦南(即现在的以色列),据《圣经》上所说犹太人在那里与他们的神耶和华签订了“圣约”，而《圣经》里上帝与恶魔的战斗也就是巴比伦神话中马尔都克战胜提阿马特故事的改写.
圣经故事里恶魔撒旦原为堕落天使,《启示录》第12章记载了路西法叛变的过程。天使长路西法因为拒绝向圣子耶稣基督臣服，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天界北境叛变。可惜只过了三天就被大天使米迦勒（Mical）带领的天军给“剿灭”了。战败的路西法在浑沌中坠落了九天后落到了地狱，成为了恶魔之王。这场大战被称为“诸神的黄昏”。不过这此反叛显然与一个叫Lilith的女子有关.其后，Lilith和恶魔撒旦结合生下了后代。
《死海文书》版本的《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创世之初，神用红色的泥土捏造了最初的人类-亚当，身在用同样的方法捏造了Lilith，之后神就给予了Lilith“智慧之树的果实”，以使其产生自我意识，同时神又给予了亚当“生命之树的果实”，以使其强壮，如果同时拥有两种果实，就会成为神一样的存在，所以Lilith和亚当只是各自获得了一种果实；可就在Lilith产生了自我意识之后，他竟然开始嫉妒亚当的力量和地位，于是背叛了创世神和亚当，成为了恶魔撒旦的新娘。
从这里我们可以Lilith身上看出提阿马特的影子,一部分不原臣服的苏美尔人,反叛并离开了巴比伦,远迁印度开创了巴哈马文明.犹太教中Lilith获得智慧之树的果实暗示着苏美尔的文明,并启发了蛮族的亚当和夏娃,而在中国神话里与Lilith和撒旦对应的就是华夏始祖女娲和伏羲.而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与苏美尔恩利尔分开天地相似。
据史籍记载，女娲是被古人尊奉为人类始祖的伏羲的妹妹，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三载："昔宇宙初开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这段记载原是一个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只记载了这段神话的后半部,前半部大致是说雷公发下洪水,淹灭了天下人类,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坐在葫芦里逃避洪水得救。他们是洪水退去后仅存的孓遗，只得兄妹结婚，传下后代，使人类重新繁衍滋生在大地上。至今我国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中仍有这种传说。
许多古籍中都有“女娲作笙簧”的记载,笙簧就是一种用葫芦制成的乐器.其间有许古人疑惑,五代后唐马镐《中华古今注》就载有：“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联系到“女娲治水”的传说,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女娲兄妹坐在葫芦里逃避洪水故事”的变化而来。
在传说中，女娲和伏羲具一种人首蛇身的异相，在巴比伦神话中提阿马特和阿卜苏原身都是古蛇；在圣经神话中撒旦的原身是一头龙,《启示录》第12章第3节写道:“有一条大红龙，七头，也戴着冠冕……火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而Lilith后来还化身为一条蛇说鼓惑夏娃吃下智惠果实的.
巴比伦人创造出不抵毁苏美尔人的故事的改写.《圣经》的《诗篇》第74章13-14节说，上帝决意“击打水中蛟龙的脑袋”并“砸碎利维坦的头颅。”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描写的一种海中怪兽，象征邪恶。在圣经中龙(蛇),智慧和邪恶是等同的,因为在古代苏美尔人在部落时期的图腾是“蛇”,后来苏美尔人的始祖神就是水神,大海之神提阿马特又是蛇形,又因为苏美尔人的文明,相对于处在蒙昧无知状态的民族是一种启蒙,是智慧的象征,还因为巴比伦人是征服者.是苏美尔人的敌人,他们要把苏美尔人包括他们的神灵抵毁成邪恶,所以一个“龙(蛇)=智慧=邪恶”的公式建立了,伴随着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扩展,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白种人世界看来龙是邪恶的象征,他们的创世纪是征服“龙”而创立的,西方神话里的勇士都是屠龙的，这是远古时期在中东地区黄白大决战的直接反映，而现在中国人仍然以自己是龙的子孙而骄傲。
三、消失或转移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优久且神秘，苏美尔人主要有12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他们的兵力保持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象。苏美尔人之间相互征服，但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确实没有被任何异族征服过。
但在公元前6000年建立在5000年前左右，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征服了苏美尔人。公元前2750年萨尔贡把闪米特人联合起来，征服了苏美尔人。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在4000年前左右，又建立了著名的巴比伦王国；巴比伦文明虽然继承了一部分苏美尔文明，但也不完全同于苏美尔文明，独特的苏美尔文明在两河流域永久消失了。而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而恰恰在此不久公元前2000年以前，第三青铜期时代的文明在印度河所泛滥过的平原上兴起，考古发掘仅能证明这一文明的伟大。他们的文明被不识字的蛮族的入侵摧毁了，一切都像迷一样。
但是苏美尔人经商的一些遗迹，也许是他们居留地的一些遗迹，曾在印度西北部发现，虽然苏美尔人究竟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大概是从海上去的。但是苏美尔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很有可能与当时居住在恒河流域的民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哈拉巴文明同样也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以致日后印度文献对它只字不提。多数学者认为是雅利安人入侵所至。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后来的印度历史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文献记录，部分原因是，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过了大约1000年才有文字体系。
而在哈拉巴文明消失不久，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很有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巴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蒙发，就像前面所说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字，之前己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而早期华夏族人的饰物和田玉出产于昆仑山，后遍布中原大地，或许是苏美尔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
四、结论
黄种人最早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到白种人部落的入侵，黄种人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黄种人创立了远古时代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并非是由印度南部的土著人创立，而是从苏美尔文明到华夏文明之间的一个中转文明。
在两河流域闪米特人（白种人）击败了苏美尔人（黄种人）以后，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以后的入侵连续不断：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都是白种人），直到近代才稳定下来。
在印度河流域，先后遭受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人侵形成了今天的人种博物馆。

也许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的黄种人曾经生活在中东地区，后来被不断侵入的白种人干扰而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最后到达了安静优美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文明起源于中国新说七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_杨军康新浪博客）

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

第十一章 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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