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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有出，且把序放上来，让我们重温抗战中曾经发生的真正一页
新书代序：大爱之杀 -- 从一个错误说起
来自日本的老照片： 天津抗团刺杀汉奸现场他们有的是国民党人，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什么党派也不属于。他们共同的地方，不过都是中国人而已。
写作抗战特工题材，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愿。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在前线与敌浴血苦战，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展开积极的活动。爆破，暗杀，情报，宣传，这些大多数年轻而坚定的中国人，在敌人的后方，如同钉子一样存在，向敌后的百姓们证明着中国不会亡的真理。
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
在日本，如果你今天去买家具，想到家中有某个空隙似乎可以容纳，却又没有把握，那么，你只管去买。因为日本所有的房产商和家具商都是按照十分的规矩来制造他们的产品，因此，不同家具拼起来的尺寸必与房间墙壁的长度吻合。
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国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然而，我们的好儿女还是去打了。
傅筱庵，程锡庚，陈明楚，何天风，一个个大名鼎鼎的汉奸命赴黄泉。
天马号，出云号，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巨物在爆炸声中颤抖。
交通员在敌人的战线上穿行。
伪造的日钞在敌后的市镇上投放。
中国特工人员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敌后打开一个新的战场，这段历史中渗透了太多的传奇，精彩和牺牲精神。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老萨所犯的一个错误说起吧。
2004年，我写作过一篇《碧血神枪》，描述了抗日杀奸团在古都北平的行动。这大约也是多年来第一篇对这个团体进行描述的记述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似乎这才意识到，当年曾有一批如此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沦陷的北平和天津，向日寇和汉奸打出了无畏的枪声。
然而，这篇文章中却有一个错误 –我将抗日杀奸团的重要成员袁汉俊烈士写为“袁世凯的侄孙”，袁汉俊烈士的家人写来信件，与我澄清此事，说明袁汉俊与袁世凯并无关系，信件如下–
关于胞兄袁汉俊的简况
我家世代书香门弟，祖父袁蓉生。民国初期携带家眷从家乡浙江上虞到上海谋生，当了沪汉某轮船的船长。父亲袁英辛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瑞士雀巢奶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届时父亲仅20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父亲调到天津分公司。程案后，为保护祝宗梁和我父亲的安全，抗团的曾澈护送祝父和我父去重庆见戴笠，戴有意让我父亲在重庆工作，但父亲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执意返沪。
袁汉俊是我的二哥，他年长我14岁，关于二哥抗日的事情，是我长大后从长辈的谈话中才知道有关二哥的点点滴滴。二哥天资聪明、秉性善良忠厚、耿直狭义，富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记得1934年秋，那时我三岁，家住天津万国桥（现今解放桥）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楼里，一墙之隔是法国工部局。二哥常带我至家屋顶的大平台上玩，他总是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倾听工部局发出的拷打声和凄历的惨叫声。那时我很奇怪，不懂二哥为什么要听这吓人的声音，事隔多年，我才知道那声音是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的凄惨的喊叫声。这说明二哥在南开中学时期就激发了抗日的爱国热情，从此他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最后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我二哥与抗团成员的祝宗梁、孙大成、刘友琛、冯健美等多次进行抗日杀奸活动。如火烧日军的粮库和棉花栈，爆炸日军收买的光陆电影院、中原公司和日军设的公共汽车。刺杀程锡庚和王竹林等几位大汉奸。在刺杀程锡庚活动中二哥是主要人物之一，因而引起敌人的注意，多次追杀他。
程案后二哥去重庆大学读书，1941年他给抗团的女友信中称：“我虽身在读书，但心仍在抗日……”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二哥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北平，以实际行动继续抗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43年初，被叛徒郑有溥、齐文宏出卖，在二哥由上海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火车站被日军抓捕。因为二哥是抗团的骨干，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及成员名单，他知道如果屈服招供，抗团组织将被破坏，所以在敌人的酷刑下，二哥宁死不屈、丝毫未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慷慨就义时，时年26岁。据牢狱的室友说：“袁汉俊临刑前，见到狱友冻的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狱友，而自己只穿单衣走向刑场。”由于敌人的残忍，致使父亲和亲友四处寻找终未找到尸体。
据抗团的同志称：“袁汉俊为人忠诚，工作积极负责，那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那里，对抗团贡献很大，沈栋被捕后，有关组织，总务财务等工作他全部承担，将团员名册、钱务等存放在法租界新华银行的保险柜里，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工作稳健任劳任怨。”
写文章写出了错误，萨连忙道歉。
此错何来呢。说起来是我错信孤证造成的–为了解冯运修牺牲的情况，我通过北京政协和在台湾的朋友，联系了曾经涉及抗日杀奸团组织工作的人士。对方提供了如是情况，应该说老先生提供的若干情况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也确实出现了上面的错误。同其后代谈起此事，分析当年也曾出生入死的老先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可算是与其职业有关了--第一，老先生是军统出身，但实际抗日杀奸团只是个别人员与军统有关系，对其全貌他并不了解；第二，他当时并不是在平津活动，而是在保定，所以所述不免有风闻的内容；第三，当时军统确有说法，讲平津有袁世凯的后代在参加抗日活动，于是老先生凭逻辑推断这就是袁汉勋和袁汉俊。
错误是不应该，萨因此向烈士的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是，继续追踪这个错误背后的东西，却让我颇为吃惊，甚至重新认识了当时平津的抗日形势–原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搞错了人，但有一个事实他并没有弄错，那就是袁世凯家的确有人在平津参加抗日活动！
参加抗日活动的不是袁世凯的侄孙，而是他正牌的孙子–此人，就是当时北平地下党中的风云人物，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
此外，袁世凯还有一个孙外甥也积极参加抗日，正是抗团骨干孟庆时所在的育英中学同学，此人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教授艾克力！
正如这个例子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抵抗者覆盖了中国的各个阶层，而且，每一个阶层都不乏慷慨赴义的英雄。
这是此事引出的第一个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袁汉俊烈士的亲人并没有责怪我的疏忽，反而诚恳地介绍了抗团中著名的“书生杀手”– 祝宗梁老先生。
祝老先生，又不顾高龄，认真写下了一篇六千字长文，谈了他和袁汉俊烈士在那些铁与火的日子里，怎样并肩作战。
我把此文附录如下 –
我 和袁 汉 俊 在 一 起
祝宗梁
我们的第一个定时燃烧弹是刘福庚和李宝仁制造的。不幸出了意外，他们一死一伤。制作方法还是保留了下来。以后孙若愚和袁汉俊就按着这方法又制造了两个，这就是后来破坏日商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用的。以后又计划破坏日商中原公司，再要制造六个燃烧弹。他们就约我也来参加工作。这就使我和袁汉俊经常在一起工作，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又一起离开天津去到内地。
在执行破坏中原公司的时候，孙若愚编了六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汉俊又是和我在一组。被指定的地点是西装部。孙若愚说：“这里最难，所以就分配给你们。”这里的确难搞。一间大屋子，所有商品都在柜台后面的橱窗里。没有顾客，几个营业员都闲着没事。我们在未进去之前，就先商量一下对策。汉俊说：“我们分头进去。我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找机会放（燃烧弹）好了。”后来我是把它放在一匹被打开展示的衣料后面的。
抗团在逆境中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战争爆发才半年多，就有些人离开了抗团。有人是因为搬家或异地求学，但还有人是主动离开的。当然抗团本身工作不到位，也是一个原因。无论如何这个工作是艰苦的。还要冒不少风险。而且又无利可图。如果空有雄心壮志，对个人利益又是那么关注时，就会产生动摇。袁汉俊参加抗团很早，对那些不辞而别的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我时而流露出一些批评之词。汉俊本人就一直团结在同志们身旁，典定了抗团的发展。
袁汉俊从开始就担负抗团的总务工作。他把人员名册，用他自己的密码，全部翻译成数字，并保存在银行保险箱里。抗团开始时是没有经费来源的。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如纸张、油印机、……都靠大家捐助。在这方面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后来抗团得到一些奖金，也都由他保管。
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在搜查时被发现了証据（据说是手枪）。沈栋不得不承认他是进行抗日活动。这也就造成他不能被判刑，又不能被释放的情况。沈栋在狱中对看守他的巡捕仍在宣传抗日。使马从云自愿参加抗团。此后沈栋和组织一直保持联络。都是由马从云替他与袁汉俊之间传递信件。
来自日本的老照片：抗团火烧中原公司后日伪警察在勘查现场
后来李如鹏代替了沈栋的工作。这时成立了抗团干事会。曾澈负总责、李如鹏负责组织干事、孙若愚负行动干事、袁汉俊负总务干事、我负技术干事。沈栋的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里。
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我们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没想到它爆炸了。我们还在试验室里造出了雷汞。和氯化苦剂的催泪剂。但这些都没有机会利用上。
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完全义务性质，都没有工资。
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孙若愚的行动组的组员，个个都身强力壮、打斗好手。一天，我们预备晚上放火烧棉花栈，这次由第二小队执行任务。我想若能把他们的消防破坏掉，就会有更大的战果。这时正好袁汉俊来了，于是我就约他一起去执行这任务。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那天棉花烧起来后，我隔了几条街看到把天都照红了。可是没去看他们救火，这次破坏的效果也不了解。
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径理，还兼海关监督。制裁程逆这件事，起初都是孙若愚调查的。在1939年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向我说，要我留心这件事。他调查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大致是：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4月9号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键美来我家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我拖着他们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居然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它。
我们立即决定行动。我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都回来，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我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只是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他们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还是十岁左右。我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我们又谁都没见过他本人，这使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我想把他引出来再行动。我去打个幻燈片。上写“程经理外找”。等我回来，刘友深对我说：这人看了幻燈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从这个动作我们断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这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我坐下来看电影。这主要是使我定定神，把刚才一些杂物事摆脱开。等我决定行动时，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只有一尺远。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我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我让路，让我先走。
我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我。我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我们在挣扎中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他抱住我的腰，我拢住他的头。他张嘴把我手指咬了一口。
[待续]
大爱之杀--新书《抗战，中国特工在行动》代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