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美 永州八记 作者是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美

谢声寨

在中唐文坛上,柳宗元与韩愈齐名,同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成绩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山水游记,历来吸引着众多的读者。《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文中的代表作。作者以高超的艺术笔触,渲染出祖国的美丽山河,悠然神远,焕发出诗的光彩,开辟了前所罕见的美的境界。本文试图从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美作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真善的个性美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作家个性和作品风貌的结合。马克思曾引用一句法国成语说:“风格就是人”。说明风格和作家个人,和他的经历,和他的世界观、出身与教养,是紧密联系着的。〈永州八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具有深邃的艺术美。柳宗元贬谪永州后的个性是寂寞孤愤、高怀傲物。这种个性渗透在作品中,就使得《永州八记》不是纯客观地描绘山水,而是把自已的生活遭际和满腔愤激之情融化到山水中去,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美学家王朝闻说:“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艺术美,又包括现实美;而艺术美不过是现实美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要分析其艺术美,就必须先探索现实美。现实美(一般常称之为社会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最为直接的存在形式。考察柳宗元的生活道路,就可以寻找这种艺术美的源头。柳宗元33岁参加王叔文集团,进行了政治改革活动,通过实行罢宫市、免进奉、释放宫廷教坊女乐、撤办贪官污吏和策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等激进措施,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然而遭到以俱文珍为头子的保守力量的顽固抵抗,却失败了,但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还是有益的。因此,王叔文集团代表了当时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的社会先进力量。作为参加改革的主要人物柳宗元,美,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柳宗元被终身贬官,这对于他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对于丰富他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形成他作品的艺术美,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

当时的永州,虽然异常荒僻,但天然的风景却很好。而“渔夫农父过而陋之”,是柳宗元发现了永州山水之美,他从永州山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因为永州被埋没遗弃在山野之中,无人赏识,这正和他自已的身世遭遇一样。于是,我们几乎在他的每一篇山水游记中,都能看到作者的影子。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虽为景语,却寓有更为深沉的含意;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从小丘的价廉、景胜而“连岁不能售”,借题发挥,抒发自已长期被贬、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小石潭记》中,通过前面描写的景,衬托了岳面的境,它们融汇成了一种“悄怆幽邃”、“凄神寒骨”的境界,幽静到了使人感到“不可久居”的地步,甚至浸透到了人的心灵里,把景物跟心情结合起来,透露出作者被放逐的凄苦心情,这是作者被排挤,受迫害的身世遭遇的反映。在《袁家谒记》中的末段,流露了作者的感情色彩:“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感叹这样美好的景物,永州的人都不会欣赏。有借美的景物来自叹的意味。在《石渠记》中,借“惜其未始有传焉者”,同样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在《小石城山记》中,从议论造物者的有无,倾吐了自已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所有这些,一方面是抒发内心的郁愤,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被遗弃而感叹,更是为美的事业---政治改革遭受摧残而强烈控诉!

在《永州八记》诸篇中,还显示出作者高尚优美的理想情操,有一种精神之美和力量之美。贬谪生活中遭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却并没有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写给周君策的信中就明确宣称,“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当政敌乘难继续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只准备“蹈前烈而不颇”。他不但发现美,追求美,而且还要捍卫美。对于“唐氏之弃地”的钴姆潭西小丘,他“怜而售之”;对于袁家谒,是“不敢专也,出而转而世”;对于石渠,他“惜其未始有传焉者”。而对于损害美的“榛莽”、“茅筏”,他要砍掉、烧毁;对于“秽草”、“恶木”,他要铲割、砍伐;对于“翳朽”、“腐木”,他要扫除。对美好的事物是这样的热爱,而对丑恶的东西却是这样的憎恶。这正是“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作者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他虽遭挫折,然锐气未减,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健康积极的精神基础,具有引人向上的闪耀着理想光彩的审美情趣,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个性美。

二.和谐的结构美

我国游记虽然产生于南北朝,但那时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游高,从内容到形式,都还显得几分稚气.齐陶宏景《答谢中书书》、梁吴均《与宋元思书》,虽可算较早的山水名篇,但严格来讲,还不能算独立的山水游记体裁。游记只有在柳宗元笔下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当然,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在风格上也接受了前人的一些影响。刘熙载就说过:“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也”。明人杨慎甚至认为柳宗元有个别作品在具体写法上也得到了《水经注》的启发。他说“柳子厚《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此语本之郦道元《水经注》‘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但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在形象和意境上都有了新的拓展,他继承了《水经注》而又超越了它。特别是在结构上,和谐、统一、优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

文学作品的结构美,就是善于对各种材料,巧加安排:孰多孰少,谁主谁宾;该添该减,哪藏哪露;远近疏密,高低浓淡;轻重虚实......这些都建立在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对这些作了恰当的艺术处理,构成的艺术美,才算完美的。

《永州八记》的结构美首先在完整统一之上,它们各自独立,前后连贯,组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开头一篇,起到开宗明义、领带各篇的作用,既写漫游景物,又流露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愤闷不平,实际上,这为下文各篇定下了一个统一的基调。以下各篇都围绕这个主旋律,来深深扣动读者的心弦。一般先描绘景物,后抒发愤闷之情,以景带情,情景水乳般地交融。除了《石涧记》一篇,感情比较含蓄经外,其他七篇都是如此。一方面是弃置蛮荒,寂寥冷落,无人赏识的永州山水,另一方面是贬逐南国,遭受压抑,壮志难伸的柳宗元,两者化为一体,显得自然和谐,无迹可求。最后一篇,跟前面七篇既一脉相承,又有所深化:作者深深赞叹小石城山的奇异景象,简直以直接抒情的笔调来抒写他自已的感情,以议论有无“造物者”为题,批判有神论,又似乎在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美好的景物偏偏要生在荒僻的地方。其实,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以山川之美不在中原而在“夷秋”,来譬喻他自已的才能不为朝廷所用而闲置在“夷秋”之中。作者在最后一篇中,用这样的大段文字来抒发自已的感情,对整个“八记”所记的景色,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末篇。

《永州八记》在结构统一的基础上,讲究虚实相生。所谓虚实相生,就是在结构艺术形象时,有实写部分,又有虚写部分,使作品内容以少胜多,小中见大,含蓄有味。如《小石城记》中的一段: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其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这段描写似乎是写鱼,又似乎在写水,事实上,既写,也写了水,是用游鱼来衬托潭水的清澄。虽然没有正面写水,但是通过鱼、日光、鱼影的描绘,水的平静,清澄不是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吗?作者在这里遵循了以实写虚,以少胜多的美学原则,集中写鱼,却写出了许多东西:除了写出水的明净清澄以外,从直射到潭底的日光,使人联想到风和日丽的美好天气;从游鱼的活泼轻快的神态,又和游人愉快的心情相互映衬。

作者写潭水,写游鱼,取的是近景,有时甚至用特写镜头。而写潭水景物却取远景。近景明丽,远景深幽,近景远景配合得十分协调,形成了曲折幽邃,完美动人的胜境。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很能掌握隐与显、藏与露的辩证关系。如《钴姆潭记》,中间通过一段关于潭上居者的插叙,含蓄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之下,丧失土地,不能安居的悲惨境遇。即使在《石渠记》和《石涧记》这样明显地描写景物的篇幅中,也是通过渲染自然之美,反衬现实之丑。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指出:“《袁家谒记》于水石容态之外,兼写草木,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不能谓其漫记山水也”。林纾的这几句话指出,柳宗元的山水记,各篇各有描写的重点,不是随便写山水。《袁家谒记》的重点,就在“水石容态之外兼写草木”。其实,从全篇的篇幅看,他写水石容态的笔墨不如写草木多,所以写草木是这篇文章的突出重点。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疏密相间,这是《永州八记》结构美的另一个特色。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着力刻划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钴姆潭西小丘记》,着力描写小丘千姿百态的群石和由中而望所得的佳趣。《小石潭记》紧紧扣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

总之,《永州八记》的结构自然而严谨,首尾一贯,前后呼应,层次分明,不枝不蔓,而又写得摇曳多姿,变化无穷。清人刘熙载把柳宗元的文章比做“奇峰异嶂,层见叠出”。的确是十分恰当的。

三.清丽的语言美

《永州八记》的语言,非常精美清丽,正如作者在《愚溪诗序》中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具有诗情画意,语言精炼有光彩。在节奏和韵律上具有音乐美。

这八篇游记,实际上就是一幅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我国古人讲诗画相联系,宋代赵孟坚说:“画谓之无声诗”,苏东坡称赞王维的诗画说:“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艺术,诗追求画意,画却讲究诗情,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既体现了画意,又饱含了诗意,可以说兼备了诗、画、散文之美。所谓“诗情画意”,就是富有诗画的意境。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以造型为主要特征,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以抒情为主要特征,两者相异又相通,主要在于诗画都要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山势高峻,尺寸千里,构成一幅“西山怪特图”,又融进了作者畅游时的精神境界:“悠悠乎与顥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作者与画面的关系达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还表现了作者的气质:“不与培塿为类”。画中有情,情中有画。《钴姆潭记》的前半篇,寥寥几十个字,把钴姆潭的位置、面积、形状,潭水的形势,流动的形态、悬泉的声响,以及附近的景物,都生动地描绘出来了,犹如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小石潭记》是“八记”中最为精美的一篇,写潭水、写游鱼、写树木、写岩石,宛如一幅富有诗情的风景画。这些画面都融进了作者浓厚真切的感情,形象鲜明,更臻化境。可以这样说,《永州八记》既是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又是一首首诗意欲滴的山水小唱。

作者在描绘景物时,贵白描而不重丹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写景未多加藻饰;《袁家谒记》中的“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平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简练而又平易。《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文辞写得精炼,就是有骨法,即风骨,也就是雄健有力的风格。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风骨可以说是“峭拔峻洁”。因而,他游记中写得最多的是清泉奇石、怪树幽篁之类的形象,这些美的形象正是作者的化身,是作者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品格气质的象征,鹤立鸡群,“不与培塿为类”。王国维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在《永州八记》里,得到了很好的映证。

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永州八记》中描写景物的词句都闪耀着明丽的色彩,“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小石潭记》),“平者深墨,峻者沸白”,“纷红骇绿”(《袁家谒记》),“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石渠记》),“流若织文”(《石涧记》),“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小石城山记》),诸如此类,俯拾皆是。犹如披开永州山水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而里面又渗透了作者的感情色彩,激发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酷爱。写景多用明丽的字眼,抒情多用黯淡的词句,如“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等。同时,字里行间还暗示了作者坚强的生活信心和理想意念,“铲刈秽草,伐去恶木”,“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折竹扫陈叶、排腐木”,作为山水散文,语言上的色调和力度是与美感密切相关的。“铲”、“伐”、“扫”、“排”,力度很强,表现了作者充满理想,不惧丑恶的精神美。

《永州八记》不但具有绘画美,而且还具有音乐美。作品多次描述流水之声,用的是传移的手法,亦即模写,如《钴姆潭西小丘记》中的“瀯瀯之声”,用以形容泉水声;《小石潭记》的水声是“如鸣佩环”,清脆悦耳;《石渠记》描述的是风声,“风摇其巅,韵动崖谷”,有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石涧记》的水声是“响若操琴”,其音乐有一种柔和之美;《小石城山记》的水声是“其响之激越”,音乐明朗,催人向上。无论是描述水声,还是风声,都写出了神韵。《永州八记》的音乐美,更体现在语句本身的节奏之上,作品句句有景,字字清丽,处处含情,如同诗歌,节奏分明。句子尤以四言较多,每句读来大都抑扬顿挫,有些句子的节拍还很整齐。如《袁家谒记》中的几个句子:

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施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

与时/推移。

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心旷神怡,如同进入诗歌的境界,合拍的节奏扣动了我们的心弦。又如《钴姆潭西小丘记》中的“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优美的节奏,内在的韵律,使句子有了某种音乐形象,这就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作者。这种音乐的魅力,把我们领进了美的境界,与永州山水幽美恬静产生了沟通,达到了美学上的一种谐调及合一。这种音乐美,已渗透于诸篇。句子的节奏和情感的节奏融化为一体,或暗淡,或明丽,或悠扬,或激越,随着作者的感情起伏而跳跃,而回环。

《永州八记》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体现的个性是美的,它抒发的感情是美的,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丑恶社会的强烈不满,对美好事物的炽热追求,爱美之心,溢于言表。它表现的内容是美的,永州山水,诗情画意,优美动人。同时,美的内容又是靠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作者借助了和谐的结构和清丽的语言,把完美的内容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使作品既具有内在的美,又具有外在的美,两者和谐统一,浑然天成,真正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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