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美
谢声寨
在中唐文坛上，柳宗元与韩愈齐名，同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成绩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山水游记，历来吸引着众多的读者。《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文中的代表作。作者以高超的艺术笔触，渲染出祖国的美丽山河，悠然神远，焕发出诗的光彩，开辟了前所罕见的美的境界。本文试图从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美作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真善的个性美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作家个性和作品风貌的结合。马克思曾引用一句法国成语说：“风格就是人”。说明风格和作家个人，和他的经历，和他的世界观、出身与教养，是紧密联系着的。〈永州八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具有深邃的艺术美。柳宗元贬谪永州后的个性是寂寞孤愤、高怀傲物。这种个性渗透在作品中，就使得《永州八记》不是纯客观地描绘山水，而是把自已的生活遭际和满腔愤激之情融化到山水中去，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美学家王朝闻说：“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艺术美，又包括现实美；而艺术美不过是现实美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要分析其艺术美，就必须先探索现实美。现实美（一般常称之为社会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最为直接的存在形式。考察柳宗元的生活道路，就可以寻找这种艺术美的源头。柳宗元33岁参加王叔文集团，进行了政治改革活动，通过实行罢宫市、免进奉、释放宫廷教坊女乐、撤办贪官污吏和策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等激进措施，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然而遭到以俱文珍为头子的保守力量的顽固抵抗，却失败了，但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还是有益的。因此，王叔文集团代表了当时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的社会先进力量。作为参加改革的主要人物柳宗元，美，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柳宗元被终身贬官，这对于他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对于丰富他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形成他作品的艺术美，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
当时的永州，虽然异常荒僻，但天然的风景却很好。而“渔夫农父过而陋之”，是柳宗元发现了永州山水之美，他从永州山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因为永州被埋没遗弃在山野之中，无人赏识，这正和他自已的身世遭遇一样。于是，我们几乎在他的每一篇山水游记中，都能看到作者的影子。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虽为景语，却寓有更为深沉的含意；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从小丘的价廉、景胜而“连岁不能售”，借题发挥，抒发自已长期被贬、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小石潭记》中，通过前面描写的景，衬托了岳面的境，它们融汇成了一种“悄怆幽邃”、“凄神寒骨”的境界，幽静到了使人感到“不可久居”的地步，甚至浸透到了人的心灵里，把景物跟心情结合起来，透露出作者被放逐的凄苦心情，这是作者被排挤，受迫害的身世遭遇的反映。在《袁家谒记》中的末段，流露了作者的感情色彩：“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感叹这样美好的景物，永州的人都不会欣赏。有借美的景物来自叹的意味。在《石渠记》中，借“惜其未始有传焉者”，同样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在《小石城山记》中，从议论造物者的有无，倾吐了自已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所有这些，一方面是抒发内心的郁愤，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被遗弃而感叹，更是为美的事业---政治改革遭受摧残而强烈控诉！
在《永州八记》诸篇中，还显示出作者高尚优美的理想情操，有一种精神之美和力量之美。贬谪生活中遭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却并没有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写给周君策的信中就明确宣称，“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当政敌乘难继续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只准备“蹈前烈而不颇”。他不但发现美，追求美，而且还要捍卫美。对于“唐氏之弃地”的钴姆潭西小丘，他“怜而售之”；对于袁家谒，是“不敢专也，出而转而世”；对于石渠，他“惜其未始有传焉者”。而对于损害美的“榛莽”、“茅筏”，他要砍掉、烧毁；对于“秽草”、“恶木”，他要铲割、砍伐；对于“翳朽”、“腐木”，他要扫除。对美好的事物是这样的热爱，而对丑恶的东西却是这样的憎恶。这正是“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作者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他虽遭挫折，然锐气未减，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健康积极的精神基础，具有引人向上的闪耀着理想光彩的审美情趣，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个性美。
二.和谐的结构美
我国游记虽然产生于南北朝,但那时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游高,从内容到形式,都还显得几分稚气.齐陶宏景《答谢中书书》、梁吴均《与宋元思书》，虽可算较早的山水名篇，但严格来讲，还不能算独立的山水游记体裁。游记只有在柳宗元笔下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当然，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在风格上也接受了前人的一些影响。刘熙载就说过：“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也”。明人杨慎甚至认为柳宗元有个别作品在具体写法上也得到了《水经注》的启发。他说“柳子厚《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此语本之郦道元《水经注》‘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但是，柳宗元山水游记在形象和意境上都有了新的拓展，他继承了《水经注》而又超越了它。特别是在结构上，和谐、统一、优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
文学作品的结构美，就是善于对各种材料，巧加安排：孰多孰少，谁主谁宾；该添该减，哪藏哪露；远近疏密，高低浓淡；轻重虚实......这些都建立在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对这些作了恰当的艺术处理，构成的艺术美，才算完美的。
《永州八记》的结构美首先在完整统一之上，它们各自独立，前后连贯，组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开头一篇，起到开宗明义、领带各篇的作用，既写漫游景物，又流露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愤闷不平，实际上，这为下文各篇定下了一个统一的基调。以下各篇都围绕这个主旋律，来深深扣动读者的心弦。一般先描绘景物，后抒发愤闷之情，以景带情，情景水乳般地交融。除了《石涧记》一篇，感情比较含蓄经外，其他七篇都是如此。一方面是弃置蛮荒，寂寥冷落，无人赏识的永州山水，另一方面是贬逐南国，遭受压抑，壮志难伸的柳宗元，两者化为一体，显得自然和谐，无迹可求。最后一篇，跟前面七篇既一脉相承，又有所深化：作者深深赞叹小石城山的奇异景象，简直以直接抒情的笔调来抒写他自已的感情，以议论有无“造物者”为题，批判有神论，又似乎在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美好的景物偏偏要生在荒僻的地方。其实，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以山川之美不在中原而在“夷秋”，来譬喻他自已的才能不为朝廷所用而闲置在“夷秋”之中。作者在最后一篇中，用这样的大段文字来抒发自已的感情，对整个“八记”所记的景色，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末篇。
《永州八记》在结构统一的基础上，讲究虚实相生。所谓虚实相生，就是在结构艺术形象时，有实写部分，又有虚写部分，使作品内容以少胜多，小中见大，含蓄有味。如《小石城记》中的一段：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其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这段描写似乎是写鱼，又似乎在写水，事实上，既写，也写了水，是用游鱼来衬托潭水的清澄。虽然没有正面写水，但是通过鱼、日光、鱼影的描绘，水的平静，清澄不是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吗？作者在这里遵循了以实写虚，以少胜多的美学原则，集中写鱼，却写出了许多东西：除了写出水的明净清澄以外，从直射到潭底的日光，使人联想到风和日丽的美好天气；从游鱼的活泼轻快的神态，又和游人愉快的心情相互映衬。
作者写潭水，写游鱼，取的是近景，有时甚至用特写镜头。而写潭水景物却取远景。近景明丽，远景深幽，近景远景配合得十分协调，形成了曲折幽邃，完美动人的胜境。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很能掌握隐与显、藏与露的辩证关系。如《钴姆潭记》，中间通过一段关于潭上居者的插叙，含蓄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之下，丧失土地，不能安居的悲惨境遇。即使在《石渠记》和《石涧记》这样明显地描写景物的篇幅中，也是通过渲染自然之美，反衬现实之丑。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指出：“《袁家谒记》于水石容态之外，兼写草木，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不能谓其漫记山水也”。林纾的这几句话指出，柳宗元的山水记，各篇各有描写的重点，不是随便写山水。《袁家谒记》的重点，就在“水石容态之外兼写草木”。其实，从全篇的篇幅看，他写水石容态的笔墨不如写草木多，所以写草木是这篇文章的突出重点。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疏密相间，这是《永州八记》结构美的另一个特色。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着力刻划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钴姆潭西小丘记》，着力描写小丘千姿百态的群石和由中而望所得的佳趣。《小石潭记》紧紧扣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
总之，《永州八记》的结构自然而严谨，首尾一贯，前后呼应，层次分明，不枝不蔓，而又写得摇曳多姿，变化无穷。清人刘熙载把柳宗元的文章比做“奇峰异嶂，层见叠出”。的确是十分恰当的。
三.清丽的语言美
《永州八记》的语言，非常精美清丽，正如作者在《愚溪诗序》中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具有诗情画意，语言精炼有光彩。在节奏和韵律上具有音乐美。
这八篇游记，实际上就是一幅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我国古人讲诗画相联系，宋代赵孟坚说：“画谓之无声诗”，苏东坡称赞王维的诗画说：“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艺术，诗追求画意，画却讲究诗情，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既体现了画意，又饱含了诗意，可以说兼备了诗、画、散文之美。所谓“诗情画意”，就是富有诗画的意境。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以造型为主要特征，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以抒情为主要特征,两者相异又相通，主要在于诗画都要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山势高峻，尺寸千里，构成一幅“西山怪特图”，又融进了作者畅游时的精神境界：“悠悠乎与顥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作者与画面的关系达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还表现了作者的气质：“不与培塿为类”。画中有情，情中有画。《钴姆潭记》的前半篇，寥寥几十个字，把钴姆潭的位置、面积、形状，潭水的形势，流动的形态、悬泉的声响，以及附近的景物，都生动地描绘出来了，犹如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小石潭记》是“八记”中最为精美的一篇，写潭水、写游鱼、写树木、写岩石，宛如一幅富有诗情的风景画。这些画面都融进了作者浓厚真切的感情，形象鲜明，更臻化境。可以这样说，《永州八记》既是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又是一首首诗意欲滴的山水小唱。
作者在描绘景物时，贵白描而不重丹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写景未多加藻饰；《袁家谒记》中的“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平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简练而又平易。《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文辞写得精炼，就是有骨法，即风骨，也就是雄健有力的风格。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风骨可以说是“峭拔峻洁”。因而，他游记中写得最多的是清泉奇石、怪树幽篁之类的形象，这些美的形象正是作者的化身，是作者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品格气质的象征，鹤立鸡群，“不与培塿为类”。王国维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在《永州八记》里，得到了很好的映证。
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永州八记》中描写景物的词句都闪耀着明丽的色彩，“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小石潭记》），“平者深墨，峻者沸白”，“纷红骇绿”（《袁家谒记》），“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石渠记》），“流若织文”（《石涧记》），“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小石城山记》），诸如此类，俯拾皆是。犹如披开永州山水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而里面又渗透了作者的感情色彩，激发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酷爱。写景多用明丽的字眼，抒情多用黯淡的词句，如“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等。同时，字里行间还暗示了作者坚强的生活信心和理想意念，“铲刈秽草，伐去恶木”，“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折竹扫陈叶、排腐木”，作为山水散文，语言上的色调和力度是与美感密切相关的。“铲”、“伐”、“扫”、“排”，力度很强，表现了作者充满理想，不惧丑恶的精神美。
《永州八记》不但具有绘画美，而且还具有音乐美。作品多次描述流水之声，用的是传移的手法，亦即模写，如《钴姆潭西小丘记》中的“瀯瀯之声”，用以形容泉水声；《小石潭记》的水声是“如鸣佩环”，清脆悦耳；《石渠记》描述的是风声，“风摇其巅，韵动崖谷”，有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石涧记》的水声是“响若操琴”，其音乐有一种柔和之美；《小石城山记》的水声是“其响之激越”，音乐明朗，催人向上。无论是描述水声，还是风声，都写出了神韵。《永州八记》的音乐美，更体现在语句本身的节奏之上，作品句句有景，字字清丽，处处含情，如同诗歌，节奏分明。句子尤以四言较多，每句读来大都抑扬顿挫，有些句子的节拍还很整齐。如《袁家谒记》中的几个句子：
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施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
与时/推移。
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心旷神怡，如同进入诗歌的境界，合拍的节奏扣动了我们的心弦。又如《钴姆潭西小丘记》中的“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优美的节奏，内在的韵律，使句子有了某种音乐形象，这就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作者。这种音乐的魅力，把我们领进了美的境界，与永州山水幽美恬静产生了沟通，达到了美学上的一种谐调及合一。这种音乐美，已渗透于诸篇。句子的节奏和情感的节奏融化为一体，或暗淡，或明丽，或悠扬，或激越，随着作者的感情起伏而跳跃，而回环。
《永州八记》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体现的个性是美的，它抒发的感情是美的，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丑恶社会的强烈不满，对美好事物的炽热追求，爱美之心，溢于言表。它表现的内容是美的，永州山水，诗情画意，优美动人。同时，美的内容又是靠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作者借助了和谐的结构和清丽的语言，把完美的内容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使作品既具有内在的美，又具有外在的美，两者和谐统一，浑然天成，真正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