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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作为一种利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改革于北宋，僵化于明清，改造于戊戌变法，结束于1905年。在明清之前，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明清时期，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
1．积极作用：（1）抑制门阀。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改变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2）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科举制为不具有贵族身份的士人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不仅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也促进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3）提高了官员的素质。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联系起来，为官僚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中华帝国长期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之一。（4）加强中央集权。科举取仕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世家大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5）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朝科举制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6）增进了社会公平。
2．消极影响：束缚思想；摧残人才；妨碍进步。
（1）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2）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3）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4）科举制不利于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出现。
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摘要：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本来就相伴相生，作为持续一千三百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它的导向作用使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与它走向趋同。科举制度又是政治制度，由于受统治阶级的意志影响，与学校教育的源始目的相背离，但由于社会阶级的局限性，科举制度的弊端不可避免的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彼此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科举制度已然废止，然而历史教训却必须谨记。
关键词：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趋同性；矛盾性；单一化
一、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趋同性
早在西周之前，中国已出现了“选贤任能”的观念，乡里选举的贡士之法自上而下的为统治阶层选择人才，主要“考其德行道艺”，通过者进入国学成为“造士”，开始学习“诗书礼乐”，学有所成后成“进士”，任予官职。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是科举制的前身。由此可见，“学”与“考”的相关性自古便可验证，而学习通过统治者的人才选拔几乎必然与政治相关。
当然，也并不是说学习与人才选拔是单向关系，《论语•子张第十九》载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按照中国古代最通行的解释，“学”指学习，即受教育，“优”指优秀，“仕”即做官，简而言之，它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做官一定要经过教育和学习，学业才能不优秀者不应为官。这就是典型的读书做官论。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学校教育都与人才选拔制度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在科举制度上的体现最为明显。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就与封建官学教育紧密结合，二者遵循着统一的原则，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明清时期，官学甚至沦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首先明了科举制度是什么，科举制度首先就其选拔官员的目的来说，它是一个政治制度，他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者授予官职，同样，它又是教育制度，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起着极大作用。自科举制度这种人才选拔方式诞生，传统教育的目的就发生了重要转向，办学是为了“储才以应科目”。就从文化渊源上来看，科举制度是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观念与贤能治国思想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演化的产物，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科举的“尚儒”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教育思想角度都具有必然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学校教育中独尊儒术的盛行，例如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的权威性。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也就意味着学识必须与程朱理学相符合，否则，不仅与入仕为官无缘，而且随时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政治上的思想统治必然体现在科举制度上，并以科举制度为主要手段，那么学校教育必然也就不会逾越。
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教什么样的人才，科举指导和操纵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围绕科举而进行。科举指导和操纵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从属并服务于科举。如此显示出来的就是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制约和受制的主从关系。这一关系表现出来的就是学习对政治的服从关系，狭隘实用的教育目的必然会带来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儒家一家独大，思想枯竭的弊端。当然，也不能全然否定，开放的社会环境，科举制度同样对学校教育的科学性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科举制度也符合唐代“儒道佛”三教并行的思想，将老子列入其中，也设立明算科，促使学校教育中对辨明数理的重视。
二、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矛盾性
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的趋同性已然得以论证，确实，科举在产生之初，和学校是相互促进的，科举刺激了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又为科举选士提供了保证，但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毕竟隶属于不同的领域中，不可能全然同步，随着科举地位的日益提高，重科举轻学校的现象日益突出，学校教育中的经义不适应考生对于科举中诗赋的需求，所以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矛盾可由此而来，以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改制运动最为明显。
北宋初期，百废待兴，官学衰微，科举制度凌驾于官学之上，甚至连国子监也形同虚设，大家都更愿意做“闾里诵习者”而非入学读经，这种现状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激化，关心国家命运的大臣决心改革，为主的便是范仲淹、王安石。这几次兴学改制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便是加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教育，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稳定统治的必要手段，重科举轻学校并且重在考察诗赋，带来的必定是“学术不一，异议纷然”（王安石），以至于社会根基不稳，改革势在必行；不仅如此，由于只考察诗赋，“不能一道德故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所以第二，利用学校来考察士人的品行，变科举一试定终身的弊端。这样一来，促使科举和兴办学校相结合，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但从内在看来，旨在确立兴学育才的绝对地位，科举只是取才的形式。这次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举和学校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社会条件有限，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再就私学来看，虽然不是政府主持，并且不纳入国家学制系统之内，但是，在高度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中国，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是不会允许一个对传统学术和民族心理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机构长期游离于集权统治之外的。所以，统治阶级使私学就范的最好方法就是科举考试。
其实，学校教育最初旨在教化众人，使思想开化，境界提高，但用于政治上时，就不免背离原本目的，学校教育放弃了原本的教育理念，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标准相契合，例如原本官学教育已从章句之学转向了经世之学，但由于科举考试仍以诗赋教育为主，所以最后是以学校教育的妥协来缓解矛盾，官学中加入了诗赋的内容。宋朝的几次教育变革，大多都源于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没有建立完善稳定的体系，学校教育也时起时落，沦为统治阶级额统治工具。
三、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由多途走向统一
科举考试的考试科目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改革，总趋势是从多途走向统一。唐代的科举制度还保存了许多察举制的特点，取士内容广泛，科目繁多，甚至还保有了以誉望取人的做法，但总体来看，察举制演化成科举制，选拔人才的方法也由举荐为主发展到了以单一的考试为中心，选才的主要标准也就完成了由德行到文章的跨越。并且在以后的一千三百年里，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由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发展到了只有一个单一尺度的进士科，由注重多方面的才能到只重视单一的文才，由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逐步发展到狭隘固定的经义之文。更为甚者，连经义之文的内容，也由原本的百家学说发展到程朱理学至上，形式也由灵活多变的散文变成了僵化刻板的八股文。回头看看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学校教育中官学独大，并且教学科目逐步单一，社会思想儒家独尊，僵化陈腐。
先不去全面评价科举考试的这些内容形式，只是想说明，为什么科举考试会逐步从多途走向统一。毫无疑问，相对于经义的正确对误而言，诗赋的高下更难以判断，而以《四书》、《五经》等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既便于士子的记诵，也便于考官的评阅。至于八股文的出现就更是如此，八股文有一定的体式和结构，能使评卷更加标准化和客观化。在科举制度不能更改，文章又难以考核的具体问题面前，那就只好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来对它进行限定了。
所以说，单一化的应试标准虽然能够降低人才选拔的难度，可操作性更高，但从最开始，这条陆就走错了方向。单一化的应试标准不仅不适应社会的全面发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平衡，而且最直接的就是学校教育的僵化，精神文化的匮乏。就从儒家文化而言，独尊儒术、八股取士带来的仅仅是促进作用么？科举制度保证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文化，这就赋予了儒家文化极其世俗和功利的色彩，与其说士子们热爱、重视儒学，不如说他们更热衷于儒学能够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儒学变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段和凭借，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现在，一旦儒学脱去了政治色彩，其重视程度急剧锐减，但可能在这种环境下的儒学才能复归学术的本性。
看现今的教育制度下，报考专业大多趋向热门，难道说这是热爱这个专业么，恐怕冲着专业的就业面和发展性的更多。学校教育的改革必须要配合人才选拔制度的更新，人才选拔制度的设置与社会阶级环境也无法脱离，虽然社会环境不能一朝改变，带对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重视却不能有丝毫懈怠。清朝灭亡与科举废除的同步性让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