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教授上课孙玉祥
现在大学里教授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本科生上大课，那简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上课铃响就得进来，否则算迟到；下课铃响就得出去，否则算拖堂。一节课讲什么，一学期讲多少，那全有大纲规定，讲不完算没完成任务，讲多了算跑马观花。其他诸如口齿不清呀，离题万里呀，上课抽烟呀等等，都算违规违纪，轻则批评教育下不为例，重则下岗待业另找饭碗。
以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不是这样，要按咱们现在的规定，那时的教授上课自由得几乎就是逛自由市场。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上下课时间和上课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时，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放在讲台上，他自己呢，则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着讲着，就点燃烟袋，在吞云吐雾中阐释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而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到了五月十五晚上，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他不但上课时间自由，讲课内容也随心所欲──在教《昭明文选》时，他老先生游哉悠哉，一学期才讲了其中《海赋》的一半内容！与此相似的是联大另一教授闻一多。他上课不喜欢在白天，而是要调到黄昏时候上，理由是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而且，上课时他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在讲台上坐下，也会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
不过，刘、闻二人调课也好，吸烟也好，一学期讲半篇课文也好，他总得讲，总得开金口发玉音。可有的教授根本就不讲──比如，叶公超教授。他上课更是奇特：一上堂，他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如果有人回有问题他是不是就该讲解了呢？也不讲：当有人提问题时，他的做法是大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当学生查字典也查不着，小声向他请教──“这个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回答：“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还是不讲。沈从文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时，也是讲了10分钟就无话可说了，结果，他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么着把1小时混过。学生于是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耳朵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还有人更绝，借口天气原因根本就不来上课。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课没有上多久，绰号倒先戴在了头上──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校方居然同意，于是，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更出格的是，这家伙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居然嬉皮笑脸对大家：“这里有个知识点，我研究了多年才弄清──专靠学校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至于其他口齿不清──比如周作人，比如朱希祖，比如顾颉刚……就更不是问题了，照样名教授，照样高薪水。
今天教授上课的严谨和过去教授上课的稀松，是不是就造成了过去教学质量不如今天呢？每一个对现代学术史现代教育史有了解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答案──毕竟，自由，才是学术繁荣的充分条件。
本文选自2010年7月27日《杂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