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早终于把《武经七书》读完，的确不错。《孙子兵法》自不用说，《三略》也很好。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汉族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军事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北宋政府颁行《武经七书》是遵照皇帝赵顼(即宋神宗)的旨意进行的。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命令当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书。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校定这七部兵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元丰六年(1083年)冬才完成了刊行的准备工作。校定后的这七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共25卷。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武学经典。可见，这七部兵书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战争、国防、建军、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清朝朱塘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南宋规定，武学（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兵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军事斗争和教学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有关官员和高级将领及其子孙学习。《武经七书》宋刊本，曾被日本人买去；后来特别是17世纪以来，在日本出现了多种重刊本、翻译本和注解本。《武经七书》中的头两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在欧、亚、美流传更广。可见《武经七书》在国外的影响之大。
《孙子兵法》
《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司马法》
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尉缭子》
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着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书中所谈的内容多是强调务农战、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都反映了当时山东六国变法图强的政治思想，这些主张，无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办法。
《三略》
《三略》，原名《黄石公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与《六韬》齐名，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在这里遇见一位自称谷城山下黄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黄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个部分，共3800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占全书的1/6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三略·上略》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内容丰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主要内容：①强调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这也是该书政略思想的核心。《三略》开篇即指出：“夫主将（治理、统率）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摧毁）。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强调收揽英雄之心，同时指出君主的意愿要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要同心，体现了它的民本思想。《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三略》还引用《军谶》“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的思想，强调富国先富民，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克敌制胜。
三略的思想特色：第一，从哲学属性上来说，《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体系；第二，从时代属性上来说，《三略》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
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书，《三略》继承了《孙子》以来先秦兵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其兵学内涵十分丰富，军事思想十分深刻。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深刻的战争观念、系统的战争指导理论、全面的选将用将原则、精辟的治军思想这几大部分。首先，是强调“不得已而用之”和“以义诛不义”的战争观念。从《孙子兵法》以来，中国兵学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重战、慎战而又强调义战的思想。《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有关战争的诸问题上，包括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众的关系、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战争与主观指导等，都提出了简明扼要而又深刻的判断，形成了系统的战争观念。
《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三略》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宋代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武经之一，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
对于《三略》的价值，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说，《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三略》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这些评语，都准确地指出了《三略》的军事学术价值和谋略实用价值。这也正是《三略》之所以为历代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推重的原因所在。
由于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三略》不仅在国内受到推崇，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唐朝年间，《三略》传入日本。日本的战国时代，《三略》与《六韬》一起被定为武校的主要教科书，并产生了林道春的《黄石公三略评判》、《三略讲义私考》，山冢义炬的《三略备考》，山鹿高祐的《三略要证》，喜多村政方的《三略便义》等。同时，《三略》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三略》的不朽价值。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素书》，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此书有人怀疑是北宋阮逸伪作，因为此书在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记载。此书多半为后人托名之作。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
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二、奇正思想。“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首先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认为奇、正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孙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而《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
该书体裁是传统的问答式，这种体裁结构虽松散，但论及之处颇为广泛，并常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虽是问对，却是有问无对，盖唐太宗本是一位娴于骑射、富有疆场战斗经验的马上君主，而李靖又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家，他们之间的问对，往往能相互引发，启迪军事思维。譬如李靖对用兵“奇正”的独到见解，则是与唐太宗思维碰撞之中产生的。可见，问对论兵模式本身具有优点，同时也是古代文人对戎事笔录的一个传统。
该书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备受历代的重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收入到《武经七书》中，作为武学科举的必读教材。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称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
该书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例如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着重探讨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并对阵法布列、古代军制、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李卫公问对》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训练方法，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此外，该书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