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穿越去哪里？(转自龙空 魔法种族大穿越 龙空

前言&外篇、我们应该穿越去哪里？

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类小说中的主角，似乎都已经把穿越当成了家常便饭——刚一睁开眼，发现了一个景色截然不同的地方，最多不过先思考一下这是不是在拍电影，然后就立即果断地认为自己穿越了。
而且，不管主角之前的人生有多么失败和颓废，只要穿越到了异世界，就会很快地脱离原有的小市民或宅男剩女属性，毫不犹豫地彪悍起来——为什么感觉主角所在的位面，好像经常有穿越这回事呢？
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在穿越之后，主角必须火速适应环境，并且很快发达起来！既然都已经穿越了，不发达岂不是就不科学了？
唉，照这样看来，主角这种生物的适应力和奋斗精神，当真不是一般的强啊！
但问题是……穿越之后的生活，真是这么容易就能让我们现代人适应的吗？
由于奇幻世界的设定变化多端，而穿越附身的种族，也是从神明到恶魔再到骷髅都应有尽有，对于这些奇幻生物的生活舒适程度，实在是不好摆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所以，在本文之中，就先仅仅针对最常规的历史穿越这一类型，就现代人穿越历史之后遭遇的各种情况，进行一番严肃科学的假设和探讨。
——总的来说，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哪怕穿越成权贵子弟，都不是什么舒服的选择。

场景1、穿越到古埃及

随着《尼罗河女儿》和《天是红河岸》这两部日本漫画，成为少女们喜爱的经典之作，穿越到古埃及也成为了网文界的一大时尚，尤其在晋江网的同人女作家之中，这些年已经有了不少佳作诞生。
提起古埃及，大家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什么？
——广袤浩瀚的金色沙漠、郁郁葱葱的沙漠绿洲、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滋养万物的尼罗河、高大雄伟的金字塔、魔影笼罩的古老神庙、英姿勃发的少年法老、妖艳性感的女祭司、阴森恐怖的木乃伊、剧毒致命的眼镜蛇、狼头人身的阿努比斯神……嗯嗯，貌似很精彩啊！
既然如此，那么正所谓心动不如行动，就让我们跟随着凯罗尔和夕梨这两位勇敢女前辈的脚步，穿越三四千年的悠久时空，前去探究一番光怪陆离的古埃及世界吧！

一、古埃及人的全裸日常！

但是，在领略古埃及的万般风情之前，诸位穿越客们，你们首先必须要学会丢掉自己的羞耻心！
嗯？为什么必须要你们学会丢掉自己的羞耻心？
因为古代埃及的气候十分炎热干燥，怎么样也冻不着，而古埃及的纺织和染色技术还很原始和落后，其产量实在是个悲剧，从而导致布匹价格昂贵得令人发指，染色的布匹更是成了贵族的专利。
所以，为了勤俭节约，古埃及人一般都穿的很少，甚至是什么都不穿，并且从不认为裸体是什么耻辱——古埃及的小孩子们，无论是男是女，在小时候都不穿衣服，直接光着屁股满街跑。直到他们长到十几岁或者结婚时，才会置办一件亚麻衣服，纵然是不差钱的贵族家庭也不例外。
在古埃及人的眼中，小孩子就应该是裸体的，穿衣服的小孩子都是怪胎。
好了，晋江文中那些穿越到古埃及寻找浪漫爱情的勇敢姑娘们，你们做好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生活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准备了吗？嗯，如果你们都是天体营爱好者的话，就当我没说。
但你们最好还是在穿越前抓紧时间上网搜索一下，在没有任何衣服可穿的时候，该怎么防止胸部在发育期间下垂，以及如何用天然草药调制防晒霜，用尼罗河畔盛产的芦苇茎秆编织简易月经带……相信在到了那边之后一定会很有用的——在古埃及可是既没有卫生棉也没有卫生纸，所谓的莎草纸与其说是纸，倒不如说是比较薄的三夹板，而且价格也很贵，没人舍得拿去擦屁股……
就算你直接以成年人的身份穿越过去，古埃及的服饰在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眼里，依然是耻度爆表。
——从浮雕和壁画里就可以看出，那些至尊的埃及法老，也只是穿着一条被称为“努格白”的短裙或者说裹腰布，上身打着赤膊，脑袋上裹着头巾，脖子上再套一串项链罢了，脚上穿的居然还是拖鞋或凉鞋……诶诶？法老大人的这副尊容，怎么总让我联想起楼下那个在脑袋上裹了条毛巾的卖西瓜的赤膊小贩？
至于埃及女性的典型服式，则是颇具现代感的“丘尼克”——这是一种露胸露肩的无袖筒形紧身裙，或长或短，有时也会加上一条或两条肩带，类似现代酒吧舞女低胸裙装的筒裙简化版。
从上层贵族到普通百姓，埃及人的服饰基本上就是这么两种，男人赤膊穿短裙，女人穿露肩低胸筒裙，款式上相差不大，区别只在于染色、花纹、布料质地和金银装饰品等等。
古埃及的鞋子价格也很贵，一般人都选择赤脚走路，只有富人才穿得起凉鞋。
至于袜子、胸罩和内裤……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发明，甚至连裤子都没有——裤子这东西是骑马游牧民的原创，农耕民族最初都是不穿裤子的，就算性格保守的中国人，也一直要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在长袍里面穿上了裤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孔子一边念“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唧唧”，一边不小心当众露鸡鸡的场面……）
因此，如果要严格套用古埃及的背景去写言情文，那么就会变成两个没羞没臊的裸体小孩，甩着“大象”光着屁股在尼罗河畔一边玩泥巴一边谈恋爱……似乎很杀风景啊！
另外，即使是在成年之后，埃及人在家里也经常是裸体的——那年头没有空调，室内又闷又热，穿衣服的话很快就被汗水打湿了。
所以，古埃及人的衣服，其实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和制服，是在外面穿着彰显身份的，至于休闲服和内衣么……那时候的布料太昂贵，区区一条缠腰布（类似现代相扑手的兜裆布）都被看成是贵重家当。而耗费布料较多的女装筒裙，更是女孩子必不可少的最值钱嫁妆，类似现代的“结婚三大件”，普通人家里能有一件好衣服就不错了——这样一来，大家平时就只好裸体了。
记住，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之中，衣服基本上被看成是装饰品，而非日用品。
这样一来，在古埃及社会，人们无论是当街裸奔，还是在市场上裸体做买卖，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得羞耻——不过，衣服可以不穿，护身符却是不能不带的，否则就会被人嘲笑。
有个疯狂推崇古埃及文明的西方人，在论文中不承认古埃及人是一个无节操的民族，声称除了平民、奴隶和小孩之外，任何古埃及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都会被嘲笑……可问题是，把上述这三项扣掉之后，似乎就只剩下了成年贵族而已——恐怕还没有占到总人口的1%吧！
因此，古埃及贵族不怎么喜欢裸体出行，也不是因为羞耻心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派头——就好像现代富人外出旅游就一定要开豪华轿车，参加舞会就应该要穿高档时装一样。
当然，如果是穿越到古埃及贵族家庭的男性，或许会很有眼福了——为了避免损坏昂贵的衣服，古埃及贵族家庭的侍女们，平常也都是裸体工作的，只有在外出、节日或举办宴席的正规场合，才会披上衣服。而且往往是只裹了腰部，却露出了胸部——为了节省布料，有些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只穿短裙或裹腰布。
或许是因为服装业发展得太悲催，古埃及的化妆和人体彩绘艺术倒是弄得相当不错——用墨汁画眉毛和描眼角；用孔雀石和铝矿石将眼圈描成绿灰色；用红赭石和油膏做成口红；用散沫花对指甲、手掌和脚底进行染色；至于那些最为时髦的古埃及贵妇、淑女们，还会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了蓝色——可想而知，她们肯定是露着胸部甚至全裸参加酒宴的。
所以，花心男主角在跟古埃及贵妇小姐们偷情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先让她好好地洗个澡。否则就会在亲亲热热滚床单的时候，不幸品尝了一嘴纯天然的有毒有害矿物质，那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至于身份低贱的埃及女奴和舞女、妓女，在平时就都是全裸的，区别只在于舞女和妓女的身上，会有一些金银装饰品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埃及就是一个巨大的天体营。
现代那些会跳钢管舞的脱衣舞女，如果穿越到古埃及世界，想必会很受欢迎，因为古埃及舞姬的打扮，就跟现代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女差不多，是全身赤裸再挂上许多金属链饰物进行表演的。不过，古埃及没有钢管，连铜管也是一般人买不起的，脱衣舞女们在那边恐怕只能搂着木头柱子跳舞了。
至于让埃及舞姬们穿上若隐若现的艳丽轻纱，蒙着面纱跳肚皮舞……那最起码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代，或者更迟一些，是阿拉伯人入侵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诸位尊重古埃及传统的穿越者们，快点把节操这种多余的东西，和衣服一起丢掉吧！

二、把全身毛发都剃光光吧！

嗯嗯，仔细想想，对于现代人来说，裸奔似乎也不是什么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毕竟眼下已经不是什么讲究三贞九烈的封建年代了。
现代法国的普罗旺斯港外，不是也有一个常住人口200名的裸体者聚居之岛吗？而台湾人民最近似乎也在积极向欧美学习，屡次在台北郊外开办非法天体营……
好了，现在，诸位挂着主角头衔的穿越客经过一番努力，已经基本抛弃了对于当众裸体的羞耻心，在古埃及世界把衣服和节操一起丢掉了。那么是不是就基本没问题了？
喵哈哈哈，很遗憾，还有一项更羞耻的事情在等着大家——剃毛！
大概是环境酷热的关系，埃及人特别关注清洁，习惯于把容易藏污纳垢的头发和体毛全都剃掉，以免滋生虱子等体表寄生虫，诱发各种可怕的疾病——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同样也是个悲剧。
但是这样一来，埃及的男男女女自然也就统统都成了光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假发。久而久之，光头与戴假发就成了古埃及人的一种习惯，穷人买不起假发，就裹一顶头巾来代替。
反之，如果谁的身上留了很多毛发没剃干净，则会被其他人羞辱和嘲笑，说他很肮脏，不像埃及人。
看过漫画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天是红河岸》里面的那个拉姆瑟斯，还有他的妹妹，就是因为带着外国血统，又不肯剃光头，结果被其他埃及权贵视为异类，在贵族的小圈子里很受排斥。
更糟糕的是，古埃及人不仅认为头发要剃光，腋毛和阴毛也不能放过，神官甚至还要剃眉毛。
现代社会只有男性需要买剃刀刮胡子，在古埃及则是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剃刀：男人同时剃胡须和下面的毛，女人用剃刀专门清理自己的阴部——注意，既然古埃及的青少年都是裸体的，那么阴毛有没有剃掉也就不再是个人隐私，而是跟脸上的胡须一样，变成了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事情。
这样一来，穿越者们就算想要偷工减料，只剃头发不剃阴毛，也是行不通的。若是没剃阴毛就出门，同样要被大家嘲笑，或者被认为是外国野蛮人——古埃及人可是很排外的哟！
由于青铜时代的剃刀很贵，平民家庭往往买不起，所以只好请理发师帮忙。古埃及的理发师不但要帮人剃光头，还要剃腋毛和阴毛，男人和女人的胯下都要剃——千万别把他误会为什么邪恶的调教师啊！
不知那些想要推倒埃及妹子的男主角们，面对这些光头美人会有怎样的感想？感觉像是在睡尼姑？
那么，如果穿越者在古埃及硬是坚持不剃毛会怎么样？
恐怕会很不妙，首先被全社会视为异类，寸步难行不说，而且那时候既没有洗发水也没有香皂，就连点燃艾草驱蚊的土方子，也不晓得有没有被发明出来——富人会焚烧香料驱蚊，但穷人绝对用不起。
这样一来，在古埃及的闷热夜晚，等到你入睡之后，湿答答的汗水和毛发纠缠在一起，会招来许多虱子之类很有爱的小虫子，把你咬得皮肤红肿、满头是包，甚至染上一些当时难以治愈的寄生虫病……
所以，请诸位穿越者还是尊重当地传统，乖乖地接受凌辱……呃，不对，接受剃毛吧！
然而，就算你抛弃了羞耻心，在古埃及社会里，剃除体毛也是一桩非常痛苦的事——那年头可是既没有激光除毛也没有电动剃须刀，甚至连锋利一点的钢铁小刀都没有。
正如《天是红河岸》里面描绘的那样，当时的铁器还是赫梯人秘而不宣的神兵利器，对外国的售价比等重的黄金还贵，绝对没人舍得拿来做剃刀。
而等到冶铁技术扩散开来，钢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古埃及文明也差不多该灭亡了。
——就连早期的古罗马军团，士兵们也都在使用青铜短剑，更不用说更早之前的古埃及人了。
所以，古埃及人只能用很钝的青铜剃刀除毛（当时还没有剪刀，最早的剪刀要到西汉年间才被中国人发明），甚至就连这种铜制的剃刀，也要到埃及的中王国时期才出现，之前只有更悲催的燧石刀片……由于光用这种落后的刀子实在是剃不干净，理发师们通常还要准备一把镊子，用来直接拔毛。
这下子问题可就来了，在古代没有抗生素和消炎药的时候，因为刮胡子不当心而划破脸皮，进而导致伤口感染化脓，最终一命呜呼的囧人囧事，在东方和西方都有过不少记载。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体的皮肤远比脸皮更娇嫩，同时也更敏感，自然也更容易被剃刀弄伤——所以古埃及的剃刀不给力或许还是好事？
嗯嗯，总之，如果对自己的手艺没信心的话，最好还是找个手艺好本事高的理发师替你剃毛吧!
但不管古埃及理发师对于剃毛业务有多么的熟练，简陋的工具就摆在那里，想要不疼是不可能的。
总之，你在古埃及找人剃毛的时候，有条件的可以先涂原始肥皂——也就是动物油脂加草木灰而已，但穷人还是用不起——没条件的就直接泼点水上去洗一洗，然后理发师一手拿刀，一手薅着你的毛，慢腾腾地来回“锯”……
但由于青铜或燧石刀片太钝，哪怕你痛得死去活来也剃不干净，所以理发师在剃过几遍毛之后，还要拿出镊子（类似现在夹方糖的玩意儿），对着太阳，帮你把剩下的那些毛一根根拔掉……
嗯?这到底有多痛？你自己试着到胯下拔一撮毛就行了，绝对能让你呲牙裂嘴痛不欲生。
更要命的是，万一这师傅的手艺不佳，或者恰好今天不在状态，那么你的下体就很可能会被割得血迹斑斑，好像刚刚从阉割太监的“净房”或者说“蚕室”里出来一样。
正因为在铁器时代之前的剃毛工作是如此痛苦，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玛雅人，一般会给自家孩子从小用热毛巾敷脸，让他再也长不出胡子来。
但这个办法不能用在生殖器官上，否则很容易导致绝育。
亲爱的诸位穿越者们，尤其是女性同胞们，鉴于古埃及的剃毛服务是如此的糟糕，你们在穿越到尼罗河畔之前，最好还是先到美容医院做一下全身的激光脱毛吧！
（说起来，我一直很好奇凯萝尔和夕梨在古埃及是怎么剃毛的？莫非她们都是天生白虎？）

三、古埃及的饮食——生死攸关的严酷考验！

好了，不管过程有多痛苦，现在衣服也脱了，头发和体毛也剃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考验在等待着大家？
这个……你还需要一副坚固耐磨的铁齿铜牙，以及同样强悍耐用的钢铁肠胃。
嗯？古埃及的饮食文化有这么悲惨？
那倒不是，事实上，埃及人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
得益于尼罗河谷地丰饶的农产品，当希腊人和罗马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埃及人已经拥有了面包，而且还是混合了黄油、蜂蜜和香料的高级甜点面包。
啤酒则是埃及人的另一大主食——与现代那种会产生许多气泡的啤酒不同，古埃及人的啤酒比较粘稠，里面含有许多固状物，营养含量很高，更像是现代的粥（多加点蜂蜜就是甜酒酿了）。
除了面包和啤酒这两样基本配置之外，古埃及人还发明了加入椰枣和蜂蜜的蛋糕，以及作为高档饮料的葡萄酒。此外还有烤全牛、烤鸭、烤鹅、烤鸽子、烤猪排、烤鱼、浓汤、杂拌蔬菜、葡萄干、椰枣干、水果拼盘……基本上，日后西餐的各类基本菜色，在古埃及都能找到雏形。
遗憾的是，古埃及人只发明了菜肴，却没发明餐具，穿越者只能像现代印度人一样用手指直接吃饭。
而更加遗憾的是，这些膳食虽然精美，但因为埃及的风沙太大，在烹饪的时候多多少少掉了些砂子进去，不管怎么防范也弄不干净。
作为埃及人主食的面包，因为烤制的条件粗糙，更是危害健康的罪魁祸首——从古埃及坟墓中提取的面包标本表明，这些面包里面有许多混杂物，包括大量的沙子、用来磨面的手磨碎片和仓库的残物……
虽然埃及人成功把烘制面包变成了一种手艺，创制了五十多种不同形状的面包——圆的、立方的、麻花形的、动物形状的……但就是没办法把面包里的砂子弄干净。
坚硬的石英砂会磨损埃及人的牙齿釉质层，造成龋齿，继而引起牙神经溃烂。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诱发败血症而导致患者死亡——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法老，就是因为蛀牙而活活痛死的。
古埃及世界非但食物如此不健康，就连饮水也有问题——众所周知，埃及人喝水全靠尼罗河。上埃及的尼罗河水尚算清澈，适合饮用。但到了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尤其是靠近入海口的地方，由于河水的流速减缓，就尽是淤泥浊水了。
当地的富人会把这些浊水灌进池子里慢慢沉淀，然后使用上面的清水，但穷人却没法如此讲究……结果就是各种肠胃寄生虫病的常年泛滥成灾。

四、坑爹的古埃及医疗和商业！

生了病就得治疗，这就扯到了古埃及的医学了。古埃及医学可以说是相当发达，已经分门别类到一个很详细的地步，像眼科和牙科都有专门的医生进行治疗。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开的药方……除了常见的草药以外，他们还喜欢往里面掺入各种泥土，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动物粪尿——就如同《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他们拿马尿捏药丸治病一样……
综上所述，那些兴高采烈前往古埃及世界的穿越者们，必须做好一到那边就先被脱衣剃毛凌辱一番，然后因为饮食不健康而患上龋齿和胃病，接着还要被庸医们拿马粪灌嘴的准备。
最后还有一点，古埃及文明始终没有发明出自己的金属铸币（直到古埃及文明结束的前夕，才有希腊商人把钱币带到了埃及）。而最早的金银铸币发明地，则是在《天是红河岸》女主角夕梨穿越的赫梯旧地，一个名叫吕底亚的国度——但时间却是在赫梯灭亡的几百年之后了。
因此，在古埃及想要上街买东西，只能以货易货，或者用贝壳、金银块当做一般等价物。
但贝壳的“面值”太小，很多人拒收，金银又不是真的货币，没法直接换东西，每一次交易都要对金银进行仔细称重，还要有一双能够分辨出金银成色的火眼金睛——用金箔包裹着铅块做出来的假金子，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小结：其它的国度更悲催

虽然有着上述的种种缺点，但实事求是地说，古埃及的生活已经算是很安乐了。
同时代的其它几个文明区域，两河流域的诸多城邦全民皆兵，连年打仗，屠城焚城不计其数，居住的民族真是在一茬一茬地在换，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古印度文明先是连年水灾又是雅利安人入侵，勉强支撑了几个世纪，最后干脆来了个种族灭绝外加文明崩灭，退化成原始部落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位于海上，或许比埃及人更容易品尝到海鲜，但对外战争同样也更频繁，每年都有无数人在航海远征之中丧生，最终更是毁于火山喷发和海啸，连个渣子都没剩下……
至于中国的夏朝和商朝，不仅文明程度在那个年代的各大文明国度之中最落后，缺乏宏伟的建筑物，连商王都住茅草房不说，在人道主义方面更是一场灾难——根据甲骨文记载，著名的妇好王后一次就宰杀了上万名战俘，用来祭祀神明，而当时全中国人口也才不到400万，真是堪比日后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虽然埃及人偶尔也用活人祭祀，但每次祭神一般只杀几个人，穿越客一到地方就倒霉的概率要低得多。
相对而言，古埃及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动乱的时期并不多，在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前，埃及文明独立传承的2500年里，总共只遭遇过一次异族征服（喜克索斯人）和两次大规模内乱（两个“中间期”）而已。而每年定期泛滥的尼罗河，又给埃及人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和稳定的谷物丰收，自然灾害比别处少得多。
然而，即使是在远古时期生活条件最舒适的埃及，日常生活都依然是如此的令人崩溃，其它地方的生活条件就更是可想而知……诸位晋江文的女主角们，请记住，小说是浪漫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千万不要被什么“爱在西元前”的浪漫歌谣给忽悠了，贸然踏上这条穿越远古中东文明的不归路啊！

场景2、穿越到中世纪

根据前文的描述，大家已经知道了穿越到公元前二三千年的古埃及时代，将会享受到何等难以启齿的凌辱与何等糟糕的饮食医疗待遇，并且觉得很难忍受，更不用说甘之如饴了。
那么，就让我们穿越得近一些，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往后跳跃三千年的悠久时空，前往地中海对面的未来文明中心，第一个千禧年前后的欧洲，领略一番中世纪的欧罗巴风情怎么样？想必这些欧洲人的生活在发展了三千年之后，应该已经比远古时代的埃及人进步许多了吧！
——这个……恕我直言，你恐怕会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觉得这见鬼的中世纪欧洲，甚至还不如古埃及那边舒服，恨不得赶紧返回古埃及去洗个澡，顺便去接受剃毛裸奔灌尿等各种羞耻PLAY……
在古埃及，你通常只需要担心节操和牙齿的安全；在中世纪欧洲，你将会遭遇的挑战则还要更加可怕。

一、并不浪漫的城堡生活

咳咳，言归正传，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印象？
通过小时候读过的《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以及成年之后看过的无数好莱坞大片，现代人对于中世纪欧洲，大致上应该会有着这样的浪漫联想：
——宏伟华丽的城堡、盔甲明亮的骑士、热情如火的贵妇、优雅羞涩的公主、披着黑袍或紫袍的女巫、躲在墓地里的吸血鬼、在月光下变身嚎叫的狼人……诶诶？好像有些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嗯，为了严肃起见，在谈论中世纪欧洲的风貌之前，最好还是先把女巫、吸血鬼、狼人这些不科学的奇幻产物在第一时间就排除掉——天晓得这些传奇人物会不会在地窖的壁炉里开了一道时空门，只要往身上撒一把奇怪的药粉，然后猫腰往壁炉里一钻，就能跑到二十一世纪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买新款时装呢？
就现实世界而言，中世纪欧洲的主旋律就是骑士与城堡，而穿越的旅途也必然围绕这两者展开——诸位主角们之所以不辞辛劳地穿越时空，通常都不是特意去受苦受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是为了领略中世纪风情和建功立业的，自然不会选择穿越成农奴、盗贼之类的扑街人物（想当罗宾汉的另外再说），最起码也要混上个贵族骑士的头衔，家里有城堡、有庄园、有盔甲，还有几个年轻侍女可供调戏揩油。
嗯，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莫非就这样住着很大很漂亮的城堡，抱着浑身香喷喷的公主，每年去骑士比武大会上出出风头，偶尔去乡下找几个中意的农家姑娘行使初夜权，换个胃口打打野战？
很遗憾，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世纪的贵族生活可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舒服。
先谈谈中世纪的城堡吧！从本质上来说，城堡是用来据守的军事要塞，而不是用来显摆的豪华宫殿，更不是用来享受生活情趣的度假别墅——这些以磐石修造、深壕围绕、铁门和吊桥把守的坚固要塞，在遍地烽火的中世纪欧洲，确实可以让窥视贵族财富的不速之客望而生畏，但却不见得能让主人住得舒服。
——嗡嗡嗡年间，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在拼命修筑三防工事，挖了不知多少防空洞，但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也没见多少贪图便宜的人搬家到里头去居住……天底下哪里会有宜居的军事要塞啊？
中世纪城堡生活的糟糕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为了便于长期坚守，城堡大多修筑在地势险峻之处，例如悬崖、山顶，以及河心小岛等等。但地势险峻的同义词就是交通不便。
假如你的城堡位于崎岖险峻的山顶，貌似俯瞰众生威风八面，但每一趟上山回家就能把你累得够呛。如果城堡内没有足够的水井，那么每天的打水和运输食物也很累人。
当然，这些杂务都有仆人们代劳，主人们只要发愁究竟该如何让精心打造的豪华马车驶过蜿蜒狭窄的山路，拉上倾斜度极高的山坡，弄进自己的城堡里就行了。
其次，为了防备敌人的弓箭和抛石机，中世纪城堡的外壁上很少打窗洞，所以城堡的内部总是暗无天日，太阳晒不到，自然潮湿得很。再加上当时的建筑水平不过关，墙壁和屋顶上免不了有些裂缝，因此一下雨就渗漏得厉害，进而导致城堡内的保洁很成问题。
偏偏中世纪欧洲人的卫生观念也很差，于是那些看似雄伟庄严的城堡里面，通常到处都是灰尘、蛛网、臭虫、跳蚤、蚊子、苍蝇和生活垃圾，恐怕还不如当代日本流浪汉的纸板屋干净。
此外，中世纪欧洲的大幅布匹，价格仍然很贵。在那些较为贫穷的地方，一般只有城堡的主人有资格睡床铺，其他人就算是骑士侍从，也只能跟牲口一样睡稻草堆，顺便和他们的爱马一起被臭虫咬……
呃？你说在旅游手册上看到的德国城堡很华丽很舒适，根本没有我说的这么悲催？
哦，你说的大概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新天鹅堡吧！
那是巴伐利亚大公在19世纪后期才修筑的“皇家主题公园”，很多尖顶之类的华丽结构都用了混凝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现代的迪斯尼公园——真正中世纪城堡哪有这么可爱！
另外，在欧洲还有一些经常被当作游览景点的华丽城堡，其实也都是喜欢派头的近代贵族们，在文艺复兴之后甚至18、19世纪才兴建起来的，或者是在旧城堡的原址上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基本不能再算是真正的中世纪城堡，只能说是“看起来很像城堡的宫殿”罢了，跟迪斯尼乐园里的城堡差不多算是同类。
事实上，就在现代的德国和奥地利，还有很多继承了古代城堡的破落贵族后裔，对这些祖辈的遗产避之唯恐不及，挂在网上只要1欧元就肯转让，但还是乏人问津——中世纪城堡大多修建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没水没电不说，哪怕开车逛个超市都得跑几十公里，除了考古专家就再也没人愿意去住。
而且，这些城堡本身的维护费用也很高——先不说城堡的体积有多大，结构有多复杂，光是让建筑队带着笨重的建筑材料和相关机械，翻山越岭路远迢迢地到城堡里跑一趟，还要自备干粮饮水和发电机……这个出勤的人工费就比在城里搞装修贵得多了。
偏偏这些城堡还是历史文化遗产，在政府档案之中有记录，若是后代不肖子孙任凭其风化坍塌，或者胡乱改建成仓库什么的话，有关的文物部门还会找你吃官司……
总之，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的战争不再那么频繁之后，讲求生活质量的贵族领主们，纷纷把家当搬到了更加舒适的乡下别墅或者繁华都市里的奢侈官邸，再也不肯住这见鬼的破城堡了。

二、无法无天的黑暗年代

那么，既然城堡住起来这么不舒服，那么就索性不住城堡，在附近的交通发达、风光秀丽之地，用木头搭个度假小屋怎么样？反正是贵族领主，这点钱总是拿得出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征召领民免费服劳役嘛！
嗯，这个做法在贵族私斗已经非常稀少，相对比较和平的中世纪末期，应该是可行的，正如上文所述，当时的很多领主已经搬出了城堡，只有在战火临近的时候，才会重新回到坚固的城堡里居住。
但如果你的眼光太超前，在中世纪的前期和中期就这样搞的话……你根本就是在自寻死路！
——当时的欧洲混乱无比，没有什么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全都是诸侯林立。各国君王的权威基本只限于首都和王家领地，对手下贵族们的私斗根本无能为力。
如果某一家贵族的城堡和领地被邻居夺去，那么他最好别指望只要到宫里打打御前官司就能把领地要回来……除非你跟国王的交情够硬，可以让他为你发兵开战，否则能在宫廷里给你个职位赏口饭吃就很不错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每一位领主都必须牢牢守护住自己的城堡，不敢长期离开。
偏偏每一位领主又都在处心积虑地扩张地盘，找借口对外扩张侵略，经常只是因为一点边界争执、一次人身攻击、一句无心之言、一次求婚失败，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姿态、一个表情、一个手势，都能引爆一场中世纪的战争。
——中世纪的骑士们都是很暴力也很蛮横的，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中世纪的诗歌和文献之中，记录了很多他们的无耻行当。例如某位贵族骑士向一位富有寡妇求婚被拒，便带兵围攻这位寡妇拥有的城堡，直到对方打开城门屈膝下嫁为止……
除了不怀好意的隔壁领主们之外，中世纪欧洲的森林里，还有很多穷凶极恶的流贼团伙，好像蝗群一样到处流窜，时不时就会有某处庄园被攻破和洗劫——英国的罗宾汉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你看看，罗宾汉和他的部下们连小城堡都能攻破，你那座精致的度假小屋，在这样的突击队面前，又能扛得住多久？
至于预先警戒这些敌人的行动，抢在他们抵达之前搬回城堡里……中世纪的欧洲地广人稀，到处都有小股部队能够通行的荒野，你手下有多少斥候，能封锁住整个领地？
而且，中世纪领主的地盘普遍不大，缺乏战略回旋空间，从一座城堡骑马奔袭另一座城堡，经常用不了半天——这么短的一点预警时间，根本来不及疏散转移。
再说，就算在陆地上能够严密布防，海上还有神出鬼没的维京海盗呢！
因此，在那个治安混乱，匪徒横行，朝不保夕的可怕年代，你放着坚固可靠的城堡不去住，反而为了追求什么生活情趣，搬到风光秀丽却不适合防御的别墅里……恐怕没几天就会有大票的刺客和匪徒上门，或是绑架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勒索赎金，或是受了附近其他领主的佣金，直接要了你的命！
所以，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住城堡吧！

三、可悲可叹的中世纪食谱

谈完了居住条件，接下来就该谈谈饮食了。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中世纪的欧洲人已经发明了餐具，总算不用像古埃及人一样直接用手指吃饭了，但现代人依然会感到难以接受——酒杯镶嵌了宝石做得很华丽，但却要一桌人轮流共用，你必须在饮酒的时候跟别人分享口水；汤勺也是两个人或几个人共用的，最好不要直接把勺子凑到嘴边去喝，而是舀到自己的碗里；餐叉是拜占庭帝国的发明，要到十字军东征之后才被带回西欧，在此之前的欧洲人，还是只能像古埃及人一样用手指撕肉条；当然，你也可以用餐刀割牛排和面包，然后代替叉子直接塞入嘴里，但问题是一把餐刀要数人共用，只有地位很高的人才能独享一把餐刀。
当然，上述这些陋习都是细枝末节，身为贵族领主，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打造一副专用的餐具。但是，在看到桌上放着的中世纪欧洲经典饭菜之后，你绝对会消减掉绝大部分的食欲。
就现代东方人的观点来看，中世纪欧洲人吃水果的方法实在是很奇怪：把苹果和梨放到火上烤，把李子放进锅里炖，还要加盐撒胡椒……而直接生吃水果，却被看成是下等人的做法。
——中世纪的欧洲医学界普遍认为，一切水果都是凉性食物，若要吃的话，就应该以热的方法烹调，或者加入热性的香料（例如胡椒之类）……真是不科学！
相反，对于大部分蔬菜，例如胡萝卜、芜菁、圆白菜、卷心菜等等，中世纪的欧洲人倒是习惯于生吃，甚至就连刺激性口味的洋葱也是如此——当然，也有浸泡在肉汁里的烤洋葱，不过那个就属于高级菜了。
——煮熟的水果和生吃的蔬菜……感觉上似乎跟中国人的习惯恰好相反，肯定会导致肠胃不适。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还不算最要命的，中国人也不是不能吃蔬菜色拉，至于煮熟加盐的水果不合口味，也只要从食谱中剔除这些菜就行了。但光是作为主食的面包，就能让人觉得无处下嘴——中世纪欧洲人吃的面包，跟我们现代人那种发酵过还加入白糖奶油的松软面包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是近似于压缩饼干的一种无酵饼，又干又硬又磕牙……而古埃及人的面包，虽然通常也没加奶油，但一般倒是发酵过了。
当时，就算是贵族领主，在日常生活之中，也都吃平均重量4.5㎏/10磅的长条形黑面包。
典型的中世纪黑面包，一般是用小麦粉混杂大量的麸皮烤制而成——这种做法在中世纪已经算是精品黑面包了。更有一些偷工减料的黑心面包师，居然经常故意在黑面包中掺加木屑、小石头之类的杂物，比埃及人掺入面包的砂子更能磨损牙齿，也更可恶——后者好歹是被动受罪，前者根本就是主动犯罪啊！！！
这种中世纪黑面包的天下闻名之处，就是在于可以当武器使用——中世纪的编年史上，多次记录了没出息的笨盗贼潜入穷苦农民家里盗窃，但却不幸殒命于家庭主妇的黑面包之下的囧事；而当中世纪的家庭矛盾发生时，更有无数男子汉死于悍妇的黑面包攻击……至于这东西的味道，还是请大家自行想象。
——在日本的欧洲中世纪背景轻小说《狼与辛香料》之中，那位男主角旅行商人罗伦斯，之所以在有条件的时候，都不愿意直接啃黑面包，而是要把黑面包掰碎了煮稀粥，就是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硬了。
白面包和黑面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在制作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努力去筛除麸皮，中世纪的
天主教会把经过发酵制成的松软白面包称作“潘德美茵”，意为精制、神圣的面包。而中世纪的白面包体积也普遍比较小，每只通常都不够正常人吃一顿，大概跟现代的“早餐包”差不多。
最初，白面包是教会神职人员独享的专利，只能在领圣餐的仪式上使用，但很快就被人突破了限制，成为了中世纪富裕家庭们招待宾客的上等伙食。
不过，在中世纪贵族们日常用餐的时候，白面包和黑面包之间往往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线——正常情况之下，贵族和富人的厨房里都不会直接存放大量面包，而是储存粗面粉，或者说混合了大量麸皮的小麦粉。到了吃饭的时候，再把粗面粉烤成面包。
如果要招待客人或者庆祝什么喜事，那么就会吩咐厨师和侍女们把粗面粉筛一筛。招待的客人越尊贵，粗面粉里的麸皮就要筛得越干净，烤出来的面包自然就会越白越精细，但花费的功夫同样也就越多。
所以，黑面包和白面包完全可以用同一袋面粉烤出来，区别只在于人工。而贵族骑士们平时吃的面包，其实是介于白面包和黑面包之间——最富裕的人家可以养几个仆人，从早到晚专门筛面粉。而在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为了减轻仆人的工作量，避免把他们累倒，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浪费同样能充饥的麸皮，只好把筛面粉的次数减少一些……至于最后烤出来的面包到底算是黑的还是白的，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此外，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有一种用精面粉加入鸡蛋、牛奶、蜂蜜和香草，并且用啤酒酵母来代替普通的发面，经过精心发酵之后烘烤制成的“皇后面包”（也可以翻译为女王面包）。这种小圆形白面包的口味，基本跟现代的高档奶油面包差不多，可能还要更好一些，而且使用的材料绝对是绿色健康无污染——但这玩意儿已经是连国王也不能顿顿都当主食吃的超高级奢侈品了！
根据中世纪的某部史诗记载，有位国王在某次战役胜利之后，向全军赏赐了许多烤肉和葡萄酒，大家都习以为常。然后他又赏给最勇敢的士兵们每人一块“皇后面包”，却被其他人羡慕得要死……
不管那些混合了木屑与碎石的中世纪黑面包有多么的嗑牙和伤喉咙，它们仍然是中世纪欧洲下层平民眼里的上等美食，因为他们的饭碗里经常连面包都没有——烤面包要烧很多柴，烘焙的工艺也很麻烦。
所以穷人们干脆就直接拿一些粗加工的麦粉（那东西虽然是麦子磨的，但是怎么看都算不上面粉）放到碗里，加点热水调成麦糊，然后天天就吃这种麦糊过日子。如果有条件搞到一些野菜、咸鱼和肉类的话，也是把这些东西统统都倒进锅子里和麦糊一起炖煮……总之看上去很恶心，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用来喂猪的东西。
——总的来说，中世纪欧洲庄园里的农奴们，一般吃得比三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农民还差。
除了黑面包和白面包之外，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人偶尔也会吃面条（意大利通心粉），但这玩意儿更是绝对的贵族食品，价钱比白面包还要贵——在水力磨坊普及以前，把麦子加工成做面条用的细面粉真是太费劲了。
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面，最初是在阿拉伯人占领下的西西里岛诞生，直到13~14世纪才推广到了整个意大利，至于传播到欧洲的其它地方，则已经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中世纪的绝大部分欧洲人，恐怕都没有机会品尝到意大利面的美味。
说完了蔬果和主食，接下来就该说说鱼肉类的荤菜了。中世纪的欧洲应该算是半农半牧，而且土地空旷，野生动物很多，所以鱼类和肉类的价格较低，有时候鱼的价格比等重的黑面包还要便宜。
但中世纪的欧洲人没有冷藏条件，即使是贵族领主也没法顿顿吃鲜鱼鲜肉——古代中国人的城市很多，消费力强，每天在市集里总有现宰的生猪出售。但中世纪的欧洲却是人烟稀少，一座中等城堡里顶多也就五六十个人，每天宰一头猪或者一只羊可就太浪费了。
更何况，宰杀牲口也是要看季节的，刚熬过冬天的牲口一般都很瘦，不养肥了再宰可就太不合算了。
另一方面，虽然西欧的大部分国度都挨着海，但由于欧洲的整体纬度较高，日照量不足，所以晒盐很困难，从而导致中世纪欧洲的盐价很昂贵，在某些地方甚至比古代中国官营垄断下的盐价都要高。基本上是越温暖的地方盐价越低，越寒冷的地方盐价越高，在最冷的俄国，一磅盐经常能换两头羊。而臭名昭著的北欧名产——瑞典的臭青鱼罐头，也是因为贫穷的北欧渔民们想要节约食盐，才被发明出来的。
——想要知道北欧臭青鱼罐头有多么可怕的读者，可以参考日本动漫《萌菌物语》的开头部分。
因此，中世纪的欧洲人平常大多吃风干肉，这东西就是把肉放在寒风里吹干成木乃伊。风干肉的储存年限很长，保存几十年的也能吃（当时的欧洲人才不在乎二恶英之类的玩意儿呢）。
在食用这种风干肉之前，要先用刀子刮去表面的油垢和氧化层。然后在河水中浸泡一两天，最后才能煮熟食用。至于味道么，只能说是吃不死人——古代欧洲人出门旅行的时候，总是不喜欢吃干肉而喜欢吃面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就算是你的运气好，能搞到一些鲜肉，中世纪欧洲人在某些方面也实在是太不讲究了，很多地方甚至不知道肉用公畜是要从小阉割的，最后割下来的猪肉比老母猪都要老，还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骚味儿——对于那些吃惯了现代菜肴的穿越者们来说，保证每次吃这种“骚肉”都会难受得跟受刑一样。
除了盐之外，当时欧洲人餐桌上的调味料极少，没有咖喱也没有沙拉酱，砂糖和香料都要通过阿拉伯人的地盘进口，价格贵得可怕。
那时候的砂糖是放在药店里卖的，对于欧洲人而言并非日常调味品，而是仿佛中国人眼中的人参一样的高级补品。
至于香料么，以胡椒为例，中世纪欧洲的胡椒一向是按粒卖的。如果是胡椒粉末的话，那可就更倒霉了，称重的时候不仅要关紧门窗，屏住呼吸，买主还要一遍遍地检查秤上有没有作假……
——《狼与辛香料》里的主角罗伦斯，就用一大袋钱币才换了一小袋胡椒，还认为是很便宜的优惠价。
除了砂糖和香料之外，中世纪欧洲较为便宜的调味品主要是柠檬汁，现代的西餐里也常常能看到这玩意儿。北欧人一般用黄油涂面包，而南欧人则用橄榄油，此外还有一个较昂贵的选择：蜂蜜。
——还是在《狼与辛香料》里面，罗伦斯为了给女主角赫萝买一只蜜渍桃子而差点破产，可想而知中世纪的蜂蜜有多么值钱了。那年头就算两个领主之间为抢夺几箱蜂蜜而打仗，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
中世纪欧洲的奶酪，也不是现代超市里的整齐方块，而是一坨坨绿不啦叽的黏糊状物体，既像是牙膏又像是芥末膏，就是不像我们概念中的奶酪，让人一看就倒胃口。
勉强吃完不合口味的中世纪饭菜，你大概想要放松一下，可惜中世纪的欧洲既没有咖啡也没有茶叶，更没有热可可，同样也没有香烟可抽——可可和烟草此时都还躺在大西洋对岸的美洲丛林里。
而饮茶与喝咖啡的习惯，则要等到十字军东征之后，才慢慢地通过阿拉伯人的地盘传入欧洲（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并且，在经过穿越整个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和重重转手之后，抵达欧洲的茶叶价格已经贵比黄金，哪怕是大贵族也舍不得经常饮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靠喝啤酒或葡萄酒来权作消遣。
不过要注意的是，中世纪欧洲的葡萄酒酿造和储存技术还很不过关，因此当年新酿葡萄酒的价值通常十倍于隔年的陈酒：后者往往会变酸掉渣，根本无法入口，只能过滤一下当成醋来卖——注意，欧洲人的醋也是用葡萄酿造的，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所以，那些前往中世纪欧洲的穿越者们，千万不要犯这个常识性错误，在宴会上得意洋洋地端出某某年份的“极品红酒”来招待贵客，估计人家只会在心中大骂你太吝啬，居然让他们喝醋，还是陈年老醋……
另外，正如古埃及的啤酒跟现代的啤酒完全不是一回事，中世纪欧洲人队啤酒的概念也与现代啤酒存在很大差异。
如果说古埃及的啤酒更像是没放糖的甜酒酿，那么中世纪的欧洲啤酒就更像是我们中国的黄酒——没有泡沫，酿造方法跟黄酒差不多，只不过原料采用了大麦、燕麦，而非中国人酿造黄酒的稻米。
总的来说，在古代欧洲人的概念里，啤酒就是一种谷物酒的代名词。凡是用谷物而非水果（葡萄、苹果）酿造，也没有经过蒸馏的发酵酒，统统都称为啤酒。
所以，按照欧洲人的古典分类方法，我们中国的黄酒和甜酒酿，还有日本的清酒，也都能算是啤酒。
最后，如果把中世纪啤酒蒸馏一下，那么就是威士忌了。而把葡萄酒蒸馏一下，则会得到白兰地。

四、宛如猜谜的中世纪文字

吃饱喝足之后，如果不想躺倒就睡的话，那么按照童话故事中的惯例，你似乎应该给某位贵族小姐或夫人写一封情书，或者向君王写信提出一些谏言……可问题是，你该用什么书面语言下笔呢？
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大部分的骑士、贵族甚至君王都不识字，文化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贵族子弟想要学习文化，通常只能去教会的修道院。而且，就算你在修道院里进修过，对于真正的远程交流而言，识字的用处恐怕也并不大，
要知道，在中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文字语言都没有被标准化，单词和语法什么的，完全是按照个人的发音用字母拼出来。
但问题是，就算在同一个语言区，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方言，用字母拼写出来的词汇自然也不一样……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中世纪欧洲特别是中欧各国的文献就能知道，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笔下就有多种写法——这可不是什么笔误，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实际上，当时用本民族语言写书或者写笔记的人，基本上只要保证自己和熟人能够看得懂就行了，至于其他人么，反正我的书又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就让他们像破译密码一样地琢磨去吧！
这样一来，就连圣经也不能用本地语言书写，而是用希腊语和拉丁文，一般人根本读不懂，只能任凭神棍们随口忽悠——事实上，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很多低级牧师也根本不懂晦涩的希腊语和拉丁文。
例如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就有过这么一个简化标准，牧师们只要会用拉丁文背诵圣经的前三行就算是合格了，剩下的随他们自己编造。
所以，如果在中世纪遇到一个把圣经故事讲得乌七八糟的蹩脚牧师，你也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如同提早一千年，或许就不会被罗马教廷认为是异端了。
言归正传，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就被现代的中国人视为累赘迂腐。但在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同一个词在德语里怕是有二十种写法都不止（当时的捷克、荷兰、瑞士还有其他许多国度，都还在德国的版图之内），弄得书面信息总是在传播过程之中出差错，想要跟别人写信也很头疼。
为了避免误会，德意志的诸侯们之间只能用拉丁文交流。而法国那边也好不了多少。
因此，在中世纪的环境背景之下，千万不要以为都是德国人或者都是法国人，就不存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了——就算是在中国，广东人和上海人之间还经常是鸡同鸭讲呢！
一直要到中世纪早已结束的十六世纪，马丁.路德（不是美国的那个黑人领袖，而是创立新教的那个德国人）才对德语的语法进行了初步的规范，并且第一次把《圣经》翻译成德语。
由于法语的规范化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近代法国的实力强盛，文化冠绝欧洲，所以一直到19世纪，法语都是欧洲外交界的国际通用语言，直到20世纪才被英语逐渐取代。
综上所述，如果你在中世纪用本民族语言写信，由于没有统一的文字标准，收信人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而若是采用拉丁文写信，大部分人又看不懂，必须到大教堂里找高级神职人员进行翻译……
当然，如果你是意大利人，就没有这种烦恼了——这也是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发生的原因之一吧！否则，若是连单词和语法都没有统一规定的话，文学家们又该怎么写《十日谈》和《神曲》呢？
好了，现在让我们初步总结一下中世纪欧洲生活的弊端：城堡不适于居住，饭菜不合口味，没有统一的语言规范，书信交流十分困难……
最后一点其实并不是什么大碍，那年头99%的欧洲人都是文盲，一座小镇上都找不出一个识字人的事情比比皆是（《狼与辛香料》里面的那位罗伦斯，只是帮文盲村民们念了一纸契约，就得到了一只烤鸡作为酬劳，可见那年头知识分子的珍贵），与其大费周章的写信，倒不如找个记性好的听差跑过去直接传话。
总之，就当是生活在现代的偏远山村好了，似乎勉强还能忍受？
呵呵，少年，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事情还没完呢，中世纪欧洲日常生活的恐怖之处，绝对能让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疯掉，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能蒙混过关的？

五、“初夜权”的真相

为了缓和大家的心情，在讲到最悲催的话题之前，还是先说说一些貌似很香艳的事情——例如初夜权。
所谓的初夜权，就是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在领地内居民结婚的时候，可以抢在新郎的前边，先和新娘睡上第一夜，夺取她贞操的权力。
嗯嗯，诸位欲求不满的男性穿越者同胞们，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是不是感到浑身兽血沸腾，恨不得立即穿越到中世纪的欧洲当领主，体验一把免费开苞大洋马，每月轮换不重样的美妙快感？
……这个……嗯，我还是要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实际情况恐怕远没有诸位想得那么好。
事实上，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来说，初夜权与其说是什么特权，倒不如说是一种辛苦的义务，通常都是将要结婚的农民们倾家荡产备了厚礼，求爷爷告奶奶地恳请领主大人来骑自家媳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莫非中世纪的欧洲人在性观念方面都是变态？
因为中世纪欧洲的卫生观念非常落后，在很多地区，成年后的女人由于来月经的臭味，一直被歧视为肮脏的存在，跟《红楼梦》中贾宝玉那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的著名论断，完完全全地颠倒了过来。
再加上原始部落时代残留下来的一些迷信因素，在中世纪前期的欧洲乡下，处女们竟然普遍被认为是有毒的，肮脏的，甚至有男人上了处女会生病折寿的说法——跟同时期中国人的贞操观念完全相反。
在那些愚昧乡民们的眼中，只有尊贵的领主和僧侣们，才能克服处女的“毒性”，在圣光加护下代替新郎，为处女新娘“辟邪消厄”，然后那些没法力的新郎才敢跟老婆上床。
但在实际操作之中，由于教规戒律的约束，除了少数品行不端的放荡牧师之外，主要还是由不禁酒色的领主大人来帮新郎官“辟邪”。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福利！其实以中世纪欧洲那种悲催的卫生和营养条件，寻常村姑哪有几个好看的？
当时的诸位领主大人们，多半也是看在农民们孝敬上来的咸鱼香肠鸡蛋奶酪的份上，才会捏着鼻子强忍着恶心，去跟那些满脸麻子、浑身脏臭、面黄肌瘦的庸脂俗粉们滚床单……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也在进步，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欧洲已经基本没有多少愚昧之人，还会去做出花大钱请领主老爷来操自家媳妇这种蠢事了。初夜权也慢慢演变成了结婚税——领主们宣布出售初夜权，新郎则上缴一些钱或者食物，把新娘的初夜从领主手中“买”回来……
不过，在中世纪后期的某些年代和某些地区，初夜权也得到过恢复。
例如在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的那会儿，为了招募人手去巩固新占领的苏格兰地区，爱德华一世才再次宣布恢复初夜权，引诱好色的英格兰领主们带兵离开繁华温暖的南方故土，前往苏格兰高地担任占领军，顺便无偿享用当地的苏格兰村姑。
结果可怜的华莱士回家一看，发现新婚妻子梅伦已经被英格兰老爷先奸后杀，顿时怒发冲冠，喊着“Freedom”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从此便有了《勇敢的心》这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总之，在中世纪的中后期，严格意义上的初夜权已经很难被实际执行了，如果穿越者领主硬是要这么搞的话，就要做好自己领地里突然冒出个华莱士，高喊着“Freedom”掀起大暴动的思想准备。
——注意，不给钱强制执行初夜权是一回事，在外面包养情妇搞出私生子则是另一回事，只要你肯给钱送首饰的话，还是会有许多农家姑娘愿意没名没分就为你暖床的。
根据一些零星记载，在中世纪的早期，经常有领主大人看某某农夫不顺眼，不肯在他的新婚之夜给他的丑老婆开苞驱邪，结果让这位倒霉农夫全家都给愁得直跳脚的事例。
而到了中世纪后期，类似的情况则是倒了过来，对于某些看不顺眼的刺头儿，领主们往往会把他老婆的初夜权，故意卖给或送给某个远近闻名的人渣恶棍……然后让他们两个自己打上一场，领主大人则可以没事偷着乐。
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实：就在现代的英国，居然还有很多偏僻地区没有明文规定废除初夜权，全靠现代的地主们自觉声明放弃。如果有谁忘了声明的话，弄不好就会惹出大乱子——2007年，英国王储查尔斯在威尔士的卡马森郡买了一座占地196亩的大庄园，打算用来度假。谁知这地方的封建领主初夜权居然尚未废除，从理论上讲依然有效，而查尔斯王储在买庄园的时候，却没有签署文件放弃这一权利。
于是，这一漏洞就被无孔不入的狗仔队们给发掘出来，捅到了许多街边小报上，一时间搅得满城风波，也让许多即将成为新娘的卡马森郡当地农家女孩惴惴不安——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已经是几十年之前的往事了。如今谁都知道，这个查尔斯若是剥掉了王储的光环，其实也就是一介糟老头罢了。
结果，英国克劳伦斯宫的一名发言人赶紧发表声明称，查尔斯王储绝不会使用这一古老落后的封建权力——想来这位查尔斯王储殿下，虽然谈不上什么洁身自好的道德典范，但应该也不会如此的好色无下限，估计他多半是年纪大了，思维也不够灵敏，在买庄园的时候根本没就想到这一茬罢了。
在中国，其实也有初夜权的说法，而且年代距离现在的我们并不远——根据皮定均将军的亲自调查，解放前的少林寺，乃是嵩山最大的地主，方圆数十里都是少林寺的土地。而这些号称“六根清净”的和尚们，居然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有“初夜权”，告诉佃农们说，有好媳妇的租好地，没好媳妇的租坏地，没媳妇的没地种，公然乱搞女人还不给钱——结果害得少林寺附近农民的女儿嫁不出去，儿子讨不到老婆……
总之，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把金庸小说之中，那个正气凛然的武学圣地少林寺，把现实之中少室山上那个恶贯满盈的光头汉奸土匪窝当成一回事。像小说《三千美娇娘》里面，描写少林寺的破戒和尚们戴了假发套在妓院里白吃白嫖不给钱，提着棍子一条条街地挨家挨户勒索保护费，那都已经算是经过了美化的。如果诸位金庸迷们真正跑到清末民初的少林寺去看上一看，绝对会有一种火烧少林寺的冲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少林寺犯下的滔天罪孽，实在是罄竹难书：迷奸诱拐女香客，在密室里裸体开淫乱派对，玩腻了再卖进青楼；冒充土匪劫掠商旅，勒索保护费打杀人命；勾结反动军阀，迫害共产党员制造白色恐怖；以及投靠日寇为虎作伥，当带路党出卖抗日军民，基本上样样都干过……
所以，当代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不辞辛劳给裸体女施主上床开光祈福，在佛前的香案上供奉避孕套的光荣事迹，也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六、在中世纪洗澡有生命危险？！

言归正传，接下来就要谈到中世纪欧洲的日常生活之中，最让现代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不卫生！
请问诸位读者一件事，你们一般几天洗一次澡？
就作者所知道的情况，很多特别爱干净的女性，经常是天天都要洗澡，大多数人则是两三天洗一次澡。就算是最不讲究的男人，最起码一周也要洗一次澡，否则就会觉得浑身瘙痒难受。
可是你知道吗？中世纪的很多欧洲人，经常是一辈子才洗两三回澡！
按照史学家某种比较夸张的说法，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是“千年不洗澡”！
——在中世纪的欧洲，按照天主教会的观点，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不洗澡则成了圣洁的象征！那些有足够勇气长年不洗澡的人，甚至会被册封为圣人！就如同中国人褒奖寡妇的贞节牌坊一般！
于是，在这一巨大精神激励的诱惑下，许多虔诚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开始了浑身污秽的艰苦修行——圣亚伯拉罕阁下坚持50年不洗脸，不洗脚，最终成功封圣。
圣西蒙先生任凭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也从不清洗，一直到死为止。
圣尤拂拉西亚女士主持了一座女修道院，教导出130多个最虔诚的修女，严厉监督她们一辈子不洗澡。
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坚持一辈子不洗澡，被册封为圣女阿涅丝……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些宗教狂都是为了博取声望，而在挑战自虐方面的吉尼斯纪录，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现代那些吉尼斯纪录挑战者们究竟做过多少不可理喻的事情，在这里暂且不论，就算在古代的中国和日本，也有一些苦行僧和虔诚的佛教徒，会用长针刺破自己的手指，往砚台里放血来抄写佛经……但这并不代表着古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喜欢拿针扎自己玩儿！
确实，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不爱干净的——在中世纪之前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非常喜欢洗澡的民族，几乎每一座罗马城市都有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场。
而最初那一批攻入罗马帝国的边境蛮族，也都很快学会了这种享受，并且很为之着迷。
举个例子来说，那位赫赫有名的“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就曾经役使大批罗马战俘，在草原上修筑了一所非常豪华的罗马式大理石豪华浴室。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蛮族们都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而中世纪初期的欧洲文明也是在不断倒退的。
随着罗马帝国的荣光渐渐远去，各种锅炉管道的先进工程技术相继失传，古代的大型公共浴室也逐渐坍塌荒废。中世纪的欧洲人慢慢地没办法像古代罗马人一样畅快地洗澡了。
——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城内的大型浴室虽然华丽如宫殿，其实有很多却是面向公众的慈善福利设施。或是完全免费，或是象征性收费，不管再怎么穷的普通老百姓，都有地方能去洗。
但到了中世纪时期，由于技术的退化，没有了建设庞大复杂的锅炉和管道的能力，欧洲人洗澡的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
所以，在中世纪的早期，就算是国王和贵族，大多也就三个月洗一次澡，原因主要有这样四条：一是在澡盆底下要垫很细腻的布或者丝绸才行，这样的话，入浴时身体才不会被澡盆的木刺扎到（可想而知那年头的木质澡盆有多么粗糙），而老百姓是绝对买不起这么多的高级布料，拿来为自己垫屁股的。
二是洗澡水的问题，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古罗马的庞大浴场，拿家用的大锅煮沸一锅水，只够灌满澡盆的三分之一，因此洗一个热水澡就要烧三次水，很麻烦。而且，铁锅在早期的中世纪欧洲，也是稀有的昂贵物品，很多农夫家里连铁质农具都没有，只能像原始人一样用木器、骨器、石器耕地，更别说铁锅了。
三是古罗马人洗澡用的肥皂（用磨成粉的松果加水捏成的香皂）、香油和香料，在中世纪的欧洲都很贵，除了伯爵以上的大贵族，根本没人买得起。
四是封建迷信的不良影响，天主教会认为洗澡会损伤身体的元气，不到万不得已，最好还是少泡澡为妙（当时还只是不提倡，类似于佛教戒酒戒肉戒色之类的宽泛说法，后来才开始严厉禁止）。
因此，中世纪前期的人们大都是不怎么洗澡的，普通老百姓用不起昂贵的沐浴设备，有很多人一生中都没有好好地洗一次澡。农夫或许时常下池塘游泳，却从来没有好好地把自己刷洗干净。
只有在意大利某些古罗马时代遗留的城市之中，才残存着若干完好的浴场，而市民们也保持着时常沐浴的习惯。
（注意，中世纪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阿拉伯人的地盘，不属于天主教世界。）
呃？你说这种夸张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明明有很多中世纪的图画和文献里面，都记录了当时欧洲人一起洗澡沐浴的场景，还有一些修道院和城堡的遗址里面，也有公共浴室的痕迹？
嗯，那是因为正如现代的时尚潮流总是在不断变化一样，中世纪欧洲人的卫生观念，也并非是在上千年里都一成不变的。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阿拉伯人的沐浴方式和大型浴室修筑技术，也随着返回的十字军战士，慢慢地传入了欧洲，较为便宜的肥皂也被发明出来。
再加上肆虐横行的北欧维京人海盗，在烧杀劫掠之余，也把故乡的蒸气浴（桑拿）传到了世界各地，比如说法国的诺曼底和不列颠的英格兰。
于是，从10世纪、11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慢慢地兴建起了一些中型和大型浴室。到了1292年，巴黎就已经有了26家蒸汽浴室和普通浴室。当时还专门有伙计走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招呼客人去洗澡。
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公共浴室已经很常见，但却始终被教会明文抵制，只不过力度不大罢了。
在当时欧洲人的观念之中，洗澡其实是和现代人的嫖妓一样，属于不好光明正大说出来的享受。而招呼客人洗澡的伙计，基本上跟妓院青楼里拉皮条的龟公没啥两样——不过当时确实有很多妓女在浴室里揽客，而在好一点的蒸汽浴室里，也都提供美酒佳肴和带床的小包间……很像现代中国东莞的洗头房。
所以，教会依然把洗澡视为类似于暴饮暴食、酗酒好色一样的“堕落”之举，那些坚贞虔诚的狂信徒们依然坚持不洗澡，牧师们则被严厉规定不准洗澡（是否能真正执行就只有天晓得了，当时在宅邸里盖豪华浴室和女仆洗鸳鸯浴的神父也是有的）——在中世纪迷信愚昧的欧洲，这样的家伙占的人口比例可不少！
但是，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爱洗澡的良好风气，就在欧洲戛然而止了。而主要原因则是黑死病。
从14世纪初期开始，一场黑死病在全欧洲范围内蔓延，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性命，《十日谈》就是成书于这一时期。浩劫之后人们到处找原因，洗澡也不幸名列其中。那时的医生们认为：水会削弱器官的功能，洗热水澡时毛孔完全张开，有毒空气就会进入身体。所以洗澡越多，越容易染病，只有不洗澡才能健健康康的，如果身上有一层厚厚的污垢，更是能够抵抗疾病侵袭！
于是，在对黑死病的恐惧和教会的宣扬之下，欧洲人终于进入了一个全民不洗澡的“臭气熏天时代”
——曾经生意兴隆的公共浴室，全都被火速关闭，人们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沾水。洗澡被当作一种酷刑和医疗手段，医治的对象则是精神病患者……类似现代的杨教授用电击疗法治网瘾。
根据医嘱，贵族们为清洁起见，每天早晨用一块干燥的白布擦擦脸，但是绝对不用水洗——欧洲的庸医们建议人们只用干燥的白布清洁脸和眼睛。因为用水清洗有损视力，会引起牙病和感冒，使脸色苍白，而且对天气的冷热更加敏感……
哪怕是到了17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如果没有医生的吩咐，最爱干净的法国贵妇人每年也仅洗两次澡，平时主要用干毛巾擦身。
而法王路易十四本人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地沐浴，从1647年到1711年的64年间才洗过一次澡，这一惊人记录，迄今依然被保留在路易十四的御医每天为他做的身体状况的详细笔记上。
到了18世纪，法王路易十五一生只洗了三次澡，一是诞生日，二是大婚日，三则是入殓。
（唉，想想路易十五那位著名情妇蓬巴杜夫人还真是可怜，每天要跟这么一块臭气熏天的腐肉上床。）
但人不洗澡就要发臭，而欧洲人似乎还没有变态到以臭为美的程度——在法国，“整个贵族阶级，甚至国王身的臭气就像猛兽一样，王后的气味又像一只老山羊一样，夏天和冬天都是如此。”
于是，法国人只好潜心研究香水——香水最早发明于古代印度和波斯，而在欧洲，则是由继承了古罗马遗产的意大利人，建立起了第一批生产香水的作坊。
但法国的香水工艺一直很落后，直到后来才突然繁荣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洗澡了！
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自然使得香水成为生活必需品！
——法国贵族们先是大量从意大利进口香水，然后觉得这样不划算，便自己琢磨着开办香水作坊。在路易十六的年代，更是动用举国之力将意大利香水工业高手挖过来，一举奠定法国香水工业的基础。
到了拿破仑时期，热爱科学的拿破仑鼓励科学家投入对有机化学的研究，从而使法国的香水工业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直到今天……
但是要注意的是，全欧洲基本上只有笃信天主教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才在禁止洗澡方面搞得这么变态。其他国家从16、17世纪开始，又开始慢慢地恢复了洗澡的习惯，尤其是新教国家，通常恢复得最早。
而西班牙人由于有很多殖民地位于热带，普通人到了那边不洗澡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在洗澡禁令上也不如法国人执行得严格。法国人却一直撑到了18世纪后期的大革命前夕，才基本废弛了洗澡禁令。
因此，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后世号称优雅典范的法国人，实际上却是全欧洲卫生习惯最糟糕的。油画里那些文质彬彬的法国绅士和淑女，其实都是肉体上充满污垢、头发里爬满虱子的邋遢鬼，全仗着香水来解决问题。要是把衣服都脱了，现代的不少乞丐都绝对比他们干净！
举个例子来说，5世纪的英国传奇亚瑟王和14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虽然相隔近千年，但我敢打赌亚瑟王的身上肯定比贞德干净——既然是圣女，怎么能堕落腐败地洗澡呢？
所以，贞德这个男人婆估计不用香水也不洗澡……再加上皮革味，马粪味，血腥臭……那些兴冲冲跑过去向她要签名的穿越者，千万得小心别给熏得一个跟头晕过去！
（附带一提，贞德好像不识字，不过自己的名字大概还是会写的吧！）
相反，在亚瑟王的年代，古罗马帝国的洗澡传统和遗留的浴场，估计还没有完全崩坏。
综上所述，中世纪前期的欧洲人不洗澡，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贫穷和卫生上的不讲究，对于经济上不成问题的贵族来说，纯属个人爱好的区别——有人很喜欢洗澡，也有人很讨厌洗澡。
在身份尊崇的贵族骑士造访某座城堡的时候，女主人不仅要安排宴席，如果客人提出要求的话，还要准备沐浴的热水和花瓣香料。在爱尔兰地区，还有着城堡的女主人要亲自陪同客人沐浴以显示热情的风俗。
但当时的欧洲人并不以浑身肮脏为耻，所以喜不喜欢洗澡就跟我们现在抽不抽烟一样，请客人洗澡也跟请客人抽烟一个概念，愿不愿意洗澡是客人的自由。不过，那年头讨厌洗澡的贵族似乎比较多……
穿越到那个时期，只要你有钱置办豪华浴室，想要天天洗澡并不困难，最多被人说是太奢侈太堕落。
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由于十字军从东方带来的新时尚，以及维京海盗的贡献，各种沐浴方式在欧洲一度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就能洗澡，还附带餐饮和色情服务，太穷的人则不管在哪个时代都很脏。
当然，前提是你不能去教会当神职人员，否则若是没点背景和靠山，就绝对不能破戒去洗澡了。
最后，如果你不幸穿越到了黑死病爆发之后的中世纪末期，直至17世纪之前的近代西欧，那么你可就太惨了！由于对黑死病的恐惧，当时欧洲人对洗澡的痛恨程度，是我们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最危险的年代里，如果你背着别人偷偷洗澡被发现的话，小心让正愁缺少替罪羊的牧师们给载上一个天大的黑锅，诬陷成传播瘟疫的女巫或巫师，然后被愤怒的民众绑到柴堆上用火烧掉啊！
就算你手脚灵敏，可以偷偷洗澡而不被发现，但其他人可不会为了迎合你的喜好，而“冒着生命危险”去洗澡。于是，在你的城堡里，到处都是几十年没洗过澡的人形垃圾堆……生活在这种悲催的环境下，根本就不用刺客来暗杀，只要在吩咐事情的时候，让他们往你身边一凑，恐怕不出十分钟，你就能被这些人型移动毒气弹给打发到天堂，跟那位安排你穿越到中世纪的衰神大人抱怨去了。
由于在这个年头，整个欧洲的女人，除了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之外，全都是臭气熏天的，你说不定还会因此对女人失去兴趣——想想看，当你浓情蜜意地呼唤着恋人的名字，百般奉承讨好，好不容易逗得她咧嘴一笑，却当即露出满口参差不齐的坏牙，从红唇中喷出宛如粪坑的吐息……
嗯嗯，突然有点理解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王子和国王喜欢搞基，还有阿拉伯女奴为什么这样受欢迎了……

七、随地大小便的中世纪欧洲人

好了，就算你运气好，穿越到了黑死病爆发之前的中世纪欧洲，附在一个富有的贵族继承人身上，也没有一个狂信徒老妈或老爸逼着你浑身烂掉也不准洗澡，家里有很多钱可以置办一个豪华浴盆，还精选了一位漂亮侍女陪你入浴……但是，看着她毫不介意地在浴室墙根拉了一坨大便，然后若无其事地爬进浴缸，你还能够在粪便的臭气里欣然洗浴吗？
——如果说欧洲人“千年不洗澡”是夸张的说法，那么欧洲人“千年随地大小便”，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普通人来说，地板就是他们的厕所，拉完以后用铲子往墙角一铲，就算了事。况且他们平时都被体臭味给熏惯了，自然对近在咫尺的粪便尿水觉得无所谓。
只有最讲究的贵族和高级牧师，才会在起居室设置专门的厕所，并且布置得很优雅舒适——由于厕所这个词汇太不雅，就隐晦地称为“私室”、“舒适之所”或“祈祷室”。
嘿嘿，这样一来，大家就都知道了吧，教堂的祈祷室最初就是当厕所用的，神父们每天一边拉大便一边手捧圣经向上帝祈祷忏悔……末了再撕一页圣经擦屁股？
嗯，这说法似乎有点太亵渎神灵了，而且圣经也太贵了，擦屁股太浪费……
但问题是，伺候贵族的仆人们依然随地大小便，所以城堡内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污秽不堪，通常能够保证老爷和太太们平常待的地方不太脏，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老爷们也会命令仆人定期打扫清理自己的住处。不过，懒惰的仆人为了省事，通常都把粪便和垃圾直接倒进护城河……久而久之，城堡就成了粪水环绕之中的臭气室。
事实上，很多贵族也都喜欢随地大小便。例如在1665年夏天，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带着大票仆役到牛津度假，事后，当地一位古董商人的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
而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还要更加不讲卫生，就连皇宫和贵族府邸里也没有厕所，最多弄一个木头马桶——于是，大家便在壁炉、门后、墙上和阳台上随地大小便。宫中甬道的每块石头上、宏伟的迎宾台阶上到处是大小便，一直到中世纪结束也毫无改观，枫丹白露的人们还在“随地屙屎，街上粪便随处可见”……
伟大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解决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枫丹白露宫到处是大小便的问题，只有采用一个办法，那就是轮流搬家——每月搬一次家，在贵人们糟蹋这一处时，安排仆人去清扫另一处。
总之，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人，始终都是全欧洲最肮脏，最不讲卫生的邋遢鬼。哪怕是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里，也没有下水道、厕所和浴室……大家有没有一种梦想幻灭的感觉？
——事实上，在我们这边一家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就有一个不修边幅，闻起来浑身散发下水道气息的著名邋遢鬼，不仅被老师逼着勤换衣服多洗澡，还被同学们嘲笑说他是“最纯真的法兰西风情”……

八、建立在粪堆之上的欧洲名城

好吧！如果你是城堡的主人，自然可以用严刑酷法约束仆人，把他们赶到院子外边大小便，并且找个远离居室的地方堆积垃圾和粪便。但是，总是看着城堡里的这么几十个人，还有外面一成不变的田野和山林，时间久了你肯定会腻……那么，不如到城里去逛逛？
嗯，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地广人稀，到处都是乡村和荒野，贵族老爷们都蹲在城堡里，但还是能找出那么几个像样的城市——比如说德国的科隆，奥地利的维也纳，法国的巴黎和马赛，还有伟大的罗马……虽然这些城市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通常只有几万人口，但总归比小小的城堡要热闹。
不过，你在进城之前，最好往鼻子上捂一块布，有条件的话再喷点儿香水。
呃？为什么？在这里扯一些题外话，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西方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里面，代理首相“小恶魔”提利昂阁下，带着他包养的乡下妓女进了王都君临城，那妓女在床上就整天跟提利昂抱怨这地方太臭——那还是首相金屋藏娇的高级别墅呢。
之后，提利昂到城门去迎接一位从沙漠里来的多恩亲王“红毒蛇”奥柏伦，这位亲王也是在城门口就被臭气熏得久久驻足，最后才捏着鼻子老大不情愿地进了城。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数确实都是这样很脏很臭，所以人们总是喜欢边走边拿一束薰衣草。
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基本没想过要新建下水道，就算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几百年荒废下来，也都堵塞得差不多了——修建地下排水系统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战乱频繁，领主自己都没把握他们的统治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在贵族老爷们的眼里，人民不过是制造税金的工具，哪有精力去为人民的幸福着想？
更糟糕的是，当时的欧洲人都不懂得使用粪肥，在城市和乡村的道路上，自然也就没有了捡粪的农民——在东方世界，他们可都是免费的清洁工！
如此一来，区区几十人的小城堡，都能被不讲卫生的中世纪欧洲人搞得这么脏乱，而几万人的“大城市”，更是铁定会处处散发着恶臭，脏得令人毛骨悚然。
总之，在进城之后，你不仅要像现代人一样当心踩狗屎（中世纪主要是人屎和马粪），更要注意高空坠物——根据从罗马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糟糕生活习惯，欧洲城市居民都喜欢直接从窗口倾倒粪尿。
区别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还有人负责清扫，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则堆着满街粪便没人管，直到被鞋子、马蹄和车辆碾压成新的路面为止……
现在明白这地方为啥会臭了吧！街道的路面都是用陈年大便铺的啊！
而且，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很狭窄，想要躲避突然从天而降的屎尿，如果不全神贯注的话还真是不容易。在17世纪的法国巴黎，法令规定市民在白天不许从楼上倾倒粪尿，只有晚上才可以，但倾倒之前必须要先喊一声“注意尿”，以防引起不必要的治安纠纷……
而在更古老的中世纪年代，则是白天晚上都可以随便倾倒，至于在倾倒粪尿之前会不会吱一声给路人提个醒，则要看这位市民的素质和心情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1776年，富兰克林漂洋过海到法国来求援，结果才刚进巴黎就被臭气熏昏，而那时的巴黎卫生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所以，有很多人刻薄地评论说，如果有谁能够在中世纪的巴黎过得很习惯，那么他的鼻子绝对可以扛得住一战时期的毒气弹！
于是，踩着肮脏的粪便和泥水，提防着随时都有可能从头顶泼下的屎尿，闻着堪比一战时期毒气弹的恐怖臭气，你终于提心吊胆地在中世纪的城市里转悠了一圈，从心底里给这鬼地方贴上了肮脏、愚昧、落后、人间地狱等等恶心的标签。只怕是连看木偶戏和听教堂圣歌的心思也没有了，只想着赶快离开。
事实上，这些建筑在粪堆上的欧洲城市，在中世纪的年代里，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它们最恐怖的时候。
中世纪的欧洲毕竟人口稀少，哪怕是在城市里，粪便堆积也还不是最急迫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工业革命前夕，欧洲大城市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卫生观念却并未随之提高的时候，情况还要更加恐怖和荒谬。
到了中世纪晚期，巴黎人为了清理市容，总算开始把粪便集中起来，堆积在城墙外侧，用以减少城内的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
最后，粪堆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踩着粪堆直接冲上巴黎城墙——上帝啊，从中世纪以来积累的“环巴黎粪堆”，已经高得可以把城墙给淹没了，巴黎城就是一颗被粪堆环绕和保卫的明珠！！！
而且，情况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巴黎人还要偷懒不想着怎么把堆积如山的大粪拉走，而是直接在粪堆上加高城墙……你们难道就这么喜欢粪便吗？这是什么花都巴黎啊！根本就是一座大便之都好不好！！！
英国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直接把粪便排入城市附近的河道内。但由于粪便太多，河流很快就开始慢慢地被淤塞……
例如，伦敦的弗利特河就负责收集了几个世纪的粪便，等到河水终于停止流动的时候，弗利特河也变成了弗利特街——这么奇葩的填海造陆方式，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好了，不多说了，如果在看到了上述内容之后，依然有人想要到欧洲中世纪闯荡一番的话，我只能在这里佩服你们的勇气，并且默默地献上祝福。

九、寒冷黑暗的欧罗巴

自从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以及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国人普遍将欧洲看做是文明、富裕、民主的典范，甚至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
但事实上，论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宜居程度，欧洲是远不如东亚的——我们中国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大家在看世界地图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欧洲大陆在纬度上，整体要比东亚大陆高出一个层级？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中国最北方的城市，是黑龙江省的漠河市，位于北纬53度。
此地年平均气温约为－5.5℃，各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月份长达8个月之久。所以常年寒冷如冬，夏季只有半个月左右，最高温度也不过20℃，夜里只有10℃左右，素有“中国北极城”之称。
而更令人烦恼的，则是由于这里的纬度太高，使得昼夜长短变化剧烈。在夏至日的时候，漠河的气温虽然清凉，白昼却达19小时以上。到了白昼最短的冬至日，又只能看到四五个小时的太阳，而且光线很弱。
位于北纬53度的“中国北极城”，已经是如此的令人望而生畏，怎么看都不是宜居的好地方。那么欧洲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历史名城，纬度又该有多高呢？
在这里列举一些数据：俄国莫斯科，北纬56度；德国柏林，北纬52.5度；英国伦敦，北纬51.5度；法国巴黎，北纬49度。而中国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则位于北纬45度——我们印象之中风光旖旎的花都巴黎，原来比哈尔滨还要靠北啊！而英国的大部分土地，更是跟西伯利亚一个纬度了！
再往南看，意大利的罗马，北纬42度；西班牙的马德里，北纬40.5度。而北京的纬度是北纬39度。这些在我们印象中到处都是沙滩和比基尼的南欧国家，其实也就跟吉林、辽宁位于差不多的纬度。
继续南下，渡过地中海，一直来到沙漠中央的尼罗河畔，我们印象中已经是酷热地狱的埃及，它的纬度又是多少呢？埃及开罗的纬度是北纬30度，基本上跟上海差不多——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对开罗市民的采访，这位开罗人抱怨说革命之后城里老是停电，冬天没有暖气，冻得他患上了风湿病……
总的来说，欧洲大陆在纬度上，整体要比东亚大陆高出一个层级。英、法、德为核心的西欧地区，与东北地区处在同一纬度；而北欧和英国北部的纬度，则已经和西伯利亚拉平了。就连地中海畔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些南欧地区，也只是和华北地区的纬度差不多而已。
把欧洲形容成是一个寒冷的地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丝毫不为过。
虽然得益于大西洋暖流的滋润，欧洲地区在冬天要比同一纬度的东亚地区温暖一些，可是一旦这道暖流出现什么异常（真的有过好几次），大半个欧洲在冬天就会瞬间掉落到零下40度的地狱冰窟！
更要命的是，在地球上，相同纬度的不同地区，由于海拔和季风、暖流的影响，温度不一定相同，这与具体的地理环境相关。但纬度越高，昼夜长短变化越大，却是绝对的真理——因为这是太阳的事。
在北纬53度的黑龙江漠河，冬天已经只能看到四五个小时的太阳，想来差不多同一纬度的德国柏林和英国伦敦，也应该是类似的状况。而更北方的莫斯科，则已经快要是终日黑夜不见亮了。
所以说，大家应该明白现代的欧洲人，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跑到地中海边去晒太阳了吧。
而到了夏天，情况却又反了过来，太阳每天在头上晃悠17、18个小时不下山，大半夜都要照样晒太阳，把人晒得头脑发昏——在德国，夏天气温通常一到30度就遍地有人中暑了，不是欧洲人体质娇弱，实在是要连续不断地晒上18个小时，再怎么健康的人也吃不消啊！
虽然在冬天和夏天各有各的烦恼，但对于古代的欧洲人来说，黑暗总是比光明来得可怕——白昼太长，对于古代人来说，最多就是想办法找个阴暗地方睡觉的问题，实在没办法，晒着太阳也不是睡不着；而黑夜太长的话，古代的欧洲地广人稀，到处都有要人命的毒虫猛兽出没，在黑夜里实在是不敢随意外出，否则万一遇到狗熊豺狼什么的可就惨了。而那年头的照明条件又落后，天黑之后在家里也做不了什么事，只能在黑暗中发抖和祈祷，同时胡思乱想一些可怕的幻想神话故事啦！
正因为冬季和夏季的白昼长短变化如此剧烈，西方人才尤其觉得冬日可贵。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又一次提起西方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位红袍女巫梅丽珊卓的口头禅“长夜漫漫，处处险恶；白昼光明，勃勃兴旺。”从某种意义上，这也确实反应了西欧人的季节观。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年代之前，欧洲就是一个寒冷、愚昧、落后，文明之光摇摇欲熄的黑暗世界。

场景3、穿越日本平安时代

通过前面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了穿越中世纪欧洲是一趟何等悲催的地狱旅途。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中世纪的欧亚大陆，无论是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文明世界，还是东方的宋朝，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都要比同期的欧洲强得多。
根据前文所述，像洗澡、饮茶、喝咖啡等一系列习俗，都是从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的。而东方的宋朝，更是黑暗中世纪里的文明灯塔，让四方蛮夷眼巴巴地羡慕不已。对此，历史学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哪怕是一位在汴梁城看管市集的老兵，也比欧洲一位拥有城堡的贵族骑士过得舒服！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片土地的富饶程度，应该可以从它的菜谱中看出一些倪端。而中国历史记载中最豪华的一次宴席，就是在南宋时名将张浚宴请宋高宗赵构。这场盛宴先后上了大大小小600多道菜，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从上午10点吃到晚上9点，共计11个小时。而中世纪欧洲王室宴会最奢侈的主菜，顶多也不过是抹着糖浆和香料，看上去油汪汪的烤肉罢了——天底下还有哪个国家能跟中国人比会吃啊？
然后，宋朝人的文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同时期遍地文盲的欧洲，例如苏东坡在一次乘船的时候，就发现撑篙的船夫居然熟读《论语》，客栈老板也会背诵他最新写的几首诗词，宛如后世追星族。而在当时的京城汴梁，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不仅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小吃，甚至连当街出售的报纸也有了，各种娱乐和夜生活也很丰富，市民们生活得很有小资情调。足以甩开那些欧洲土著人十条街的距离。
此外，宋朝还出现了卫生纸——五代时期的中国人还在削竹片擦屁股，南唐后主就亲自挥刀削过。但到了元朝关汉卿的戏曲里，就已经普遍改为了厕纸。由此可见，卫生纸应该是在宋朝被发明的。
总之，宋朝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商业化、市民化的繁荣社会，在生活质量上曾经冠绝全球。
诸位不幸来到中世纪欧洲的穿越者们，如果你们还想要享受比较高质量的生活，不妨往东方去吧！
不过呢，请大家注意，这句话里关于“东方”的概念，也就是到中国为止，千万不要走过了头啊！
如果还要继续往东，漂洋过海，来到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传说中太阳升起的日本列岛……
那么，诸位刚刚领略过欧洲中世纪各种悲催风情的穿越者们，恐怕就会又一次万分悲催地发现，自己的这趟东方之旅，不过是从一个地狱跳进了另一个地狱……

一、穿越地点别搞错！

首先明确一下时代背景，对我们来说最最耳熟能详的日本战国（16世纪）对应到欧洲，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了。与欧洲中世纪最为对应贴切的年代，应该是日本的平安时代（9到12世纪，前后约400年）。
（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的生活，赤军阁下已经在《活，在日本战国》里面有了详细描写，在此不复多言。）
虽然不如烽烟四起、刀光剑影的日本战国时代那么让人耳熟能详。但在后世日本的动漫作品之中，故事发生地在平安朝或者以平安朝为原型的作品，其实也为数不少。例如《少年阴阳师》、《御伽草子》、《遥远时空中》等等，还有其它的许多少女爱情漫画，为我们现代人共同描绘出一个优雅矜持的浪漫时代。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大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无敌神通，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凄凉悲愿；柔声细语的多情贵公子，娇羞美艳的深闺怨妇，聪慧狡黠的女诗人，轻歌曼舞的白拍子舞姬，严肃刻板的中年僧侣，午夜出没的妖魔鬼怪……
在上述这些动漫和小说作品之中，日本平安时代的主旋律，似乎就是风花雪月的浪漫爱情，以及优雅浮华的贵族生活。虽然这个年代并没有战国时代那种金戈铁马、沙场浴血的男儿豪情，但却洋溢着女性化的细腻柔美、精致典雅，似乎很得晋江中文网那些女作家的喜欢。
嗯嗯，看起来似乎很不错，就像现代的日本人偶一样精致华美，那么，不妨穿越过去看看？
……那个……在穿越之前，你最好先明确一下地理方位。在那个年头，并不是在日本列岛的任何地方，都能领略到平安时代的风情的……
——平安时代的日本版图，和现在很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小了一圈儿。北海道岛还是土著人虾夷族的天下，而本州岛的东北部奥羽地区（就是地图上从东京往上的那一块），也是由大和朝廷征服之前的旧土著割据自治，类似于殖民地。要到平安时代的末期，当地人才基本完成了与大和族人之间民族融合和同化。
而在西南边，琉球岛还是愚昧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九州岛南部也是野人出没，仅仅在名义上被划入了版图。在这些地方，你只能领略到原始社会的“淳朴风情”……
就算是在大和朝廷治下的绝大部分地方，也都是地广人稀、刀耕火种、野兽出没，连一座稍微像样的城市都找不出来，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恐怕还不如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呢！
没办法，日本文明的诞生都已经是公元二世纪的事了。而大和朝廷的雏形更是直到六世纪才形成，平安时代则开始于九世纪……哪怕有西面的中原天朝大力输入中原文化，想要日本人这么快就从一个个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坐火箭直接进入统一的封建国家阶段，实在是有点儿强人所难。
（想象一下，夏朝的中国大致上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就不会觉得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迟缓了。）
更何况，虽然国家尚未真正统一，但统治日本的贵族公卿们却已经早早地腐朽了。
他们放着开疆拓土、富国强兵的重任不管，一门心思地寄情山水，烧香拜佛，吟诵诗歌，钻研书法，陶冶情操……更绝的是，当时的公卿贵族们，还把全日本的其余地方一律视为“乡下”甚至“鬼地”，认为去那些地方转一转都会沾染上晦气，一心要当宅男，恨不得一辈子缩在风景秀美、佛寺林立的京都城里不肯出来。偶尔有几个离京的家伙，多半不是因为流放就是因为贬谪，或者是出奔躲避政治迫害——走的人和送的人都是哭哭啼啼的，有的甚至还要留下遗书，并且一到了地头就天天盼着尽快回来。
因此，平安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上下完全脱节的畸形社会。唯一的文明城市就是京都，其余地方都是老少边穷地区。
而日后那座繁华大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之中，就跟我们现代中国人印象里的新疆、西藏差不多。在那里崛起的几家武士名门，最早其实都是京都公卿们打发过去巩固边疆的“建设生产兵团”。这些可怜的早期武士，必须一边辛苦地抵御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原始部落土著，例如土蜘蛛、虾夷人之类）的袭击，一边还要开垦土地种水稻自给自足，因为京都的朝廷一般不负责军粮供给。
——至于被派到那里担任国司之类职位的公卿，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援藏干部”。
所以，那个年代的财富、文明、艺术，以及所谓“平安时代的风情传说”，全都被浓缩在了京都的方寸之地，穿越者必须降落到那里去，才能亲眼目睹。而不是像几百年之后的日本战国时代一样，在九州、四国、西国、近畿、东海道、东北各地，都有着各自的英雄美人、故事传奇。

二、衣衫笨重胜铠甲！

滴滴滴！现在穿越坐标已经锁定，就选择平安时代的京都！鉴于大家不是来受苦受罪的，身份则选择公卿或皇族家庭里的少爷小姐……好！穿越成功！接下来，诸位文质彬彬的先生们，似乎就该去享受悠闲而又富有格调的优雅公卿生活。而诸位满心憧憬的女士们，似乎也该去追求自己那一份甜美的浪漫爱情了？
……这个……你还是先把衣服穿好再说吧！
要知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最善于自己折腾自己的民族之一，他们发明出来的各种繁文缛节，就连同样擅长这一套的中国人，时常也会感到有点吃不消。
而整天闲得蛋疼的公卿贵族，更是全日本最会折腾自己的人。光是拿他们穿的衣服来说，贵族男子就有狩衣、束带、衣冠、直衣等种种名目，而且全都是峨冠博带，宽松臃肿，完全以浪费布料为首要目的，基本上没有哪件穿起来好看或舒服的。尤其是公卿们上朝觐见天皇的朝服“束带”，更是在屁股后面还有一条拖地的“长裾”，最长可达5米，具体式样可以参加新娘的婚纱后摆。
而且，日本的贵族公卿们在进宫上朝的时候，可没有女童或伴娘帮他们抬起屁股后头那块布。
于是，这条好像是超长型尿布的“长裾”，只好在地上拖来拖去，就仿佛扫地大妈的墩布——估计最初设计这套朝服的人，就是希望文武百官都能义务劳动，替天皇家免费当清洁工。只要每天上朝散朝的时候，拖着这条“长裾”在宫里来回走上一圈儿，就能把走廊和庭院上的灰尘都给擦干净了……
顺便说一句，平安朝贵族之间的常见恶作剧之一，就是踩住别人的“长裾”，让他一个踉跄跌倒……
至于贵族女子，则有作为正装的十二单衣，俗称“十二单”。以及外出时穿的“壶装束”（就是身穿宽松的袍子，头上戴着一顶斗笠，四周还要垂下长长的面纱，形态臃肿无比，远看上去像只酒壶。）等等。
嗯嗯，作为脱离了低级趣味，追求平安时代古典风韵的女性穿越者同胞们，在看过《少年阴阳师》、《源氏物语》、《遥远时空中》这些动漫作品之后，想必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下平安时代“大和抚子”们的最正规装束，也就是款式最为豪华，色彩最为绚丽，宛如燃烧的云霞般灿烂的“十二单”啦！
所谓的“十二单”，就是把十二件不同色彩的刺绣单衣叠起来穿，看起来五彩缤纷、斑斓绚丽，又有着一种庄严大方的古典之美，无论在电视剧还是在漫画里，都显得异常华丽夺目，视觉效果惊人得好。
尤其是用京都名绸“西阵织”裁制的十二单，更被誉为是艺术和手工的精致组合，以及全世界最华丽的绣品之一，深受古今中外的时尚女性们的追捧和喜爱。
但问题是，你知道这种绚丽奢华的“十二单”，究竟有多重吗？
答案可能会吓死你：10～20公斤！
说得更形象一些，就是大致相当于一名低年级小学生的体重！
——前几年，为了让在日的留学生更加了解日本传统文化，日本名古屋国际中心曾经举办过一场面向留学生的“十二单”女装和服试穿体验会。留学生们先是观看了模特的实际穿着示范，然后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试穿。然后纷纷喘着粗气表示，“……（‘十二单’）不论是颜色还是图案都十分美丽，穿上后好像穿越回古代一样，非常有趣，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重了，实在吃不消。”
有一位中国的23岁棒小伙子听了不信邪，也试着穿了一下“十二单”，结果同样差点被累得趴下。
事实上，名古屋国际中心在那一次体验会上拿出来的“十二单”，已经是10公斤左右的“夏季轻量版”，如果是冬装的话，还要再增加将近一倍的重量（夏季的“十二单”是单层，冬季则要铺绵，类似于中国人冬天往夹衫里面塞棉花，夏天再把棉花挖出来，所以重量变化很大）。
而且，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正装，虽然被后世的人们叫做十二单，但是并不是一定就指重叠地穿着十二件衣服，而是要根据季节和喜好进行不同搭配，数量上也常有突破。其中，一次就重叠穿着26件衣服的女性贵族，在历史记载中据说也是有的……那身“二十六单”的重量，只怕是连40公斤都不止了！
没办法，由于古代的纺织、刺绣、印染技术相对落后，生产出来的布料，在同样的尺寸之下，往往要比现代产品厚重得多。而同样是由于古代纺织技术不发达，布料价格昂贵，所以每个人身上衣服的长短多少，也成了显示财富和身份的一大途径，跟我们现代的富人开车要开宝马，珠宝要戴钻石是一个道理——那年头富人们最常见的摆阔手段，就是把钱都穿到身上！
一般来说，古代的穷人为了节省布料，只能穿一身单薄的短衣短裤，而越是富贵之人，衣服却越是累赘。日本的“十二单”就是这一思路的登峰造极之作，以至于最终搞出了10～20公斤的恐怖重量……
——要知道，同一时期中国南宋的重装步兵铠甲“步人甲”，也就是差不多四五十斤，顶多不到六十斤的重量，而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了……
请大家千万不要想歪了，这并不是南宋朝廷自废武功、自毁栋梁，把士兵养得体弱无力，连娇滴滴的闺中女子都不如。事实上，在世界另一端的中世纪欧洲，普通锁子甲的重量也才15公斤，大概相当于三十斤。就连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都已经达到密不透风般的防护程度了，也只有20公斤的重量而已。
就算是这样“轻巧”的盔甲，三大五粗的士兵们穿着还整天叫苦嫌累，平时行军都把盔甲丢在大车上用骡马拉，只有到了战场之后，才会临时披挂上阵。
可日本贵族女性的“十二单”，也叫做女房装束，乃是她们在宫中当差以及接待客人的时候，必须要穿的正规服装。再加上衣服以外的各种金银首饰和玉佩挂件，以及头上的簪子和饰物，手里的扇子与手绢……零零碎碎加起来，每一位女士的全身负担，有时候只怕是连30公斤都不止！而且还要坚持至少一个白天！
——娇柔的深闺女子为了追求美，真的可以变得比士兵还厉害……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和美丽而不惜性命的精神！把“女为悦己者容”这条古训发挥到了极致！
嗯嗯，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日本古典小说里面的那些宫廷女性，居然经常会稍微一个激动就晕厥过去了——浑身上下穿得这么厚实，就算没被压死，也该被闷死了！到了夏天，更是铁定要中暑啊！
为此，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一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伟大毅力。对于这些身披20公斤重担，还能做到举止优雅、风姿绰约的平安朝古典美女们，我在这里要无比真诚地说上一声：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晓得在那些“大和抚子”的厚厚衣衫之下，是不是藏着一圈圈青筋暴起的发达肌肉？
（事实上，正是由于衣服太重，平安时代的贵族女子在室内很少站起来，平日的起坐基本都用膝行……）
所以，在此奉劝诸位有心穿越到日本平安时代，领略一番古典优雅风情的女士们。在你们踏上这条穿越时空的不归路之前，最好先到健身俱乐部找个健美教练多多锻炼一番，最好能练出一身结实的腱子肉。
否则的话，一旦到了平安时代的日本，你在兴冲冲地穿上了“十二单”正装之后，估计立马就会变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若是没有侍女搀扶的话，只怕连家门都走不出去。而心中更是后悔不已，感觉还是转身回到古埃及，整天光着屁股晃着胸部和大家一起裸奔算了——毕竟轻松啊！
——公元前的古埃及和平安时代的古日本，在服饰文化方面刚好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个穿得极少，喜好裸体；一个穿得极多，胜似铠甲……

三、梳妆打扮要人命！

唉，平安时代日本公卿贵族们那些累赘至极的厚重衣服，实在是让崇尚简洁的现代人感到头疼。
不过呢，好在那年头的人工费很便宜，每个公卿家里都有一大群侍女仆人。所以，诸位少爷小姐们多半不用自己动手，只要像个真正的日本人偶一样戳在那里，自会有一群侍女仆人围着你来回奔走，帮你穿衣服，洗头发，梳理发髻……如果你本事好的话，或许还能趁着这个间隙打个盹。
但问题是，穿好了衣服之后还要梳妆打扮——这个可就很要命了。
首先，古代的东方人不分男女，都习惯于蓄长发。现代女性能够保持长发及腰，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而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秀发，平均都在3米以上！至于在这方面的最高记录，则来自于村上天皇的宠妃芳子，根据记载，这位宠妃的头发大约有7米长……而当今的头发长度吉尼斯纪录最新保持者，中国女选手谢秋萍同志，她的头发长度也才5.62米。
很显然，这么长的头发，无论梳洗、晾晒还是日常养护，都是一件繁琐而浩大的工程。好在梳洗头发和编制发髻的工作一般都有侍女代劳，贵族本人倒是不会觉得辛苦。
真正的问题，在于接下来的面部化妆。
——根据从东晋时代江南士族那里学来的娘娘腔腐朽习气，日本平安时代的男性公卿贵族，也都要像女人一样涂脂抹粉，画眉染齿，每天花上几个钟头的时间精心化妆打扮。
其中，日本古代公卿的“画眉”，就跟现代的概念完全不同，乃是将眉毛尽数拔去，然后在眉、额之间用墨汁点以蚕眉，感觉很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估计会觉得很丑，但好歹不会损害健康。
(但有些奇怪的是，日本时代剧里面那些扮演公卿和贵妇的演员们，似乎都没有剃眉毛啊！)
可接下来的涂白粉，就有着性命攸关的危险了！
所谓的涂白粉，就是用软刷将化妆用的白粉均匀涂于面部，以求美白，如同后世的日本艺妓和歌舞伎一样。当时所用的白粉，主要材质有米粉、铅白（铅白粉）和轻粉（水银白粉）三种。其中米粉最便宜也最健康，但是其颜色却不如矿物粉纯净。所以，那些有条件的公卿贵族，都选用较为昂贵的后两者。
而同一时代的中国宫廷女性，基本上也是在用铅白粉进行美容，正所谓“洗尽铅华”嘛！
但当时的日本公卿们恐怕根本就没有想过，铅白粉和水银白粉都是带着剧毒的啊！！！
早在日本平安时代到来之前，西方的古罗马人就已经因为铅中毒吃足了苦头。
由于长期使用铅粉化妆品，铅制酒杯和铅制餐盘，连高架水渠上面也铺着铅管，结果害得凯撒和庞培的后代们统统患上了慢性铅中毒。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罗马公民都慢慢变得弱不禁风、智力低下、生育率萎缩、畸形儿增多……从而成为了最终导致帝国毁灭的一大诱因！
在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早期的火枪普遍发射铅弹，结果导致每一次战役之后，都有很多士兵因为某颗铅弹卡在体内取不出来，或者取出来得太迟，从而被当时无药可救的铅中毒慢慢地折磨致死。
——长期使用铅白粉搽脸的最终结果，也一样会导致慢性铅中毒，出现贫血，呕吐，神经麻痹等症状。而且。如果贵族女性到了生儿育女的年纪，于怀孕和哺乳期间继续使用铅白粉化妆，那么还会导致婴儿贫血，消化不良，乃至于发生大脑发育不健全。万一不慎在哺乳期间让婴儿直接铅毒入口，由于婴儿的身体发育不完全，内脏器官的解毒能力差，甚至很可能直接导致猝死！
至于水银白粉的毒性，也同样非常恐怖——汞中毒通常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中毒者先是突然变得急躁暴力，随后又变得痴呆健忘，最后生活不能自理，连行动都受影响。汞中毒晚期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有些类似帕金森综合症，也就是那位只有三根手指能动的《时间简史》作者霍金先生患的病。
所以，在此警告诸位准备穿越到平安时代的男士与女士，为了你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哪怕被别人嘲笑你家是吝啬鬼，也一定要用最便宜的米粉搽脸，千万别拿铅白粉和水银白粉去玩命儿啊！
（平安时代生产力落后，还有一部分下级公卿涂米粉敷脸，到了后面就几乎全用铅白粉了，更悲催。）
当然，为了避免天天抱着一个毒物睡觉，然后让这个毒物和你孕育出下一代毒崽子，所以在挑选婚配对象的时候，最好也要找门第比较低，家里比较穷的，总之就是那种用不起铅白粉和水银白粉的破落户吧！
于是，为了健康着想，你顶着侍女们的嘲笑与鄙视（笑话你是小气鬼），硬是坚持用最便宜的米粉涂完了脸。接着，侍女们拿出了红花染料，涂抹在你的嘴唇、脸颊和指甲上，差不多相当于后世的口红、腮红和指甲油——这玩意儿倒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产品。
问题是再接下来的那个化妆步骤“黑齿”，就又要让人受罪了！
——为了更好地衬托出肌肤的白嫩，平安时期的公卿贵族不分男女，都以黑齿为美。举行了成人仪式之后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都要把牙染黑，以示进入结婚年龄。
为此，他们会在自己的牙齿上，至少是门牙上，涂抹一种名为“铁浆”的黑色染料。
——诸位寻求浪漫的女士们和男士们，请注意了！在日本平安时代背景的动漫作品里，那些笑一笑露出六颗白牙的帅气贵公子，还有眉毛弯弯、明眸皓齿的名门大小姐，其实统统都是不存在的啊！
而这种古代日本人特有的“铁浆”，又是什么玩意儿呢？具体来说，就是将茶，酒，醋等液体混合之后，加入生锈的碎铁屑，然后像酿酒一样密封发酵，最后加热煮沸而成的一种粘稠液体。
据说这种“铁浆”闻起来有恶臭味，还带有轻微毒性，并且会严重损害牙龈，弄不好还会导致口腔感染——真不知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干嘛要发明出这个玩意儿来折磨自己？
但是，正所谓入乡随俗，在那个环境里不肯染黑齿的下场，就是被全社会排斥。
——根据记载，在平安时代，也曾经有一个特立独行的贵族女子，坚决拒绝染黑齿和剃眉毛，结果一直拖到年纪老大也嫁不出去，让父母愁得要死。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口味猎奇（以当时的观点来说）的贵公子，这才勉强凑成了夫妻……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打定主意要穿越到平安时代的日本公卿家庭，那么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台湾同胞，多嚼嚼槟榔吧！一直嚼到牙齿全部发黑为止！虽然嚼槟榔也会对牙齿有些损害，但再怎么说也比日本人去涂那个什么劳什子“铁浆”要强得多！

四、绝对不健康的贵族饮食！

现代的日本人，以饮食健康和长寿而闻名于世，并且向全世界推销他们那套以素食、海产品为主的健康食谱。而饱受毒牛奶、地沟油坑害的我们中国人呢？呃，有个笑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作为中国人，不把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吃一遍，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唉，若是92号以后的放射性元素都能吃下肚，那咱们中国恐怕就该要变成全民超人了……
言归正传，虽然现代日本人自诩饮食健康，但平安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在饮食方面可就非常糟糕了。
古代日本的公卿贵族，乃是这个国家饮食习惯最为奇怪的一群人，从总体上讲崇尚素食——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不久的7世纪（相当于初唐时期），当时的天皇就下令禁止食用牛、马、犬、猿、鸡。经过200年的反复强调，到了9世纪以后的平安时代，日本的公卿贵族就已经养成了基本不吃肉类的习惯。
此禁令一直要持续至明治维新之后，才被推崇西方化的明治天皇下令解禁（天皇带头吃西餐啃牛排）。
当然，这一禁令的生效范围，在平安时代基本只限于公卿贵族，其他人偶尔还是吃一点肉的。
但问题是，当时整个社会都普遍认为肉食是下等人吃的东西，吃了四脚动物来世就要投胎当畜生，所以只有没文化的农民、猎人和下级武士才会吃肉。若是作为上等人的公卿竟然去吃肉，在贵族圈子里就会遭到普遍的鄙视和排斥，简直跟现代人吸毒差不多。
不过呢，不管哪个时代都有突破传统的人，哪怕是在公卿之中，关起门来开小灶偷偷吃肉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为了吃一顿没油没酱的白煮肉，就要搞得比吸毒还见不得人，也未免让人觉得太悲哀了。
事实上，由于虔诚地信奉佛教，平安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不但不吃肉，而且连鱼都吃得不多——就是在平安时代，有个特别崇佛的天皇觉得光是不吃肉还不够，又颁布了一项加强化的法令，进一步禁止食用鱼虾贝类，除了素食什么都不准吃！而更令人叫绝的是，这条禁令居然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几十年！之后，这一过分的禁令才渐渐松弛，但还是有不少人坚持不吃任何荤腥。
所以，日本公卿贵族主要吃的食物就只有大米，做成白米饭、饭团、年糕之类。配菜的种类也很贫乏，基本上只有咸鱼、腌菜和酱汤。味噌汤则是几百年后日本战国时代的战场速食，此时尚未发明，平安时代的人只知道拿味噌当做蘸酱用。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则会拿出一些栗子、纳豆、梅子、干贝之类“远方的贡品”来改善伙食，虽然名头很好听，但其实却吃得比中国乡下小地主还不如。
——由于京都地处内陆，不靠海，而当时的保鲜技术和运输条件又根本是个悲剧，所以平安时代的公卿贵族们，除非是大富大贵之辈，否则也很少能够在京都吃到鲜鱼鲜虾，通常只能吃咸鱼干。偶尔得到一尾鲜鱼，就是值得向全家夸耀的事了。
因此，在当时日本公卿的日常菜单上，基本上除了咸菜、酱萝卜和咸鱼，就是咸鱼、咸菜和酱萝卜。有时候连咸鱼都没有，只有咸菜和酱萝卜。
如果弄到了几条鲜鱼或一些贝类，又赶上春夏时节，有新鲜的萝卜和野菜可以吃，饭后再来一杯茶和几块米粉做的小点心，那就已经算是很奢侈的大餐了。
而且，就算有了好的食材，由于日本的烹饪文化不发达，也别想让平安时代的日本厨子做出什么红烧鱼或者葱油海参之类的菜色。当时日本菜肴的做法除了蒸就是煮，或者就是生吃，连烤的都很稀罕，炒菜更是一直到江户时代都没有普及，不管什么菜都做得淡而无味，对中国人来说味同嚼蜡。
至于现代那种覆盖着鱼肉、蔬菜或鸡蛋卷，色彩绚丽缤纷的“江户前”手握寿司，则要等到近千年之后的江户时代初期，才在日本逐渐出现。
而在平安时代，当时的日本只有一种用鱼、酒糟、盐、醋、米饭混合在一起，压上石头发酵腌制而成，散发着一股浓烈恶臭的“旧式寿司”。这东西跟现代的日本寿司完全不是一回事，更像是酒糟鱼和臭豆腐的混合物——在现代的日本，这玩意儿基本已经淘汰，但还有少量生产，喜欢吃臭豆腐的朋友如果去日本的话不妨尝试一下，不过据说这东西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最好还是不要多吃……
还有，在当时贵族公卿的家庭，每一顿饭的菜肴数量都有严格的礼法规定，最多只能吃三菜一汤。而且三道菜里面只能有一样荤菜，然后是一道酱菜和一道炖煮野菜，外加一碗酱汤。餐点的数量和类型统统都被规定死了，菜色的数量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一直到平安时代结束也没有改变……
所以说，就连这么可怜的菜谱，平安时代的公卿们也不能吃个尽兴。
虽然现代的日本人把茶道视为国粹，但是在平安时代初期，大多数日本公卿还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只有少数僧侣和文人，才通过遣唐使从中国学来了饮茶的风俗。而且在当时的日本列岛，也没有比较好的茶树，本土的茶叶味道粗涩，难以入口，通常是被当做药用，最上等的茶叶则要靠从中国进口，价格高昂得让人难以承受。所以饮茶的习俗虽然几度短暂地风行一时，但很快又衰落下去。
一直要到平安时代已经步入尾声，即将进入武家统治的镰仓时代的1191年（镰仓幕府于次年正式成立），唐代茶圣陆羽写的《茶经》和优质茶树种子，才被高僧荣西法师从南宋带回日本，初步在贵族与武士之间普及开来，形成了茶道的雏形。而茶道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则是16世纪的事了。
至于现代日本流行的拉面和荞麦面，以及“怀石料理”里面的大部分菜色，还有油炸天妇罗、大阪烤章鱼球之类的特色小吃，在平安时代也还不见踪影。
总的来说，平安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们大多崇信佛教，普遍在思想上自律得过了头，严厉地戒绝杀生，把口腹之欲视为罪恶。有些贵族女子馋得实在受不了，吃了一条鱼，回头就要向佛祖忏悔祷告一番，认为这是很大的罪孽——真不知后世那些整天吃肉喝酒的日本和尚，看了这些古代信徒的举动会怎么想？
光是不吃鱼，还算不上最自虐的。有些公卿贵族听了和尚们的忽悠，索性完全不吃菜，每天进餐除了米饭就是米汤，最多加点儿盐进去，于是营养结构极度失衡，维生素严重缺乏，最后硬是弄出了脚气病……并且一直到1000年之后的江户时代末期，还有不少这样的傻瓜存在。
所以，在这种全民自虐式的狂热宗教氛围中，日本的公卿贵族虽然也经常宴饮，但一向本末倒置，一心只是在餐具、酒具和桌案方面下功夫，弄得描金涂漆、美轮美奂，还要追求高雅的环境和意境，却把菜肴本身看得无足轻重。一个大盘子里只放一小撮菜的坑爹做法，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流行的。
因此，就算你在餐点酒食方面弄出什么新鲜花样，也很难得到众人的追捧，说不定还要遭到严厉斥责和抨击。不过总算比愚昧的欧洲中世纪要强一些，不会被当成巫师绑到火堆上烧烤——毕竟要戒杀生嘛！
除此之外，正如同欧洲的骑士们没法自己脱盔甲，得要仆人拿螺丝刀“开罐头”一样，日本的公卿贵族也有着类似的烦恼——因为穿著正装时，身上的衣物十分厚重繁杂，穿脱不易，因此他们在平时必须尽量少喝水，以避免增加上厕所的次数……而这显然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
——只有米饭的单调饮食，缺乏鱼肉的全素菜谱，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的摄入量全都严重不足，还要尽量少喝水……上述这些不健康的饮食内容，导致了平安时代的公卿贵族们不分男女，普遍都营养不良，百病丛生。尽管他们地位尊崇，健康状况却往往不如无拘无束的庶民。
——根据统计资料，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都很短命，男性公卿平均只能活到32岁左右。至于终年生活在垂帘内的贵族女子，平均寿命更是仅有27岁而已！
对于现在流行的素食主义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很糟糕的反面事例。
而且，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大约55%死于肺结核，10%死于皮肤病，还有20%的主要死因是脚气病，并且普遍患有伛偻病，未老先衰——这些主要都是衣衫服饰太厚重、化妆用品不卫生和营养失调才造成的毛病！根本就是在自虐啊！
相反，其余那些在饮食衣着和打扮上不那么讲究的下层百姓，尤其是生活条件较好，时常能够射猎吃肉的武士们，由于营养相对平衡，身体比较健康，并且还勤于锻炼，所以平均寿命反而较高。
——根据当时留下的统计数字来看，平安时代的武士，是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之中最长寿的，平均都能活到将近70岁（平安时代的战争相对稀少，武士战死的不多），老百姓平均寿命也能达到50岁左右，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确实不愧为长寿之乡。
相形之下，这些理应养尊处优的公卿贵族，平均寿命却是如此短促，真是叫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看着自己这些尊贵的上等人，反而活得不如市井小民健康舒服，平安时代的贵族们自然会感到不平衡。
因此，那些博学多才的公卿们，有事没事总是喜欢无病呻吟，悲叹着自己如蜉蝣般短促的生命，说什么“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但这些消极厌世的公卿贵族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想过，他们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短促，根本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折腾自己，硬是搞垮了身体折腾出一大堆的自虐病啊！
现在大家明白为啥日本朝廷会被幕府架空好几百年了吧！让这么一群喜欢自虐的短命鬼病号，去驱策驾驭一群健康长寿的勇武男儿，实在是没天理啊！

五、令人发疯的迷信忌讳！

除了笨重胜铠甲的贵族服装，带有剧毒的贵族化妆品，以及绝对不健康的贵族饮食之外，平安时代的无聊贵族们，似乎还嫌自虐得不够厉害，于是又发明出了种种令人头晕的忌讳迷信——其内容之繁琐复杂，如果要一条条严格遵守的话，恐怕足以让我们现代人为之发疯。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虽然表面上文质彬彬、和平安乐，但朝廷之上依然充满了肮脏的权力斗争。底层人民由于沉重的剥削，生活极度痛苦，总感觉自己看不到希望。公卿贵族也有不少失意悲观之辈，对未来前途感到颇为迷惘。这种心灵上的全面萎靡，最终就导致了迷信活动大行其道，鬼神之说甚嚣尘上。
在当时日本公卿的认知之中，各种传说之中的妖魔鬼怪，并不是住在遥远的森林、海岛和山谷中，而是与人类一起生活在这座京城，甚至是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些妖魔时常作祟，给人类带来无穷的恐惧与苦难。人类在白天活动，鬼怪们则于夜间出没，有时还会在京城的大道上成群结队、招摇而过——这一灵异现象，就是著名的“百鬼夜行”。不小心目睹到这一幕的人，据说则都会遭到诅咒而死！
由于平安时代的文化人，在联想能力方面太过于发达，硬是把自己居住的京城给想象成了一座魑魅魍魉盘踞、百鬼妖异出没的可怕魔窟。所以，那些胆子比兔子还小的公卿贵族们，通过各种自己吓自己的方式，只觉得身边时时处处都有危险，必须找专业人士来想办法保佑平安。
于是，以安倍晴明为代表的阴阳师团体，便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京都应运而生。而绵延四个世纪的平安时代，也就成为了阴阳师们最为活跃的舞台，甚至有很多朝廷政事，都要取决于阴阳师的意见。
说实在的，不管被后世的文学作品，为安倍晴明等传奇阴阳师们披上了多少神秘玄妙的面纱，平安时代日本阴阳师们驱邪的手段，跟我们中国乡下的神汉巫婆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无非就是披散了头发，低声吟诵著神秘的咒语，跳着扭来扭去的怪异舞蹈，然后对空挥几下剑，拉几下弓，朝门外撒几把盐或豆子（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贴几张符箓，最后就整整衣服跟你说，这个鬼怪已经赶跑了，快付钱吧！
——注意，平安时代的阴阳师们借口“戒杀生”，一般只把鬼怪驱走，而不是就地消灭。
这样一来，这位贵族的家里刚刚安稳了几天，就很快再一次发生了灵异事件，询问一下阴阳师，便被告知“上次那只鬼又回来了”。于是，可怜的贵族老爷不得不咬牙再掏出一笔重金，请求阴阳师们再来做一遍法事，再驱一遍凶鬼，如此往复，没完没了……
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阴阳师很有经济头脑，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就如同现在的医院最不希望患者立即痊愈，而是盼着他们能够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每天哗哗哗地往外掏钱一样。
不过呢，阴阳师的忽悠水准显然更高一筹，硬是把整座京都给说成了魔窟，让诸位有钱的公卿们一辈子都在鬼怪的阴影之下，心惊胆战地生活着，把自己这些阴阳师看成唯一的救世主……呃，从这里来看，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卿们之所以短命，似乎也有些心理因素在里面……
对于一般秉持着无神论的穿越者来说，上述这些事情虽然可笑，但也没碍着自己什么，就当是看个热闹好了。可接下来还有一个麻烦，却是让当时每一个有志于仕途或交游的人，全都感到头疼不已。
——在平安时代，绝大部分的贵族公卿，乃至于稍微有点身份的人，都对方位、日期的吉凶之说深信不移。他们不但每逢出门办事，都要选日子挑方位，就连起床的时刻、洗漱的顺序、吃饭的菜色等日常琐事，也都有相应的禁忌。家中一旦有了疾病灾祸，就认为是鬼怪作祟，必须请阴阳师来驱邪消灾。
至于婚丧嫁娶、乔迁新居之类的大事，更是一定要反复占卜凶吉，勘察风水才行。
事实上，旧社会乃至于当今乡村的中国人，也还保留着类似的迷信习俗，在办什么大事之前，都要翻翻老黄历，看一下凶吉。
不过呢，如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用同一本老黄历，至少同一座城市的黄历应该是一致的，邻居家在这一天避讳什么东西，我们在自己家的日历上也能看到，不至于在日常交往中闹出尴尬。
但日本的阴阳师们，却觉得每年只编一份老黄历太没个性，而且收入也太少（当时日本的历法由阴阳师编订）。所以他们就根据众人生日、星象的不同，为每一家稍微有点身份的公卿贵人，都单独编制了一份详尽的避讳日历，人人各不相同，让诸位贵人每天起床的时候都翻阅一遍，看看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
而到了每年的年底，诸位贵人的避讳日历，就都要换成新一年的了，自然同时也要向阴阳师缴纳下一笔费用……就好像现代的收费软件，每年都要更新升级一样。
（当然，坚决不信邪，不怕鬼，不向阴阳师求助的公卿，也是有一些的，只不过为数不多罢了。）
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老黄历，结果每个人忌讳的东西和需要避讳的日子都不一样，而且还每一年都在变化。
于是，那些想要奉承拍马讨好上司，或者与某人来往攀交情的家伙，可就要头疼死了。唯恐自己选错了日子，送错什么礼物，穿错了什么衣服，说错什么话……总之就是不知不觉地犯了对方的忌讳，从而马蹄拍到马脚上，惹得对方大怒，一切盘算就此泡汤。偏偏这种避讳日历又是绝对的隐私，除非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否则公卿们之间很少互相传阅交流。想要转弯抹角地打听出来，还真是不容易……
除了有一大堆注意事项要避讳之外，贵族们还很担心出门撞邪，如果他们在道路上“行触”，也就是看到了猫、狗的尸体或污秽的东西，以及其它火灾丧事什么凶兆，就要停止当前所进行的事宜，回家“方忌”。
而所谓的“方忌”，就是指回家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宾客，只是静心祈求神明的宽恕和保佑……至于究竟有没有真的在祈祷，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在后世有关平安时代的动漫和小说之中，这种神经过敏的避讳习俗，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轻松的旷工方法：在漫画之中，经常会看到某个官员愁眉苦脸地坐在牛车里，突然听到车夫报告说“大人，前面发现一只死猫/死狗”，这官员顿时立即面露喜色，下令掉头回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旷工啦！
——在平安时代的观念里，如果某位公卿打算避开政治斗争的站队，或者感觉身体太疲惫想在家偷懒，甚至是家里的葡萄架倒了，企图逃避凶狠的老婆（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贵族社会，还在实行访妻制，老婆一般都住在娘家，丈夫有着自己独立的宅院，被学者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残余”），都可以通过“方忌”的托词，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家里休息。其中时间短的通常持续数日，最长的则要避讳45天之久。
总而言之，在平安时代，“方忌”和“悠长的假期”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事物。
说放假就放假，还一放假就是一个半月。这么悠闲的工作环境，自然让现代的公务员们非常羡慕。但问题是，如果你有事情要找某个官员盖章发文，却得知他在“方忌”，又没安排人手顶班，偏偏你的身份不够高，没法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替你办事，那就只好一天天无休止地等下去了。
事实上，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由于文武百官都缺乏时间观念，喜欢自己给自己放假，因此在工作效率方面低得可怕，往往一点小事都能拖上几年。
曾经有宋朝的使者渡海登陆九州岛，向京都朝廷递交国书，并且询问何时能够得到回信，以便于他们准备返航。结果九州岛的地方官员却告知他们：诸位，请你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天皇陛下答复去年那一批宋朝使者的回书，眼下都还没写好呢！（上一批使者自然是早已等不及回书就走了。）
唉，不管是在什么方面，日本人似乎都有一种一本正经地在恶搞的卖囧精神啊！

六、当心被基佬求爱！

在描写日本战国时代的架空历史小说之中，中国的作者写手们，除了部分专门写男同性恋耽美小说的腐女作家之外，通常都尽量地回避了有关“众道”（男同性恋的传统日式说法）的话题。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主角出仕某家之后，面对主君、上司或同僚的求爱，究竟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中国男性人口之中的同性恋比例，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应该算是比较低的。
然而，也许是老天爷看腻了俊男美女的搭配，在十六世纪日本战国时代的日本社会，却是一个基情洋溢的世界，男男之恋蔚然成风。各地的诸侯大名们，一般都有自己喜爱的美少年“小姓”。
例如今川义元喜爱美貌男童，在其领地内无人不知；武田信玄给高坂昌信写的情书，乃是日本同性恋历史上的重要文物；深受织田信长宠爱，并且最终在本能寺为之殉死的森兰丸，美貌使得传教士都为之惊叹；井伊直政由于被德川家康宠爱，甚至引发了其余谱代重臣的嫉妒……据说“越后军神”上杉谦信也是喜好众道之人，因为他一辈子没娶老婆，又深受佛门影响，素有宠爱美少年之名。
——古代日本的佛寺和僧院，乃是众道的起源和盛行之地。
既然诸侯主公们如此喜爱众道，并且视为风雅之举，他们的家臣们自然也有样学样——纵观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完全没有搞过基的有名武士，实在是屈指可数。就算有些人面目丑陋，没有上司和同僚愿意跟他们乱搞，他们也会自己花钱蓄养娈童，以免被嘲笑成是不懂众道之风雅的粗人……
当时，很多喜好男风的诸侯，都与手下的家臣们保持过很久的基情，并且视为一种联络感情的寻常手段，就跟如今的老板员工一起喝酒唱KTV没啥两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甲斐武田家，其家臣团根本就是武田信玄的基友团。除了山本勘阻等少数几个面目丑陋之人，基本上都跟好男风的主君武田信玄有过一腿。而在这个庞大的同性恋关系网内部，还因为争风吃醋而闹出过不少搞笑的事情。
所以，那些穿越到日本战国时代的勇士们，如果面貌颇为丑陋，那倒也罢了。反正在乱世之中，勇武和智谋才是最重要的，除了那些昏君庸主，有前途的主君们没有谁会以貌取人。但若是相貌太过于俊美，那可就很麻烦了。战国时代的日本诸侯之所以普遍搞基成风，有的是确实非常爱好男风，有的是为了巩固主从关系，还有的只是随大流附庸风雅。但就算是单纯附庸风雅的人，面对容貌俊秀又颇有才华的穿越者，说不定也会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三类人很难区分！
整个日本战国的历史之中，唯一有明确记载，始终不曾搞基的诸侯主君，似乎就只有“猴子”丰臣秀吉了。而他的家臣还对此意见很大，总是抱怨说主公不懂风雅，不肯跟他们一起滚榻榻米交流感情……
——按照某位日本腐女史学家的说法，丰臣家之所以二代而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丰臣秀吉不喜欢搞基，也不组织家臣们一起搞基的缘故。这样一来，丰臣家内部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性恋关系网，从而导致丰臣家长期矛盾重重无法缓解，缺乏凝聚力，再加上根基不扎实，所以秀吉一死就彻底崩盘了。
唉，在这个基情泛滥的日本战国时代，如果坚持洁身自好、不肯搞基的话，竟然会弄得家国沦丧的地步……实在是让我辈现代人感到两股战战，屁股发冷啊！
而在更早的平安时代，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
事实上，日本人好男风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国家诞生的初期，便已经有了不少关于男同性恋的逸闻。
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女读者们，或许都读过一本著名的经典耽美漫画，日本第二代少女漫画家山岸凉子的长篇历史代表作《日出処の天子》（日出处天子）。该作品以大化改新之前的六世纪古代日本为背景，以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厩户皇子）为蓝本，描绘了这位拥有少女般美丽容颜的伟大皇子和改革家，与政坛对手苏我毛人之间绵延十年的爱恨纠葛……由于漫画中引入了大量关于日本古代风俗的描绘，以及人类各种心理的深层刻画，使这部作品不仅在漫画界，甚至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虽然漫画中那位古代伪娘圣德太子和苏我毛人之间的男男之恋，估计是漫画家的虚构，但日本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好男风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在最早的时候，这一违反伦常的风气还不甚流行。
从平安时代的初期，一直到著名才女紫式部写成名篇《源氏物语》，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呼风唤雨的年代，在日本的公卿贵族之中，搞基的还只是极少数，贵公子们追求的还是贵族少女和少妇。
当时社会上真正热爱男风的基佬，主要是僧侣——因为当时的寺院戒律还比较严格，远远不如后来的日本和尚们那样百无禁忌。所以在平安时代，和尚们只能在禁绝女色的情况下修行，凑合着寻找年轻的小沙弥发泄欲火，称之为“稚儿”……久而久之，日本的佛教寺院就成了同性恋的大本营。
——不过，一般来说，穿越者都没有出家参禅的爱好，庙里的和尚们搞不搞基实在是无所谓。
但是，从11世纪后期开始，也就是平安时代的最后一百年，随着著名大基佬白河天皇的登基即位，京都的宫廷里随即开始了男色的大流行。
白河天皇在1086年退位为上皇，改称“白河院”之后，为了防备政敌，保护自己，便组建了一支称为“北面武士”的亲卫队，其成员的最基本选拔标准，除了弓马之术以外，就是要有一副好相貌，并且据说十个里面有七八个会成为上皇的男宠……这位上皇似乎是个重口味的肌肉派同性恋？！
事实上，日本战国时代的诸侯们组建家臣团的时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是这么个标准。
由于在成为“北面武士”之后，很容易得到上皇的提拔重用，乃是一大升官捷径，所以很多源平两家的名门美少年，为了追求仕途上的发展，不管有没有搞基的喜好，都纷纷投入白河上皇门下。
接着，在多年的耳濡目染甚至亲身体会之下，他们的性取向几乎都发生了扭曲……
于是，男男之恋终于成了整个日本贵族社会的风尚，贵公子们在追求贵族女郎之余，也开始互相写情书彼此追求，没搞过基的人还会被嘲笑是“不懂风雅”。
而且，当时日本同性恋的风俗，似乎是群聚乱搞，没有用情专一的概念。
举例来说，12世纪中期的同性恋之王，左大臣藤原赖长，就曾经同时跟至少十多个男人保持着肉体关系——这下可好，导致贵族公卿们短命的诱因又多了两条：性病和脱肛……
这样一来，那些前往平安时代追求浪漫的男性穿越者们，就会非常尴尬了。如果面貌太过于俊美，很可能会被大批基佬求爱，甚至被基佬上司捏着把柄逼迫求欢。但要是面容不够俊美，又得不到贵族仕女的喜爱，也会遭到同僚的鄙视——在那个腐朽浮华的和平年代，可是真正的以貌取人——实在是左右两难。
所以，为了自家屁股的安全，奉劝诸位男同胞们最好还是把穿越的年代提得早一些，到那些男同性恋尚未成为风尚的年代去吧！而诸位热衷于耽美之恋的腐女们，则需要把穿越年代安排得迟一些，否则就只能跑到寺庙里看光头老和尚跟小沙弥搞基了。

小结：病态的优雅浮华

在日本的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平安时代是优雅的代名词，也是公卿贵族文化的盛世
——狩衣乌帽、宽幅长袖，粉脸黑齿、能乐舞蹈、和歌诽句，道不完的浪漫爱情，说不尽的风雅浮华。
还有漫天飞舞的樱花、蜿蜒曲折的长廊、碧波荡漾的池水、庄严肃穆的古寺、袅袅飘散的熏香、悠扬动人的笛声，乌黑如墨的七尺青丝，绚丽华美的十二单女装，映衬着红唇与笑颜……简直华丽得宛如梦幻！那一幕幕发生在女官、公卿与皇室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搭配着优雅浮华的时代背景，犹如一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古老画卷，在世人眼前徐徐展开，构成了整个平安时代绚烂唯美的主色调。
然而，这一层优雅浮华的光鲜外表，却掩饰不了整个时代的病态氛围。
为了彰显身份，公卿世家们发明了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变得弱不禁风。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知悔改，而是为了适应这种整体上的病态，又把这种病怏怏的不健康模样，追捧为经久不衰的时尚潮流——正如法国人之所以极力推崇香水，是为了掩饰长期不洗澡而肮脏发臭的身体一样，平安时代日本公卿贵族们的种种风雅之说，也是为了掩饰自身的虚弱病态。
例如，在描绘平安时代的漫画和影视作品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某位面带病容的清瘦贵公子，有气无力的扶着侍女肩膀，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出门饮酒赏梅花。梅花的暗香伴着风雪袭来，贵公子忍不住轻咳几声，低头一看，发现擦拭嘴角的洁白丝巾上，竟然染着淡淡的血迹……
怎么样？很风雅吧！
可是我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得不在此敬告诸位穿越平安时代的女同胞们，若是有幸遇见了这样经典的病弱美男子，只要远远地观望就好，千万不要一脸兴奋地凑过去搭讪。因为他患的多半是传染病，例如肺结核之类，而这在当时是无药可救的，若是靠得太近，说不定还会害得你也染上，只能跟他一起殉情了。
再举一个例子，前面已经说过，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卿，不分男女都在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结果就是导致这些白粉一笑就会掉落下来。但他们并没有取消这一累赘的化妆，而是在笑的时候用扇子遮住脸，自称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美丽……
综上所述，平安时代日本公卿的所谓风雅与浪漫，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病态的优雅浮华。
总之，当现代穿越者们经历了笨重如铠甲的衣衫，要人命的剧毒化妆品，绝对不健康的贵族饮食，令人发疯的迷信忌讳，还有男同性恋者的情书等等一系列艰巨考验之后，终于乘着比走路还慢的牛车出了家门，最后也只能看到一群眉毛剃得精光牙齿熏得乌黑胸部平得可以溜冰的“古典美女”（平安时代的日本女性大多是贫乳），以及同样把眉毛剃得精光牙齿熏得乌黑，并且三天两头吐血卧病的“名门贵公子”……
在一切美好梦幻都尽数破灭之后，诸位大失所望的穿越者们，恐怕都会大骂那些少女漫画家是骗子吧！
唉，在此奉劝大家：穿越有风险，行动须谨慎啊！

场景4、穿越到民国年间

在读过了前面那些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文明社会的糟糕生活方式之后，大家恐怕都已经对穿越到古代产生了强烈的畏惧，觉得古代人的生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身娇肉贵的现代人实在是吃不消。
所以，与其穿越到难以适应的古代，追寻什么虚无缥缈的梦想，结果一事无成就死在了那边，还不如把穿越的年代选择得靠后一些，距离我们现在的世界更近一些。
嗯，聊QQ上网打游戏什么的是不奢望了，但最起码也要不那么讲究迷信，观念习俗之类得要与当今世界类似，还要有电灯、自来水、卫生纸和抽水马桶可用。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想要达成上述这些目标，我们似乎就只能穿越到近代之后了。
按照我们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方法，近代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之后的170多年历史时间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组成部分。
如果穿越到清末的话，首先是时间稍微嫌早了一点，很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是还没有发明，就是尚未传入中国。其次是男同胞们就需要剃发留辫子，感觉像是多了根猪尾巴，实在是太难看也太屈辱。女同胞们倒是问题不大，要是有办法“抬籍入旗”，更是连裹脚都可以免了（清朝的旗人女子不裹脚）。
所以，在当今的网文界之中，穿越清朝这一题材的小说虽然很多，却因为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在内容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写穿越清朝的女作家，总是落墨于宫斗、宅斗和家族恩怨，沉迷于格格阿哥、公子小姐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最多宣扬一点进步思想（往往很可笑），很少有描写如何推翻这个王朝的。
（题外话：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本女作家写穿越清朝八旗贵族之家玩宅斗的新作，刚刚开了个头，内容中规中矩，没什么新意也没什么纰漏，无非就是《红楼梦》和《还珠格格》的复合体，再加上若干网络词汇。但女主角穿越的时间点，却真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
只要再过一年，清朝就没了，这位具有先进意识的女主角，不想着如何劝说家里人去租界拉关系当寓公避祸，却还在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怄气，真不知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而绝大多数写穿越清朝的男作家，由于打心眼里厌恶这根辫子，却总是着眼于天下争霸，征战杀伐，并且杀气腾腾地叫嚣着“穿清不造反，屁股套电钻”！除非是穿越到了清朝最强盛的时间段，或者附身到了八旗贵族，实在是没办法合理地竖起反旗，否则总是琢磨着怎么造反，最起码也要把头上的辫子给剪了。
鉴于上述缺陷和分歧，穿越清末的话题在这里暂且不作考虑。
如果是穿越到建国初期，似乎只能体会到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精神生活上缺乏自由和多样性，物质生活方面也实在是很贫乏，再加上一次次的运动和批判，恐怕会让好逸恶劳的当代网民们感到有些畏缩。
至于穿越到改革开放之后……那已经不是历史架空类幻想小说，而是现代都市类文学作品的范畴了！
如此看来，剩下一项穿越到清朝灭亡之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民国年代，似乎就是最轻松的选择了？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浮光掠影地到民国时代去走上一遭，看看那个时代的风貌吧！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总之，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雪山小京巴立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台独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独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这就要看每个人身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在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8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高薪之下，大学教授和讲师们有很多钱来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很多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拿320元薪水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有人却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边缘，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或许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恐怕还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可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更没有资格像满清士大夫鄙视奇技淫巧一样，把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视为异类！
因此，前几年在中南海执政的那些前工程师们，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呢？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
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共产党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享受了。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还没有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文明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情深深雨蒙蒙》的女主角一家），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
——只不过当时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九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道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是一个片段都不写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黑道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纪念刘和珍君》，而闻一多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中共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中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中共）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但按照西方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位置，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中共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中上级党内反对派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嗡嗡嗡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共匪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反共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考核都没有。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最后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共产党”的程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出现了这么一个略显夸张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小结：民国年代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中挣扎。
现在的文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许多“砖家叫兽”认为如今的中国很不好，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这些自称喜欢民国的人，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说，民国好多好多文化大师啊，民国知识分子待遇多么高啊，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坏！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
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最能激动人心的年代，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中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
但问题是，西方的中世纪爱好者，从来不曾把中世纪吹成天堂，而中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基本上，所谓的“民国范儿”可以和大烟、梅毒、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
一、民国经济啥都好，就是没有工业——解放前的中国，顶多只能生产一点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一个用机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当时就算是大企业家，这在今天简直就是笑话！而能够生产点暖水瓶和胶皮鞋的厂家，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企业，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员们平起平坐了。
想想现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头衔，再想想民国年代一大串带“洋”字的词汇：洋枪、洋炮、洋米、洋面、洋油、洋火、洋烟、洋钉、洋布、洋车（单车）、洋灰（水泥）、洋碱（肥皂）、洋奴……唉，到了现在，前面大部分带“洋”字的叫法早已作古，不过最后那个“洋奴”倒是一直后继有人，从未绝种。
二、民国政治啥都好，就是没有主权——各地租界林立，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英国和日本炮舰横行长江……当然，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应当被灭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就算我没说。
三、民国生活啥都好，就是没有活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总喜欢拿那几年“饿死三千万人”来给共党抹黑，殊不知民国年代的此类饥荒更是家常便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经统计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遇到灾荒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试问那些把民国时代吹上天，把当代中国踩下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莫非你印象中的老家常逃荒？时常要卖儿卖女？乡亲们一辈子从不刷牙？既不通电，又无自来水，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分不到一床被子？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师和小资们，到了民国末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子过了。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就有北大教授饿死在宿舍里的事，被发现的时候，两颗眼珠子已经被老鼠啃了——没办法，那年头用金圆券发的工资根本就只能点烟用，而美国的救济面粉在经历了层层克扣之后，也只会发给胡适这样的顶级大师，其他等级稍微低一点儿的专家教授们，就是哭着喊着也还是吃不上。
四、民国军队啥都好，就是没有胜仗——截止到抗美援朝为止，中国人连自己的家园都守不住，更别提真正打败过什么强国了。
就算是抗战后期，远征军光复缅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战役，也是用15:1的绝对优势兵力压着日军在打，还有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依然打得险象环生，异常吃力，怎么看都谈不上什么世界强军。
至于远征军先前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更是创下了一个战场记录——1942年夏，在完全占领缅甸之后，日军快速部队约3000人越过中国国境，以10辆坦克为先导，继续挺进云南。5月2日向驻守畹町的第66军两个师发动进攻，3日继续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进入龙陵城，5日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桥边上，在四天内前进了300公里，但是楞没追上国军……真不愧是转进如风的伟大军队啊！
唉，能与国军相比的,惟有数十年后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历史上近代中国各路军队的极端轻视，麦克阿瑟才会在朝鲜战场上对陌生的志愿军掉以轻心，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全盘崩溃吧！
五、当代砖家啥都好，就是没有节操——现在网上和社会上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大地主，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就咬牙切齿咒骂夺走了他们家祖产的邪恶政府……但说实在的，就算如今还是那个旧社会，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产吗？
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来说，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个大地主，还曾经当过区长和县教育局长。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竟然坐在自家院子里被一发流弹打死——似乎是某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胡乱放枪，最后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之后，家里的田产和房子，立即被几个坏亲戚巧夺豪取，当时尚未成年的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顿时成了赤贫户，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那几个侵吞田地的坏亲戚全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吃够了苦头，而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有某位“精英”曾经大放厥词说，民国的乡村肯定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试想都是乡里乡亲，哪有不给人活路的呢？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决，那得有多大的仇？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贫穷，而是苏联在煽动和策划左派……
我真的很想对他说，别提什么乡里乡亲的鬼话了，当年那几位真正血脉相连的亲戚，在买通官府谋夺我家田产的时候，又有谁想过要给我爷爷留一条活路？
实际上，我曾经接触过好几位在民国时代出生的老地主、老资本家，他们普遍认为，就算是民国时代的富人，也更希望生活在当今这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而不是军阀混战不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国时代。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仅仅是穷人过的穷苦不堪，大多数富人也仿佛是在炼狱中煎熬。
当时，只要你有了一点儿钱，黑道白道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就会很快找上门来，用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来迫使你就范，乖乖把金钱奉上。而各种苛捐杂税也让人疲惫不堪——各路军阀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壮大的，自然必须搜集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穷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几滴油，当然就只有榨富人了。所以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旧社会的富人何其潇洒，真正的富人在旧社会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坏日子！
那年头除了极少数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在内，都不会去关心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玩意儿，而只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各地土匪恶霸横行，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一样，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证都无法得到满足，纵然拿到了选票又有何用？
在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看来，现在的中国人各个丰衣足食，吃饱了还能胡侃乱吹，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还要奢求什么权利，实属大逆不道。那时候，就是地主老爷想要天天吃上饱饭，都是很困难的事。
自由和人权固然是个好东西，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可怕的饥饿与瘟疫面前，人们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自由与人权？
例如，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就给身在陕北的儿子写信说：“……现在捐税比10年前增加百倍，加租既没人种田，家中四人日食不过2斗，依旧无法自给，想教旧学，无人请，教新学，六十九了，学不上，讨米呢，太出丑，寻短见呢，奈何还有几个人，只有寄望你们快快来解放了，否则无生产的人家全要打人字桩(自杀之意)……”
现在这个时代的富人们，虽然失去了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权力（最起码成本是大大提高了），但是也无需年年支付大笔的钱财去应付各路军阀兵马的搜刮劫掠（绝对比任何贪官污吏都要狠），不需要重金豢养许多保镖来护卫自己的府邸，也用不着胆战心惊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对保护费讨价还价，出门的时候更不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深怕被人绑票……这都是新中国才有的好环境。
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调玩玩客厅沙龙，写些小资文字的“民国范儿”们，在这个战火动荡的大时代里，除非出避海外，否则也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不知当他们在生了病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在家族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敲诈到破产的时候，在出门探亲被土匪绑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时候，在被日本皇军的飞机投弹问候的时候；在躲到租界里眼看着外面的同胞被虐杀的时候；在日军扫荡的炮火和弹雨中亡命狂奔的时候；在因为被扣上了“思想恶化”的罪名，而被特务们天天“伺候着”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时候；在看着熟人、亲戚、老师、同学和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失踪”的时候……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
说真的，我们在闲暇之余，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而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这就有些过分了——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
总之，民国年代是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位伟人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中国开战的话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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