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刘真 刘真妍

刘真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早生或晚生二十年，刘真都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倒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刘真，也不愧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女作家。她是那个时代作家的另类，当大家都戴上面具，煞有介事地歌颂光明，宣传阶级的力量时，她却能素面朝天，任情任性，面对光明时还敢揭开黑暗的一角，张扬个性和人道主义，这正是刘真的价值所在。刘真没上过小学，只在革命队伍上过三年初中，她是个创作的天才。天才是在逆境中，带着自己的灯火，寻找自己的道路的人。
　　丁玲、杨沫之后，刘真和茹志鹃是战争孕育的一代女作家的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对耀眼的文学并蒂莲。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包括我自己。二人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少小参军，文工团生长大，从战士到作家。茹志鹃在新四军，刘真在八路军。
　　当我还是中学生时，就从《人民文学》上认识了刘真，《春大姐》、《我和小荣》中、那个九岁当兵，剃了光头的小交通员。行云流水的叙述，天真烂漫的情调，让无数读者着迷。我自己还有地域上的亲近感，她的家乡夏津与我们同属冀南，她入伍的朱德青年团，正是我父辈们创建的滏西抗日模范支队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的第一批隆尧籍战士大部分牺牲了，剩下的一个闫长林，当过毛主席的卫士长，写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在部队上过太行联中，正是我就读的邢台市一中的前身。《我和小荣》中提到的尧山县大队，冯村车站，交通员老天爷，汉奸李天奎，都是我们县真实名字。我曾在邢台地图上，用笔勾画出一条路线图，猜想她趟过哪几条河，路过哪几个村。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太行整风的残酷斗争，刘真都经历过，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无拘无束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成长，养成口无遮拦的习惯，外号“歪把机关枪”。十三岁进文工团，演《白毛女》，亭亭玉立，浓眉大眼，人长的黑，便有了个黑玫瑰的雅号，所到之处便会刮起一股黑旋风，弄得青年战士神魂颠倒。我的音乐老师看过她的演出，课堂上说刘真嗓音清脆，要不是当作家肯定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刘真跟着秦基伟的兵团，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回来上了东北鲁艺，最后到武汉作协当了专业作家。1957年她的《论鞭打》、《在我们村子里》被定为“毒草”，只是因为住院开刀，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领导王任重、李尔重是冀南区南下干部，了解这个红小鬼出身的女作家。

　　1958年我到天津上大学，《蜜蜂》编辑部临清籍的钟铃告诉我，咱们老乡刘真调来当专业作家，报到后就要求到徐水县当乡党委副书记去了。几乎同时，康濯调任省文联副主席，也选择了徐水，任县委副书记，徐水县是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典型。康濯在文学讲习所熟悉刘真，劝她管住嘴。无奈本性难易，“歪把机关枪”变成了迫击炮。
　　县委推广密植山药，要求株距行距都小于二寸。刘真农村出身，上来就放炮：“这样不但长不了山药，连种花生的土壤都不够，就算种苜蓿也长不高，黄个屁了。”县委书记张国忠是1958年大跃进的急先锋，听说刘真胆敢拦路，广播大会大吼一声：“辩论她！”当时一种刑罚，把批斗对象围在中间，指鼻子骂脸，推来搡去“摇煤球”。刘真是二十八岁的女书记，没人敢动手，张国忠说那就批臭她！
　　第二次电话会，要求各乡当场报三年粮食跃进指示，不少乡顺竿爬。这个报（亩产）五万斤，那个报八万斤，最后抬到二十万斤，张国忠哈哈大笑：“好！奖两车化肥。”刘真她们磨蹭到最后说：“我们乡一致通过，今年八百斤，明年一千，后年争取两千斤。”张国忠气得声音都变调了：“你们是跃进还是跃退，存心捣乱，扯全县后腿。会后书记副书记马上到县委来！”
　　刘真他们赶到，张国忠并没骂个狗血喷头，狰狞一笑后，发给他们一面黑旗，五尺多长。这比骂祖宗还厉害，是对这个保持十几年的模范乡彻底否定，从此刘真又多了一个绰号：黑旗书记。刘真是个年轻的老八路，不怕这个，回去把那五尺黑旗扯巴扯巴，偷偷给一名孤儿做了一条裤子，一顶帽子，还缀了一个红五星。张国忠怒气未消，宣布刘真就地改造，撤职前还得执行一项任务，把那面黑旗传递到另一个乡去。那个乡效法刘真，不服从命令，拒不拔掉玉米苗插山药秧。县委派人把全乡干部集中起来去接黑旗。刘真大摇大摆地来了，当众变戏法一样抖出一面红旗，还大声讲：“学习你们敢于实事求是，抵制瞎指挥。”县委的人跳起来吼叫：“反了反了，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刘真你作乱犯上，等着瞧吧！”
　　康濯也没法救刘真，没几天她就被召回省文联，天津马场道五十八号，迎接她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个刘真，都三十岁了还没过完童年。像高宠挑滑车一样，分开白花花的大字报阵，爬到楼顶一间屋子，摸着一架钢琴，乱弹乱唱，泪流满面，唱的是她九岁入伍学到的第一首歌：第一杯茶呀，来敬我们妈，儿去当兵娘看家。第二杯茶呀，再敬我的哥，我去当兵你干活……有人要上去，怕她寻短见，主持工作的刘某说：“别管她，这个女子心眼大得很哩。”
　　刘某是外省人，整人可下得去手，他知道黄鼠狼抓鸡，叼膆子，作家的膆子就是作品，批臭了它就不扑楞了。他把刘真刚刚完成的，《人民文学》约稿《英雄的乐章》骗到手，强行在《蜜蜂》发表，组织公开批判，“乱棍打死”。调门越来越高，“私情的哀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刘真满不在乎，戏说这是“打龙袍”。不由分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一年，发配宜兴埠农场喂猪，吃住条件与猪相差无几。刘真感叹，从湖北到河北，本来是回娘家，不想落到后娘手里了。直到1963年夏天周扬到天津，才为她平了反。对省文联负责人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拿去批判，这是不道德的。”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事后刘某被降职三级调出河北，中国作协安排刘真和艾芜到云南散心。刘真在革命队伍中学会不记仇，感觉浑身松了绑，在秀山丽水感染下，才思泉涌，写出了《密密的大森林》、《大山里的笑声》等一批优秀的小说散文。
　　1966年春末，大家都回机关参加文化革命，我才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刘真本人。尽管三十六岁了，青春的瓦质消退，光彩依旧，情绪常常挂在脸上，高兴时阳光灿烂，烦闷时一层愁云，总起来还算淡定。老运动员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正帽子摘与不摘，定性甄别与否，都是一样。正像林冲脸上的金印，一旦刺上便抹不掉了，一概划为牛鬼蛇神，统统置于横扫之列，丑化她的大字报、传单满天飞。与田间、梁斌不同，刘真在青少年中有一批铁杆读者，北京一批中学生成立“捍卫刘真战斗队”，还特意来保定串联，在省文联安营扎寨，绿军装、红袖标，翻毛皮鞋，拉开架势要决战一场的样子。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机关造反派退避三舍，刘真也着实逍遥了几天，常跟何建平去盲人诊所按摩。那里是三教九流，是平民百姓的“众议院”，天长日久也便形成了“观点”。
　　“观点”是文化革命时期的产物，指对当前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态度。当时路线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政治生活第一要素。中央一批又一批实权人物被打倒，刘邓陶、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全国人民都要跟着一次次的表态、站队。还有本省的，拥护刘子夏还是林铁，站在省军区还是三十八军一边。站队决定命运，有的从一而终，有的跳来跳去。刘真、何建平和省文联多数站在三十八军一边，因为他们在省文联“支左”。1968年陈伯达元旦表态，全省半数群众被定为“反动组织”，被另一派打、砸、抢、抄。驻军组织抗暴游行，武斗讯速升级。八月省革委甩开千年省会保定，在石家庄另起炉灶，省直干部都要到新省会办学办班，不来的开除公职。石家庄与保定“观点”相反。几家欢喜几家愁。
　　刘真、何建平不敢去，害怕新账老账一起算。何建平是省文联副秘书长，1938年春上到延安，整风时被“抢救”，政治嫌疑像鬼魂一样附在身上。文艺学习班设在原日本占领时的西兵营，军工宣队视不同观点的人为俘虏，一天到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铭等投降书》。列队训话时，副指挥员威协说：至今还有人通敌，与保定暗中联络，还神秘兮兮的念了一段“证据”。会后何建平抽疯病犯了，洗碗时对刘真说，信是他写的，可并没寄出，团巴团巴扔到厕所了。日本兵营茅坑在墙里，粪池在墙外，难道“证据”是从粪池捞上来的。当晚何建平吃安眠药逝世了，天明刘真也不见了，派人四处去找，正拿着绳子，像要上吊。
　　几天后一个晚上，突然紧急集合，会场灯光阴暗，像舞台上《夜审潘洪》一样恐怖，副指导员眼放绿光，宣布现场要揪历史反革命，限五分钟自首，抗拒从严，罪加三等。会场静的可怕，手表秒钟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到。刘真沉不住气了，觉得这回与历次运动不同，群众专政，什么都干得出来。她站起来走到副指导员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被挥手轰走。刚坐下又站起来，二次交待。副指导员火了，大声嚷：乱弹琴，什么偷吃老乡的核桃，尿了房东的炕，放烟雾弹，掩护真正的敌人。四分半钟，剧作家王文德站起来：“报告：我是一个真正的狗特务。”然后声泪俱下交待自己的“罪行”，时间地点，上峰下线，情节细节，说的真真切切，听得副指导员侧耳凝神，眉飞色舞，仿佛座山雕见到了联络图。会场群情激愤，只有管档案的小于知道，这是1946年武安师范肃反时搞的一个冤假错案，早已否定，挡案里有结论。这个写剧本的老王，又把戏重演一遍，戏弄了他们一次。
　　1969年春，学习班驻地让给山西省办班，把我们连窝端到栾城农村，不久又转移邢台劳改农场。搬家时发现多了一个人，学员以为是工宣队，工宣队以为是学员，没太在意。后来发现这个志愿者专为刘真一个人服务，一审问才知道是刘真搞的对象，这个刘真不好生接受改造，身陷囹圄还搞儿女情长，公然向军工宣队的权威挑战。本来以为会有一场好戏看，没想到一两个回合军工宣传队就偃旗息鼓了。一来刘真从王文德事件看透，军工宣队也是纸老虎，“歪把机关枪”又响了。二来男方也是工业干部，颇有学识，《婚姻法》条文背得很熟，军工宣队也就默认了。一年后刘真在学习班生了一个男孩，一声婴啼宣布三年学习班破产。孩子取名豆豆，有人写做斗斗，有人写做逗逗。
　　1972年刘真被宣布“解放”，分配到邯郸地区文联，回到母亲身边，从九岁参军，母女聚少离多，三十年才回到老母的膝下，享受久违的母爱，同时又把它传递给小儿子。粉碎四人帮，终于熬过那漫漫长夜，文革十年，和她从参加革命到共和国成立时间一样长。在那个金秋十月，枫叶红了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太行山，来到漳河边，步量那长长的流水。来到黄崖洞，重温那英雄的乐章。她流着泪水奋笔疾书，写出了《寻找》，写出了《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经过时间和痛苦的磨练，她的战争回忆作品有了新意。1977年《解放军文艺》11期的《知更鸟》，1979年《上海文学》3月号的《黑旗》，传递出一个信息，刘真开始对社会生活进行深远的思考，视野变的开阔，思想更加深沉，笔锋越发犀利。几乎同时，菇志鹃发表了《剪接错的故事》，这对美丽的姊妹花不在新时期争艳绽放，在中国文学娘子军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刘真不是个恋家的人，她离不开火热的生活，在葛洲垻一呆就是几个月，在成安农村一住就是几年。1984年在抚宁县下乡时我去看她，刘真夹在农民中间，吸九分钱一包的荷花烟，喝八角钱一斤的二锅头，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样子，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社员大嫂。1979年四次文代会，当选中国作协理事，创作空前活跃，连续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刘真小说选》、儿童文学集《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刘真儿童文学选》，纪实文学《参天大树——彭德怀的故事》。一个人的作品，同时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卷、散文卷、儿童文学卷、报告文学卷，在全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刘真创作走到顶峰时，不慎因为一篇作品重重地摔了一跤，再没有爬起来。
　　1985年，《女子文学》12期，发表了刘真的《好一朵蔷薇花》，标的是纪实小说，写的是抚宁县一位妇女不光彩的事迹，用的是真实姓名。发表后有些反响，有几家报刊转载。为此引来一场大火烧身。1987年一家大报读者来信栏大半篇幅刊登了当事人来信，《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起初刘真没当回子事，因为文章是抚宁县委授意写的，内容基本属实。但是当事人显然受到高人指点，不管事实如何，只拿文中“骗子”、“怪味鸡”等二十个名词、定语说事。
　　官司在省会一家法院开庭，因为是中国第一起作家被告案，全国几十家媒体记者云集石家庄，舆论偏向刘真一边。刘真没有到庭，《女子文学》主编萧振荣作为连带被告，昂首提胸，毫不示弱的站在台上，认为没错。法院透露，调查取来的十盘证人证言录音带，证明纪实小说中情节属实，也可证明那二十个名词、定语不是作者发明，是引用的群众语言。但是原告只用一本杂志就够了，二十个侮辱、诽谤的字眼，白纸黑字，使用者是刘真。法院也没有因为舆论压力而手软，宣布刘真败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3000元，会场哗然，多数人不服，因为大家都还不懂法。还有人大声讲怪话，要不要判施耐庵、罗贯中的罪，《水浒传》、《三国演义》对西门庆。曹操用了那么多侮辱、诽谤的字眼。难道《击教骂曹》、《打严嵩》的唱词、道白也要改！然而法律是无情的，从此开创状告作家先例，北京、福建都有作家相继落马。
　　最不服的是刘真。解放初在大名县下乡，发现一位全国劳模为非作歹，她把他拉下了马，写了小说《我们村的故事》。1958年在徐水，反浮夸，斗倒县委书记功劳也有她一份，乡亲们给她送了个外号“刘青天”。今天刘青天栽了，栽到那二十字个字眼上，这对一生经营文字为天职的作家是个天大的讽刺。几年前在《童年纪事》开场白刘真写道：“作家的劳动，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大江大河都过来了，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此我再也没看到她的作品。我们敬重的刘真，真是让人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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