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神探狄仁杰》诉《神断狄仁杰》不正当竞争案控辩激烈。双方甚至就有关历史问题进行激烈争辩。为了支撑原告方观点，朗山律师事务所李志勇律师甚至组织了《唐史》及有关史料的学习和整理。
原告方东阳荣煊公司诉讼依据是《神断狄仁杰》使用了与《神探狄仁杰》第一、二、三部类似的艺术形象构成因素，即电视剧识别特征，造成公众误认，因而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被告方提出观点，认为《神探狄仁杰》系列影视作品中的故事均系真实的历史事件。例如，使团惊魂是以“宗楚客收受突厥将军忠节的贿赂”事件为基础改编而来。《神探狄仁杰》系列影视作品中的故事及人物均完全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神探狄仁杰》系列影视作品的人物造型及服装“全部遵循了历史真实，没有任何独创性”。例如，狄仁杰历史官职为“银青光禄大夫”，因此，狄仁杰“必须穿黑大缎绣银色圆花的圆领袍”。因而，东阳荣煊公司所称人物、人物关系、艺术形象、服装服饰等系历史真实，自然状态，不能为任何一方所独有。
至此，诉讼辩论进入引证历史阶段，这些识别特征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艺术创作，成为影响法律判断的前提之一。
就此，作为原告东阳荣煊公司代理律师，李志勇律师组织相关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服装颜色，根据《神探狄仁杰》第一、二、三部的服装设计师的证词，为狄仁杰设计服装的时候，她考虑了狄仁杰断案如神，刚正不阿的艺术形象及沉稳凝重的性格特征，为其设计了黑色为主色调的“黑大缎绣银色圆花的圆领袍”。
为验证和支持这个观点，朗山律师查阅了唐代史料。根据《旧唐书》列传三十九《狄仁杰传》记载，狄仁杰于神功元年加封官职“银青光禄大夫”，是从三品的官职。根据《旧唐书》卷四十五记载，“二品、三品紫绶”。《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中则进一步明确记载，狄仁杰“俄转幽州都督，赐紫袍、龟带”。也就是说，狄仁杰作为银青光禄大夫，按唐朝规制，必须穿着紫袍，而非黑色的衣服。同时，“青”色在相应历史年代的真实色彩为蓝色，而“皂色”方才是相应年代对黑色的称谓。因此，《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中构成人物形象和电视剧识别特征的人物服装，完全是为了塑造特定艺术形象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非历史真实。
关于人物关系和情节问题，使团惊魂确实是由“宗楚客收受突厥将军忠节的贿赂”事件为基础改编而来。然而宗楚客受贿事件确与狄仁杰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旧唐书》一六《传》一〇《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下》的记载，“宗楚客收受突厥将军忠节的贿赂”发生时间为景龙年间（公元707年9月-公元710年6月），而狄仁杰的生卒为公元630年至700年。也就是说，此事件发生时，狄仁杰早已不在人世，根本不可能是该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另外，《神探狄仁杰》围绕吉利可汗和狄仁杰的关系，进行了诸多艺术创作，并形成了吉利可汗赠予狄仁杰“大汗之戒”的故事。并且，大汗之戒在《神断狄仁杰》中再次出现，成为故事的核心道具之一。而根据相关史料，吉利可汗是唐时东突厥可汗，公元620—630年在位，逝于公元634年。而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故于公元700年。也就是说，狄仁杰出生那一年，吉利可汗退位；吉利可汗去世那一年，狄仁杰四岁。这两个历史人物，不可能产生密接联系，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大汗之戒”赠予的故事。
实际上，狄仁杰破获使团惊魂案件，以及狄仁杰与吉利可汗的故事，完全是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艺术创作，根本不是所谓历史真实。
由此，关于神探狄仁杰相关故事均系历史真实一说，根本不能成立。构成公众对《神探狄仁杰》艺术基本认知的，也即区分《神探狄仁杰》与同题材电视剧的显著识别特征的人物服装服饰、人物关系等等完全是《神探狄仁杰》第一、二、三部制片方的艺术创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