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8年9月的一天，8岁的项苏云第一次在延安见到父亲项英。项英让她喊爸爸时，项苏云心里想喊，但“爸爸”两个字却堵在嗓子里吐不出来，因为她从小就没有“父亲”的概念。可是等到她与爸爸熟悉之后，能够自然而然叫出“爸爸”的时候，项英又离开了延安，而父女这一别竟是永别。从1921年12月领导工人运动到1941年3月牺牲，项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留给儿女的只有12天的团聚。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领导工人运动
二七大罢工死里逃生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项英有一弟一妹，排行老大。项玉兰是项英在南京的侄女，她翻出项氏宗谱，谱上记载，项英是项羽的后代。
虽然无缘得见大伯项英，但项玉兰自小就听父亲说：“哥哥打仗去了，从此再没有回过家来。”
项英15岁便进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当学徒。当时学徒收入十分微薄，生活很苦，还经常挨打受虐待。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带给少年时期的项英很大影响。他三年满师后，留在厂里当工人。不久后，项英从报纸上得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他联系自己和工友们身受中外资本家和工头欺凌的情景，从此心中便向往着革命了。
1920年4月，项英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1921年12月，项英离开模范大工厂，被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委以重任，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由此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1922年项英入党，项英这个名字是他入党后开始用的，一直到他牺牲。
在项英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发生在1923年2月的二七大罢工是重要一笔。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举办在即，但是吴佩孚下令对郑州实行全城紧急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沿街排列，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会场大门甚至被贴上了封条。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总干事，项英在队伍前面指挥着，边走边带领众人高呼“工人们联合起来，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冲过了吴佩孚的警戒线，撕掉了会场的封条……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胜利诞生了。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工人开始罢工。
罢工斗争的发展形势使得帝国主义、军阀恐慌。吴佩孚于2月7日开始屠杀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在这场生死搏斗中，项英死里逃生，在反动军警乱枪射击时，潜伏在长江边上，直到夜晚才搭小船到汉口。项英脱险后，不顾安危仍留在武汉从事罢工的善后工作。“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进入中央苏区，发布“八一”建军节命令
项英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在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六届一中全会又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充分肯定了他从事工人运动的业绩。
项英接下来的一段政治生涯是在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12月30日，项英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与时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朱德、毛泽东联名，于1931年2月17日发出了军委第6号通令，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总政治部，毛泽东为主任。通令规定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这是一件对人民军队建设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而“八一”建军节的确立也与项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赴前方指挥作战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命令：“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委会于7月11日批准了这项决定。
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工农红军以至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也成为国防教育的重要日子。
南方游击战争，化名“老周”险被叛徒害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部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主力出动初期，他们着重积极掩护和策应，主力远行后，则用游击战从战略上配合主力长征。为了保密，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和陈毅化名为“老周”和“老刘”。
项英经常遇险，一次险些被叛徒龚楚带领的特务武装抓到。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和陈毅对龚楚的叛变毫不知情。1935年10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了北上红军游击队后方的天井洞。他们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以开联欢会为名，袭击了那里一支北山游击队，导致3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后叛变。20日，龚、何二人在搜捕途中，偶遇侦察员吴少华，他们声称有事要向“老周”和“老刘”汇报，要吴少华带路。吴少华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面目，接近指挥机关时，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项英和陈毅听到报警，立即转移。后来人们称这次事件为“北山事件”。
1937年9月24日，项英为解决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局谈判时，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立刻给他们发去电报，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这样他才与中央恢复了联络。那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对项英本人都给出了高度评价。
组建新四军，与儿女见面只有12天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项英被任命为副军长，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项英从新四军筹建开始，到遇害前的这3年多时间里，一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主持工作。只在去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项英和8岁的女儿项苏云、2岁的儿子项学诚见了面。这是他一生中同儿女唯一的一次见面和团聚。
项苏云出生时，项英已经被调往中央苏区，自然无法见到在上海出生的女儿。项苏云2岁时，因为母亲张亮要去苏区与项英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她被送进陶行知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后来又辗转被送到延安读书。儿子项学诚是张亮于1935年在福建龙岩国民党监狱里生下的，后来也辗转来到了延安。
1938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项英第一次和女儿项苏云见面。当时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在开欢迎会。
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见项苏云在大礼堂张望着找爸爸，便过来领着她走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身边的项英说：“老项，这是你的女儿。”又转身告诉项苏云：“这就是你爸爸。”项苏云告诉记者，她当时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想叫爸爸却叫不出口，因为对父亲感觉到又熟悉又生疏，她长到8岁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啊！后来项英又从延安保育院将儿子项学诚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样他同儿女们一起团聚了。
“爸爸帮我洗脚、洗脸，我在学校吃完晚饭他就接我回家。”项苏云记得前后一共是12天，熟悉之后，她自然而然地叫了“爸爸”，“父亲把一生的父爱，都在12天里面给了我们。”
项英离开延安，返回华中抗日前线前，曾到鲁迅小学找女儿告别，但由于当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学生被带进山里上课。项英便请校长告诉女儿一下。项苏云万万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永别。
皖南事变中
在蜜蜂洞被杀害
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1941年1月12日夜，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与8万国民党顽军浴血奋战七昼夜后，按照叶挺军长的命令分散突围，项英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两个月的艰难征程。
在项英向螺丝坑方向转移途中，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刘厚总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主动要求留在他的身边。此人在湘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打过游击，个头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项英自然对他感兴趣，便答应把他留了下来，却没想到竟留下了祸患。
2月下旬的一天，因为隐蔽地点被顽军发现，项英转移到了赤坑山。这里森林茂密，特别是靠近山顶西侧有一个蜜蜂洞很隐蔽。当时，顽军搜捕新四军分散突围的干部、战士和伤病员，急于突围难以成功。更重要的是，项英正设法与秘密的中共皖南特委取得联系，布置组织游击武装重燃革命烽火的事，所以他在洞内隐蔽了一段时间。
3月13日，是项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还像往常一样在为突围做最后的准备。这天晚上下起大雨，大家万万没想到，3月14日凌晨，在寂静的山洞中，叛徒刘厚总以风雨声作掩护，向项英、周子昆下了毒手。当时战友们只能将两人的尸体就地掩埋，直到项英的儿子1952年替父亲“收尸”，后安葬在了南京雨花台功德园。
项玉兰2009年曾去蜜蜂洞祭拜大伯项英，还寻访到了当时给项英送饭的当地农民章菊珍。老人家今年89岁高龄，还记得那时战士们在山上给她们打信号：“树上如果挂着白布就是有情况，不能送饭，挂着红布就是安全的，可以过去。”见到项玉兰，老人家感慨：“真像！”她记忆中的项英脾气好，人也长得漂亮。而项玉兰只能看着照片，怀念这位从未谋面的亲人。（感谢《项英传》作者王辅一对本文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