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狼吃小羊”是大家从小就熟知的故事。连狼要吃羊也一定要找出个“理由”，那么在人类现在的文明世界，当一个国家对外大举扩张时，仅恃武力自然远远不够，更要“理由充分”，更需要一套强大、系统的理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提供“背景支持”，作为对外宣传的根据、对内煸动民情或曰动员民众的力量。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为何在其策源地曾获得举国一致狂热支持，确实值得深思。
是什么抓住了德国人的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的世界。在这动荡不安、寻求不到归宿的“价值真空”时代，各种强有力的极端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为极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众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说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5年。他写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宣扬“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之外空无一物，国家至高无上”。
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最终，希特勒手执钢鞭在万众欢呼声中将共和国“这个体制”挞为齑粉。纳粹之所以能吸引广大选民，它的“二十五条纲领”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2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同时公布了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纲领虽有二十五条之多，但精神实质只有两点：激烈地反对垄断资本与坚持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它提出“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由此自然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极权统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这一点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领袖独裁为核心内容的“领袖原则”。
应该承认，这“二十五点”紧紧地抓住了德意志人当时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占有权力，那么我们第一个要争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所以十分注意用“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争取群众，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地主等都进行猛烈的抨击。在整个20年代，纳粹党员成分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其中大、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又格外活跃。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热血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狂热投身于法西斯运动。
当然，除了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现实原因以外，德国法西斯之所以能如此长时间且如此强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还在于它精心编织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制造了有关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神话，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尔曼人），其中日尔曼人又最高贵，世界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尔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尔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
这种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的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民族/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精神煽动性，激发起普通人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当然，要反对这种燃烧的激情是非常困难的。茨威格写道：“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
以施本格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认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驱和同路人。一战后欧洲兴起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对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张以强权、扩张、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影响巨大，其基本理论是 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一切都归结为直觉和体验，并上承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定历史由“超人”创造，所以可以主宰一切。由这种“超人”哲学出发，纳粹意识形态对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民主制是一种照顾迁就庸众的软弱的制度，只有领袖独裁的制度才是真正强者的制度。因此早在还未掌权时，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
日本：如出一辙的思维逻辑
日本是东方的法西斯国家，与德国虽有种种不同，但一些最基本点确是一样的。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对外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走上对外侵略、对内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种种支持侵略和专制的理论。首先出现的是“脱亚论”，认为日本只有学习西方“脱离亚洲”才能强盛。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的侵略理论又从“脱亚”变为“归亚”。
所谓“归亚”，即是说要由日本充当灭族的“领导”，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已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宣传“是日本长期以来以自己独自的力量，反抗着欧美帝国主义对东亚的压迫，正因为有了日本，才避免东亚完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是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种理论还十分狡猾地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当时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致命的诱惑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和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它的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天的“文本”对过去的“文本”进行一种“纯文本”阐释，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优越论”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的结论！所以，对“纯文本”阐释方法，一定要非常慎重。即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梳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洞察它是由谁掌握、针对什么、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当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极端思潮的产生与存在。但在承平时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种种极端思想只能蛰居一隅，始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但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的转型期或社会危机严重时，这类思想却使人如饮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终毁灭一切的狂风巨浪。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为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现实条件。虽然其具体纲领和表现形式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否定个人权利、反对民主制度主张专制统治、嘲笑协商妥协精神、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崇拜领袖、批判理性思考、无情镇压反对派却是其共同特点。
1933年1月30日夜，希特勒通过合法程序组成纳粹政府的消息传来，举国若狂，全德大小城镇都举行了规模盛大、通宵达旦的火炬游行，人们向希特勒热烈欢呼，以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国际资本压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护神。只到十几年后，德国人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犯下了灾难性错误，但为此已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而日本人民也为曾经狂热支持“圣战”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历史证明，法西斯理论确有魅力，但这种诱惑是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