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宇文永权真的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吗？
引言
傅振国
我的朋友宇文永权（以后简称他为“宇文”），是“变易速算体系”创始人，他有十几项发明创造问世。他不是一般自称的民间数学家。我信任他的人格。今年元旦，他在美国，通过QQ告诉我，他完成了自己对哥德巴赫猜想“1+1”的第11种证明。我听后吓了一跳，这可是个震惊天下的消息。
1966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论证了“1+ 2”。1977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震动了中国和世界。如果宇文真的证明了“1+1”，那不是中国和世界数学界一件大新闻吗？那他宇文永权不就成了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的那位奇人吗？
宇文的论证过程很简单：
自３起奇数列构成的全部等值数对，每３对最多被３筛去２对；同理类推。因奇素数之差≥２，故至少筛剩１对素数。
我不懂数学，不知宇文是不是真的完成了论证。我请宇文将论文送权威部门认可的权威数学杂志发表，宇文说人家不予理睬。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一个科学的发现要不要经过权威部门论证承认？如果权威部门不论证、不承认，这个发现会不会被湮灭无闻？
2012年2月11日，宇文从美国讲学归来，我和宇文在北京通州区的大运河畔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对话。
今天把这个对话在我的博客、微博里发表。
没有权威论证，我送请广大网友审视论证。宇文说，他的论证浅显易懂，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看得懂。网友可是一个无所不懂、无所不知的伟大集体。我想，至少，可以及时公告世人：有位叫宇文永权的中国人在2012年元旦期间，完成了他自己对哥猜“1+1”的证明。
河边对话
傅振国 宇文永权
傅振国（以下简称傅）：你在QQ里告诉我说，你在今年元旦的凌晨完成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第11种证明。能不能详细说说当时的背景情况？
宇文：好。我当时是在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靠步兵――在“哥猜”证明中是权威们用错了武器》。这篇文章的思路本来是去年暑期回国时，与敢峰和黎鸣等在北京创造学会一起研讨“哥猜”时产生的，后来回到美国因为讲学太忙，就一直没有写。今年元旦凌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着写着，突然冒出一个灵感：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完全可以证明“１＋１”成立，而且更加简单。我通过与敢峰等民间研究“哥猜”的人士接触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哥猜”的人都走了一条相似的路。这就是他们都发现：在奇数列中，自5起每３个奇数会有１个３的倍数，即被３筛去１个；自7起每５个奇数会有１个５的倍数，即被５筛去１个，以此类推。这样，在表示每个大于４的偶数的奇数对中，每３对奇数就有６个奇数，会被３筛去２个，同理类推。如果这２个被筛去的奇数构成１对，如：9和15，就只能筛去１对；如果它们不构成１对，如：9和11，15和5，就会筛去２对。可见，筛去２对是最多的。
傅：也就是说，每３对奇数最多被３筛去２对。
宇文：对。每５对奇数最多被５筛去２对，每７对奇数最多被７筛去２对，同理类推。这就像人一样，假设有２个坏蛋，如果坏蛋和坏蛋配对，就给好人和好人的结合让出了空间。如果２个坏蛋都和好人结合，就会带下去２个好人。
傅：道理这么简单？
宇文：实际上，规律都是简单的，就看你能否发现。
傅：那么，敢峰他们没有发现吗？
宇文：其实，这个规律，敢峰他们都发现了。这里面包括大连的何宝起、辽阳的庄严、北京的甘世德、河北的李文义，等等。只是他们在证明中走了另一条道路。
傅：为什么呢？
宇文：原因还是思维方法不同。他们都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在全部奇数对中，最多被３筛去2/3，余1/3；最多被５筛去2/5，余3/5；最多被７筛去2/7，余5/7；以此类推。于是，他们便给出了一个连乘公式：用1/3×3/5×5/7……，由于前项分母与后项分子相等，所以结果只取首项分子和末项分母即可。
傅：那么对大于７的素数怎么办呢？
宇文：对大于７的数，可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奇数都当成素数看待。比方９不是素数，它不会筛去任何数，但是也视同它可以在９对奇数中筛去２对，这样，在连乘公式中就加入了7/9，于是，无论素数多大，公式的结果就永远是取首项的分子１和末项的分母即可。
傅：乘以7/9以后，分数值比实际应得的值更小了，那么，怎么能保证“哥猜”成立呢？
宇文：这个很好办，只要你能证明当连乘的分数值是1/3时，至少有３对奇数；分数值是1/5时，至少有５对奇数（以此类推）就可以了。实际上，最多被3筛去2对时，已经有4对奇数；最多被5筛去2对时，已经有6对奇数；最多被7筛去2对时，已经有9对奇数。对此，我在多年前已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证明。但是，还没有现在的证明简单。
傅：敢峰他们是怎么证明的呢？
宇文：敢峰他们虽然都发现了上述规律，但是，在证明中却又被“误差率”所困扰。
傅：什么是“误差率”？
宇文：所谓“误差率”就是按照他们的公式计算，与实际的素数对不完全相同，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傅：为什么会有“误差率”呢？
宇文：一个是奇数对有时不能正好是某素数的倍数，如：奇数对是７对，它就不是３和５的倍数，等等。还有就是为了求实际的素数对，有时不能都按筛去的最多值计算。如：当某大偶数是某素数的倍数，但又不是其它素数的倍数，比方100是５的倍数，但却不是３和７的倍数，这时被5筛去的每2个奇数就会构成1对。这样每５对奇数只能被５筛去１对，于是在连乘公式中就要把3/5改成4/5。以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计算的误差。我看到庄严、何宝起、甘世德他们计算到很大很大的数，来比较计算值与实际值的误差，甚是辛苦。其中甘世德还将自己的公式与哈代（华罗庚的英国导师、著名数论大师）公式的计算值与实际值进行对比，以证明他的公式比哈代公式更准确。
傅：是吗？这个人真不简单。
宇文：对。在“哥猜”证明中，甘世德是比较有功底的。但是，我始终认为：他们这是计算而不是证明。我多次对庄严、敢峰、甘世德说过我的看法。
傅：他们怎么说？
宇文：庄严直接回答说，证明就太难了！我说：要的就是证明，而不是计算。
傅：对呀。听说有人用计算机验证几十个亿，都没有推翻“哥德巴赫猜想”。
宇文：是。我也对敢峰多次当面说过：不要被所谓的“误差率”迷惑，只要证明至少有１对素数即可。但是，他还在为解决“误差率”而做不懈的努力。
傅：还是说说你自己吧。你是怎么突破的？
宇文：我在创立“加减不过３，乘除不过５，乘方开方不过25”的“变易速算体系”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变易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可概括为“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不离其宗，灵活多变”和“变易变易，不变不易，摸清规律，化难为易”。后来，我加入北京创造学会，又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专门对创造思维进行研究，总结出来几种创造思维方式。其中，“类比联想”和“逆向思维”是常用而有效的创造思维方式。
傅：能否举例进行说明？
宇文：好。比方“苹果落地与万有引力定律”，“壶盖被顶起来与蒸汽机”，这都属于“类比联想”思维的结果。那么，在奇数对中，每３对、５对、７对最多均分别被３、５、７筛去２对，同理类推。这就是“类比联想”。
傅：那么，逆向思维呢？
宇文：“逆向思维”就是对于一个问题，从正面不好解决或解决不了，就从反面看看能否解决。比方要攻克一个堡垒，从正面进攻比较困难，几次都攻不下来，伤亡很大。但是，从后面只派一两个人带着爆破筒上去，就很轻松地解决了。
老百姓说“万事一个理”就是这个意思。我根据自己的科研实践，将其概括为“哲通天下，万事一理。”
傅：具体到“哥猜“证明呢？
宇文：到“哥猜“证明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每３对奇数最多被３筛去２对，每５对奇数最多被５筛去２对，每７对奇数最多被７筛去２对，同理类推。”这样，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想：每７对奇数最多被７筛去２对，最少筛剩５对；每５对奇数最多被５筛去２对，最少筛剩３对；每３对奇数最多被３筛去２对，最少筛剩１对。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想法推广到无限大，因为奇素数之差不小于２，所以被任意大的素数筛剩的奇数对永远不会少于相邻的较小素数。如果将不小于３的所有奇数都视为素数，就会形成从任意大奇数起连续减２，直至３－２止，最后的结果最少剩１。
傅：是吗？真的这么简单？！
宇文：实际上最后就是这么简单。就像一个大案要案，虽然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最后到临近破案时都是很简单的。
傅：确实是这样。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其实也是这样。
宇文：对。我常常在讲学中说：“遇到问题就想辙，方法总比问题多。”这里，我把北京人常说的“辙”（办法），上升到哲学的“哲”。因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想出好的办法。
傅：看来，哲学思想在你的科研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宇文：一点不错。我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大视野”的直播节目中说：“哲学头脑和科学思维往往比熟练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神枪手不一定是军事家，但军事家却胜过神枪手。
傅：我还很想知道，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起因、经历、遇到的困难，等等。你能说说吗？
宇文：好。我的速算发明成果经国家级专家鉴定曾列为科技保密管理。其鉴定委员会主任就是老一辈数学家――中科院系统所研究员孙克定。孙老和陈景润的个人关系非常好，陈景润追悼会的挽联就是孙老写的。《陈景润传》中还收入了孙老为他及夫人写的诗。我经常去孙老家，陈景润生前我也见过。但那时他已经得了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走路都比较困难。我记得见到他时，他穿着军裤，在秘书的搀扶下慢慢的挪动脚步，令人看了很难受。
傅：那时，你想过自己后来会研究“哥猜”吗？
宇文：根本没有。因为那时认为，“哥猜”和我研究的速算是不沾边的。
傅：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研究“哥猜”的呢？
宇文：现在回想起来很偶然。2001年，《北京晚报》发表了著名评论家孙焕英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将随陈景润去了吗？》一文。其中说到：为什么陈景润死了以后，中国官方数学机构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哥德巴赫猜想？他还说：哥德巴赫猜想既是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也可能是一张窗户纸；既可能被陈景润那样的大数学家攻克，也可能被小学生攻克。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见地，我就把它剪下来留存。
傅：这就是你研究“哥猜”的起因吗？
宇文：还不是。因为不可能看了一篇文章就开始研究。
傅：那么，真正的起因是什么呢？
宇文：2001年８月19日，我们在北大搞了一个“早期科学教育专家报告会”，很轰动！北京的许多媒体都来了。其中，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现代人物》栏目组现场采访与会听众，有一个搞小学数学教育的高级教师接受采访时说：宇文永权的速算发明完全可以获数学诺贝尔奖。我在旁边听到后纠正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强调说：有一个菲尔兹奖就被称为数学诺贝尔奖。后来，他到我们在海淀区的示范班教数学，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晚上我们聊天，聊到我发明的“变易速算”。聊着聊着，我突然想到并说：其实抓住了10以内数就抓住了速算的牛鼻子，那么抓住了10以内数能不能抓住“哥德巴赫猜想”的牛鼻子呢？他马上积极鼓励我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不妨试一试。如果你能把“哥德巴赫猜想”再攻克了，那就更了不起了。
傅：这时你就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了？
宇文：还没有。过些天他回家过双休日，他用电话将1000以内素数告诉我，我就把它抄在了纸上。现在这张纸我还保留着。
傅：是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宇文：叫聂先荣。他是我研究“哥猜”的“贵人”。后来，我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哥猜”证明的报告，还请他来参加了。
傅：那你研究“哥猜”就是从这1000个素数开始的？
宇文：对。其实，那时我连100以内有多少素数都不很清楚。因为平时不接触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我有研究“变易速算”的基础，所以很快就发现了素数分布的基本规律。
傅：这就能证明“哥猜”了吗？
宇文：发现素数的分布规律和证明“哥猜”还不是一回事。因为素数的分布规律只是“单线”的，而“哥猜”要求是“复线”，即必须有１对素数。也就是如何让“单线”中的素数变成“复线”以后配成对。比方10=3+7，12=3+9，前者配对成功了，后者配对就没有成功。这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到无限大怎么办？能否保证配对成功？这一步是最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比白血病的骨髓移植配型还难。
傅：陈景润他们最后没有完成“１＋１”，是不是就没有配对成功？
宇文：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走的和我不是一条路。他们走的是“围捕”的路，从挪威布朗的“９＋９”开始，先画个大圈将猎物围上，然后再逐渐缩小包围圈。但到“１＋２”就走不动了。所以，王元他们说：用他们使用过的方法已经不能证明“１＋１”。其实，哈代很早就说过：用布朗的方法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傅：为什么他们到“１＋２”就走不动了呢？
宇文：因为他们是用高等数学的方法，而且走的是估值，无法将其细化。我之所以写《大炮》一文，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哈代早就说过：我们不是在原则上没有成功，而是在细节上没有成功。哈代是非常伟大的数论专家，在许多问题上都很有远见。但是，为什么在细节上没有成功？值得深思！我个人觉得：就是用错了武器。
傅：这样看来，你写《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靠步兵》是有一定道理的。
宇文：我原来针对权威们所说：用初等方法根本不能证明“１＋１”，不能骑自行车上月球，不能用改锥造航天飞机等等，写了《武松最后是用啥打死老虎的――驳“哥猜”证明中的唯武器论》。后来我感觉到：事情与权威们说的恰恰相反，是权威们用错了武器。因为一再强调用高级武器的权威们，为什么把高级武器用遍了还不能证明“１＋１”呢？
傅：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一开始是怎么突破的呢？
宇文：说起第一个突破，很有意思，是在梦中。
傅：什么？在梦中？
宇文：对。后来我总结了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就称为“梦境思维”。就是指长期研究一个问题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在梦中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傅：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宇文：就是2001年12月的一天，我研究“哥猜”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已经搞清楚，随着数值的不断增大，素数的总量会逐渐增多，也就是保证“哥猜”成立的条件越来越充分。但是，如何能保证至少有两个素数配对成功，却还没有办法。当天已经是凌晨两点钟，我强迫自己休息了。突然，在似睡非睡中，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原来解决的方法在这里。
傅：什么方法？
宇文：我突然想到：６和８可以表为１对素数之和，在６或８的基础上每加４就会增加１对表示大偶数的奇数对。如：６＋４＝10＝３＋７＝５＋５，８＋４＝12＝３＋９＝５＋７。如果能证明：在增加１对奇数后筛去的不超过１对，至少不就会剩下１对吗？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至无限大，“哥猜”不就被证明了吗？
傅：对呀！那你怎么证明的呢？
宇文：其实，思路一打开，问题就很好解决了。你看：６和８以内的奇数都不是合数，它们加４以后新进来的只有６＋１＝７或８＋１＝９。这时，只有７和９可能被筛去。因为７没被筛去，所以10可表为２对素数；９被筛去了，所以12可表为１对素数。
傅：这并不是证明啊？
宇文：证明就很简单了。请看：N+4-3=n+1或n+4=(n+1)+3 这里的n代表大于４的偶数，加４表示每加４就会增加１对奇数，减３是因为它是最小的奇素数，和它配对的奇数只有n+1，可能被筛去的也只有n+1。
傅：对。其它的都不能被筛去。
宇文：我将这一证明多次讲给我的合作伙伴，“拼玩识字”发明人陈淑红老师，但她却不理解：原来的那对素数在加４后已经被破坏了，为什么你还要当成１对呢？我说：我不是把它当成１对素数，而是当成１对奇数。１对奇数加上１对奇数，是不是２对奇数？２对奇数最多减去１对奇数，最少是不是剩下１对奇数？这样一说，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傅：我数学很差，对这一点也不理解。
宇文：不但陈老师，就是许多研究“哥猜”多年的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我在2002年就将证明交给敢峰，他也说不好理解。但是，有些没有研究“哥猜”的人，却能理解我的证明。北京创造学会的李全起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然一开始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最后还是理解了。我觉得，李老师的数学功底非常好。还有一位李文义老师，是河北人，他的思维非常灵活，也很有深度。我将证明讲给他，他惊讶的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思路？研究“哥猜”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思路。还有辽宁的庄严，我多次单独或在会议上讲给他，请他从反面审查，看看能否推翻？他回答说：推翻不了。
傅：宇文兄，你的这个成果应该及早送数学权威人士审查并在权威杂志发表，你找了他们吗？
宇文：能不找吗？但是人家早已经对圈子之外实行了“概不接待和概不受理”的全面封杀政策。
傅：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全面封杀？
宇文：从他们对媒体公开发表的谈话分析，一个是他们认为：民间研究者根本不可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说他们没有义务对民间的研究进行审核。数学院的王元、杨乐、李福安、陆柱家和北师大的王世强等都发表过这样的谈话，有的还对民间研究者进行讽刺挖苦和人格污蔑。
傅：是吗？你有证据吗？
宇文：今天跟你说的话，我都有证据。这种情况，我在从事“哥猜”研究时是没有想到的。《科技日报》李大庆当年对此进行报道时引用我的话说：没证明出来只是不服气，证明完了只剩下生气了。
傅：请你详细说说你的遭遇好吗？
宇文：好。我因为研究速算曾受到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的接见。对此，孙克定老先生也为我骄傲。我研究“哥猜”的第一个证明完成后，首先向孙老汇报。孙老当时很高兴，因为他对我的研究能力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听了我的讲解并看了证明后，答应我找几位数论专家看看。但是，他找谁谁推脱，不是说要出国就是要出去开会。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孙老在数学界是德高望重的，曾担任过华罗庚时代的中国数学会秘书长，连吴文俊给他写信落款都是“晚 吴文俊上”。所以，孙老找人都没有人理，可见问题有多么严重！
傅：那么后来呢？
宇文：后来我就亲自去数学所，没人接待。后来我又打电话，一听说是研究“哥猜”的，马上就挂了电话。我去《中国科学》杂志社送稿，一听说是研究“哥猜”的，就拒绝受理。我又给吴文俊写信，因为以前我曾因其它学术问题和他通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但是，这次因为是研究“哥猜”的，就没有接到回信。2002年吴文俊担任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此前我在人民大会堂做过关于“哥猜”证明的报告，《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一版还进行过报道。《科技日报》也以《速算专家的新思维》进行过报道。国际数学家大会吴文俊作报告时，我还亲自将自己和李文义的证明交给他，并说明我是孙克定的忘年交，我还让他在我的材料上签了字。但是，也没有任何回音。这时我才认识到发表研究“哥猜”成果太难了！少数人把持着学术刊物，少数人把持着官方数学机构。真正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对此，李大庆在《科技日报》报道说：你找数学家，他们让你向刊物投稿；你向刊物投稿，他们让你找两位数论专家签字。这样被他们耍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其实，中国数学界的可怕还不是从“哥猜”开始的。当年他们压制陆家曦就是闻名世界的丑闻。你看看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关于陆家曦的情况就知道了。陆家曦生前是内蒙一所中学的普通物理教师，这位自称是“数学外行”的人，多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世界级数学难题，先后攻克了“柯可曼女生问题”和“斯坦纳大集”。但是，他的论文没有一篇生前能在中国的数学刊物发表。如果不是在他生前和死后美国的数学刊物先后用100多页发表他的论文，可能这个数学天才永远会被埋没。
傅：为什么我们的成果不能在中国发表？
宇文：这就是问题的要害。陆家曦的第一项世界级成果被压下后，后来被外国人将此荣誉夺走。如果不是他后来又攻克了更难的“斯坦纳大集”，人们也就不会知道陆家曦了。陆去世后６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在数学界只有华罗庚、吴文俊、陆家曦三个人独获此殊荣。因为陈景润、王元、潘承洞是三个人共获一个一等奖，而杨乐和张广厚是两个人共获一个二等奖。因此，卢嘉锡主编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传记》将其收入第一集，而王元、潘承洞、杨乐等并没有被收入其中。
傅：历史是公平的。
宇文：可惜，这个公平对于陆家曦来说，实在是太晚了！他只能在天国看到当年压制他的那些人如何做检讨，如何总结教训，如何发誓不让此类事再在中国发生。可是没过几年，中国官方数学机构就召开记者招待会，说什么：谁能打破百米纪录国家体委心中是有数的，谁能攻克世界难题我们心中是有数的；中国国家足球队临门一脚再臭，球迷们也不能说：你下来，我上去。后来甚至说：我们不能在长安街上开着奔驰车突然停下来，捡起地上的垃圾纸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些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汲取陆家曦一案的教训。我看了总结陆家曦一案教训的材料。其中，中国数学会作出了深刻的检讨。吴文俊说帮助陆家曦发表文章的外国人是“真正的国际友人”（这种国际友人实际上是“国内庸人、懒人、混人、恶人”造成的），并希望陆家曦式的悲剧不要在中国重演。但是，他又说：有人将研究“哥猜”的文章寄给他，他不相信这些人会攻克。还是应该让专业人士去搞。后来我发现，我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就连著名教育家敢峰也因研究“哥猜”而遭封杀。敢峰是我知道的民间研究“哥猜”地位最高、知名度最大、最有思想、也最值得敬佩的人。他原来是中宣部的，后来担任景山学校首任校长。60年代出版《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被称为“青年导师”。敢峰退休前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社科院院长。就是这样一个有相当社会知名度的人，也因研究“哥猜”而遭到歧视。
傅：如果说陆家曦当时只是内蒙古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师，还容易被忽视。可敢峰却是身在北京的社会知名人士，数学界为什么就不能看看他的论文呢？
宇文：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按理说，敢峰可以找到很多关系，听他说曾经找了一位院士，这个院士说：一听说研究这个问题，我找谁谁也不会来。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我通过孙老找数论专家的遭遇。后来，敢峰气愤地写了《“话语权”有感》的诗：
难堪最是话语权，是非黑白皆等闲；象牙岂从凡口出？权威放屁也值钱。
学界之风尚如此，怎不令人思慨然，真理面前不平等，哪来人间平等天。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当年在接受《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陈宗周专访时说：当今我国科技界“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连中科院院长都认为科技界“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可见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这块土壤中，任何“颠覆性创新”都是不可能被承认的。
我还算比较幸运。多年来，先后有《法制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浪网“聊天室”等对我从事“哥猜”研究进行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频道以《哥德巴赫猜想的追梦人》对我进行报道。
傅：那么，你先后搞了十几种证明，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宇文：锻炼自己的思维。我这个人有个脾气，越是受到压制越是要搞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现在我已经证明：随数值的无限增大，在两个相邻自然数的平方之间至少有４个素数；在两个相邻奇数的平方之间至少有８个素数；在两个相邻奇数的平方之间素数量会逐渐增多；大偶数可分段至少表为１至多对素数之和；任意大偶数具体可表为多少对素数之和。当年我搞速算研究也是这样，第一个方法发明以后，又接连搞了十余项速算发明，终于创立了“变易速算体系”。由于在研究中思维得到了锻炼，所以再搞别的就很容易了。
傅：我知道你在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也有很多成果。
宇文：这是这几年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完成的。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把苏轼和陆游的两首诗合在一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苏轼的诗是提醒人们不要迷在庐山里，陆游的诗是强调实践的作用。
宇文：我还有其它的许多艺术上的成果，今天就不说了。你可以在网上看到。2002年12月4日我作客新浪网聊天室，主持人最后问我：宇文老师，你都把我聊晕了。你在这么多领域有这么多成果，你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回答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是研究什么的。今天你问我，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在研究思维科学的。
傅：思维科学太重要了。我通过和你接触也感到你的思维非常灵活。那么，对于“哥猜”，你打算怎么办呢？
宇文：第一个，发表。他们不让在他们把持的刊物上发表，就在其它刊物上发表。也可以在网上发表。
傅：发表以后权威们也不理你怎么办呢？
宇文：他们不理不要紧，只要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了就好办。
傅：大家知道没有用啊，最后还要权威们认定啊。
宇文：实际上，科技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不是由权威们首先认定的。相反，最先反对的往往就是权威们。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等等。我的最后一个证明，连小学生都能听懂，普通人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因此，权威认定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是他们承不承认事实的问题。
美国《2060计划》中专门有一条：不能仰仗权威。其中说到：任何权威都没有绝对的裁判权（大意）。社会民主不迷信权力，科学民主不迷信权威。
傅：宇文兄，我有一个想法，将我们今天的对话发表在我的博客和微博里，网民中有太多高人了，请他们来审阅证明你的成果，请他们来传播你的研究“哥猜”的成果，好不好？
宇文：太好了！谢谢！
2012.2.11.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
宇文和“哥猜”之二：
大炮不能上刺刀 解决战斗靠步兵
――原来是权威们用错了武器
宇文永权
１．从本拉登被击毙谈起
“用现代化激光制导武器不一定能打到本拉登，而用传统的轻武器不一定打不到本拉登，这里的关键是用什么方法找到本拉登。”这是2002年著名教育家敢峰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九年后，敢峰的预言被证实：本拉登死在传统的轻武器下。敢峰这段话是针对数学权威们经常说的要想征服“１＋１”，“不能骑自行车上月球”，“不能用锤子和改锥造航天飞机”，等等。
２．原来是权威们用错了武器
强调只有用高等数学方法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权威们,为什么这么多年用尽了高等数学方法却又证明不了呢？而且他们曾公开说：他们用过的方法已不可能征服“１＋１”。要证明它必须有新思维。可他们又坚持不用高等数学方法证明的论文连看都不看。这种心态正是“叶公好龙”在数学权威们身上的体现。根据权威们的文章和著作可看出，他们的证明和“哥德巴赫猜想”本身不是一回事，是权威们走错了方向。如敢峰所说：他们攀登的是另一个山头。
３．权威们的“无限大恐惧症”
“几乎所有自然数都是合数”，这是某权威得出的结论。他的依据是：根据他的证明，随着数值的无限增大，素数在自然数中的比率越来越小，最后会趋近于〇（实际上永远不会等于〇，而且随数值的无限增大，素数的总量会越来越多）。因此，当数值无限大时，能否保证“１＋１”成立，就不得而知了（见某权威在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的谈话）。这是典型的“无限大恐惧症”。显然，这里犯了一个逻辑性错误：哥德巴赫猜想并非要求偶数越大，表示它的“素数对”越多，而是只有一对即可，其比率永远是任意大偶数比一。随数值的无限增大，这个比率较素数在自然数中的比率要小得多。就是说，数值越大，素数越多，可满足于“１＋１”的条件越充分。那么，权威们为什么会陷入“无限大恐惧症”呢？正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法出了问题。因为他们企图用“单线思维”和迂回的方法证明“１＋１”。
４．“单线思维”永远不能证明“１＋１”
我们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要求 无论偶数多大，只要有一对素数表示它就足够了。这个“一对”就是两个素数（包括相同素数）。而你无论证明多大的数值之内有多少个素数，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都不是一回事。因此，证明它必须有“复线思维”，即一开始就要研究表示大偶数的“奇数对”中的“素数对”构成规律。抓住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哥猜”证明的牛鼻子。思路一打开，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5．用初等数学方法更好证明“１＋１”
初等数学方法的特点是“具体和细密”，且简单易懂。而用某些高等数学方法，其缺点就是“大概其”。是“高射炮打蚊子”。因此，权威们只好常常用“几乎”的字眼。于是就出现了“哥猜”证明中的两个悖论：华罗庚证明“几乎所有大偶数都可表为一对素数之和”，王元却证明“几乎所有自然数都是合数”。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证明结论究竟哪个是对的？人们不得而知。
那么，可否不用字母和公式就能证明“１＋１”呢？请看：
由３起奇数列构成的一切大于４的等值数对，每够３对最多被３筛去２对；其它类推。因奇素数之差不小于２，故至少剩１对奇数。
此证明可理解为：任意奇素数，每次最多减２，直到３减２为止。
至于当某素数最多筛去２对奇数时，奇数对数量是否够该素数，也是很好确认的：构成３对奇数的条件是３×４＋２，而最多被３筛去２对奇数的条件是３×５＋３。其它类推：此后，只有第二算式的乘数永远是奇素数加２，其他各项，不是不变，就是相同。显然，５＞４，３＞２。可见，当某素数最多筛去２对时，奇数对数量永远不少于该素数。
6．“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不离其宗，灵活多变。”
在创立“变易速算体系”的过程中，本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不离其宗，灵活多变。”的“变易思维”。具体说就是，对任何一项难题，首先要在形式上将其化繁为简，然后再从简单的形式中找规律。因为任何规律都是简单的，再用简单的规律去驾驭复杂的事物（化繁为简和以简驭繁的“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只要不违反规律，就可灵活变换各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会越来越容易。多年来，我用“变易思维”在速算外的声乐、地学、汉语教学、英语教学、写作及作词、作曲等许多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获益匪浅。目前，本人已完成了用多种筛法证明素数的分布规律和多种方法证明“１＋１”成立（请见先后发表在《法制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珠算》杂志及我博客上的文章和报道）。在赴澳大利亚讲学期间，我又将2002年３月15日前媒体公布的第一种证明方法精炼成60余字，现介绍如下：
n+4-3=n+1
因８以内无奇合数，自大偶数ｎ为６或８可表为１对质数起，每加４增加１对奇数后，只有n+1可被筛去，故每次至少剩１对奇数。
此证明首先确认：６或８均可表为１对质数（同时也是奇数），自６或８起，每加４就会增加１对奇数。因为加４以后还要减去最小的奇素数３，才能得出与３构成１对的那个奇数。由于８以内无奇合数，所以这时只有n+1可能被筛去。因每次最多只能筛去１对，所以每次至少会剩下１对。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至永远。
７．“三言两语让外行人听明白”
“要做到三言两语让外行人听明白。”这是钱学森的一句名言。对上述第一个证明，我曾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用通俗的比喻阐述其原理：我们确认一开始有一双筷子，以后每次都增加一双筷子，只要每次减掉的不超过一双，每次最少会剩下一双筷子。这一过程可不断重复直至永远。我还借用“狗熊掰棒子”的民间笑话并稍加改动比喻这一原理：狗熊一进玉米地就掰了一穗棒子，以后每次都会掰一穗棒子，只要每次丢掉的不超过一穗，它手里就至少有一穗棒子，直至永远。
后来，我又在此基础上将哥猜证明推向纵深：总结了决定任何大偶数可表为多少对素数之和的“三大要素”。即“奇数对－合数量＋合数对”。对此，我还是用筷子作比喻：已知有３双筷子，其中有３支坏的（代表合数），３支好的。只要你能证明两支坏的构成一对（找到“合数对”的构成规律），就证明了必然有两支好筷子构成一对。详细证明可见本人在博客中发表的论文。
8．用初等数学证明“１＋１”就没有意义吗？
权威们自己用高等数学方法证明不了“１＋１”，又反对别人证明它，所以就抛出了两个谬论：一个是说要想证明它，必须依靠新的数学工具。显然，这是遥遥无期的臆想。就像说：我打不死老虎谁也打不死老虎，要想打死老虎必须等待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新式武器。另一个是，即使用初等数学证明了它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使用新式武器。这就像说用传统的轻武器打死本拉登也没有意义一样，好像他们的目标不是打死本拉登，而是要制造新式武器。显然，第二个谬论比第一个谬论还荒谬绝伦。谁都知道，在科技史上，越能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越说明水平高。华罗庚就是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大师。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两个笑话：一个是打仗时因为打不赢，所以就说“等我回去找家伙去”，结果一去就不复返了。一个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甚至说“用简单方法吃葡萄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用什么武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用什么武器都不可能打胜仗。而根据自己研究“哥猜”的实践，我这里可大胆推断：武器越高级，越难证明“１＋１”。
9．在科学上更应该讲民主
“在科学上更应该讲民主，要给小人物说话的机会。”这是2002年３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我就业余研究者证明“１＋１”遇到官方数学权威机构的压制而说的话。此话后来被“东方时空――时空连线”选入片头播出很长时间。一个国家要想进步，不但在政治上要讲民主，在科学上更应该讲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就没有创新。因为许多科学创新，都是一些原来不出名的小人物完成的。而压制创新，扼杀小人物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出名又固守成规的权威们。
10．科技创新呼唤大师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国人的关注和热议。是啊，为什么我们建国60多年，却一直培养不出可以和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的杰出人才？其实，人才的成长，不仅靠培养，更在于不被埋没和扼杀。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是不刻意培养，也会产生许多杰出人才。民国时期的大师，许多都是自学成才的。建国以来，反右等运动扼杀了大批知识精英，这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国殇”。然而，在科技领域，由于长期官办科研机构的一统天下，逐渐养出了一些懒人、庸人，甚至是浑人。在这一体制中，有人由原来的“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由原来的推动科技前进的动力变成了妨碍科技进步的阻力。这种状况若不改变，中国科技要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是不大可能的。
2012年元月１日晨写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３日晨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