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伟大的二重性格
——鲁迅精神一解
孔庆东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近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似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稿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熔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震，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青、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渡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沦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鲁迅与我
凸 凹
铁猊邀约，命写鲁迅，心中不禁一顿——承先生文泽近三十年，以对偶像的态度尊拜着，竟没有写出一篇有关先生的正经文字，真是惭愧得很。正如对心中的大爱，虽刻骨铭心，却未曾吐出一个“爱”字。究其原因，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庸俗的字词把神圣的情感贱侮了。可见情之深切。
初闻鲁迅，是源自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那时刚上小学，文化的“革命”正热烈着，大喇叭里，总能听到两个人的庄肃言论：一个是领袖，一个便是先生。先生的“斗争性”言论可谓多矣，但给幼弱心灵以最大振颤的，是那么一个短句，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既短且硬且锋利，真如匕首。
小孩子天性好斗，好刀剑，从此就留心收集先生的书。都是些小册子，扉页上印着先生不苟言笑的像，他的唇角很瘦狭，犹如刀刃。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白皮书，印制者，有部队、厂矿、学校，甚至还有人民公社和××大批判组。先生的文字很生冷，符合冷兵器的特质；虽读得吃力，热情接定不会为我们两人带来幸福。我希望早日解除这个婚约。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愿以此信为凭。
在今天看来，这种单方面的毁约短信，很难具有什么法律效力，但在当时，却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据说，收到这封信后，我未婚妻的一家便“炸营”了。还在封建婚姻桎梏下甘受其束缚的那位姑娘，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她悲伤的不仅因为失去我这个早已闻名乡里的“如意郎君”，而是害怕那封短信会给她的名声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就像她的父亲愤怒中所说的：我女儿究竟犯了“七出”之罪的哪一“出”，值得他写此一纸“休书”？
一向墨守陈规的表伯闻讯更是暴跳如雷，他一方面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又大骂政府提倡婚姻自由“成何体统”、“是何世道”？还专门去我家大兴问罪之师，他当面斥责我母亲教子不严，居然有此无礼之举，同时又骂我“忘恩负义”、竟然做此荒唐之事。他声色俱厉地说：“这孩子的书算白念了，竟有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真是有辱程家门声！今后我和你们家一刀两断，再不来往！”
那年暑假回家，母亲狠狠地埋怨我一通，但事已至此，她也无可奈何，只是慨叹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就我而言，婚姻的解除真是如释重负。但我也暗自疚歉：对那位始终未谋一面、未交一言的“未婚妻”，由于并非我的过错，使她少年的心灵受到不应有的挫伤，耽误了数年青春时光，也许还影响了对乘龙快婿的选择，着实过意不去。在当时，我只能暗暗向她祝福：尊敬的姑娘，愿在未来的岁月中，盼你找到一个与你心心相印、你倾心相爱、比我强得多的丈夫，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年逾花甲，儿孙绕膝，每想起此事，仍觉心潮激荡，这是我生命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曾点缀了我的青春年华，总令我作有趣的回味……
却每日俱增——因为本能地感到，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他的语锋总能“捅”到痛处，很过瘾。
先生的书很能让人长进，小学尚未毕业，我掌握的字词，据级任老师说，就比一般的初中毕业生多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有了表达的欲望。正值“反潮流”，居然就写出了在学校、甚至在全县都引起“轰动”诗歌——反潮流，意义深，大家都要来关心。阶级斗争年年有，路线斗争也常存。你不反他他反你.和平观念最害人！
且不论这“诗歌”的质地如何，有一点是重要的：先生的文字能开“天眼”，使幼小心眼有成人目光，让人早熟，让人追求与众不同。
我的这首所谓的诗歌，居然也在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兴奋之余，对“作家”这两个字生出特别的崇敬，即而变成一种憧憬，喜欢在私下里无节制地涂鸦。
于是，在中学，在高中，我显得比别的同学“特别”一些，因为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来做范文，或刻印于蜡板之上，或抄展于墙报一端，有“名人”效应。
为了跳跃“农门”，后来很遗憾地上了农业学院。在就学期间很不安心于所学的专业，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订阅了《诗刊》、《散文》、《萌芽》和《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老师在讲台上像春妇发情一般激情洋溢地讲《育种学》，我则潜俯在课桌下像村女偷情一般且惧且喜地私淑那些奇章丽句。偶有所犯，被宽恕了；屡屡不改，便被扭拘到学生处，责令反省，写出检查。可笑的是，那份检查竟被我当散文写了，洋洋洒洒万言有余，题目为《我的检查——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家》。检查实际上是一篇理想宣言，里面反复提到鲁迅，通篇严正，凛然不可侵犯。学生处的领导也是钟情鲁迅的，审检完毕，久久无言，最后说：“你喜欢文学，我不反对，但前提是功课要及格，保证能毕业。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顺利地分配工作。”他的话我是懂的，因为鲁迅早把话撂在那里——人生的正途，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最后才是提高。人不能栽在自己的理想上。我很感激他，保证道：“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一边农学着，一边文学着，青春的岁月被塞得很满，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毕业的时光。同学们都预先设计了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大都去了各级科研机构，稍差一些的，也留校教学。来自乡野，却拒绝乡野，是普遍的心理。因为未曾设计，便听天由命地被分回了原籍的一个叫良乡的小镇。提起良乡镇，人们漠然，但说到“良乡板栗”，大多数人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个著名的品牌，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都是很推崇的，因而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天津和宁波等，在板栗出口时，都要打上“良乡板栗”的商标。所以，虽然被“发落”到最基层，但因为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心态也是平和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的濡染使我有了一种不被现实功利所左右的心胸。那时我想，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地方还有一爿小小的新华书店，一家邮局，可以买书，可以订阅报刊，可以投递稿件，就是一块乐土了。而镇机关的对面，只隔一条马路的距离，正是一爿书店和一家邮政所，真是天赐大福！
书店的店面很小，架上居然赫然地摆着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心跳加剧，感到那是先生对我的邀约。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印刷本，简体，页白，疏朗，大方，价五十二元整。怕被别人“请”走，便要求店员给一个保证。店员说，这套书在架上已经摆放一年了，还未遇见买主，你就放心吧。内心仍是忐忑，便久久地在柜台前逡巡。突然发现那店员正坐下来卷烟，便凑上前去，从他的卷烟纸上撕下来一张，“逼”他签了一张“订单”。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居然只有三十二元，离请先生之资尚差不小的距离，不禁嗒然，整日絮叨，仓皇不安。机关里有一李姓女子，闻之嫣然，慨然送上银两，遂成就愿望。事后得知，她乃一单身女子，对我别有设计。所以，命中注定，我请定了先生，她也把我套牢了。年后与她成婚，再年后与她产下一子。先生有奇伟功力，不仅能开启少年“天眼”，也能掣牵青年姻缘，遂作命运之叹。
十六卷大著放于案头，未曾开卷，就觉天地阔大，宅心深厚，须静敛心性方可破译一二。便不顾市井颜色正好，潜心阅读。以前接触的是小册子，且大多是文选，读时便率性随意，毫无顾忌；眼前却是全编，再挑拣跳跃地看下去，凭空就觉得有亵渎的味道。便从头读起，一字一行，都不敢漏过。先生的文字，特别是早期的篇章，幽深玄奥，有阅读困难，但还是硬着头皮“啃”下去了。系统地读完，用了一年的时光，具体时间是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
当然，真正读懂是不可能的，离通透更是差之千里。但是，系统地“走”上一遭之后，自身的感觉发生了重大变化：觉得自己有文化了，有重量了。从那时起，看人看事，不再迷信世俗的尺度，而是先发出“天问”，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小小年纪，性情谦和，不争小利；但喜抒发一己之见，不易被说服。给领导和同志一个特殊的印象：此人有异秉，虽是个小人物，却不可小觑，只是在这个小地方“暂栖身”而已。
因此，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心底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就忧郁起来。
那个时候，正是文艺的复兴时期，人们对作家和文学有普遍的敬意，当下的作品屡屡走红，屡屡被身边人推崇。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一经系统地“鉴赏”过先生，居然就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觉得当下的作品，成色轻浅，是不足以被倚重的。内心里还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此等作品，我也是能写得出的；而且不写则已，一写，则……
为了做一验证，便于一个酒醉之夕，在两页碎散白纸上信马由缰地写了一通，也不曾抄检，转身就扔进邮筒。那时邮寄稿件，是不须贴敷邮票的，只须注明“稿件”二字就通行无阻。不足旬月，居然被报纸登出来，位居头条，且被标上“小说”两个堂皇的字眼。又不足旬月，居然看到一篇歌赞的评论，文章的作者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著名人物。意外的收获，激发了满腔的狂妄，便又信手拽过两页碎散白纸涂抹一番。不期又登了出来，便生出所谓作家不过如此的感觉。
不久竟被邀参加了全市的文学创作会议，可谓一路风顺。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责任编辑。他露出极为诧异的表情，说：“怎么，你竟然是个白面少年？”问其缘故，他说，从纸面上读到那么老到的文字，以为一定会是个老者。
听到如此评价，内心受用，话语不禁飘浮起来。责任编辑有些不悦，严肃地说，既然年纪尚小，写作时要体现“认真”二字，要把文章恭恭敬敬地写在稿纸上，不然换了别的编辑，会被当做废纸扔进字纸篓里的。
他还告诉我，我涂抹在散碎白纸上的歪斜文字，是他整齐地抄写在稿纸上之后，才拿到排版车间的。
我的随意，他的认真，令我面红耳热，一下子我顿悟出一个道理：文学是不可玩弄的。
事后想来，我的所谓老到，并非一己的质素，而是鲁迅先生的提领——他思想的深刻，文字的老到，影响了我——我写作的起点，是先生的肩膀。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更离不开先生了。我买齐了先生著作的单行本，作为枕边读物；而把堂皇的全集整齐地放在书架之上，作为镇宅之宝。心中供奉着，手边摩挲着，让他的脉搏、体温和气息融入我的生命。
一路写来，未见过面的读者，都以为我是南方人，因为我的语言风格有江浙风韵；认识我的人,也十分惊奇，你一个粗犷的京西人，怎么笔下的文字却是那么沉郁、优雅、精致？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我的文学，坦白地说，就是沿着鲁迅先生语言的轨迹渐行渐远的。我酷爱他的语言，但又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便在京西土语的底色上揉进了先生的“字话”，于是，我的文字，就有了一种既土又雅、既刚且柔的风格。
从文学的层面说，我是先生栽培出来的一个杂种。
所以，先生是我的文学之父！
继而言之，我早期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主要写的是京西乡土。乡土是风情万种的温柔之地，很容易让人沉溺其中，大唱感恩之歌。然而，用毛志成先生的话说，虽然写的是乡土文字，我却没有“匍匐于乡土，醉倒于乡俗”，而是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挖掘出了乡风村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蕴，泥土的文字之中有很高的“文化含量”。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文格，还是来自先生的遗传基因。
先生的乡土文字，特别是他的《朝花夕拾》，虽娓娓道来，却是对乡土的人性反思和人文批判——他是在给中国的“国民性”作历史注脚，给民族文化惕厉出被假话催眠、被善意遗忘的那些寒冷、残酷而又本质的“遗传细胞”。是别一种杂文！
所以，先生不仅赐给了我“物质层面”的语言，也赐给了“精神层面”的思维。眼界不高，行文不远——先生虽然没有直白地说出来，但他那十六卷大书，却字字都是闪光的镜鉴。
至圣者无烦言，短刃者无刀鞘。先生笔下没废话，所以文字精悍；后继者少说欺世之语，所以被人尊重。
对先生就这样默默地追随着，我的文字之道，便有了远行的底气。虽不瘟不火，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收获。写着，孤独着，也幸福着。自我感觉很好。
我谈大先生——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
陈丹青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18、19世纪。人家西方l8、19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 “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