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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郭沫若之人品
文/ 赵健伟
写在前面：郭沫若，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人物。然而当我们对历史正本清源的时候则发现，那种无暇的“伟人”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因此，有关郭沫若的品性问题开始为学界所关注。本人在大量收集和阅读这方面的资料后，归纳出三个方面来评述郭沫若之人品：第一、学术品性；第二、生活品性；第三、政治品性。由于全文较长，因此我把这三个部分分三次连续刊出。
一、学术品性
古人云：人品乃成就伟业之道本，品优则学正，品劣则识伪。对此我一直存疑。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政治领域并非如此。不少所谓成大业者其手段之卑劣，品性之阴毒常使人毛骨悚然。也应此，郭沫若早年就这样感叹道：“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感叹归感叹，郭沫若的一生终究还是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与政界可谓不离不弃、白头偕老。
王国维曾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其实在文学家中也大有品性不正乃至卑劣者，限于篇幅，这里就只谈郭沫若。
郭沫若的品性问题之所以遭众人诟病，主要是郭老在众多层面上均有品性不正之表现。本文把它归类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术品性。
1921年5月，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便盛邀郭于当时著名的半淞园饭店会面。期间茅、郑两人邀请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协助该会创办的《文学旬刊》。当时郭满口答应并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由郭沫若主办的《创造》季刊上就发文指责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并声称要把这些人“送到清水愤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更有甚者的是，文中对茅盾进行人生攻击，取笑他身材矮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由此挑起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长达三年的论战。
同样的事情在1927年又重演了一遍，只是这次攻击的对象换成了鲁迅。是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回到上海。他主动委派蒋光慈、郑伯奇等人前去会见鲁迅，邀请与鲁迅携手合作，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闻之非常高兴并欣然同意。不久郭沫若便在《时事新报》上宣布消息，一是《创造周报复活了》，二是邀鲁迅为特约主笔，次笔是麦克昂（郭沫若之笔名）。
然而还是话音未落，两个月后的1928年1月，由郭沫若等人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突然对鲁迅发起围攻。郭手下有位干将叫钱杏邨，其在《死去了的啊Q时代》一文中这样写到：“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另一大将李初梨则说鲁迅是“反动的煽动家……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云云。不仅如此，最后郭沫若亲自上阵，以笔名“杜荃”发表《冷静的头脑》一文，说鲁迅是“夸大妄想狂症患者”，“向青年们撒了很危险的谎”，所以“不能不要‘除掉’鲁迅的教训。”在另一篇名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郭沫若的言辞更是激：“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所以“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这是鲁迅自呐喊以来遭受到最猛烈的围攻……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章，文风是最恶劣的。”（林贤治——《人间鲁迅》）。令人深思的是，郭沫若至死不承认“杜荃”是自己的笔名。尽管这是考据家们为此整整考证了五十年所得出的公认的结论。
正常的学术之辩本无可厚非，但若以人身攻击、上纲上线、嘲笑谩骂予以代之，则涉及人品问题。文人不是盗匪，如此粗语劣言，其陋可知。（由此想到文革时期文人之间的互相攻击谩骂、斯文扫地或许就源自于此）
此外，郭沫若至少有三次涉嫌学术剽窃。较早“揭露”郭沫若剽窃的是台湾学者余英时，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郭沫若在50年代初写的《十批判书》中有很多内容与钱穆于30年代写的《先秦诸子系年》相同。并进一步指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比如“儒家八派对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等，其论旨和资料均来自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尽管此说法引起大陆一些学者的非议，但另外两起涉嫌剽窃事件或许能起到反证之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马非百，在国内先秦史研究方面首屈一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把研究多年的文稿《管子》给了《历史研究》，但编辑却把此稿交由郭沫若去审阅。马非百获悉后十分不解：“郭沫若难道比我老马更懂《管子》？
时隔不久，有人告诉他，《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署名文章，内容是有关《管子》的系列研究。其主要观点均出于马非百的研究成果。有趣的是，郭沫若在发表了数篇有关《管子》的文章之后，把马非百的稿子还给了《历史研究》，并批注：此文可发。事后老马“气得一个劲儿地嘟囔：他郭沫若的‘大作’都见报了，发我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
第三件事情更是离谱。
北大教授邹衡是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年轻时因崇拜郭沫若而由法律专业转向考古。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了一件让邹教授意想不到的事，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列出了一个书目，其中有一本署名为郭沫若著的《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告诉他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大惑不解的邹教授问其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参见《新京报》2005-0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