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计划经济/转折点/轨迹/反思
人们面临剧变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震惊，接下来开始探究起因。这种探究又通常从最后时点的导火索开始，着眼于某个人或某个事件；然后，分析便逐渐从浅表向纵深方向延伸；直至指向源头的最激烈的批判。比如，苏联解体和东南亚金融风暴骤起之时，人们的目光普遍集中在戈尔巴乔夫和索罗斯身上；然后开始有层层细密的分析原因的清单列举出来；直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东亚发展模式的质疑。这是一个必然的检讨和纠错的过程，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过程，因为人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找到的所谓症结总是曾导引正反两个方向的效应。上述过程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后，即伴随纠正之后新问题的日渐凸显以及在曾认定的常识范围内对这些新问题的解释力再次达到某个边界之后，是有可能从对抗性思维取向转为整体性思维取向的。
一、计划经济的原初理论设想
1.计划经济思想的来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最直接动因是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有害后果寻找现实解决途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思想的创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的批判性继承；二是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透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是，他们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价值观，同样对当时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引起的消极作用持批判态度，认为：“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们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14页。）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停留在对美好社会的幻想中，而是在现实社会的条件下寻找实现社会公正与合理的途径。这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关注和透视，马克思曾投入主要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洞察到：“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正是这种基于现实层面的考察和分析，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置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
围绕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有害后果寻找现实解决途径这个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想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有害后果，就要“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5页。）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替代私有制，“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3页。），并一再论证：“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9页。）“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生产力、交往工具和产品），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2页。）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就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这时，“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提出的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原初理论设想，在强调“直接地”、“社会地”、“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8-3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到当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促使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的现象，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积聚和集中的趋势，指出：“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溶和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8页。）后来，恩格斯又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看到了这种趋势，指出：“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5页。）因此，马克思的如下设想不仅必要而且存在现实的可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美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9页。）恩格斯也进一步指出：“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7页。）
2.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经济思想的前提
如果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思想的论述，就很容易导出这样的观点，即“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5页。）无需任何前提条件的支撑。事实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不仅继承而且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一方面是使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有企业，另一方面是把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外是单一的大生产企业，至于条件，则是由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所准备好了的。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有着很高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对生产社会化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因此曾预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国家中进行，即只有当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生产都高度社会化了、整个社会生产有融为一个单一的大公司的趋势、“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9页。）时，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所有制才能够实现。恩格斯晚年还特别对俄国民粹派把生产的社会化和村社化混为一谈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指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点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与过程、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的整体。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对整个社会的成员有相当高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4页。）这就是说，人不仅要具有“合理安排经济的能力”，而且要在“经济行为方面发生从竞争方式到协作方式的根本转变。”（注：W.Brus&K.Laski,FromMarxtoMarket:SocialisminSearchofanEconomicSystem,Oxford:ClarendonPress,1991,pp.5.）
生产社会化水平达到相当规模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要达到不得不“合理安排”和“协作”的状态和规模，还需再追加一定的时间。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尚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他们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为后人继续运用自己的智慧预留了空间。
二、计划经济的实践
1.计划经济实践的开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经济的思想只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设想，列宁开始将其真正地付诸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列宁结合当时俄国的实际，经历了从彻底排斥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到走“迂回”道路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转变。一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其早期著作《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列宁曾这样写道：“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7页。）以后，列宁又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指出：“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8页。）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当时俄国尚属于社会化生产程度相当低的小农经济的落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列宁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然地舍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高度发达、社会化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前提。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个人的、主观的选择，而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客观选择。并且，列宁的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也未完全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经济设想的前提，而是一直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找现实的平衡点。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体现了列宁通过“迂回”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酌思想。列宁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16页。）他还解释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列宁当时的“迂回”道路就是要利用资本家参加企业管理，但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和随后的外国武装干涉，使整个国家再度陷入战争环境，列宁的上述“迂回”方式并未得到实现。经济政策在1918年反而转变为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时的两个著名的口号是：“把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近三年的时间中，列宁逐渐认识到，它作为应付战争需要的临时性政策是必要的，但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则是行不通的。列宁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1919年，列宁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5页。）这种认识以及他随即建议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注：“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被列宁称为“第二个党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电力工业的计划，而是一个在现代化大工业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计划。），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问题的重新思考。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运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探索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及其规律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对此列宁解释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注：《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34页。）
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用实践来检验和修正原有结论。他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经济的思想，并兼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设想的前提条件，没有在实践中把计划经济理论设想推向其形式的极端。
2.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某种退却，以便部署力量，再行进攻”（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页。）。于是，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宣布新经济政策结束，只继承了列宁的大工业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现实地发挥到了极限，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建立了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格局和背景下，传播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中国，成为影响相当广泛、历时半个多世纪、与市场经济长期抗衡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这种国家通过计划高度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巨大的企业，各种生产和交换活动按照计划指令进行，国家计划是解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个人消费的基本途径或手段。概括起来，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代表，既是组织者、管理者，也是经营者。国家要同时解决宏观经济平衡和微观经济平衡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二，由于国家的经济决策与生产单位的经济决策在中央计划这一层面合而为一，因此，相对容易做到精细和准确的生产单位的经济决策，实际上被虚拟。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受控于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第三，国家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进行物质奖励，指标信号因此取代价格成为最活跃的经济信号，价格和货币不能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职能。第四，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排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政治统一性，实现计划的占统治地位的方式是层层设立的集中严密的管理方式，如各级主管部委下辖企业成为较普遍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现在看来几乎难以理解的做法，并不是从它一出现就遭到普遍非议的。虽然哈耶克很早就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计划经济模式的种种弊端给予言词激烈的批驳，但却未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在个别年份甚至可以说创造了奇迹。苏联在1927年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建立了拖拉机、汽车、机床、重型机械以及航空工业等该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工业的目标，并为后来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1928～1955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参见图1）。二次大战前的1928～1940年，国民收入生产额共增长5.1倍，即使在战后初期，经济增长速度仍较高，如1948～1953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曾达到14.4%；（注：有关各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1955年苏联GNP的年均增长率为4.4-6.3%，（注：EdA.Hewett,ReformingtheSovietEconomy,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88,pp.37-38.）也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取得了一定时期较好的经济效果，如捷克斯洛伐克从1948年开始实行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到1960年其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统计年鉴》(1957～1967)。）经济力量上的巨大成就，使得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被刻舟求剑般固置下来，而一经固置并演化为视经济形势变化而不见的信条，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便必然走向僵化、走向它的反面、走向涣散。
3.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改革及终结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分工和经济联系越来越复杂化，于是问题开始显现。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无法在经济结构所要求的精确性方面做到同步攀升，渐渐拉开的距离使它与生产力的适应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前面阶段在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条件下曾有的光辉日渐泯灭，人民群众的热情亦不再像从前那样高涨。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呈总体下降趋势（参见图1、图2）。
图1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注：根据有关各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图2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注：根据RichardE.Ericson,TheSovietUnion(1979～1990),SanFrancisco:ICSPress,1990数据绘制。）
从南斯拉夫开始，之后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人们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信心日渐松动，而其如下弊端开始凸显：(1)经济决策高度集中，企业缺乏自主权，因而扼杀了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无法跟上现代市场瞬息万变的形势；(2)集中决策日益出现大量失误现象，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和损失；(3)由于经营者不对资产的损失负责，因而不讲效益，在“父爱主义”倾向下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4)指令性计划这种来自企业外部的强制力，由于是被迫而非自愿的，因而无法有效刺激企业的经营动力；(5)劳动的投入与收入不相适应的平均主义大大限制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这样，出于对上述弊端的认识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需要，东欧各国及苏联进行了历时不等的艰难的改革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其中比较著名的改革理论有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Lange)提出的“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W.Brus)提出的“分权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提出的“间接行政协调模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领袖锡克(O.Sik)提出的有宏观分配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些在市场与计划相结合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各有侧重，如兰格侧重于信息方面，布鲁斯和科尔内侧重于决策，锡克则强调利益激励机制，其市场取向程度也不同，但总体而言，上述改革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而是试图从不同侧面对其加以改善。然而，这些改善的想法并未带来现实经济的根本改善，东欧各国及苏联的经济形势在经过下滑趋势中的小幅上扬后急转直下。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修修补补之后，人们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再进一步的质疑必然指向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本身。此时，曾在20世纪20～30年代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中败下阵来的哈耶克的学说，在时隔约半个世纪后又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仅是被少数研究者认定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内在规定性也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即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隐含如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完善信息假定”，即中央计划机关对社会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能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二是“单一利益主体假定”，即全社会利益一致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否则，集中计划经济就会由于计算不可能准确无误和计划不可能得到精确地执行，而使经济系统难以有效率地运转。
今天人们的思考已略显宽泛和冷静，下面的问题似乎可以脱口而出：难道上述内在规定性不是从始至终都存在？如果是始终存在的，为什么它在起初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凸显弊端反而呈现出正面的效应？是否存在比所谓特殊历史条件更具普适性的解释？如果不是一直存在的，那它又是在什么时间点上翩然而至？是否存在第一时段与第二时段之间的某种临界状态？并且在临界边缘又是否存在某些先于通常数据指标的另样标尺？这样追问下去的方向是把问题导向新一重的细致。然而，在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大厦将倾之时，思维的路径是不可能朝此方向的，它在当时只会有一种方向，那就是彻底改变现状。饱受经济现实困扰的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除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理由还是：(1)计划毕竟是人们主观愿望的表现，与不断变化的实际总会有出入，如果计划指标订得过高，企业为完成计划而超负荷运转的局面难以持久；(2)即使计划订得符合实际，也会出现因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矛盾而不愿受统一计划的约束从而破坏计划的情况。于是，人们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不能解决信息机制缺陷和动力机制缺陷这两个根本问题表现出彻底的失望，开始放弃各种试图在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基本框架中人为创造出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的改革尝试。当所有这一切汇聚成共识，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也就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
三、对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轨迹的透视
1.起始与终止
透过计划经济从理论设想到实践尽头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无论是它的起始还是它的终止都是历史长河中经济制度变迁的转折点。而作为转折点，两者存在的只是方向上的不同而并非本质的差别，因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是20世纪20年代从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两次转折本质上都起因于现实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窘境和原有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凸显出缺陷。
对于苏东1989～1991年间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发生连锁崩溃的这一终止端，人们尚留存记忆，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事件距现在的时间较近，另一方面则是在切合时代精神的惯常的思维模式下，这个终止已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的反向注脚。
而对于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起始端，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已经淡忘。事实上，早在人们普遍热衷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批判时，国内就有学者关注到起始端，认为“当初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多数人的选择。我们不能说，当初人们没有对计划经济的前景充满希望。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当初作出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不甚正确的选择？……人们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有其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当萧条到来，失业增加，贫困蔓延的时候，人们就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也许知道，政府的扩张在以后会带来许多弊端，他们也很难有别的选择。……如果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大政府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直至实行计划经济，因此，走向计划经济与其说是人们选择的错误，不如说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错误。”（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今天，现实经济中的有些问题是可以预料的，但也有很多问题是难以预料的。即便那些大致可以预料的问题，人们对其来势之快、影响之广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反思已发生的转折点的更迭原因并关注经济状况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所必须跟进和匹配的因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毕竟，转折点的出现意味着经济运转的严重失衡和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的震荡。
2.原初理论设想形成中的双重轨迹
对现实矛盾和对历史过程的关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从正视现实出发，其最直接的渊源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密切相关；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又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对已存在的他人理论和学说的批判性继承，二是对现实经济结构与发展规律的考察和透视。这种双重轨迹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单纯的从学说到学说的理论，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创造性地植根于现实土壤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在它最初形成时并不是僵化刻板的教条，而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新思想。
纵观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末200多年间经济学发展的系谱（注：薛敬孝：《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也不难发现，伴随着近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和分枝无不与历史场景紧密相连。比如，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代，斯密正是站在英国自立的产业资本的立场上，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宣扬政府不要过分干涉；19世纪英国遭遇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并伴有国内周期性恐慌，出现了令人注目的贫困问题，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则分别代表产业资本和地主的利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主张；之后，随着19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繁荣表象下大众贫困的日益深刻化、19世纪末的大萧条和列强分割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19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其结束，经济学的演进总是依托于时代背景。事实上，今天所呈现的既定系谱的每一个节点，在当时都是新困境下所生就的新的解释和方法。至于每个国家对当时存在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与方法的取舍，则更是取决于其最根本的立场和最迫切的现实需要。毋庸置疑，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依然无法脱离现实，依然会再一次受控于现实法则。
3.现实运作与理论设想的偏离
计划经济的现实运作在不断与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相融合的过程中，最终与原初的理论设想存在相当大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设想，包含“社会大工厂”的计划经济思想和生产力、生产社会化充分发展两个前提条件；但在小农经济的俄国，客观上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俄走上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条道路，而是列宁所开创的现实的道路——通过‘过渡阶段’走向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从一开始起就贯穿了先进的政权和很大程度上是落后的经济之间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注：阿·帕·布坚科：《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637、638页。）因此，列宁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表现为“大工业”的计划经济思想和结合俄国国情“走迂回道路”的现实途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要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抗衡的历史背景下，“走迂回道路”被放弃，计划经济思想也因此被推向了其形式的极端。这正好被哈耶克不幸言中，即“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注：［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当对平衡的透支日趋严重时，一种要恢复平衡的内驱力也会随之增强，直至日后某个时点的轰然崩溃和起于那个时点的指向平衡的移动。
这样的过程，一方面展示了计划经济模式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到形式的极端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即现实的运作几乎难以与理论设想相吻合，“没有‘纯粹的’和完全‘一致的’社会。每一个实际体制都是建立在相互矛盾着的原则与需要的实际妥协之上的。”（注：［匈］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这一点也表现在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对此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作了如下描述：“在国有部门中，命令经济运行的抽象模式是官僚机构按照严格的纪律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格的纵向行政控制。现实的命令经济并不象模式那么‘纯’；一些横向协调也是存在的。……50年代初匈牙利的国有部门的体制是相当接近于命令体制模式的。……60年代初，产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1968年1月1日起全部废除了整个短期命令体制。”（注：［匈］亚诺什·科尔内：《理想与现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1页。）与苏联相比，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都因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而不那么纯粹，中国则是“觉悟更早一些”。（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由于庞大的农业人口的存在等中国不能回避的国情，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亦步亦趋地实行斯大林集中计划经济模式，1956年则明确提出要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事实上，不同国家在初始条件时对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偏离程度，似乎与后来各国是否出现转折点以及在转折点之后是否能较快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转折点仅指如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这种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同时带有崩溃和断裂性质的时点，因而苏联最具有典型性，东欧部分国家次之，中国虽然也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并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并未出现上述界定下的转折点。也有观点认为在转轨期间存在更细层面的转折点。）
4.由盛而衰轨迹中的时间滞延现象
把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由盛转衰的轨迹仅仅归因于源头的失误是讲不通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践过程从一开始就与原初理论设想有所偏离，后来更是相去甚远。因此，值得关注的恰恰是实践过程本身。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大约70年间，从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的数据指标来看（参见图1、图2），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存在两个时段：一个是195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高速增长的时段；另一个是在此时间之后的经济增长呈持续下降趋势的时段。两个时段之间以50年代末为分界带。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如下时间滞延效应：
(1)负面效果凸显的滞后。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大约从1926年开始，如果以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胜利为标志，它成型于1936年。其间，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统计数据的年份，它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基本上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分界带的出现是在斯大林去世几年后的50年代末。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带有众所周知的弊端的模式能够在大约30年的时段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能够有效地起作用？宽泛一点的解释是，这个时段属于特殊的历史阶段，但哪一个时段又能够按照某个常规绝对地复制出来呢？比较细致一点的解释是，“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和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条件下，这种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注：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48页。）这样说来，经济结构是简单还是复杂、民众心态是高涨还是低落、国家目标是强化还是削弱都成为需要考察的因素。
(2)分界带认定时间的滞后。实际上，人们多牛只能在事后才能够在增长率的数据指标中认定1950年代末是增长时段与下降时段的分界带，而在增长率下降的第一时间，由于增长时段的惯性，人们在主观倾向上往往更愿意认为那只是个别年份的低增长，并力求通过在固有轨道上的局部改善再现以往高速增长的景象。这种倾向势必导致对增长率下降的真实原因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根本认识而采取的行动也相应被延误。如前所述，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具有内在规定性，它在运行的过程中会滋生因经济结构日益庞大和复杂而难以精确控制的矛盾，而经济层面的矛盾又会与其他社会矛盾形成互动的效应。那么，有可能提前而不是事后判断出分界带吗？看来，单纯依赖增长率数据指标是难以做到的，原因是数据仅可以在事后清晰地显示出分界带，但却不能对这道分界带给出及时而有效的预警信号。研究社会科学与研究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绝对地依赖于数据。翻开在分界带出现前的更细一层的历史，可以看到至少有一种轨迹是先于上述数据指标的，即伴随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是一条群众的热情和士气递减的曲线，或者换一个方向，一条不满和懈怠的情绪递增的曲线。当然，一切社会模式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分界带之后的经济指标的滑坡也首先源于因生产力高速发展而日益庞大的经济结构与集中控制系统的不相适应，但民众的态度方面的变化则不失为用以考察矛盾的一种相对超前且直观的晴雨表。
(3)滞后效应与最终崩溃的不可逆转。前述两重滞后尤其是第二重滞后，致使人们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或者不见成效或者耗费成倍的力气仍收效甚微。从分界带到苏东剧变的30年左右的寻求改善和改革的期间里，曾有过个别年份的增长率小幅上扬，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未能改变基于前述矛盾而总体下滑的轨迹。那矛盾就是，越是改善就越是更多频率地出现因经济结构更加复杂而难以适应的局面，而越是难以适应，民众的心态则越是低落和萎靡不振。这样，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士气层面，均找不到所要求的支点，终于导致1989～1991年间的连锁崩溃。这里，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悖论性问题是：为什么那些用以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反倒成为加剧困境的原因？它们到底是改善问题还是累积问题？要回答这个不能简约为“肯定”或“否定”的问题，需借用彼得·圣吉(PeterM.senge)提出的管理学概念——动态性复杂(dynamiccomplexity)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所保留的整体性思维取向中去，因为“当相同的行动在短期和长期有相当不同的结果，其中必定牵涉了动态性复杂。如果同样的行动，在自己这一部分所引起的效应，与系统中另一部分所形成的结果相差悬殊，也必定是因为具有动态性复杂的关系。”（注：［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78页。）的确，局限于增长率指标是否提高这样的评价标准和视野范围，上述改革措施就是名副其实的改善；而将评价标准和视野范围延伸至是否将事态推向带有断裂和崩溃性质的转折点，则上述改革措施就不再是改善，因为它们不仅没有解决经济结构日益庞大而难以精确控制的矛盾，反而加重了这个矛盾的筹码。实际上，不断改善必须在增长率指标提高的同时匹配管理精确度的相应提高，如果不能做到在精确度的等级中同步攀升，甚至反因暂时的成就而日益懈怠和固置某种行为方式时，所谓改善的行为就演变为整体的破坏的因素。
四、结语
对上述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必然引出如下一系列需要追问和反思的问题：第一，如果一种评价标准下的改善并不能带来更为根本的整体利益的改善，那么如何定位这种评价标准？它是否可以在不加任何界定和匹配因素的情况下凌驾于其他标准之上？第二，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曾因作为一种理念甚至信仰从一端被赋予绝对合理性并因此走向不可逆转的覆灭，那么，我们是否应谨慎对待今天从另一端也同样被赋予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某些经济理念从而慎谈所谓信仰？第三，如果经济学不大可能在较大范围作可控条件下的实验，并且随着崩溃的对象或载体的日益增大以及人们所能承受崩溃的空间和余地的日益缩小，以带有断裂和崩溃性质的剧变方式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还有多大可能？第四，当我们关注实践效果时，是如凯恩斯所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而仅仅能够关注当下的效果，还是可以运用人类特有的学习能力，在与历史性的经济现象的长期交融中学会关照一段未来？第五，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已“避免了中央集权这种致命因素”（注：［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而世界却未显现出“小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美好和更体面，而大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是更幸福和更美满”（注：［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这一美好景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从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从而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关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概念论争的页码已经翻过。但历史过程却可以开放和延伸出超离于简约化为肯定或否定的一系列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把对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的梳理特别是对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的变异结构及转折点的探究和反思，置于我们所置身于其间的时代场景的变化之中，借以考察、分析、判断新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方能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
作者:欧阳北松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