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反对当前中国的安乐死合法化
方鹏*
“对非绝症病患者实施的安乐死，或多或少掺杂了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甚至在潜意识中将经济因素作为安乐死的最重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金钱凌驾于生命之上，而使安乐死的价值被严重扭曲。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不是出于病患者安乐目的的安乐死合法化，无异于认同为谋财而害命行为的正当性。”
（节选自《安乐死的实证分析》，原载《刑事法判解》第10卷，转引请注明出处）
安乐死本质上就是故意杀人，而禁止杀人是刑法最基本的禁止性规范，如果没有法律的明文允许，安乐死在原则上永远要被作为犯罪处理，由此产生了通过安乐死立法将其合法化的必要性。但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安乐死行为都不构成犯罪，甚至，大部分的安乐死（积极安乐死）行为都是犯罪。如果要进行立法，也只会为安乐死设置极其严格苛刻的条件，从而仍然会将大部分安乐死行为认定为非法，这样的立法对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影响不大。同时，部分安乐死行为被认定为无罪的原理是行为的善良目的阻却了责任，其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违法性并未因此而消除，也就是说，它不是违法阻却事由，通过立法将其合法化消除其违法性的举措背逆了此刑法原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当前的刑法体制之下，可以通过犯罪构成理论（特别是德日的三阶层构成理论的责任阻却原理）将不具刑罚可罚性的安乐死行为出罪，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是堪用的，没有必要启动立法。当然，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本文所涉案例以及我们通常论述安乐死的多是积极安乐死的情况，对于间接安乐死、缓安乐死、纯粹安乐死这些已被公众观念接受为无罪、湮没在社会生活中、极少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形，是否有必要立法认定其合法性呢？[18]回答也应是否定的，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剥夺人的生命毕竟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也是反对死刑的依据之一），刑法对其进行合法化的宣示，虽不会对刑法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却会产生误导社会价值观的负面效应，通过司法手段而不是立法手段对其进行出罪化处理可能会更为适宜。由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应当坚定的反对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安乐死合法化，除了前述理由外，还有以下理据。
其一，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状况，通过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毕竟只是极少数国家，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通过了使部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在1995年6月通过了“安乐死法”，但在1997年3月废除了该法律。不仅如此，大部分国家还通过否决法案、司法判例的形式明确表达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积极安乐死）的鲜明立场。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下表所示。[19]
此处有一表由这些法律规范可以看出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反对将积极安乐死合法化，但大体上认为被动协助自杀行为（提供致命药物供病患自行服食）和消极安乐死（放任不予救治）无罪，少数国家（英国）同样禁止被动协助自杀行为。既然多数国家反对积极安乐死的合法化，那么，它必然存在着不能忽视的缺陷和弊端，这实际上指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轻视。
其二，前文14起案件也揭示了我国当前安乐死所蕴含的两重危险。
第一重危险是日愈扩大化的安乐死范围。最初安乐死适用的对象是身患不治之症的病患者，而今却被扩张至瘫痪者、精神病患者，甚至久病之人。14起案件中有9起被害人所患不是不治之症。即使是不治之症，也很难给出明确的界定，癌症晚期是不治之症，那么艾滋病、植物人、先天性严重残疾、白血病是否也是不治之症呢？适用是一般是具有表意能力、理解生死含义的成年人，而今却被扩张至儿童、老弱者、婴幼儿，14起案件中有3起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安乐死范围的扩张令人想起了安乐死的起源——臭名昭著、令人发指的德国纳粹安乐死计划。[20]一旦禁止杀人的禁令被破除，魔鬼就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被释放出来，伴随着安乐死范围的扩张，正当名义下的杀害便会演变成正义名义下的屠杀。
第二重危险是被扭曲的安乐死价值。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病患者免受病痛的折磨，能安详平和的迎接死亡，而不在于其它，也就是说，病患者的安乐是其唯一价值。但是，我国社会公众在论述安乐死的益处时常常会说，安乐死可以避免精疲力竭后人财两空，认为花费巨额金钱来救治患有绝症的病患者，会造成社会资财的浪费。前述14起案件中，对非绝症病患者实施的安乐死，或多或少掺杂了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甚至在潜意识中将经济因素作为安乐死的最重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金钱凌驾于生命之上，而使安乐死的价值被严重扭曲。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不是出于病患者安乐目的的安乐死合法化，无异于认同为谋财而害命行为的正当性。
其三，当前我国社会对安乐死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医疗保障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产物。就媒体报导的所谓“请求安乐死”的案件来看[21]，绝大多数案件中病患者并未患上真正意义上的绝症，而是可以治疗、有存活可能性的严重疾病，也未遭受不可忍受的剧烈痛苦。病患者家属也有为其治疗的决心和期盼，只是由于医疗费用高昂，家庭经济能力薄弱（大部分都是农村家庭），变卖家产举家负债都不足以支付医疗费。在极度的经济困境之下，不得已以“请求安乐死”的方式抗争，以期赢得社会的同情、募集用于治病的医疗费用。“请求安乐死”并不是真意表达，而是筹钱治病的手段。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我国当前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医疗保障体制，公民特别是农民治病所需医疗费用，基本上完全由个人及其家庭负担，一旦家庭成员患有重病，就会导致原本脆弱的家庭经济的破产。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全国25个省市1000多个农户的调查，负债农民中有29%是因为疾病而负债，40.9%的贫困户而因疾病损伤而贫困，由此导致83%的农户因为经济原因不愿住院治疗，“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如果允许这样的安乐死，则会给国家和政府推卸其社会责任制造法律上的借口，也是无利于公民个人权利和贫困群体利益的。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争议的关键着眼点不在于法律层面，而在于社会层面，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缺失造成安乐死没有合法化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18]梁根林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对安乐死予以法律上的非犯罪化的条件，对此应予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并对安乐死进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的适用条件应严加限制。参见梁根林：“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安乐死出罪机制”，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4期。
[19]此表格根据“联合新闻网”许惠雯制“世界各国对安乐死之相关规范”表格修改，原表出处：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50956，2006年11月3日。
[20]1920年，德国学者宾丁（Binding）和候贺（Hooch）鼓吹“毁减不具生命价值的生命”。据此，1930年代，纳粹政府对精神病人强迫实施安乐死。1938年实施“儿童安乐死计划”，对残障、畸形孩童强迫实施安乐死。1939年启动成年残疾人安乐死计划，对残疾人强迫实施安乐死。1939-1941年对“劣等人种”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实施安乐死，被杀害的人数达600万人。参见邱仁宗：“从种族灭绝到安乐死”，载《光明日报》2000年06月28日，这是一篇对《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弗莱德兰德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评。
[21]例如，23岁的云南省姜艳因无法承担医疗费而申请安乐死，疾病为肝硬化但已肝移植成功，只是无力支付继续保养的费用；陕西西安黄锦琪等9名尿毒症患者因无钱继续治病而请求安乐死；吉林省盘石市农民刘高伟代替28岁的患病妻子提出安乐死请求，其妻所患疾病为结核性脑膜炎；山东烟台市12岁的车永一父亲为儿子申请安乐死，其子患有小脑髓母细胞恶性肿瘤，虽死亡率极高的但并未无治疗希望；河北省曲阳县6岁的马雪萌因患白血病无钱治疗而申请安乐死。这些病患者所患均非绝症，但治疗费用一般在30万元以下，病患者也并非真心请求安乐死，而只是以此举博得社会关注，并募集治疗费用。央视《共同关注》“他们为何请求安乐死”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