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周志雄*
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2.2发表时有删节
莫言在谈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时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①]这何尝不是莫言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2009年《蛙》在《收获》上刊载，同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颇受文学界好评。作为一个已经写出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写作《蛙》时有很高的起点，对于像莫言这样“重复自己是可耻的抄袭”的成熟作家来说，写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对已有作品的挑战，在阅读《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蛙》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处理莫言在谈大江健三郎时提出的两个问题？《蛙》的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就作品的历史感和作品的艺术创新性来说，莫言、铁凝、王安忆、贾平凹、张炜等50后小说家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创作群体。作为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变革，他们的写作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变革风潮的激荡，经受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洗礼，他们的写作也跟着当代社会发展的脚步而成长。这代小说家无可匹敌地成为当下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有饱满的历史记忆，他们对文学有着痴迷的情怀，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在写作中坚守文学的理想，他们的创作追求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艺术的高度。他们怀着深深的社会责任感去写作那些关于民族历史的重要题材，思索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代小说家来说，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写作资源库。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历史的机缘在不同的时代为人物的命运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戏剧性，在历史宏大的机制下，个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历史性和想象性混杂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评价历史，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并获得反思历史的机会与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在命运的播弄和历史的夹缝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不同，小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生活细节，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时代政治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甚至是哲学的思索和启示。小说家与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会诊断，一切皆在人物、故事、场景等想象之中，充满模糊意味的隐喻和人物故事孕育着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到历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历史，在文字的缝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历史的某些症结。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生育传统的国家，计划生育国策与国人的香火观念、生育权利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当代中国生育问题对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饱含着普通老百姓血泪情感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责任感，看到了这样充满悖论的历史现实。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阶级斗争年代，姑姑因为恋人飞行员驾机投敌受牵连，她成为社会的专政对象，受政治打击和身心摧残。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个优秀的计划生育干部，她铁面无私，为工作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为革命工作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她为维护国家的法律，赴汤蹈火般地迎接一个个的任务。这是个为时代牺牲的人物，在她光辉的历史下，她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重重伤害。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姑姑成为非法生育妇女的敌人，头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身上有很多伤疤，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给她最沉重的精神负累的是她逼死了几个怀孕的妇女，被人诅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过的，一个人仿佛受了历史的欺骗，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隐喻了她一生所背负的罪恶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症是时代造成的，它隐喻了历史现实对个人的巨大伤害。这个曾经的“政治斗士”，其悲剧如小说的叙述人蝌蚪所说的，她“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但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斗士”，她医术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看到违法怀孕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她作为妇科医生的本能也会被唤醒，甚至在面对母牛难产的时候，她也会出手，她还不止一次地无私地将自己身上的血输给病人。这样一个充满精神光辉的人物，最后变成了剧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帮凶，曾经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运和精神心理变化质疑的是时代对个人的压迫，在大时代中，个人不过是一枝随风的芦苇，姑姑是时代观念的受害者，是历史运动的受害者。
除了姑姑，小说中的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等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当代社会左右了众多人物的命运。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最终也成为“香火”观念的不自觉继承者，追随姑姑战斗了一生的小狮子充当了观念的帮凶。高密东北乡最漂亮的姑娘陈眉外出打工在一场大火中被毁了面容，被迫与人代生孩子充当“孕奴”为父还债，又被出尔反尔的袁腮等人欺骗，精神上饱受摧残。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国家、家庭、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困境中作为生育的“容器”丢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小说还写出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黑洞。在50年代，人物为了生存，竟然吃煤。旧式接生婆对农村生育女性的身体伤害是惨无人道的。在文革时代，历史的荒谬一再地呈现出来，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会宣判一个人有罪。文革中黄秋雅与姑姑的相互揭发，无中生有的造谣揭示了人性的丑陋。被“专政”的干部杨林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因为计划生育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政策执行者和非法生育者之间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执法者用拖拉机拉倒房子，以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迫那些怀孕的妇女放弃生育，执法者成为国家专政的暴力机器，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和人命让人触目惊心。那些体制上的疏漏和政策执行上的随意性，更是一笔难以清算的糊涂账，这是小说中揭露的“黑孩”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人口中，没有她这个人，她是‘黑孩’，那时候有多少这样的‘黑孩子’，没人统计过，但估计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批‘黑孩子’的户口问题，在一九九〇年第四次普查人口时终于得到了解决，为此收取的超生罚款也是个天文数字，但这些钱到底有几成进了国库，也是无人能算清楚的糊涂账。最近十几年来，人民群众又制造了多少这样的‘黑孩子’，估计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现在的罚款额比二十年前高了十几倍，等到下次普查人口。如果‘黑孩子’的父母们能把罚款交齐。”在市场经济时代，生育也带上了市场经济的色彩，“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代孕背后的黑幕交易，钱权勾结，草菅人命，无耻欺诈，是对体制的挑战和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二
据莫言自己的讲述，《蛙》的写作有一波三折的经历，早在2002年就写了15万字的初稿，主要是采取主人公坐在舞台下观看舞台上上演他创作的话剧的方式展开构思，穿插主人公的回忆，再描写剧中人的表现和观众的反应，可谓是一个多角度叙述表现历史的构想，后来觉得自己这样的写作太过“混乱”了，可能会构成对阅读者的折磨。[②]这篇小说后来采用了剧作家蝌蚪写信的方式，以5封短信、5篇故事叙述加上一个剧本构成，既有多维的叙述角度，又有叙事上的明晰性，符合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这构成了小说结构上的创新性。
《蛙》分为三种语言叙述故事，书信、小说讲述、戏剧融为一体。内容上，三者相互映衬，书信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戏剧是真假混合的，小说以这种真真假假的方式切入时代，让读者深思，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新颖变化，而是引导读者从小说表层超离出来，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如同小说中李手对蝌蚪所言：“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现实和戏剧的内在本质被人物一语道破，在这里获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蛙》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是以一个文学青年向一个文学家请教的口吻写的，涉及的主要事情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将姑姑的事情写成文学作品。这种叙述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内容，使小说有了多重意义空间。比如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讲的，形成了对故事的补充和映衬。再如在另一封信中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在这样的段落中，说出了小说写作的意图，引导读者去忏悔，去深入地思考小说故事叙述中沉甸甸的一面。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剧本，这个蝌蚪创作的剧本在内容上是小说故事的延伸，采取的形式是戏谑的，历史上的高密县令高梦九断的案子是今天的，官府被买通，采取了一种遮人耳目的方式断案，这个颇有寓意的情节戏谑了历史没有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当下时代，政治黑幕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少。
《蛙》的叙述很紧凑，毫不拖泥带水，故事的推进很快，没有过多的冗繁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很简练，看上去像是一幅幅工笔画。小说选取的是几个不同时代的片断性的故事，以几个核心人物为中心，进行发散，小故事大时代，以少胜多，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书写大跨度的历史时代。莫言早期小说中那种感官铺张的“炫技”式写法在《蛙》中有较大的改变。莫言有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但他的叙述定位是中国式的，他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讲述，写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清晰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中国当代历史，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
《蛙》的中国式叙述也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的精神气质上。小说所写的人物多是高密东北乡的奇人，小说以奇事来写奇人，这与中国古典小说中那种适当神化、拔高人物的写法极其相似。小说中有一段话：“老王，高密东北乡乃藏龙卧虎之地，你老王也是个人物呢！我说我半生落魄，劣迹斑斑，除了闹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恋爱，别的一无所成，现在，靠耍嘴皮子卖泥娃娃度日。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能用半生精力闹一场恋爱的人，本身就是传奇人物。你们高密东北乡已经出了不少奇人、怪人，我看你也是其中之一。”奇人，或是一种有独特个性的人，或是有特殊艺术才能的人，或是有传奇人生经历的人。姑姑是一个奇人，精神上的血脉可以延伸到《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式的奔放人格，泼辣大胆，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姑姑的奇还在于她传奇般的接生技术，那种敢于赴汤蹈火的工作热情，以及聪明干练的工作方法。秦河、郝大手的奇在于捏泥人的手艺，王胆的奇在于痴情，袁腮的奇在于算卦、给人取避孕环等“奇技”。奇人奇事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塑造的多是类型化的人物，但莫言面对的是21世纪的读者，他当然不能简单地写类型化的人物，而是在传奇人物的个性中增加了多面性，比如上文分析的姑姑形象，再如剧作家蝌蚪是个性格暧昧的人。与奇人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奇事，陈鼻的经历，陈眉代孕，蝌蚪的婚恋史等等都具有传奇意味。《蛙》也不是简单停留在传奇故事上，还揭示了这些人物故事背后溅着血泪的一面，传奇故事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还有饱满、生动的生活细节，小说不是简单地天马行空虚构奇事，而是将严肃的社会批判与传奇式人物故事的讲述结合在一起。
莫言多次说到小说家的风格就是作品的语言风格，这部小说的语言创新体现在莫言自如地运用了多重笔墨。一是政治语言。这体现在文革时代的人物语言中，以姑姑的讲话为代表。“姑姑严肃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要想歪门邪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头等大事。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典型引路，加强科研。提高技术，措施落实。群众运动，持之以恒。一对夫妻一个孩，是铁打的政策，五十年不动摇。人口不控制，中国就完了。小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段姑姑的话很夸张，很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语言风格，塑造了一个深受政治影响的人物形象，在字里行间隐隐地表达了历史的揶揄。第二种是朴素、简洁的叙述语言。“在河边钓鱼的闲人杜脖子亲眼看到我姑姑从对面河堤上飞车而下，自行车轮溅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水流湍急，如果我姑姑被冲到河里，先生，那就没有我了。”这段语言很简洁，但很有神韵，很幽默，姑姑泼辣、豪爽的形象从叙述中呼之欲出。第三种是一种诗意化的戏谑语言。比如：“她眼里饱含着泪水，是因为爱孩子爱得深沉。”这段话是对艾青诗歌的戏谑，在嬉笑中蕴含了人物严肃一面。当然《蛙》的语言不只是这三种，莫言是个很注重语言的作家，他积极吸收了民间的生活语言，古典散曲的语言，注重语言的气势，小说中常有一些铺排的感性书写语言，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蛙》的语言风格总体上向朴素的叙述回归，作者有意压低了那种铺排的感性叙述风格。“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滞钝，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③]一个作家使用的语言不是通常的生活语言，而是经过提炼的一种个性化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呈现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莫言正是这样一个有语言自觉的作家。
三
中国的当代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