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
大楼坐北朝南，与东西两侧的配楼、南侧的门楼合围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闭院落。院内的中央绿地、东西两侧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边宽阔的绿化带，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氛围。为了烘托这种宁静，建筑师甚至在南门楼顶部设计了一个在北方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整组建筑，与西长安街对面繁华、喧嚣的西单商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所在地。
作为这座曾获得中国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的建筑的设计者之一，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汪孝安曾将业主的设计要求概括为：“民族风格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庄重、实用、不豪华。”在楼内办公的中组部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的部门，中组部在过去90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以及独特的文化氛围，成为中共执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机构。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人将中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人力资源部)，管理着全国8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是跨国公司的HR无法想象的。
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建立
中组部虽然成立很早，但正规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迟到解放后的50年代。
1948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彭真写信，要求中组部应给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门发一个通知，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并不断督催，以建立起中组部的业务。11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领导下，由安子文具体负责，开始大力建设中组部的机构和业务。
建国以后，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建立中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按照这套办法，党、政和社会团体中，所有重要职务以及任职干部都必须登记在册;调动任免时，需根据名单，对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
1952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
1955年1月，中共颁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在组织系统内部，这些干部被统称为“中管干部”。
从1955年9月开始，各个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简单讲，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党管干部”，第二条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按“权限”，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直到今天，这套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
过去几十年间，“名单”的范围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
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除了省部级干部外，本来地厅级、司局级干部也归中组部管，当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样，中组部就只管省部级干部了。”
随着这次调整，中组部负责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数由13000多，缩减到4200多，担子一下轻了很多。
据当时中组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干部数量增长过快，以致各级组织部门不堪重负。中组部统计显示，80年代初国务院26个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已达到1415名，比刚解放时翻了几倍。
这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初，各部委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开会，一个怀仁堂就可以全坐下。等到打倒“四人帮”，开会就不得不去人民大会堂了。
1984年之后，“中管干部”的名单又经历过几次调整。期间，中组部一度曾将下放的权力收回，以遏制地方提拔干部失控的局面。80年代末，各级组织部门的管理权限开始步入常态，并延续至今。
关于现在中组部的职能范围，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
美国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员工最多的公司，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之和。此外，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但与中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范围不值一提。
为了让外国读者了解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文章假想在华盛顿有一个类似的部门。那么它所负责的人事任命将包括：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及其他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哈佛及其他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
后备干部
在建立干部职务名单制之初，中央就已经在考虑，将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职务名单制，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将发现培养和提高后备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级党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门的经常任务之一”。
1964年，毛泽东多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中组部牵头，启动了“接班人”计划。但这项工作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改革开放后，培养接班人，成为中组部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多次强调：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982年，在陈云的提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专门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青干局对后备干部的管理也是通过“名单”来实现的。中组部原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到1985年，“名单”上的各级后备干部人数已超过了10万。其中，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则是地市州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
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谈话与座谈
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却是一种老式做法：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事实上，直到现在，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仍然是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
中组部原部长尉健行对组织工作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
前述中组部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意识中，干部考察是否深入，谈话的人数多少、范围大小，是个主要的衡量标准。考察干部不谈话或者少谈话，这个考察就缺少有效性。”
据这位干部介绍，为了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开。”
1985年，为选拔北京市领导，中组部干部考察组与北京市委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考察组下榻的北京大都饭店，三名中组部干部参加谈话，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谈话内容主要是被考察对象的工作、思想以及生活情况。
这位被考察干部从他年轻时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思想认识，中间还回忆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提到，父亲的问题对他影响很大，他属于干部子弟里面从小就有自卑感的人，可能一生都要在父亲的身影下度过。
整个谈话中间，没有谁提什么问题，只有被考察对象一个人在独白。
直到今天，“组织部找谈话”都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对象说的每一句话，以及谈话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甚至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都有可能成为上级任免的依据。
谈话中，有时还会让被考察对象即兴写点东西，如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等等，以尽可能全面、详细地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各方面情况。
座谈会，也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传统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可以对多个被考察对象进行比较、筛选。如果有人在会上有一点特殊的表现——比如经过精心准备，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做了一个既简明又系统的发言，或是发言中有一两句比较生动的警句或引用了几句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他就可能给会议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响到他日后的使用和提拔。
新方法
但中组部很早就意识到，仅靠谈话了解干部，有其局限性。
“敢说真话的人少了，当地关系也复杂，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张全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组织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过去就没有考察出来。
1986年，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和选拔干部，中组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计划。
王军衔是当年中组部具体负责这项计划的青年干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对干部能力素质的测评、考核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方法，等等。
这个计划吸收了当时即便在发达国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学量表测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大跨国公司当时有的，我们都有。”王军衔说。
80年代，中组部在培养后备干部时，已经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学。据王军衔回忆，为了学习国外政府和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经验，中组部曾数次以人事部的名义组织考察团出国出境考察，美国、瑞士、日本和香港等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考察之列。
1986年12月，中组部考察团在香港考察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较早引进美国“希氏人事管理制度”的公司。一位考察团成员在考察后写道：他们对工作先进行岗位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的分析，进而进行职位评估，再进而形成用人标准，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越来越感到，人事管理绝对是一门大科学。
用人标准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过去几十年，中央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2014年，总计71项条款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
这一条例，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
但这些规定又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全景说：“首先，政治上必须是坚定的，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正派的作风，要出于公心去工作。”
在忠诚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具体任务来考察、选拔干部。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提到，一个组织部长，必须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使组织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看重战功与战争年代工作资历。1963年，全国2074名县市委书记中，76%参加过抗日战争，22%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只有2%。
改革开放之后，技术型干部开始受到器重。到1988年，各省1655名正厅局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已超过半数，占56%;在5597名副厅局级干部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4.6%。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中组部选中，进入了后备干部名单，其中的佼佼者日后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倾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
“今天的环境比以往更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领导干部光懂专业，显然已远远不够了。你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级局面，包括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保证政策的落实。”一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总结，现在更注重综合素质，而不是某项专业技能。
主政一方的履历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分量很重。王军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
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为什么县委书记比副市长更容易获得重用，就是这个原因。”王军衔说。
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中组部在提拔省部一级的干部时，很少考虑其专业背景。那些从基层干起、履历比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
不少干部之前对此并不理解。80年代初，一位被派往纺织部任职的干部还给中组部打报告，说专业不对口不去。
今天，这种认识已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被任命之前，并没有干过一天公安，而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企业管理者。在中组部，不论是前任部长李源潮，还是现任部长赵乐际，在任该职前都没有在组织系统工作的相关履历。
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
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现任国家副主席、中组部原部长李源潮曾引用古语“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强调基层经验的重要性。
不过，有基层经验的干部的比重现在似乎正在下降。2009年中组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央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中，来自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很多机关干部也因此被称为“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
中国人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当前干部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上下流动不畅，“基层干部上不来，机关干部下不去”。他告诉记者，由于片面强调学历和年龄，很多有经验的基层干部得不到提拔，缺乏上升的通道。
为扭转这一局面，经中央批准，中组部2009年下发了文件，要求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要有一半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要有三分之二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干部培养
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开始有意识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就是经过多岗位历练的一位省部级干部。在2007年出任商务部长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职：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据《金融时报》报道，2007年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曾与陈德铭会面，他感叹，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它们将有前途的管理人员派往不同的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其经受艰苦磨炼，然后才调回总部。
出国培训，也被认为是综合素质培养的一种有效途径。
前几年，每年有数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发达国家求学，而这些培训项目的核心操作者正是中组部。
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参加了第五期“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在哈佛接受了大约三周的学习。
这是一个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学员、国家外专局负责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的课程包括美国政策与政府、媒体如何运作、谈判策略、社交媒体等。除上课外，学员还有机会访问参观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以及陈德铭等，都曾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或学习。
“戴帽子的”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管理“中管干部”的中组部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例如，中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在这方面，组织部只有建议权。”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组部是中共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也是一个深受高层重视的部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都曾亲自担任过中组部部长。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陈云曾对中组部的干部说，你们要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不能看眼色行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还提出一个观点，中组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注：成立于1939年，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他说，看干部首先要看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
在很多党员干部眼里，中纪委是“摘帽子”的，中组部是“戴帽子”的。在中组部工作，常被认为是件很风光的事，每到一个地方考察，都是当地一把手亲自会见。
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志民等人曾去黑龙江，考察继任省长人选。在八天的考察中，他们与在哈尔滨的所有省领导都谈了话，仅省委书记就单独谈了两次，其中一次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不过，在中组部工作过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件轻松的差事。因为，得罪人和被人误解的情况都时常发生。
中组部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扮演的角色是党中央的“助手和参谋”。一些熟悉中组部业务的人，甚至更愿意把它看作中央的一个“大办事员”——负责办理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各项事务，而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对人事任免拥有决定权。
两大核心业务
中组部的核心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党建，一是管理干部人事。
一位熟悉中组部的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般说来，带有“组织”字眼的局处，如组织局，是管党建的;带有“干部”字眼的局处，如干部调配局、企业干部局，就是管人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建设亟需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组部又在原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负责人才队伍的建设。
近几年，这个局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量。2008年，牵头启动了“千人计划”，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从国外招揽了2263名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自从设立了人才工作局以后，中组部有了新的定位，即“三个之家”：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识分子之家。
中共有超过400万个基层党组织，中组部组织局承担着对它们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组织局还负责8000多万名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可以说，这是一项繁重且出不得半点差错的任务。
为了有效地实现管理，组织局侧重于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则更多地依靠各级党委，以及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系统。张全景说：“组织系统没有涉及不到的部门，战线非常广。”
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镇，有大约10万人在维护着它的运转。
根据1985年的数据，当年底组织系统共有干部96615人，其中包括：中组部509人、省委组织部2741人(平均每省94人)、地市委组织部17087人(平均每地市47人)、县市委组织部37928人(平均每县17人)和乡镇组织委员38350人。
中组部对大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采用了分类的办法。每个干部局，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比如，有的干部局管党政与外事干部，有的管地方干部，有的管经济、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干部，还有的管企业干部。
各个干部局对干部的管理，不仅仅是“管人头”(即提拔、任免干部)，还需要让那些被提拔的干部“能坐在一起工作”，后一项工作也被通俗地叫做“配班子”。
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党内以“善于团结人”著称。有媒体报道说，他执掌中组部之后，摸索出一套“配班子”的“贺氏法则”，即在保证干部个体素质的前提下，注重干部之间的兼容性。在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上，避免将两个强势干部配在一起。通常是，将资历深一点的与资历浅一点的搭配，性格强势一点的和性格温和一点的搭配，思维方式宏观一点的和微观一点的人搭配。
在如何管理“班子”上，张全景也有自己的经验。那就是，管好一把手。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以后，如何管好地方干部，成为中组部当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1993年，张全景提出，管好“两个30”，即30位省委书记和30位省长。他说，很多问题都出在一把手上。“无论是用人也好，其他事情也好，一把手的作用太大。选好、管好一把手，好多事情就可以办好。”
为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中组部还专门设有干部监督局，受理用人方面不正之风的举报。同时，办理中央批办的反映领导干部重要问题的案件。
为此，中组部对外公布了举报电话12380。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公众能够与中组部联系的唯一方式。中组部的办公楼不挂任何招牌，办公电话没有列入公开的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低调与“高调”
中组部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最神秘的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工作场合，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也不苟言笑。
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王军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由于工作需要，他们经常会与省部级领导谈话，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但从不发表任何意见，更不会轻易评价干部，只带耳朵、笔记本，听完就走，不讲话，“就像是一个隐身人”。
退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厅厅长的唐文光，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中组部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刚到中组部时，他被安排处理地方上的来信。有一次，他刚准备给地方打电话，就被叫住了。他被告知，打电话前必须先写一份电话稿，经批准后才能打。“你的一个电话，对下面的人来说，就是一项政策。”
“在很多时候，中组部的言论就代表中央。没有授权，我们是绝不能私自发表看法的。”李志民说，“必须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组部内部有一套严格的纪律制度。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都标有序号，用完存档，离职前全部上交。不同部门之间，互不交流工作。出差去哪里、找什么人、办什么事，更不能相互打听。
张全景认为，组织工作有一定的机密性，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工作性质、工作方法的考虑。
历史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根据地，环境也很艰险。而组织部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党员、干部是全部了解的，因此保密就至关重要。
建国后，由于组织人事工作的敏感性，仍存在保密问题。某些党员干部的特殊情况、正在酝酿尚未决定的人事任免、酝酿讨论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等，仍需保密。“这与扩大用人上的民主、党务公开等并不矛盾。”张全景说。
中组部工作人员表现出的不苟言笑，甚至是刻板，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看来，是工作性质使然。“在组织系统内，你永远不可能代表自己。”他说，“你必须低调、内敛，服从纪律。”
不过，中组部也有“高调”的时候，那就是出席干部的任免大会。
一般而言，各省市区一把手的任命，都会有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到场。每年“两会”后，是地方领导的换届期，也是中组部领导最忙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仅去年3月20日那一天，就有河南、湖南、河北、黑龙江和江西的五位省委书记履新。而这一天，王秦丰、潘立刚、张纪南、王尔乘和王京清这五位中组部副部长也同时亮相，分别出席这五场履新大会。
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都是政治局委员，任免大会的级别相应更高。
2007年11月30日，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关于薄熙来接替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决定。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亲自到会宣布该决定。
薄熙来2012年落马后，张德江以副总理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李源潮再次与会，并发表讲话称：“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8个月之后，张德江结束了短暂的重庆岁月，孙政才接任市委书记。宣读任免决定的，是刚担任中组部部长不久的赵乐际。在讲话中，他代表中央，肯定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在重庆的工作。
去神秘化
近年来，中组部开始出现去神秘化、公开化的迹象。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中组部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集体提问。
2010年6月，中组部在例行发布党内重要统计数据时，一改往年的书面发布方式，破天荒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任命了一位新闻发言人。
发言人说，这是推进党务公开、提高组织工作透明度的一个实际举措。他坦率地说：“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对这个工作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指点、多理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组部开始探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中国人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副厅级以下以及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岗位，已经实现了公开选拔。
2010年4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原董事长张红力被任命为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成为中组部从海外引进的最高级别官员，改写了之前没有“海龟”直接成为“中管干部”的历史。
中组部打破惯例，通过市场方式选聘“中管干部”，俨然是跨国猎头公司。但不言而喻，它与猎头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同。
在组织关系上，四大国有银行的高管(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和监事会主席)均属于“中管干部”序列。其人事任免，国资委会参与，但中组部有很大的发言权。
事实上，中组部曾多次以轮岗的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进行调整。一些高管，被任命为政府高官。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曾被擢升为央行副行长，完成了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的转型。
有人批评，公开选拔的范围不够大，尤其是高层干部的选拔方式，仍比较传统。
“(高级干部的任免)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合力的结果。”蔡志强说。他认为，这种闭门协商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权衡各方不同意见，避免出现动荡。
但这套协商机制，需要制度化，也需要更加公开化。同时，如何界定组织部门的权限，如何管理不同类型的干部，也是新时期中组部面临的课题。
“中组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蔡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