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心作者&n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中国传世名画二十讲
第一讲解读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心境——才绝、画绝、痴绝的精神
《洛神赋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348年~409年)的绘画作品。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五卷,皆绢本设色,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
解读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心作者&n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说到这幅中国的传世名画,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就是,顾恺之为什么要绘制《洛神赋图》这幅画?不妨,我们先了解一下“洛神”是何许人也。古有传说,在顾恺之生活的年代,当年的洛水两岸,流传着一个脍灸人口的洛神宓妃的故事。宓妃,她是传说中伏羲氏的女儿,因她迷恋洛水两岸的美丽景色,从而溺水降临人间。后来,三国时期的曹魏文学家曹植,他在回返自己封地的途中经过洛水,想起了“洛神”的故事。由此,曹植借古人的传说作赋,写了一偏《洛神赋》,此后,这篇辞赋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作。

在《洛神赋》中,曹植开篇就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由此,曹植开始遥想这位传说中的,美丽而多情的“洛神”形象,他把“洛神”作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对美好愿望的倾心,以及遐想梦幻爱情的一种情景。同时,他又虚构了向“洛神”求爱的故事,象征了自己对美好志向梦寐以求的热烈寻觅。在这篇辞赋中,曹植通过移植自己恋爱失败的描写,以此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归于破灭。

不过,历史上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曹植写的《洛神赋》,在他生前并不叫此名,而是叫《感甄赋》。相传,在曹植年轻的时候,他看中了一位姓甄的美丽姑娘,想娶她为妻,而甄氏也很爱慕他的才华,只是两人有情而不遂人愿。当曹植的父亲曹操,知道了甄氏美丽、聪明、贤惠,他便为大儿子曹丕迎娶了甄氏。后来,甄氏成了曹丕的甄妃。

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从此,曹植与甄妃见面的机会犹如隔世,但两人的爱慕之情却藕断丝连。后来,身为帝王的曹丕又娶了郭贵妃,因此甄妃失宠,此后甄妃又触怒曹丕,最终被赐死。黄初三年(222年),曹植到洛阳朝见曹丕,甄妃的儿子曹睿奉旨宴请曹植。未想到,曹植见到曹睿,谈起了甄妃的惨死,潸然而泪下。戏剧的是,当曹丕知道了甄妃与弟弟曹植的心思后,他并没有降罪,而是把甄妃用过的枕头送给曹植。见物思情,曹植心里更加难受,他谢过曹丕就匆匆的离开了京都。出了京都的洛阳城,曹植来到洛水岸边,人困马乏,他面对着夕阳和滔滔的洛河水出神。突然,他仿佛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象似一朵出水芙蓉缓缓地从碧波中升起,随着波涛,轻悠飘然地来到岸边。这女子便是洛神。恍惚中,曹植犹如梦一般地触景生情,叹感现实与梦幻的遥远。于是,为了隐喻自己的政治失利,用虚构的手法写了一篇赋,题名为《感甄赋》。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甄妃儿子曹睿继位,追封生母甄妃为文昭皇后。传说,曹睿读了曹植写的这篇辞赋,心里即叹感又矛盾,总觉得用《感甄赋》之名,过于直白了小叔子对嫂子的苟且之情。公元232年,曹植抑郁而亡。为此,魏明帝曹叡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

众所周知,传说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同样,真实的历史也能变成传说。但是,不论是传说还是历史,不论是曹植的《感甄赋》还是《洛神赋》,它都给后世蒙上各种各样的色彩。

有趣的是,在曹植死后的一百多年,顾恺之借《洛神赋》为题材,用生动形象的绘画语言创作了《洛神赋图》。可以说,这是画家用悲情而浪漫的叙事手法,绘制了一幅完整的《洛神赋》中的文学意境。同时,此幅作品也是长卷式的故事性绘画。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顾恺之的真迹,但现存的宋人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了顾恺之的艺术特点。可谓是,千年之后,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不可否认,即便是宋人摹本,但此图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那么,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的心境是什么呢?这一点,由于他留存下来的真迹、史料稀缺,故而很难分析他创作此图的心境。不过,我们大致可以从他的画迹目录中,了解到一些他的创作心迹。联系起来看,创作叙事性的绘画题材,是顾恺之的心境所在。这一点,在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我们散见到《夏禹治水图》、《皇初平牧羊图》、《女史箴图》、《古贤图》等叙事性作品,让我们了解到顾恺之绘制叙事性绘画的初衷。这种心境表现出画家的态度与体验,以及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情趣性。

其中,《女史箴》是西晋文学家张华撰写的历代贤记事迹,目的是借古人的故事,教育宫廷女人要以史为鉴戒,自觉遵守清规戒律。此文,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为此,顾恺之根据《女史箴》的主要内容,绘制了《女史箴图》。此图每段都包含一个古代宫廷女人的“模范”故事,并在每段前面抄录了张华的一段赋,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义。

由此可见,顾恺之的绘画思想与创作活动,不仅在思想上具体的表现出政治题材的教化功能,同时也反映出他在绘画创作中的心迹。这种心迹既表现出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意图,亦表现出他在官场上的心态。可以说,他是传承了汉代绘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之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宣传工具,发挥着“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化功能。这里,不可回避顾恺之具有把握时政的洞察力,以及周旋于官场上的经验。无疑,在他许多画迹目录中可以证实。

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顾恺之的出生与经历。据载,顾恺之出生在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的士族家庭。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故世人又叫他顾虎头。顾氏,原为江南望族,士族阶层。他的父亲顾悦之、祖父顾毗、以及曾祖父等都是当时的高官。其父顾悦之为官较为耿直义行,虽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但在仕途中也被废过庶人。

《晋书·顾恺之传》曰:“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才绝——是赞赏他的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等;画绝——特指他精于绘制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痴绝——是敬佩他不合流俗的人格精神。据此分析,顾恺之的“才绝、画绝、痴绝”就是他的精神所在。其“三绝”之和,自然造就了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的绘画思想。他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著作。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绘画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论其“画绝”,顾恺之的确是一位天才的画家。当年,恺之二十岁左右,其父顾悦之在朝中任尚书左丞,家住江宁(今南京)瓦棺寺东北,正巧遇到瓦棺寺劝募建院。为此,顾恺之就为瓦棺寺建院募捐,绘制维摩诘像壁画,由此一举成名。唐代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引《京师寺记》载:“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请朝贤鸣刹注疏……长康(顾恺之)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显而易见,顾恺之是一个早熟的画家。

显然,顾恺之在绘制瓦棺寺壁画之前,他的绘画天赋就已具备,否则也轮不上他绘制维摩诘像壁画。当然,顾恺之的天赋也得到贵人相助,特别是他勤于为政治名人画像,为他在日后的艺术成就上奠定了基础。其中,东晋最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对他就十分赏识,称赞他的绘画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这一点,我们从散见于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他为政治名人画像的画迹甚多。列举有《司马宣王像》、《谢安像》、《桓温像》、《桓玄像》、《刘牢之像》、《王安期像》、《阮脩像》、《阮咸像》、《晋帝相列像》、《殷仲像》、《魏晋名臣画像》、《中朝名士像》、《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苏门先生像》等等。可见一斑,顾恺之最擅长的是绘制人物像,而且都是为政治名人画像,这也证明了他在官场社会中的活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顾恺之在人物画上的线条技巧,其线条圆转,后人称之为“春蚕吐丝”,或叫“高古游丝描”,这种技法是受篆书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线条气味古朴,其用笔的功力,线条的质量,都是后人很难达到的。除此,顾恺之的诗词、歌赋也很优美。可惜,他所著《恺之文集》早已失传,留下来的极少。现存的仅有《观涛赋》、《筝赋》、《四时诗》、《水赞》等几篇。不过,他对自己在文学方面很自负,自称所作《筝赋》可比嵇康的《琴赋》。他曾对人说:“吾赋之比嵇康《琴赋》,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当然,这种比较大有文人相轻的味道。但是,我们从他的《四时诗》中,确实也见到了四季的美丽: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寥寥四句形神皆出,这是他以诗当画,用清晰形象的文字勾勒出的四季风光画,表现出画家观察事物的能力。不言而喻,具有如此的诗文写形的才华,加之他最擅长的人物画,所以在《洛神赋图》的绘画语言上,他极富想象又完美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让欣赏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

在《洛神赋图》中,我们一是看到了悲情的人神有别的眷情;二是借“洛神”赋予了诗人与画家的精神寄托,具有失落无限的情愫;三是借赋而“迁想妙得”的托意,用“以形写神”表达了画家对《洛神赋》的理解与再呈现,流露出画中人物“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态。特别是画上的奇异神兽,不仅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而且还带有中国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顾恺之用文学性来绘制《洛神赋图》的意义所在。

据记载,顾恺之出身行伍,但他从二十岁左右到五十岁后,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似乎在军中一直做个参军。起初,他在桓温的大司马府担任参军。桓温去世后,他转而依附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府的参军。后来,殷仲堪对抗朝廷,被桓温之子桓玄讨伐,逼令自杀,顾恺之又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到晚年,他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成为轮流值班的秘书。不过,他在这个官职上任职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有余。虽然,顾恺之的官职一直不高,但他会动情的做人做事,故而有人敬佩他的痴绝,与他的才绝、画绝都颇有名气。

事实上,作为封建时代的画家,顾恺之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画家,他类似于今天的军中文职,或是为政客服务的画家。庆幸的是,他的艺术生命是天赋大于才智,故而在官场上不合流俗,才获得“痴绝”之名。也许,是顾恺之在参军位置上不与人争,使得他的“痴绝”之名,成就了他在绘画方面自我完善。

据记载,顾恺之最初在桓温麾下任参军,他相当崇拜桓温。桓温去世后,他悲伤至极,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可见,他的表白是对桓温的肺腑感言。也许,正因为身为画家的顾恺之不合流俗,甚至是忠心耿耿的任职,他此后又在桓玄政治上失利后,竟也安然无恙,照样改换了门庭。当桓玄起兵篡位,刘裕举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而逃。不久,刘裕北伐南燕,顾恺之特地为刘裕北伐写《祭牙文》,曰:“维年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正,四海有王。晋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阐扬神武……”此文,以扬刘裕大军的军威。这就是顾恺之周旋于官场上的经验。

在东晋时代的政治动荡中,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是天天在打。然而,顾恺之作为军中文职的画家,既能屡次改换门庭,且也安然无恙,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画匠,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抱负的军旅画家。如果,他具有某种政治倾向,那么他就不会有绘画方面的成就。矛盾的是,除了他热衷为政治名人画像,最快乐的就是“迁想妙得”的作画。因为他有常人没有的“痴绝”性格,所以“痴绝”充实了他在“才绝”和“画绝”方面的才智。

当然,鉴于曹植《洛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一定是有他借赋作图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不会是什么政治意义,唯一的是他在绘制政治名人像的同时,他也时常产生无奈之举。故而,我们从他留存下来的画迹目录中,也看到了他对绘制女人题材的兴趣。如《阿谷处女扇图》、《列女仙》、《三天女图》、《贵阳王美女图》等。这些有关女人题材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顾恺之的绘画情由也不乏俗世。

也许,正是《洛神赋》中人神情缘故事的美丽与伤情,给了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的缘由;也正是《洛神赋》的悲情故事与曹植的抑郁性,为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提供了一种随情的共鸣。否则,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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