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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汉赋保存了大量的汉代史料，其中不乏史书所未载的细节。本书结合传世典籍、汉画像石和汉代简帛有关记载，考证了汉代乘舆、饮食、服饰、音乐、舞蹈、建筑、器物、神仙、风俗的细节，总结其特征，分析其演进，文史兼取，叙议相参，提要钩玄，颇多广益，考论沉稳而透辟，文风洗练而畅达，深可助于汉代研究的参考，浅可用于汉代文化的阅读，是了解汉代社会生活、艺术形态、风俗观念的学术性读物。
曹胜高主编《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绪论
一
焦循、王国维等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谓一代之文学，非仅在形式，非仅在内容。以形式论，《诗经》以赋法取胜，本多赋体，汉有大赋，魏晋有骈赋、唐有律赋、宋有文赋，名虽非一，而形式相近，然常以汉赋为赋之代表。诗歌远祖古谣谚，周秦之行四言、魏晋之尚五言、隋唐七言代兴，宋明以后，不绝如潮，然论者、言者多以唐诗为诗歌之极致。小说、戏曲、词之创作亦类，其形式造就既早，其体裁变化有序，而创作之高潮、艺术之粲然者，皆在特定之时期，俟佳期一逝，则如花之凋零，虽偶有大家为之一振，终未能再成兴盛之势。虽采用先前形式，模拟既往声调，亦不能代兴，徒增余响之悲凉。以内容论，诗歌之抒离情、言不遇、叹时节、写情志，自诗骚以下，为常作常新之主题；小说、戏曲之记爱情、说英雄、述公案、传鬼神，亦为恒常题材，甚或能归纳出若干某些叙事模式与人物类型，虽细节不同，内容尚似。故曰：为一代之文学者，非以形式论，非以内容论，乃时代契合文体，文体契合时代也。以时代言之，盖某种体式适合特定时代之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为时人时代精神之所慕、审美情趣之所尚，乃成其时创作之高潮，群风扇扬，切磋有时，遂为一代文学之极致；以文体言之，则一种文体有其独特表现领域、内在审美规范和特定的艺术趣味，只有时人之艺术视角适应之、文化情趣契合之、创作感受沟通之，此种文体的客观艺术规律与时人的主观创作风格暗相默契，方成一代之文学。此所言时人，非言大家、非言局部，乃长期创作之积累、大量作者之蜂涌，为一代之风气也。
汉赋乃有汉一代之文学，概而论之，亦为汉代文化氛围之产物：其综述百家的学术风气影响了汉赋作者思维模式，汇源成流的文学融合丰富了汉赋的表达技巧，义尚光大的社会风尚左右了汉赋的结构风格，灵活开放的用人制度激发了赋家的创作激情。又为汉代人文精神之凝结：其恢弘的王朝气度拓宽了汉赋的题材容量，外向的民族视野开阔了汉赋的艺术张力，宽容的艺术襟怀延伸了汉赋的作品架构，豪壮的社会心理影响了汉赋的整体风貌。亦为汉代审美情趣之缩影，实用功利的美学目的、巨丽宏赡的美学风格、宏阔博大的美学理念、深沉浑厚的美学内涵既为汉代美学之浓缩，也是汉赋审美之特质。有此文化氛围、有此人文精神、有此审美风格，才有此独立千年之汉赋。虽后代赋作绵延，以之为式者众，虽肖其形貌、类其内容，然不能代雄。盖此时之创作，非彼时之创作也，时世变迁，人文更迭，世风难移，情趣已非，再无汉赋兴盛之土壤，若再勉强为赋，则为魏晋赋、则为唐宋赋、则为明清赋，非两汉之赋也。
汉赋既为一代之文学，自两汉以后，论述颇多，[1]常以点评、序论、诗话之形式出现，虽多精见，却不成系统。自二十世纪以来，汉赋始入现代研究，学者于汉赋之发端、之形成、之演变、之特征，皆多角度阐述，新见迭出，透辟深入，附录所列汉赋研究典籍，不胜枚举。此外，于司马、扬、班、张诸大家之研究，于其余赋家之探讨，亦多有拓展，二十世纪乃汉赋研究之新开局。此研究者多有论及，毋庸赘述。[2]然20世纪汉赋之研究，多集中在汉赋之文学特征，于汉赋之史料价值，注意不够，能用汉赋史料审视汉代制度、发微汉代未明之史实，论者不多。
一代之文学，必存一代之史料。《诗经》之写周秦社会、屈骚之记楚物楚声、晋诗之论玄学、《世说》以为史料、杜甫以为诗史、元白诗歌笺证、杂剧以影元史、小说反映明清时世，此类论著如山，皆以文学与史料之对比研究。然于汉赋之史料价值，皆未能比肩也，一在于赋法为体，本为敷陈，本为直言，诗经三用，赋法七百二，[3]多用于叙事铺陈，其文学色彩，远逊于比兴之想象夸张也。汉赋敷陈，则务求广博，务为征引，有言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4]且两汉赋家，多为饱学之士，司马相如、扬雄皆编纂字典辞书，班固亦为史学家，张衡则为科学家，故汉赋之内容，远较其前之诗骚、其时之乐府为广也，举凡两汉山川形势、物产交通、宫室建筑、礼仪秩序、舆服制度等，皆搜罗殆尽，以为铺陈之极致，令后世无以加也。故汉赋中资料，善加利用，必可资汉史之研究。二在于汉赋为文，本属官方之文学，[5]汉大赋创作，未闻者献于帝王，以博取功名，为宦者传阅于朝廷，以陈说见解。查其序言，或以讽谏、或为美颂、或为论事，多追求汉赋之实用性，若其“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则废而不作。[6]故汉赋铺陈汉代制度之细腻，皆非凭空拟造，虽有增益，不可不察也，不可不用也。
以汉赋为材料研究两汉史实，尚须明者如下：
一曰汉赋为文学作品。中国文史，自古混成，道本一元，千载而下，渐趋扬镳，至今而成泾渭。两汉之时，文学尚未自觉，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化，其时所谓之文学者，乃文章之学，非后世之“文学”矣。且秦汉文章，若《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贡举疏》者皆注重藻饰，措辞雅丽；两汉典籍，若《淮南》、《汉书》、《论衡》者，亦铺排详赡，言语整饬，此两汉之文风，皆未以之行文之华美，废其实用也。又，查两汉大赋，其作者序言，多言其用意如何如何；汉史所记，亦云汉赋美刺之事，盖汉人作赋，亦求功用。若汉赋作者，秉持诗教，成文意在谏阻、美颂、议论，立意通于奏折，行文尚于藻饰。汉赋为体，或用于彰显学问，铺排以证其博，故引物叙事，不致太过虚妄，若司马相如写上林、扬雄写蜀都；或用于谏阻帝王，畅言以论得失，虽夸饰其气势，然于时间、地点、程序、性质之界定，亦为谨慎，以免诬而不实，以披诽谤之过，若扬雄之劝校猎、杜笃之争西迁；或用于议论国事，以明辨是非，争论得失，此用语引物更为细密，先弃不实之说，方可行文。故汉赋非“典型之文学”，乃汉代文章与文学之过渡者。既然汉赋作者视汉赋之实用，既然两汉文风皆讲求华美，既然彼时文学尚未自觉，何必拘泥于“文学”一词，而忽视汉赋所言之史实。况文学之存史料者，已多论者发微，若细加甄别，乃增史学研究之新领域也。
二曰汉赋之虚构。赋之虚构，一在结构，二在引物。结构者，当为假设议论，虚构故事，此行文之笔法，论辩之技巧，乃先秦典籍之旧式。汉赋引物繁复，奇异之事屡见，此刘勰与后代论者之所诟也。汉赋所引事物，约分四类，一为素见者，二为异名者，三为祥瑞者，四为冥想者。素见者无异议；异名者后世不察，易引为怪，且司马相如、扬雄曾编纂字书，此非作者之虚构，乃语意变迁之故。此二类，若详审而考辨，则可明解。祥瑞灾异之事，为汉人所信奉，信其实有者；且汉赋引物广博，非事事尽可验证，此类言语，两汉典籍屡现。冥想者多为汉赋作者之虚构，若游仙、祀神之类，此类虚构，汉赋造其极。然此种构思，前有《离骚》、《九歌》，时有《郊祀曲》，游仙幻化之事，乃两汉间人之固有观念，今人释而为非，时人信而为真，此类引物，非作者之虚构，乃今人知其虚妄也。此二类，历来不足为训，亦未为信事以佐证，若明其事理，何必纠缠？故用为史料，则取前者，参以后者，则不置颠倒是非，若此，汉赋之虚构，则可辨若牛马，明其虚实。
三曰汉赋之夸张。夸饰乃自古行文之法，《文心雕龙·夸饰》云：“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汉赋之夸张，或有“饰穷其要”、“夸过其理”之处，然其夸张在形容不在肢干，在枝叶不在根本，虽“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然所本所言，当宗其本事。若仅虚妄之言劝谏，则近于诽谤，《上林》、《长杨》之不存也；若多用不实之辞美颂，近于阿谀，《广成》、《校猎》之无益也；若凭空假设，恐难以成论，《两都》、《二京》何以争辉？故刘勰云：“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七八者也，“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二三者也。[7]若引以为史料，必取其质其本、其七八者。
四曰汉赋之粉饰。大赋成文，本为粉饰太平，颂扬皇威，或以为其多逢迎之辞，不足为训。查两汉赋作，立意不外“美”、“刺”二端，此自古文学与政治之关联也，历代未能超脱，从来研究文史，皆须审查其言辞之扬抑。汉赋作者，以赋为“古诗之流”，言其“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8]故成赋秉以诗教，非尽为阿谀之辞。所谓粉饰者，扬其善而隐其恶，彰其得而遗其失，多用于政治、精神与行政，其于都城之规模、校猎之程序、礼仪之秩序、乘舆之规定，未宜过分粉饰。故以汉赋所记，论其难以粉饰之史实，若立论秉中，可避此失矣。
汉赋证史，此四者，不能不辨，不能不察，汉赋史料未遑利用，须先存警戒之心，未可稍有疏忽，为汉赋文学之法、虚构之说、夸张之处、粉饰之辞所误导。此考察汉赋所见史实必先审明者。
探讨汉赋中之汉代史实，不可不慎于研究方法也。章学诚尝谓“五经皆史”，今可曰：一切传世之材料皆史料也。传世之材料，或以典籍、或以甲骨、或以木石、或以钟铭、或以器皿，典籍之流传，愈传愈少，文学不辨者，采史料以为注解，若六臣之注《文选》；史料不明者，或采诗文以为补充，若陈寅恪之“以诗证史”，[9]两相发微，则为文史互证。[10]以甲骨所记材料考证文史者，王国维成就最著，乃谓“二重证据法”。 [11]衍而广之，今之出土简、帛、木牍、墓志、钟铭，其所载文字皆可以补充以往典籍记载之不足，以为研究之参考者。推而广之，考古所见之遗址、墓葬，出土之器皿、图画，虽无文字，却多摹乃时之形制、风俗，亦可窥习以往之故事，对应文字记载，则能发明部分未详之事实，此所谓“三重证据法”者。[12]
以汉赋为材料，一要还原，汉赋有虚构之处、夸饰之法，以其为材料者，当知人论世，辨作者行文之藻饰，以察其虚实；勘志传杂史之记载，以证其详略；校简帛金石之发现，以求其真伪，剖其虚构，去其夸饰，以还原所记材料之原始形态。二要审察，凡用汉赋材料，先以赋作铺排，数见者则采用；再与史料记载相对应，两合者则引用；三要验证于考古资料，相应者则确定；四比较于前后史实，以考订其性质与变迁。如此程序，以甄别汉赋之材料，验之再三，方敢引用。
以诗证史，或曰文史互证，陈寅恪先生笺证元白诗，已为应用。今以赋证史，或言赋史互证，仿佛其原理，以为拓展。以考古资料考订史实，晋之荀勖、杜预，北朝颜之推、宋之黄伯思，明之方以智，清之顾炎武、王夫之、庄祖述、刘心源、孙诒让、王筠皆有创见，阮元以汉唐石碑校订群经，取舍讹误，至王国维而大成，其出入文史，而成规模。再验之以出土之器皿、建筑，以为三重证据。今以考古所见证汉赋、比照史实，乃延续其方法，既以研究汉赋，又以汉赋考察汉代史实，两相发微，可审明两汉史实，可阐释汉赋文本。
故本文所论，取用汉赋之记载，考以传世之史料，证以考古之发现，佐以谨慎之推断，借鉴其他学科之理论。此本书所采用之方法，于文学研究，其以历史、考古、文化诸学科之材料解读文本，以解以往未明之史实，更正部分偏颇之评论；于历史材料的收集、考古材料的印证、历史史实的研究，以汉赋作为材料，考察汉代史实，补充部分史料，皆有裨益。或可语为研究方法之延展。
[1] 参见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2]总结20世纪汉赋研究的论著包括：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赋学研究》284-318页，何新文《现当代赋学研究与文献整理》（《辞赋散论》，232-273页），阮忠《20世纪汉赋研究评述》（《学术研究》2000年第四期），《20世纪汉赋研究专著综述》（《南都学刊》，2000年第3期）等。
[3]谢榛《四溟诗话》卷2：“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四部丛刊本。
[4]《北齐书》卷37《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92页。
[5]参见胡学常《汉赋与汉代政治》，焦、王所言之一代文学，非指骚体，骚体多为模拟屈骚，两汉未能出其右，其侧重于大赋也，本文所论，以此立意。
[6]语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事见《汉书》卷97《扬雄传》。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夸饰》，第609页。
[8]《两都赋序》，《文选》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9]诗史互证之方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已成其例，其原则，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10]景蜀慧：《“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见《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3页。
[11]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2页。
[12]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潘树广《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8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此外，或有他说，“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见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本文用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