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米安·比齐尔以其精湛的演技向人们讲述了又一个美国梦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的美国梦更加具有普适性，它甚至可以被用来象征任何地方任意时间里那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走在荆棘丛生路上的人群。自我的生活梦想，下一代的美好人生，充满阻隔和压制的现实，渺小无力的人们反反复复的努力。人类对更好的生活永恒地怀有渴望，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拥有更美好的人生，这是我们无处不在的现实。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荧幕上，它期盼着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每一对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上。
我把和魏子川的见面地点约在北宫门地铁站外的肯德基，这主要是因为方便。他在北京的这几天住在西六环外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出了乡建到村口的公交车站，346路公交车在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后正好停在这间肯德基门外。大学毕业后做志愿者的一年时光里，我也在这乡建中心呆过几次，北宫门是地铁换乘公交或公交换乘地铁的地方。在这一站，我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志愿者；来自内蒙的一位志愿者曾请我在这间肯德基吃过早餐……无论如何，这仅仅是因为方便才选定的见面地点，似乎也颇具有些纪念意味。
魏子川是我的初中同学，是我初中转学到新学校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从那时到如今的漫长时光早已证明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高考后去往东北某二本学校读食品相关专业的魏子川同学，大学还未毕业就参加了无数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其中大部分是跟支农、乡村教育等相关的。阅读过《让梦想扎根》一书的人想必会记得一个叫“刘老石”的名字，魏子川同学似乎曾与其一起做过一些实践活动。如果想到——在号称社团众多、暑期实践极为丰富的北大的我却是在钱理群老师的文章里才第一次知道了刘老石这个名字——这一事实，就不难发现魏子川同学实践活动的广泛。公益是个圈子，当你进去之后会发现这圈子不大，很多人慢慢地就都会听说、见到，甚至结交。但魏子川同学所做的无法用“公益”来归类，它更多的是一种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问题的亲身尝试和有效思考。
大学毕业后，魏子川似乎参加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支农计划，为期一年。我后来也选择了去西南地区进行一年的公益间隔年。当然，我们的初衷完全不同。他更加务实和实操，似乎很长时间里就是挽起裤腿去种地，在一些尝试生态农业的地方观察和实践；我则更多地从间隔年这个概念出发，去体味和探索其在中国的状态和可能性。因此对我来说具体做什么并不是特别重要——虽然我选择的是公益相关，但自己是从未想过成为全职公益人的，我始终认为“全民公益”的时代必须到来。当然，我在这里提到公益会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魏子川同学在做公益，其实不然。他做的是实践，关于土地、乡村和社会。
魏子川此次来北京是向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国仁绿色联盟寻求经验和支持的，他要在姥姥的老家村子里做一个类似“青年公社”之类的青年实践或培训基地。换一种更简单的说法，他要成为一名“返乡青年/大学生”。“返乡青年”这四个字后面势必是一条漫长且艰辛的道路，我们零零碎碎谈了很多，关于他这两三年的观察、实践和思考，关于我的肤浅认识、见解和建议……这些似乎很专业的名词和很不专业的讨论，今天我暂且不谈了，它日当魏子川同学把这基地真的弄好了再忆不迟，我想先说一个即将被贴在魏子川同学身上的标签——“返乡青年”——紧邻的问题。
其实，魏子川同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严格的“返乡青年”，因为他压根儿就无乡可返。严格的返乡青年指乡村走出的青年再回到乡村去重建和发展乡村，而魏子川却是城里出生城里长大。他要返的乡是姥姥都早已搬离的村子。几个舅舅不是公务员就是生意人，乡村的印记是没有的，更别说魏子川他们这代更年轻的后辈。当然，那村子里的人肯定还都能记得姥姥有几子几女都叫什么名儿，又各生了几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之类，这是乡村社会的家常，家族成员和辈分关系总有人会记忆得格外清楚明白。姥姥家乡这个村子在郑开高速旁边，魏子川想在这里做一个青年公社，一方面与村民有些生态农业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发展成郑州和开封两地高校学子社会调研或培训的基地——在魏子川的设想中要更丰富，甚至涉及到高中生。前期经费通过在自家店里帮忙赚到，然后期望通过低收费和提供培训场地来收费等形式实现自给自足——更进一步，未来或许会联合村民创办社会企业。
阻力首先来自几个舅舅。最有钱的舅舅发话了：“回去了谁能不知道你舅舅和姥姥是谁呀？这不是给我们丢人嘛？跟你说帮你安排到某单位或部门你还不愿意……”另一个舅舅则说：“你看看你的表哥表弟们，一个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另一个考到了国家审计局……就只有你一事无成！”表哥和表弟都是舅舅的孩子，与魏子川年龄相差不过一岁：表弟在人大即将毕业，考了国家审计局的公务员等着面试通知；表哥当年誓要上北大，结果两次高考均失利，在第三次时改报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又经过四年的努力考研成功终于来到了北大。于是表哥表弟顺理成章成为了亲朋好友夸赞的对象，一个要当官，另一个再过几年也要当官……很多时候在父辈和亲朋那里，衡量未来的标准变得清楚且直白——要么权，要么钱。事实上，在他们心里权钱是没有分别的，这不能完全怪他们，琐碎且无奈的现实生活细节一再地提示着他们要去渴望和拥有这些东西。如若不能归因于文化，就只能归因于时代。
对于魏子川的想法，不仅仅是几个舅舅无法理解，就连同样是大学生的表哥表弟也完全无法顺利地建立起对话交流。我想，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想去理解，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想到要去尝试理解和弄明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尝试理解他们的期望和观念，只因为我们有更年轻的思维，还保持着柔韧和弹性。过完最近这个春节，我发现自己完全理解了父辈亲朋与我辈在价值观上的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我们在交流方式上的无法融合。不相融合的交流令人烦闷，亲情道德却又压抑着你不能爆发，于是只能躁郁。
如能设想一下按照他们的期望回到家乡做个公务员或是进了银行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就能明晓他们如此这般的固执和强迫的原因。比如，如若工作上除了问题或是想要晋升，总有亲朋好友能找到关系去平事儿或美言；比如，你一个人的事业美好可以将整个家庭甚至家族带上一个崭新的层次；比如，日常琐碎的生活难题再也不必找关系去解决……这些在父辈亲朋们看来，都是可以量化的幸福和美好。功利主义（这里没有褒贬之分）总是试图通过将结果/效果数据化/量化来比较。在将结果进行量化比较后，亲朋们自会得出一种更美好的人生标准。虽然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主体者的感受，但这是不重要的，在“理所当然”的背后是不能容留主体者的意识的。他们的观念和思维已经无法理解到美好和幸福并不总是能量化的，或者说到底该怎样量化每个人的标准可能都不一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将你的选择进行量化，因而无法比较你的选择是否比他们的期望更好。这就像是做数学题，如果能计算出结果，就总能比较出谁对谁错；而如果他面对的是一道自己根本不知如何下手去解的题目，他无法得出答案，比较答案的对错就更无从谈起，一气之下便直接将此题归结为错。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子川舅舅们和表哥表弟们依靠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无法将魏子川的选择进行量化比较，故而无法理解。我宁愿相信事情是这样，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将魏子川的选择进行量化比较后得出了“一事无成”的结论。与偏见比起来，人们总是更愿意去原谅无知，虽然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说到底，我们必须尝试去理解人们无能力理解我们的事实，尤其当他们是亲朋的时候。
列维·斯特劳斯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必须很天真或不诚实，才会认为人们能够完全不受其生存处境的影响去选择其信仰。我们永远不可能摒除社会观念和他人看法而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因而不必去问为什么别人不理解我，我们得去同情地理解这世界、这时代，以及亲朋和自己。坚持自我或是顺从家人，都不过是一种选择，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坏之分，重要的是能为选择负责的只有自己。谋求权钱，没错；将自我选择放置在社会和时代之中去考虑的人，也没错；我只是觉得世界应该更具有开放性，存在尽可能多样的人和生活。
我记得08年刚入大学的时候，在网上看08届师兄师姐的毕业晚会视频，在毕业寄语里，胡子老师说：以后离开了学校，要尽量让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会去接纳不同的人和事，能生活得开心。我现在觉得，这话说得真对，当然还要再加一句：学会接纳自己。也把这句话送给魏子川，这位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想面临与他类似状况的人绝非少数，说到底我们这些漂泊者们哪一个不是呢？大学教会了我们去累积和深化知识，然而与知识的积累和深度相比，知识的广度和知识结构的复杂化也许是更加迫切需要的，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建立起开放性和同理心。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不理解的亲朋，还是我们自己，肯定都是在憧憬一种更美好的人生，只不过大家的标准实在太不一致而已。以同情的理解的姿态来面对社会，生活总归是自己选择的。
2014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