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仪式功能的变迁 变迁仪式电影类型

　　　　　　　　　　一、政治仪式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从文化学上来说，仪式是一种符号，而符号是一种文化现象。符号或仪式从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展示着文化和社会。关于符号与文化的关系及其意义，格尔茨有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定义，他指出：“文化是一种包含在符号之中的历史遗传的意义模式，是一套以符号形式表达的、传承下来的概念系统，通过它，人们可以交流、巩固和发展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这个定义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强调符号或文化是一种共享的理解或意义；二是强调符号或文化是一种世界观，这既包括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也包括对人们行为方式的解释和预期。当然，共享的理解主要是存在于拥有共同身份的人们中间，这种身份标志着社群内部的相似性和社群之间的差异性。换言之，符号或文化标志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它反映在社群成员所共享的“我们”之中，并通过特殊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它揭示着人们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如何理解自己所面临的选择。以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既具有认知的意义，是对社群经验的描述，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它强化着独特的社群纽带，几乎就像一种密码，将一个社群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社群与另一个社群区别开来。“人们经历之中的共同体的真实性，存在于他们对符号共同体的从属或承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政治仪式是文化或符号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就是由一系列符号或仪式展示出来的。
　　　　政治仪式对所有社会的运转和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以两种方式反映着社会现实：一种是用情景化的方式实现了社会现实的表达，这是一种规范化的和可重复的方式，容易为所有社群成员所接受，因而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种是为社会成员解释社会现实提供了一定的认知方式。它以一种特殊的象征性风格表现了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观念系统可以使人们明白自己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模糊却又亲密的关系。因此，“神圣的原则只不过是特殊的和变形的社会”。尽管政治仪式属于精神的领域，但人们发现对神或其他圣物的崇拜是社会成员相互依赖的集体性自我崇拜的一种象征方式，例如“图腾是氏族的旗帜”和“召集符号”，它是一种象征性手段，可以表明认同这一符号和仪式的人都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使社群成员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我们知道，对政治现象进行文化分析是理解和解释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路径。在文化分析方法中不同世界观和不同身份的人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方式是有差异的，这一点与理性选择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假定利益最大化是跨文化和具有普适性的，它不需要一种差异理论来解释比较分析中的变量。而文化分析的特点是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诠释，它关注的是塑造行为与制度的意义及其样式。它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理解了相关的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行为。它认为意义在行为、实践和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为它们设定了框架。
　　　　政治仪式向个人提供了归属感，“加强了个人同他所属社会之间的纽带”。在传统社会中，政治仪式多具有宗教色彩，在当代社会中则更多地是世俗性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在“正式的政治”无法进行的情况下，文化政治例如政治仪式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围绕着特定的文化实践而形成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群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政治工具，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达到那些有时无法直接追求的目标。只要社群的领导人能够确保共享的仪式为大家提供安全感，他们就可以在仪式的旗帜下动员社群成员，产生重要的政治动力。
　　　　现实世界中社群的领导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经常运用共享的文化隐喻和恐惧来感召和动员人民，而人们对政策或候选人及其偏好进行选择的更深刻的背景也在于他们的文化理解和身份。例如，科恩对尼日利亚的哈乌萨人和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的活动曾进行过分析，由于这两个社群都是当地的少数社群，因而他们无法运用正式的选举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面对这种情况，这两个社群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常利用其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相关的文化符号和政治仪式进行组织和动员，哈乌萨人发动了一场强调提亚尼伊兄弟感情的宗教复兴运动，而克里奥尔人则组织了一种共济会组织，这实际是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处境处于不利地位时的强烈的社群内的动员，或者说利用文化资源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最终哈乌萨人避免了因长途贸易被主流社群控制而带来的损失，而克里奥尔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在国家行政精英中的份额。实际上，不仅仅是弱势社群会利用政治仪式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强势的社群也会运用自己的政治仪式作为动员或保护自己的工具，例如在一些国家中强势的统治者总是利用宗教或文化信仰动员人民来打击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反对派。在当代一些把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定为国教的主流社群通常都会利用宗教精神和相关的仪式来加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排斥和防止其他文化或宗教社群在政治上崛起。
　　　
　　　　二、从传统到现代：政治仪式基本功能的演变
　　　传统的政治仪式主要是宗教性的，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宗教性的政治仪式可以激发起社群成员尤其是信徒的强有力的情感，这些情感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把自己的政治安排说成是宇宙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赋予其合法性和稳定性。它安排了文化符号和宗教组织内部诸仪式之间的关系和位置，并由此产生出相应的权力；它让使用这些安排、权力和管理祭祀场所以及相关的福利、教育和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可能；它让使用这些安排和权力来发展具有政治功能的组织成为可能。宗教还通过提供周期性的仪式活动来促进会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由此对自己的神话和符号进行持续的诠释和再诠释，以使它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从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例如，半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各教派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它能够对在迅速变迁的社会中人们精神的失落进行慰藉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它能够以其教义对现实世界的变化做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受的解释。
　　　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主要是世俗性的，它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精英使用的普遍的文化治理手段，它比宗教仪式的动员能力更为广泛和明确。它通常是一种情绪化的有效而微妙的治理方式，既可以被用来抑止那些对政治决定和政治秩序进行理性批评的公共话语，也可以一种有限理性的情感方式来推举和确认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政府或其他领导人，以此来在领导人和共同体的其他人之间构建差异和等级，并赋予其合法性。政治仪式有时可以表现出权力关系的某种形式，使其性质和内容变得有形和可见，从而具有现实的影响力。
　　　具体来说，政治仪式有多种功能。例如，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仪式，总统的就职典礼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它蕴含着美国公民精神的一整套的共享的信仰，重申了最高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就职典礼中，“出场的这个人，具有象征性的权力，具有政治职务的新头衔和标记，是合法性的载体。”没有政治共同体的委托和授权，他就没有代表性和合法性，而政治仪式就是正式的委托和授权的方式。没有这种方式的委托和授权，不但合法性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弱化这一权力本身。同时，在这一仪式进行过程中，现代传媒通过报道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发挥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媒体来间接地参与到这个仪式之中，从而使巨大疆界内不能直接聚集在一起的所有的国家成员参与进来，这就加强了所有公民的国家整体感。
　　　　国庆节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它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构建着国家、民族或政治社群的认同。我们知道，节日是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发生的特定的事件而得以形成的，但构成节日的那个特定的事件早已过去，我们只能通过一定的仪式去庆祝和纪念它。我们之所以在当下去纪念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在当下的人们看来它有一定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精神和意义。我们现在之所以要以阅兵、游行、歌舞等方式庆祝中国的国庆节，记住并分享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们的先辈是如何欢心鼓舞地告别了他们苦难的过去并憧憬美好未来的，就是因为这一事件蕴含着重要的精神意义。而要深刻地理解这种精神和意义，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他们长期追求自由、民主、独立和富强的艰苦的历程和经历，了解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奋斗精神，在认知上认清其政治上的正当性。由此，每当我们想起这些时就会由衷地敬仰和感谢我们的先辈，在心理上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追随先辈的冲动和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到祖国的神圣和伟大，就会在情感上产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认同感。这就是国庆节这一政治仪式的意义和作用。
　　　由此看来，政治仪式对创造意义和形成行动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操控仪式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作为一种处理权力关系的象征系统，政治仪式被视作存放权威性资源的仓库和生产权威性资源的工厂，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通过象征资源的存放、生产、调控和分配等各种方式参与争夺。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仪式除了存放和生产象征这种权威性资源外，其本身既是权力争夺的目标，也是用于权力争夺的利器。”“仪式是件重要的工具，影响着人们对于政治事件、政治政策、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人的观念。通过仪式，人们发展了关于什么是合适的政治制度、什么是政治领导人的应有品质，如何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他们周围的世界等观念。”因此，政治仪式是重要的控制工具，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重要机制。它还可以以自己的文化隐喻和意义提供现实的观念，去团结一些人而反对另一些人，以文化的名义进行社群之间的斗争。
　　　　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表现的更加世俗化，更加贴进人们的政治生活。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通常会以在开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中央领导发表大会宣言的方式阐述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而现在中央主要领导会定期到中央学校去发表讲话，这实际上已经成了阐述党的方针的一个重要方式，两者都是一种政治仪式，前者更具有传统性，而后者更具有现代性。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以及省部级干部都出席了，这实际是当代一种高规格的政治仪式，表明党中央高度强调这次讲话的重要性。
　　　
　　　　三、后现代社会中政治仪式功能的某些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文化理论对构建一致性的社群和国家认同是持积极态度的，价值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平衡整个社会系统的文化机制。因而，政治仪式也就成为既有的共识的一种规范性表达，是预设的社会整合的象征性表达，是产生这种规范性整合的机制，是这种整合的因素。然而，在后现代化时期，价值的多元化生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使得一致性的国家认同不再那么被认可了，因此，公共仪式也在被这种价值观多样化所利用。
　　　在后现代社会中，将政治仪式看作是产生价值一致的机制已经过于偏狭了。后现代社会或国家的价值系统是以价值多元而不是价值一致为特征的，它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部冲突持续不断的过程，国家的价值整合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人们已经深刻感受到社会的分裂表现为多样的和不稳定的政治认同，表现出对抗议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社群行动的支持和认同。因此，像所有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仪式一样，政治仪式已经越来越少地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了，能够产生普遍忠诚的核心符号已经越来越弱化了。
　　　实际上，从诞生之日起，政治仪式就既是共同体中产生团结的活动，也孕育着冲突，它在维护共同体稳定的同时，也是渴望共同体或社会变迁的文化象征性活动，只不过那时的一致性更为强势，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这种多元化越来越强势了。在现代化时期，国家整合是主要的发展目标，而在后现代时期这一目标在削弱，尤其是在国家层面或较大的共同体层面上尤其如此。参加仪式可以在人们内心创造出一种社群团结的冲动和意识，但它并不仅仅是指向内部的，而且也是指向外部的一种冲突的表达，增强内部的团结就意味着对外部的威胁，而无论外人是否在场，其所指虽然无形但同样明确。例如诸多国家的国庆庆典都有阅兵仪式，这既是团结国人的一种文化场域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向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有时也是指向明确的外国的一种示威。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朝鲜、韩国、伊朗、以色列和美国频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或军事演习，就是加强内部团结和向“敌国”示威的一种举动。
　　　在一个国家或共同体的内部，如果我们分析参加仪式的群体的异质性，例如由性别、年龄、地域、阶层、意识形态或族群所构成的差异，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会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参与相同的仪式，以及对相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离析出不同的亚群体甚至个人之间的差异。由此看来，政治仪式对于国家的认同是在争论的基础上得到确认的。处于文化多元化中的后现代国家中的政治仪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异质性的增强，它们不仅仅是国家的符号和自我建构，而且也是各亚国家共同体的符号和自我建构，因此，其参与的目标在凝聚自己社群的同时，也排斥着自己社群以外的社群，甚至可能会动员自己的群体去挑战既有共同体的权力关系。由国家精英主导的政治仪式通常是用来加强国家认同的，以使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权力关系合法化，而亚国家群体经常使用仪式的表演来确定自己的认同，调整和改变群体边界，例如，国家内部的抗议活动和仪式都是用来定义“我们”这个亚群体的，甚至与主导的、竞争的、国家的“他们的”各类群体相对立，尽管这种认同和边界通常与国家认同和所认定的边界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仪式性抗议行为实际上也是对被国家精英垄断的仪式意义和解释的抗议，其实质是不同的社群试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对仪式的不同理解来占据仪式并为其所用，这包括试图定义国家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中哪些因素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解释等。例如，俄罗斯与前苏联的国家精英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即使是在现今的俄罗斯内部，不同党派对这同一事件意义的解释也有很大不同。不同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其历史作用及其现实意义有不同的看法，这意味着他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再比如，我国不同的群体对“文化大革命”和前几年重庆的“唱红打黑”有不同的看法，也意味着人们对这些文化“符号”或“仪式”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有时候，抗议的社群通过将国家仪式改变为充满争论和反对的仪式，来削弱它传统上所具有的凝聚性和合法化的功能。2008年伊朗总统大选中反对派就是通过对《可兰经》和宗教理论进行重新解释而不是从西方民主理论那里来寻找改变传统权威的理论依据，因而引发了激烈和广泛的抗议活动。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1950－1970年代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庆典仪式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集体行动，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精英建构国家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一些人改变了对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认识，并不再认可国家精英所主导的意义，从而不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一些地方甚至设立了与此不同的工人节。例如在波兰，圣约琴夫工人节成为一种反对仪式，它为反对者提供了一种公开的、仪式化的和合法的活动。这是一个从权力的确证仪式转变为争执仪式的过程。而在政治转型后，这种仪式已经不再是国家庆典仪式的一部分了，它在大部分地区消失了，这说明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认可它的象征性意义了。
　　　在后现代社会中，以仪式形式表现的政治活动加强了一些非国家群体的政治认同和团结，尤其是当群体界限受到威胁和削弱时，更是如此。冷战后，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庆祝活动复兴”的现象，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社群认同和社群界限的意识被激发起来，这包括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和复兴，特别是地方认同重新受到重视。在建构和再建构认同的过程中，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公共仪式似乎越来越受到传统的操纵，它们常常在主张民族、文化或地域性差异的基础上主张不同文化群体自身的权利，这就可能使公共庆祝活动被用来威胁他人，甚至形成直接的政治利益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对立。
　　　在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中，公共仪式最重要的功能是表达和加强共同的价值信仰，而在当代文化碎片化的多元社会中，它的主要功能是在承认制度、组织和运动的目标和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前提下，创造一种团结和集体认同。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追求价值认同，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追求全面而深刻的价值认同，面后者是在承认具有深刻差异的基础上追求一定层面上的认同；前者把国家或共同体层面上的认同看作是最为根本的，而后者认为社群的认同甚至尊重个人价值是最基本的认同形式。然而，无论如何，政治仪式在自由和多元的社会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尽管社会标准日益多元，缺乏共同的信仰，但它们仍然需要并且能够在一定的层面上构建国家和群体认同。
　　　
　　　　　　　　四、政治仪式的结构特质及其内在动力
　　　政治仪式之所以能够把存在着价值差异的社群成员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鲜明而正式的和激动人心的特质，它可以给参与者以心理上的激励，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参加仪式的人过着情感的而不是思想的生活，共同的参与和情感的投入以及从仪式中得到心理满足是其根本所在，而追求这些行动的理性涵义并不是人们的主要目的，因为仪式并不是追求理性的最有效方式，通过仪式的象征性来表达政治目标并不严谨。因此，在仪式中重要的是人们的共同参与和情感上的投入，而不是对仪式的理性化解释。人们并不一定要有相同的价值观，甚至也不需要对仪式有相同的解释，然而它仍然能够在一定意义或层面上促进社会团结。这并不是因为参与者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价值、理性和目的，而是服从仪式是人们情感上的需要，他们个人的理性选择和目的在这里或这个层面上处于从属地位。
　　政治仪式是高度结构化的、可重复的和规范化的，它通过象征性来规定人们的行为。仪式具有一般符号的两个特性：第一是其合成意义的特性，它在一定层面上象征并统一了相互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由于在亚意识的层面上合成为一个新的意义而格外有力。例如，在近几十年移民浪潮的冲击下，美国各种族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但在“9.11”事件发生后，尤其是在对它的纪念仪式感召下，美国各种族在国家认同或对各种族来说这个亚文化的层次上取得了一致，尽管它对每个社群或个人的感召的程度仍有很大不同。第二是多重意义性和不明确性。仪式不仅具有多重意义，而且相同的仪式也可能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例如，在俄罗斯，同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仪式，一些人把它理解为这是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纪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纪念，把共产党与人民分割开来了。正是由于这种多重意义使它同时具有不明确性，多重意义导致了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文字明确的政治宣言相比，它一定是含糊不清的。实际上，这种意义不明确的仪式，是在没有价值一致的情况下创造集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前提，否则它很难在广泛的或存在着差异的范围内构建集体归属感。换言之，政治仪式的这种多重意义属性或包容性把具有不同认知的人们在仪式的旗帜和感召下统一起来了。
　　　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已经等级化的时代里，仪式提供了超越等级或社会流动的体验，它向人们提供了自己属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感觉，甚至提供了不同等级的参与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感觉。它通过表现各亚群体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超越群体的体验，通过个人全身心地融入社会而提供了超越个人的体验。
　　　由此看来，后现代时期的政治仪式之所以重要，就是由于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处理神圣与世俗、现实与变迁之间的关系。根据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原则，建立全民主权原则和民主政府应当减少公共仪式的使用，从而以直接而不是间接的话语形式形成共识。基于公民是自由的、自治的主体观念，现代国家在理论上对使用公共仪式形成集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作法持批判态度，它不像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那样强调个人自由之上的社会纽带和集体情感。尽管理性主义的这一分析本身是合理的，但它过于理想化。实际上，尽管传统和现代政治仪式的功能已经或正在衰退，但政治仪式在后现代时期的功能却发展起来，或者说传统的政治仪式正在以其新的形式和功能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政治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仍然是强有力的。例如，有一些传统的政治仪式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在对其内涵进行改造以后，来发挥它的现代功效。例如，新加坡弘扬儒家文化的战略就是这种情况。在1970－1990年代，为了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民主化压力，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儒家文化，把其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工具以平衡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理失衡，平衡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政治形态化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民主化压力，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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