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教学设计
曾源
教学目标
1、积累文言知识,把握文意。
2、了解刘知几的“直书”说及我国古代史学实录的优良传统。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二、走近名人
刘知几(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史通》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史通》分为内外篇,共20卷。其中内篇39篇,主要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史书的源流和古人著述的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因此现在见到的《史通》只有49篇,共八万余字。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和外篇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全书的纲领。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建立了很多史学理论。一是对唐以前的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六家”“二体”说,并对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各种体例,以及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各种编纂方法做了专篇论述。二是力主直书实录,反对曲笔诬书。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不能“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这种观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并将之提高到自觉的高度。三是提出“史才三长”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即史才、史学和史识。史才,指驾驭史料、撰著史书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史识,指良好的史学见解和秉笔直书的品德与精神。其中,史识最为重要。“三长”之说对后世史学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刘知几专攻史学,且长期在史馆供职,所以《史通》中的见解“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当然,《史通》也有不足之处。书中对前代史书的评判过于严苛,有些评论有失公允,有时“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褒贬为宗,反对为史书加注,主张删去史注,也删去天文、艺文、表历等内容,这也是不妥当的。
《史通》最为通行的注本是清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今人张振珮著有《史通笺注》,对典故解释非常详细,便于使用。
三、知识积累
1、音、形、义
禀(bǐn):禀受。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百行:各种善行。
贱:鄙视。
小人之道:小人的行事准则。
保吉:保持自身平安。
务:要务,要义。
风声:风教,引申为好的风气。
良直:良史直笔。
擅名:享有名声。
身膏斧钺(yuè):身遭刑戮。
强项之风:倔强不肯低头的作风,比喻刚直不屈。
匪躬之节:舍已尽忠,不顾个人利害的节操。
征:验证,考证。
直词:实录的言词。
糟粕:造酒剩下的渣滓,比喻废弃无用的事物。
发仗:发兵。
杜口:闭口。
栖毫:停笔、搁笔。
跸(bì):泛指皇帝出行的车驾。
书事:记载史实。
审实:细究真实情况。
薪构:即“薪传”“堂构”。文中比喻先人事业。
曾:竟然。
刚亦不吐:比喻不畏强暴。
阿从:曲从,迎合。
回邪:不正,杜曲。
2、通假字
①励其匪躬之节。匪:同“非”,不。
②私存《嘿记》之文。 嘿:同“默”。
3、古今异义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
烈士:古义:志向远大的人。今义: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生命的人。
4、词类活用
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 走:使动用法,使........走。
5、特殊句式
1)判断句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2)被动句
曲如钩,反封侯。
取笑当时
书填坑窖。
见屈武侯。
四、合作探究
1、“直书”的含义是什么?
明确:直书:不隐讳事实真相,不饰恶虚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文中,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挞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2、探究第一段
译文:
人禀受了(上天赐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有各种各样的善行,正和邪是有区别的,直和曲是不同的。像邪曲的行为,是人们所鄙视的,是小人的行事准则;而正直的行为,是人们所珍视的,是君子的德行。但是世人大多愿意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愿意追随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之道,为什么呢?俗语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如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世人)宁愿顺从来保持自身平安,不愿违逆而遭受祸害。何况写史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劝惩,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那些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荒淫无度不好好治理国家的君主,倘若把他们所做的事不加隐晦地记录下来,不掩饰他们的污点,那么他们的丑恶行径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而他们的恶名则会流传千年。史书的记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讨论:
①世人为了生存,大多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明确:世人为了生存,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
②而对于修史的人来说,有什么特别要求?
明确:修史是为了“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即史书以劝惩为目的,好事则褒之,坏事则贬之,以此来树立好的风气,惩恶扬善,使那些乱臣贼子不敢轻易做坏事。这是本篇的中心论点。
③作者引用了东汉末年流行于京都洛阳的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有什么作用?
明确:说明行君子之德的不易。
3、探究第二段
译文:
(秉笔直书)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那么就不会招来祸害;如果在不可以做的时候也这样做,那么就会招来祸害了。像晋国太史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赵盾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背上了恶名。赵盾和董狐两人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各自按照自己的行事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就是因为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至于像(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写“崔杼弑其君”,司马迁写汉代皇帝的过失,韦昭按照规矩不给吴主孙皓的父亲孙和作纪而只是作传,崔浩监修北魏国史写了一些鲜卑贵族忌讳的事情,(这些史官)有的身遭刑戮,被当时的人所取笑;有的史书(被当做垃圾)埋到坑里,不为后世人所知。世事如此,却来责备史臣不能有东汉“强项令”董宣那样刚直不屈的品德,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太难做到了。所以张俨发愤私撰《嘿记》,收藏了起来;孙盛愤然不愿修改《晋阳秋》,于是私下将原稿另抄一份,寄给辽东慕容俊收藏。用这种办法来逃避祸害,侥幸使秉笔实录的史书和个人的生命获得两全。(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世事多艰,史书要做到实录是特别难得的。
讨论:
①在第二段里,作者列举了哪些事例?目的是为了要说明什么?
明确:在第二段里,作者列举了历代很多史家的例子。这一段里,全是正面的人物,都是秉笔直书的典型,但其命运却各有不同。
其中在生前身后都独擅令名的是董狐。他受到了孔子的赞扬,而且,也显然未受到赵盾的刁难。赵盾虽然不同意董狐的记载,但除了为自己辩解,认为是自己太留恋祖国了,才给自己招来了忧愁外,并没有做别的什么举动。
齐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杀害。他的两个弟弟先后做史官,也都这样写,也同样被杀。直到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仍坚持记载这件事,才终于没有被杀。南史氏听说几位太史都为此事被杀,便带着写好“崔杼弑其君”的简策前往,听说此事已写入史册,这才回去。
司马迁记载汉朝皇帝的事情,并不因为当时是大汉天子的天下就有所隐晦,而是善恶皆书,结果《史记》被诬为“谤书”。
韦昭是三国吴的史官,并不因为孙皓是皇帝,就屈从于其淫威,为孙皓的父亲孙和做纪,而是坚持认为孙和不是皇帝,只能做传。
崔浩是北魏人,历仕道武帝拓跋跬、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官至司徒。太武帝时奉命监修国史,成《国书》30卷。因内容详备,且据事直书,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怨恨,于450年被灭族。这些史官,都秉笔直书,最终却都因书获罪。
世事如此,所以要求史臣刚直不屈、秉笔直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有人就想出变通的办法。三国时吴国张俨著《嘿记》三卷,秘藏不宣;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以此来逃避灾祸。上述的这些事例,都是用来说明直书之难的。
4、探究第三段
译文:
但是考察前代历史,考证那些实录的言语,虽然有真伪混杂的情况,但是分开沙子来拣拾金子,有时还是能够得到宝贝的。魏晋更替,发生了很多史事。当司马懿和司马师为后来的晋朝开创基业,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司马懿在渭南与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遗计吓住。魏帝曹髦在凌云台把铠甲兵器发给兵士,讨伐司马昭,司马昭命令太子舍人成济杀了曹髦,另立曹奂为帝。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都搁笔不做任何记述。到了习凿齿,才在自己的著作《汉晋春秋》中如实地记载了“死诸葛气走活仲达”、司马昭派成济杀死魏帝曹髦这些事。历代的欺骗蒙蔽,到了这个时候才得以洗雪。看习凿齿记载历史,大概就是近代遗存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邵的《齐志》,这两部书叙述当时历史,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在那个时候,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旧当政;北齐的将相群臣的子孙也都健在。但这两部书写他们所忌讳的内容,竟然没有半点畏惧。不畏强暴,就是这些人吗?
讨论:
①本段评说的是哪个时期的史书?
明确:具体评说六朝史书。
②六朝是我国史学的发达期,为什么史家用曲笔或隐晦事实真相的例子还是比比皆是?
明确:史书的写法并不因史学的发展而有所改观,曲笔或隐晦事实真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因为六朝时政权更迭太过频繁,史学家有些也无所适从,乱世中只能苟全性命了。对“死诸葛气走活仲达”、司马昭派成济杀死魏帝曹髦这些事情,陈寿、王隐、陆机、虞预等人都是三缄其口,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三国志》《晋史》《晋纪》《晋书》中都没有记载。到了东晋的习凿齿,才在自己的著作《汉晋春秋》中如实地记载了这些事情,使后人得见历史真相。北魏宋孝王的《风俗传》、隋王邵的《齐志》也都是秉笔直书之作。在这一段中,作者一方面用各种事例说明直书之难,另一方面也用丑行最终都会大白于天下的史实来晓谕那些用曲笔写作的史家。
5、探究第四段
译文:
烈士舍身而求取美名,壮士看中气节,宁愿成为折断的兰花和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命。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不畏强暴;像韦昭、崔浩那样奋勇举笔,不曲从迎合强权。虽然不能保全个人的生命,但是却能流芳百世,至今为人称道。而像王沈写《魏书》,用不实的言辞来窃取官职;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讨好统治者。(南史、董狐、韦昭、崔浩等人秉笔直书,其精神)直冲三光,而(王沈、董统等人的行为)却只能埋之黄泉,(即使这样形容)也难以说明他们的高下呀(高下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
讨论:
第四段是全文总结。指出了直书与曲笔的价值有何不同?对后来的史家提出了什么希望?
明确:著史不易,直书更难。晚周的南史、董狐,六朝的韦昭、崔浩都是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的典型,他们的光辉事迹至今为人传诵。而王沈写《魏书》,董统写《燕史》,都是献媚统治者的伪史,其高下相差甚远。作者从传统道德人格角度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6、写法探究
思考:本文是骈文,用典的特色相当突出,请找出文中用了哪些典故,并说说用典有什么好处?
明确:
本篇不仅用了大量事典,还有很多语典。比如第一段的童谣出自《后汉书·五行志》,第二段的“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出自扬雄《解嘲》,第三段的“刚亦不吐”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第四段的“宁为兰摧玉折”出自《世说新语·语言》,等等。用典的好处,是用极省俭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从本篇的大量用典,不难看出刘知几对前代书籍特别是史书的熟悉。可以说,正是由于博览各种史书,再加上独立思考,刘知几才最终写出了《史通》这部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
7、作业:
完成《学海导航》相关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