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老校友三原中学记忆 三原南郊中学

82岁老校友三原中学记忆

三原南郊中学原三原中学校友、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白述礼

我是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今年82岁。我的老家在陕西三原县书院巷4号今11号。书院巷俗称书院门,我从书院门走来。我是陕西三原南郊中学原陕西三原中学校友。1946年至1950年,我在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读初中三年和师范班一年,总共四年。三原中学是陕西名校,母校给我留下了太多至今难忘的记忆。

一、竞争激烈三中备取

1946年夏天,我从三原佛光小学高小毕业。小学毕业生升中学,要经过考试后择优录取,不象现在这样小学毕业直接分到中学。当时,三原县是陕西省文化教育中心,中学在陕西关中地区算是很多的,仅三原县城就有陕西省立三原中学,北城的女中和工职,东渠岸街的三原县县中、池阳中学,西关的民治中学。其中只有三中是省重点,谁都想上。然而,不可能谁都能上三中。因为,不但本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想上,三原县四里八乡的小学毕业生也同样都想上,甚至,连附近几个邻县,如泾阳、高陵、富平、耀县等的小学毕业生,也要试一试考考陕西省立的重点中学。可是,三中初一只招一个班50人,大家不难想象,这三中要考上,虽然不能说比登天还难,但也应该说是难上加难,起码比现在的高考要难得多。尽管我当时是佛光小学六年级1946届毕业生的第三名,我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丝毫没有稳抄胜券的把握。

我不记得哥哥和妹妹他们是怎么进三中的,我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勉强强进了三中。我自信脑子比较聪明,学习也还是十分勤奋刻苦,成绩不在人后。然而,比起樊明经、苏芝兰等小学同学,老实说,我还是赶不上。形势相当严峻,我只有加倍努力复习功课。初中升学考试,主要考语文和数学,我反反复复认真把这两门课好好温习了一番,胆战心惊地上了考场,不知道是怎么答完了试卷,走出考场。考试关总算是对付过去了,更难的是录取关,还是个少年的我,开动脑筋想办法。最后,你猜怎么着,小小白述礼还真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绝妙的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有“走后门”之嫌,不应该提倡了。


这就是我要讲一个12岁的少年为升中学,不得已托人情、走门子的的故事。我们家所在的书院巷正是三原中学所在的地址,陕西省重点的三中,就在我们家对门。所以,书院巷住着好几位三中的教师。我父亲也曾是三中的职员。我们家和三中的人很熟。有一位书院巷的老邻居名叫王曦亭,我叫他王伯,他是三原县出名的教育家,他就是三中的教师,而且,他在1941年至1944年还担任三中的校长,人称“王校长”。我们家和他家很熟,是好朋友。王校长有一个的胖胖的夫人,我叫她王婶,她性格乐观,十分和蔼可亲,特别爱开玩笑。这时,他们家已经般到邻街山西街,自己盖的一个大院居住。在那升学考试后的录取的极其关键的时刻,不知道是什么鬼使神差,为了自己升学前途的命运,年仅12岁的我竟然大胆地来到王婶家。进得门,王婶问我:“你好象是有事吗?”我说:“是有件事,我今年考三中,考的人太多,能不能请王伯帮我说说话,让我取上,就是备取生也行。”王婶听完我的话以后,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好啊!你这个小东西,来走王婶、王伯的后门来了,你准备送什么礼啊?”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买礼物,我以后长大挣钱给你买。”王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她说:“你不用犯愁,我一定给你王伯说,他会给你帮忙,让你考上的。放心回去吧!”

三中升学考试以后,录取的日子就到了。那时中学升学录取和现在不一样,学校教务处基本按成绩提出一个名单,由校长教务主任召开会议,邀请有名望的教师和社会上有影响的教师参加会议讨论,决定最后录取名单。虽然过去许多年了,别的事情我可能记得不太多,但这一天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三中初中升学录取发榜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天,小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三中门口。原三原中学大门座西向东,这还是过去学古书院的大门,高大的三间砖瓦房,一明两暗,十分气派:中间明的一间是大门,两暗是门房,两间房的窗户向西,门在房子中间,左右面对着门洞,向东也就是向外没有窗户,而是两面墙。小学子们焦急地等待着,忽然,三中教务处的老师出来了,人群沸腾起来了,只见老师把录取榜贴在三中大门南面墙上,大家挤呀挤呀的看,开始,我还挤不到跟前,等了一会,我才挤到前面。这个升学录取榜分正取和备取,我一看,正取生50名,从头看到尾,没有我,再看备取生五名,啊!我高兴极拉!备取生第三名:白述礼,我录取了。你说巧不巧,又是一个第三名,佛光小学毕业考试第三名,三中升学考试又是第三名,于是,我光荣地考上了陕西省立三原中学。后来我想,王伯可能是帮我说了话,我道是去王婶家说了声谢谢王伯的话。当时,绝大多数考生进不了三中,他们只好去再考县中,或其他中学。

二、初中三年高师一年

1946 年至1950年我在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读书。陕西省立三原中学是陕西省的重点中学(简称“三中”)。这个学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学校,最早可以上朔到元代延佑七年(1320年)建立的学古书院,至今应该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1919 年4 月5日,三中由陕西靖国军出资,由于右任先生倡办,我的住北城的姑父李寿亭参与筹办,建立了当时的“渭北中学”,至今也已经有95 年了。1922年就是陕西省的省重点中学,叫陕西省立第四中学,由陕西省教育厅接管。1928 年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1940年改称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设高中,成为完全中学。1949 年五月三原解放后,成立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1959年迁到三原县南扩建新校址,1959改名三原南郊中学。

三中人才辈出,是陕西特别优秀的名校。1998 年11 月9日,曾经在三原县做过地下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三原南郊中学即陕西省立三原中学,题写校训:

“成才报国习仲勋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位于书院门的老三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学,书院巷北头、向东对着山西街口的是学校大门。大门前,有一个大照壁,解放前,有几年照壁上面曾画有着军装的蒋委员长(蒋介石)的大幅彩色画像,画像面西望着三中学校大门。进大门右手一个小院:东边是图书馆,西边是一排教师宿舍。再往里,是二门,进二门,又是一个特别大的长方形院:两边是学生宿舍,中间是大花坛,花坛中央有一株百年老槐树,有古藤怀抱,人称“藤抱槐”。花坛后面是五间大办公室,中间三间是会议室,两边是行政、教务办公室。大办公室两边有两个圆门,进去又是一个大院:南边是一个教室和实验室,西边靠右是校长和主任办公室,北边是总务处,再西是两个教室,教室北边又是一小院学生宿舍,东边是两排教室,每排四个教室,教室后面是两长排学生宿舍,后面有后门通清河河岸;学校南面是大操场,有四个篮球场和一个排球场,操场北面有一个大水池,引渠水供全校学生用水,西面有两个小院,是学生宿舍,最南面原来蚕桑庙小学教室,后来也是三中的教室。我们家父亲和我们兄妹五人都是三中校友。


我在校时担任校长的有关中哲、王思曾和潘同和。教务主任刘继曾,后来任宁夏大学副书记、副校长、宁夏区政协副主席。王曦亭校长家和我们家是好友。关校长1944年至1947 年8 月任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有学问的校长,他治校严谨,管理有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思曾校长1947 年8月至1949 年9月任职,他的工作也还可以,但他比关校长就差点了。一件事是我在“兄妹五人”一节中已经讲过了,他面对有权势的张警吾,对三哥的事,他违心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由于他的错误,使一个敢于提出正确意见的好学生,遗憾地离开了学校。还有一件事,就是1949年,快解放的时候,国民党为了进行反动宣传,搞了两本反动小册子,他又一次违心的向同学们推荐,虽然他说了你们可以不买,可能他心里也并不相信,但他还是向同学作了宣传。当时我的好朋友樊明经,因为他革命家庭的影响,他对我说,你不要相信王校长的话,这是两本反动书籍,全是胡说八道。我相信好同学的话,没有买这两本反动小册子。当然,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王校长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在那种情况下当校长实在不容易,我们绝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在当时情况下,王校长能把学校维持下来,这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对先辈教育工作者,显然不应该过于苛求。

根据三中(南郊中学)“纪念册”,王校长之后,三原刚解放,1949 年5 月至8 月,还有一位曾在1937 至1938年任校长的冯一航先生担任过三个月校长。很快共产党派了一位新校长,这就是潘同和。他从1949 年干到1951年调走,由史恒敬接任校长,史校长是在此前三中成立以来十多位校长中,任期最长的校长。潘校长到任,正好是我初中毕业上了一年师范。这位解放区派来的校长,和其他校长不一样,他身穿一身灰色解放区的制服,腰间还系着皮带,头戴八角灰色帽子,中等个,瘦瘦的,说话声音细细的好象是四川话或者湖南话,他这一身打扮,开始给人以脏兮兮的感觉。但是,很快,他结婚了,娶了一位个子高的夫人,从此,他就穿上了干净雪白的衬衣,看上去干净多了。他常给学生作报告,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字,不规范,笔画细细的拉的很长,人还是很和气,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相貌。

我在三中上学总共四年,三年初中,一年师范。在解放前我上初中的三年中,总的给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我上课的教室在北院第二排第三个。当时三中看来也很好,教学秩序井然。教学经费还可以满足,只是有一次,我们学生上课了,没有老师来,后来我们发现老师都坐在大会议室,大家都不说话,一打听,才知道是没有发工资,算是罢教,以示抗议吧。这三年中,我自己感到很愉快,我们家住在同学校一个巷子——书院巷,离学校特别近,我在家听到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再动身去上课都来得及。那时学生学习用的纸是一种叫白麻纸,用它写大楷,钉本子记笔记。也有实验室,但好像很少作实验。好像也有了钢笔,打蓝墨水写字。那时,我十几岁,特别能吃,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给我准备的都是四个馒头,一盘菜,外加一碗磨糊(用面粉做的汤)。书本、文具等费用,父亲也总能及时给我。三哥和我同时上三中,他是高三八(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毕业的高中班),我是初三八(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毕业的初中班)。他经常在学习各方面帮助我,还带我去河里学游泳,不过,我始终学不会,只会一点“狗刨”。三中初中和师范的四年是我非常愉快的幸福的四年!我经常回忆着这一段经历,回忆幸福的少年时代,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三、永远怀念 三中老师

三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应该说是培养、教育、给我知识的我尊敬的老师们。首先,这个时期,三中有一些地下共产党员教师,后来我知道的有教育主任刘继曾(1895—1975),他是四川金堂县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入党,早年被共产党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曾任共产党陕西省委秘书主任、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陕西工农革命军军委书记。刘继增先生是高中数学教师,他给我三哥白文智(白述贤)教过数学,三哥说他的数学课,讲的很好。我上学时刘继曾是三原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陕西省中苏友协秘书长西北民院教务长。70年代他调到宁夏大学当校长,在师生中印象特别好,不过我那时还在吴忠没有到宁大。文革中,刘老师也遭到批斗。三中全会后平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我来宁大时,他已逝,我和他夫人刘奶奶,楼上楼下,邻居好几年。

还有一位教音乐的王孝亭老师,河南人,教学十分认真,对于学生特别热情,他非常爱国,经常给我们教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打倒列强》、《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等。他教我们唱歌指挥打拍子特别有劲,我后来喜欢指挥,以及我打拍子的姿势,我觉得都是跟他学的。我非常喜欢这位老师,特别是我对于音乐的兴趣,就是在这位老师培养下,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我的音乐感特强,一般的歌我一学就会,不但会打拍子,初中二年级13岁的我就已经初步学会弹风琴,而且,有的歌曲还能边弹边唱。不过,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下党员好老师,在十年动乱中,竟然遭迫害,被迁赶回老家河南,先在郑州戏剧学校干后勤,后来,赶到农村去了,受了不少苦,但他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宁大丁生俊老师70年代后期去河南外调,见过王老师。

我的语文女教师周峻老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她对学生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她的丈夫就是上面讲过的史恒敬校长,是教师之家。她家和我家同在书院巷,我常去她家玩,她还曾送给我一张她女儿和儿子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她教学特别认真,标准的普通话,讲课语言特别清楚,大家都爱听。后来,1951年,史老师和张警吾先生去北京开民盟的会,我还专门去饭店看过他们。史先生讲历史讲的特别好,我十分爱听,正是由他开始,我喜欢历史了,后来,我终于读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地理老师,他个子矮矮的人也瘦瘦的,但穿着考究,他身穿一身漂亮的西服,打着领带,十分精干,好像姓杨?记不清楚了。他讲课生动极了,特别认真,为了让学生能记住复杂的外国地名名字,他开动脑筋想办法,例如,他把东南亚的一些岛编成顺口溜:“大巽他,小巽他,苏门答腊加爪哇。”现在我还没忘。

还有一位教师是教生物的候文博老师,是一位很有趣的老师,他的讲课和考试十分特别,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侯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应该是我北大的学长。他知识渊博,但他不喜欢讲课,每次上课,他先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津津有味的大讲特讲一番,讲着讲着突然一看表,还有几分钟下课,他急忙打开课本,照本宣读几页书,然后,匆匆宣布下课。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把试题往黑板上一出,对大家讲:“你们认真答卷子,不许违反纪律啊!”说完,他就离开教室,跑到会议室找人下象棋去了。等快下课的时候,他来教室,下课铃声响,他把卷子收走。看起来他好象不负责任,但今天我感觉,他这种方法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给了学生丰富的知识,教学生不要死记硬背课本,也就是不要死读书。此外,教务处的刘幼博老师和我同院,张老师住山西街,我去过他家,我都很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记忆之中 三中同学

三中的同学,我有记忆的最清楚的是樊明经(1932-2010.12.),三原县西关大巷人。他是我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九年的老同学。他的父亲樊鸿俊(樊霞生)和叔父樊鸿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的烈士,家庭有爱国革命传统。

民治小学与我同学5年,三中又同学4年(同班3年,1年不同班)总共9年,是与我同学时间最长。他特别聪明,学习一贯优秀,又帮助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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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解放后,他很高兴,十分活跃,是县学联主席、学联剧团团长。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曾在高教部工作,跟蒋南翔多年。退休前在人民日报任科教文卫部先后任主编、主任(正局级)。他前妻先逝留一儿子。后妻教育出版社编辑退休。上大学时,都在北京,常有来往,还在经济上帮助我。工作后,也曾几次在老家见面。中间二十多年没有联系。2001年我通过他高中同学李昌安与他通电话,恢复联系,2003年4月,我在北京,他到何龄修家看我,并请我到天安门一家“东来顺”吃涮羊肉,并在广场留影。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北京在李鸿飞家,他也去李家看望我。2010年11月樊明经病故,终年78岁。那是2011年春节期间,我曾经打电话给樊明经北京的家想给他拜年,接电话的是他的再婚夫人,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樊明经陕西三原县老同学白述礼。然后,她告诉我:“樊明经走了,是去年11月走的。”于是,我安慰了他夫人一番,希望她节哀顺变。我感到,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聪明能干的老同学。

胡永贤是三中初中三年同学,他比我们年龄都大,他是1929年生。他也是我三哥白文智的战友,初中毕业后,他和我三哥一起参军,到甘肃、到上海。

1953年我上北京大学他到北京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曾去北京大学看我,并给我买了一件灰色毛领棉外套(棉卡衣),我穿了好几年。三哥转业后,他留在部队,在解放军酒泉机场任政委,离休后,住在西安。我去西安开会,他热情用车接我去空军招待所,陪我游兴庆公园,请吃羊肉泡馍。近几年多有联系。

三中的同学还有商学义,他曾去北京党校学习,也去看过我,他在三原县党校任教,是副教授,退休在家,我通过114打听到他家电话,和他通过电话。还有一位左华茂,他曾任三原县委组织部部长、淳化县县长(人民日报上还登过)、咸阳地委组织部长,现在不知道情况,没有联系。王建忠大个子,爱打篮球,小学教师,他有病,2001年我回去时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崔宁生,北城人,听商学义说在西安工作,我没有联系。

五、喜迎解放 成为团员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三原县,全县人民欢天喜地,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欢庆三原解放。20日,西安解放,文工团在城隍庙演出《白毛女》以示庆祝。中学生更是积极分子。我参加了秧歌队,由于我扭秧歌表演的特别好,我被挑选为秧歌队的男领舞。当时,秧歌舞一般分两队,一队男的、工人打扮的,我身穿工人服,头戴工人帽(鸭舌帽),右手高举木头制作的象征工人的斧头,打头领舞;另一队一般是女的,身穿农民服装,头山上裹着白毛巾,右手高举象征农民的木制的镰刀。两队由领舞者带领扭秧歌,走直线,横线,有时交叉走。此外,我还打腰鼓,打的也很好。我们还在东关外大操场参加文娱演出,我参加了大合唱。

很快,共青团三原县委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学生暑期学习会,地点在城隍庙街老池阳中学,我参加了这个学习会。在学习会上,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知识,开展各种活动,我态度表现积极,1949年8月26日,我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团县委干部赵玉明(好象是副书记吧)。这样,我作为共青团员,长达25年,直到1964年在吴忠女中超令退团。从那时入团的第一天起,我就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人民服务。至今,始终坚持。

那时的人都怕说自己落后,因此,竞相比着看谁革命,有的也比看谁左。我入团时,有三个月预备期,11月,我该转正,这时已经回到三中,三中团支部讨论我的转正时,讨论十分热烈,我不能说我没有缺点,例如,我是有一些自高自大,学习成绩还不是很优秀,但有的人特别吹毛求疵,不过,最终还是同意我转为正式的共青团员。当时,不单是对我,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姓邓的女同学,她是著名国民党爱国起义将领邓宝珊(1896—1968)的女儿,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好像是网上说的邓引引(1932年生)?估计是她。在讨论她的入团问题时,会上有团员竟然提出:“你父亲在陕北为什么进攻解放区?当时你为什么不制止?解放军让他起义你为什么不劝说他?”她伤心的申辩说:“我那时才多大呀,我根本不懂事,我怎么去制止?又怎么去劝说?”现在听起来,当然是十分可笑了。不过,那时就那样。学习会以后,县上成立了学联(学生联合会),同时,成立了学联剧团,我没有参与。当时,负责的团长是李群芳、刘锋、樊明经等人。

解放啦,人民总的来说是欢天喜地,好多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三哥白文智,可能因为他受到旧社会的迫害,对解放从心里特别欢迎。于是,他很快,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彭德怀将军为司令员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第四军,在陕西泾阳县组建四军文工团,三哥和许多青年学生报名,经过审批,三哥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我的同班同学胡永贤也一起参加。他们很快开赴解放甘肃,并驻防甘南临洮。与他同时,我的表姐张阿曼(后改名张锦),也参加了三原分区文工团(原关中文工团)当演员。我那时也有一时新奇,报名考西北革命大学,考场就在三中,当时还用了一个名字:“白礼”。但父亲因为三哥已经参加解放军,家里就剩我一个小儿子,说什么也不让我报考,后来我自己还是想上大学,也不想上革大,考试第一节没有考完,我就出了考场。如果当时真的参加了西北革命大学,现在似乎也应该是“离休干部”了,哈哈!

解放后,父亲被保留继续参加教育工作,在北极宫小学当校长。母亲的身体好象不大好。妹妹这时正上小学。三个哥哥都在外地。刚解放,我家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我自己初中毕业没有能上高中,违心的上三中初办的高级师范班。

六、三原中学 师范一年

1949年夏季,我在三中初中毕业,当时我自己要上高中,但父亲可能考虑家庭经济情况,也可能考虑让我接他的班,当小学教师。刚巧,三中为适应解放后教育的发展,决定办一个师范班。于是,父亲非让我报考师范,我抗不过父亲,只好违心地上了师范班。但是,我人虽然上了师范,但我的心却始终不安心,这一年师范,我不知道是怎么学过来的,很多事似乎一点想不起来了。

这一年我们的教室记得在三中北边圆门进去,两排教室的第一排西边数第一个教室。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地理老师。除了上面讲过的他教学十分认之外,还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的,就是他教学生画地图。他非常认真又耐心,每教一个省,他就让我们画这一个省的地图,他十分聪明,教我们很多画地图的方法和技巧。例如,画山脉,他教我们用竹毛笔杆,先用小刀分成两半,然后,每一半再刻成半形的小锯齿状,然后,把两半合起来,再加上颜料往图上一个接一个的印上,就成了山脉的形状。还有画地图应该怎样画城市、公路、铁路、河流、湖泊等等,给我们受益非浅,至今我都还记得。这一年也正是我前边提到的潘同和校长接任的第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但潘校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班的同学,我后来几乎一个也没有联系。但名字还记得一些,有一个严军,大眼睛,人特别聪明,可惜他只有一只手,右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受伤没有了,他顽强的用左手练写字,虽然,写的不太好,但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他的相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另外卢正绪、王建民,还有女同学高凌云,她住在西关大巷。1950年以前,三原县的中学全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生,只有北城的女中有女生。因为是师范班,三中破天荒第一次招了女生。不过,好象也就几个不太多。

老同学高凌云,她是我民治小学、佛光小学、三原中学师范班七年的女同学。和九年老同学樊明经一样,我们都互相到过家里玩,都应该是北京话的“发小儿”。2014年6月15日,通过表弟刘牧特媳妇阿玲传话,她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联系上了。我给她寄去一封联系信。6月17日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回信和一张她的近照。6月22日我又给她回信。她给我提供了一些佛光小学老同学的名字:苏芝兰、朱秀兰、郭淑兰、李占鳌、何克强、殷志路。上述名字除苏芝兰因为是同位我记得,其他都不记得,但,她提到朱秀兰,模样我能够想起来,脸长得很清秀。有的我很快想起了他们的容貌。特别是提到佛光小学我们的教导主任高瑞麟老师,我在网上昨天查到,他是1954年当选为三原县县长,1959年由田志杰接任县长。

她提到在三原中学高师班学校歌咏比赛,我打拍子,唱的是《我们工人有力量》,拍子打得美得很!很有趣。我后来在北京、在宁夏吴忠市中学,在宁夏大学都指挥合唱——打拍子。

她提到申惠民老师的女儿民治小学同学刘建芳。我问了三哥白文智和胡永贤,他们说:一野四军政治部文工团有刘建芳(刘碧)部队到甘肃,先与部队的副指导员结婚,后来离婚,又找了一个,都是部队上的,最后转业,夫妻到咸阳工作、定居、离休。前后两个丈夫都已经去世。

高凌云老同学很热情,81岁的她于2014年8月21日,专门带着我的来信和照片,拜访了三中高师同学王金凤和郭淑兰。22日来电话。晚上我与郭淑兰(郭兰)和王金凤(王海萍)通电话,她们1932年生比我大一岁。我给她们写信谈学校印象:“金凤聪明,淑兰漂亮”。她们又打电话来。郭兰在药材公司退休,丈夫陈碧山为地下党员,生前任县木材厂厂长、后调咸阳石油公司县团级干部。三个儿子三个孙子,长大成人,大孙子在部队、是博士研究生。王金凤住山西街炭市巷对面,县政府公务员退休,认识我二哥白文俊。丈夫余德文陕北老干部,县公安局副局长离休干部。二男儿女,家庭幸福。她也提到同住山西街的吕彩兰我们三原中学的老师,考试时曾给我们监考,父亲在十字街口开个菜铺子。吕老师嫁给了老革命习仲凯。妹妹吕金兰在西安。郭兰住雷家巷,她提到陶宝英,人长得挺漂亮腿有点毛病,在兰州生活很好。还提到老同学谭明德、左华茂、朱秀兰、樊明经以及她母亲由霞云。

七、离开陕西 进京读书

我这一年虽然人上了师范,但我的心不在这里,从心里就不想当老师。那时,我常想,象我这样一个还不到16岁的人,竟然要去给人家学生娃娃当老师?古人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儿王。”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我多次向父母提出来,我不愿意当教师,我要去北京找大哥上高中。父母开始一直劝我听他们的话,继续读完毕业当教师。后来,看我决心很大,也就同意我的要求。父母和大哥进行了联系,在我只上了一年师范之后,195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三中办了转学手续,动身去北京。入北京第二中学读高中。1953年高中毕业以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五年制本科。大学毕业之后,国家分配到宁夏从事教育工作至今。

我离开了家乡陕西三原县,离开了三原中学。我在故乡陕西三原县的16年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我美好的幸福的时代,是值得永远回忆的时代。故乡16年的生活,我永远不忘,我对故乡的情感,永远在我心中。1950 年8 月21日,我搭上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没有现在这么快,火车慢慢的开着,我的心中充满激动,也说不来是什么滋味,不过,还是很兴奋。火车在郑州停了很长时间,大概是加水吧,我下到车站,好像记得火车在郑州停留的一会,我下车上了郑州火车站一座垮铁路的天桥,望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望着远去的铁轨。后来火车继续前进,火车改变了方向,由原来的自西向东,改变为向北上驶去,向北京驶去。这时,在火车上,我想,离开了故乡,从此,可以说,我就开始进入了新的社会阶段。开始了我的青年时代,高中和大学的时代。

本文作者白述礼:陕西三原县人,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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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22日,2013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Stephane Rolland 品牌秀场。出生于1931年的美国模特卡门·戴尔·奥利菲斯(Carmen Dell orefice)是现今T台上最年长的模特,她在当天的秀上,压轴出场,超长斗篷HOLD住全场。丑小鸭变白天鹅,是时尚圈

绝对巨星★范德萨离奇失误40岁老矣或到告别时 垂垂老矣

他叫 范德萨一个几乎是缓慢落下的皮球,一向沉稳的范德萨竟然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脱手,最终成全了西布朗在梦幻剧场抢分的美梦,曼联本赛季第4次在2球领先时被对手顽强追平,虽然赛后弗格森没有怪范德萨、曼联队友甚至苛刻的曼联球迷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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