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2岁老校友三原中学记忆
三原南郊中学原三原中学校友、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白述礼
我是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今年82岁。我的老家在陕西三原县书院巷4号今11号。书院巷俗称书院门，我从书院门走来。我是陕西三原南郊中学原陕西三原中学校友。1946年至1950年，我在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读初中三年和师范班一年，总共四年。三原中学是陕西名校，母校给我留下了太多至今难忘的记忆。
一、竞争激烈三中备取
1946年夏天，我从三原佛光小学高小毕业。小学毕业生升中学，要经过考试后择优录取，不象现在这样小学毕业直接分到中学。当时，三原县是陕西省文化教育中心，中学在陕西关中地区算是很多的，仅三原县城就有陕西省立三原中学，北城的女中和工职，东渠岸街的三原县县中、池阳中学，西关的民治中学。其中只有三中是省重点，谁都想上。然而，不可能谁都能上三中。因为，不但本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想上，三原县四里八乡的小学毕业生也同样都想上，甚至，连附近几个邻县，如泾阳、高陵、富平、耀县等的小学毕业生，也要试一试考考陕西省立的重点中学。可是，三中初一只招一个班50人，大家不难想象，这三中要考上，虽然不能说比登天还难，但也应该说是难上加难，起码比现在的高考要难得多。尽管我当时是佛光小学六年级1946届毕业生的第三名，我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丝毫没有稳抄胜券的把握。
我不记得哥哥和妹妹他们是怎么进三中的，我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勉强强进了三中。我自信脑子比较聪明，学习也还是十分勤奋刻苦，成绩不在人后。然而，比起樊明经、苏芝兰等小学同学，老实说，我还是赶不上。形势相当严峻，我只有加倍努力复习功课。初中升学考试，主要考语文和数学，我反反复复认真把这两门课好好温习了一番，胆战心惊地上了考场，不知道是怎么答完了试卷，走出考场。考试关总算是对付过去了，更难的是录取关，还是个少年的我，开动脑筋想办法。最后，你猜怎么着，小小白述礼还真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绝妙的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有“走后门”之嫌，不应该提倡了。
这就是我要讲一个12岁的少年为升中学，不得已托人情、走门子的的故事。我们家所在的书院巷正是三原中学所在的地址，陕西省重点的三中，就在我们家对门。所以，书院巷住着好几位三中的教师。我父亲也曾是三中的职员。我们家和三中的人很熟。有一位书院巷的老邻居名叫王曦亭，我叫他王伯，他是三原县出名的教育家，他就是三中的教师，而且，他在1941年至1944年还担任三中的校长，人称“王校长”。我们家和他家很熟，是好朋友。王校长有一个的胖胖的夫人，我叫她王婶，她性格乐观，十分和蔼可亲，特别爱开玩笑。这时，他们家已经般到邻街山西街，自己盖的一个大院居住。在那升学考试后的录取的极其关键的时刻，不知道是什么鬼使神差，为了自己升学前途的命运，年仅12岁的我竟然大胆地来到王婶家。进得门，王婶问我：“你好象是有事吗？”我说：“是有件事，我今年考三中，考的人太多，能不能请王伯帮我说说话，让我取上，就是备取生也行。”王婶听完我的话以后，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好啊！你这个小东西，来走王婶、王伯的后门来了，你准备送什么礼啊？”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买礼物，我以后长大挣钱给你买。”王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她说：“你不用犯愁，我一定给你王伯说，他会给你帮忙，让你考上的。放心回去吧！”
三中升学考试以后，录取的日子就到了。那时中学升学录取和现在不一样，学校教务处基本按成绩提出一个名单，由校长教务主任召开会议，邀请有名望的教师和社会上有影响的教师参加会议讨论，决定最后录取名单。虽然过去许多年了，别的事情我可能记得不太多，但这一天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三中初中升学录取发榜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天，小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三中门口。原三原中学大门座西向东，这还是过去学古书院的大门，高大的三间砖瓦房，一明两暗，十分气派：中间明的一间是大门，两暗是门房，两间房的窗户向西，门在房子中间，左右面对着门洞，向东也就是向外没有窗户，而是两面墙。小学子们焦急地等待着，忽然，三中教务处的老师出来了，人群沸腾起来了，只见老师把录取榜贴在三中大门南面墙上，大家挤呀挤呀的看，开始，我还挤不到跟前，等了一会，我才挤到前面。这个升学录取榜分正取和备取，我一看，正取生50名，从头看到尾，没有我，再看备取生五名，啊！我高兴极拉！备取生第三名：白述礼，我录取了。你说巧不巧，又是一个第三名，佛光小学毕业考试第三名，三中升学考试又是第三名，于是，我光荣地考上了陕西省立三原中学。后来我想，王伯可能是帮我说了话，我道是去王婶家说了声谢谢王伯的话。当时，绝大多数考生进不了三中，他们只好去再考县中，或其他中学。
二、初中三年高师一年
1946 年至1950年我在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读书。陕西省立三原中学是陕西省的重点中学（简称“三中”）。这个学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学校，最早可以上朔到元代延佑七年（1320年）建立的学古书院，至今应该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1919 年4 月5日，三中由陕西靖国军出资，由于右任先生倡办，我的住北城的姑父李寿亭参与筹办，建立了当时的“渭北中学”，至今也已经有95 年了。1922年就是陕西省的省重点中学，叫陕西省立第四中学，由陕西省教育厅接管。1928 年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1940年改称陕西省立三原中学，设高中，成为完全中学。1949 年五月三原解放后，成立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1959年迁到三原县南扩建新校址，1959改名三原南郊中学。
三中人才辈出，是陕西特别优秀的名校。1998 年11 月9日，曾经在三原县做过地下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三原南郊中学即陕西省立三原中学，题写校训：
“成才报国习仲勋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位于书院门的老三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学，书院巷北头、向东对着山西街口的是学校大门。大门前，有一个大照壁，解放前，有几年照壁上面曾画有着军装的蒋委员长（蒋介石）的大幅彩色画像，画像面西望着三中学校大门。进大门右手一个小院：东边是图书馆，西边是一排教师宿舍。再往里，是二门，进二门，又是一个特别大的长方形院：两边是学生宿舍，中间是大花坛，花坛中央有一株百年老槐树，有古藤怀抱，人称“藤抱槐”。花坛后面是五间大办公室，中间三间是会议室，两边是行政、教务办公室。大办公室两边有两个圆门，进去又是一个大院：南边是一个教室和实验室，西边靠右是校长和主任办公室，北边是总务处，再西是两个教室，教室北边又是一小院学生宿舍，东边是两排教室，每排四个教室，教室后面是两长排学生宿舍，后面有后门通清河河岸；学校南面是大操场，有四个篮球场和一个排球场，操场北面有一个大水池，引渠水供全校学生用水，西面有两个小院，是学生宿舍，最南面原来蚕桑庙小学教室，后来也是三中的教室。我们家父亲和我们兄妹五人都是三中校友。
我在校时担任校长的有关中哲、王思曾和潘同和。教务主任刘继曾，后来任宁夏大学副书记、副校长、宁夏区政协副主席。王曦亭校长家和我们家是好友。关校长1944年至1947 年8 月任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有学问的校长，他治校严谨，管理有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思曾校长1947 年8月至1949 年9月任职，他的工作也还可以，但他比关校长就差点了。一件事是我在“兄妹五人”一节中已经讲过了，他面对有权势的张警吾，对三哥的事，他违心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由于他的错误，使一个敢于提出正确意见的好学生，遗憾地离开了学校。还有一件事，就是1949年，快解放的时候，国民党为了进行反动宣传，搞了两本反动小册子，他又一次违心的向同学们推荐，虽然他说了你们可以不买，可能他心里也并不相信，但他还是向同学作了宣传。当时我的好朋友樊明经，因为他革命家庭的影响，他对我说，你不要相信王校长的话，这是两本反动书籍，全是胡说八道。我相信好同学的话，没有买这两本反动小册子。当然，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王校长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在那种情况下当校长实在不容易，我们绝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在当时情况下，王校长能把学校维持下来，这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对先辈教育工作者，显然不应该过于苛求。
根据三中（南郊中学）“纪念册”，王校长之后，三原刚解放，1949 年5 月至8 月，还有一位曾在1937 至1938年任校长的冯一航先生担任过三个月校长。很快共产党派了一位新校长，这就是潘同和。他从1949 年干到1951年调走，由史恒敬接任校长，史校长是在此前三中成立以来十多位校长中，任期最长的校长。潘校长到任，正好是我初中毕业上了一年师范。这位解放区派来的校长，和其他校长不一样，他身穿一身灰色解放区的制服，腰间还系着皮带，头戴八角灰色帽子，中等个，瘦瘦的，说话声音细细的好象是四川话或者湖南话，他这一身打扮，开始给人以脏兮兮的感觉。但是，很快，他结婚了，娶了一位个子高的夫人，从此，他就穿上了干净雪白的衬衣，看上去干净多了。他常给学生作报告，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字，不规范，笔画细细的拉的很长，人还是很和气，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相貌。
我在三中上学总共四年，三年初中，一年师范。在解放前我上初中的三年中，总的给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我上课的教室在北院第二排第三个。当时三中看来也很好，教学秩序井然。教学经费还可以满足，只是有一次，我们学生上课了，没有老师来，后来我们发现老师都坐在大会议室，大家都不说话，一打听，才知道是没有发工资，算是罢教，以示抗议吧。这三年中，我自己感到很愉快，我们家住在同学校一个巷子——书院巷，离学校特别近，我在家听到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再动身去上课都来得及。那时学生学习用的纸是一种叫白麻纸，用它写大楷，钉本子记笔记。也有实验室，但好像很少作实验。好像也有了钢笔，打蓝墨水写字。那时，我十几岁，特别能吃，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给我准备的都是四个馒头，一盘菜，外加一碗磨糊（用面粉做的汤）。书本、文具等费用，父亲也总能及时给我。三哥和我同时上三中，他是高三八（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毕业的高中班），我是初三八（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毕业的初中班）。他经常在学习各方面帮助我，还带我去河里学游泳，不过，我始终学不会，只会一点“狗刨”。三中初中和师范的四年是我非常愉快的幸福的四年！我经常回忆着这一段经历，回忆幸福的少年时代，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三、永远怀念 三中老师
三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应该说是培养、教育、给我知识的我尊敬的老师们。首先，这个时期，三中有一些地下共产党员教师，后来我知道的有教育主任刘继曾（1895—1975），他是四川金堂县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入党，早年被共产党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曾任共产党陕西省委秘书主任、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陕西工农革命军军委书记。刘继增先生是高中数学教师，他给我三哥白文智（白述贤）教过数学，三哥说他的数学课，讲的很好。我上学时刘继曾是三原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陕西省中苏友协秘书长西北民院教务长。70年代他调到宁夏大学当校长，在师生中印象特别好，不过我那时还在吴忠没有到宁大。文革中，刘老师也遭到批斗。三中全会后平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我来宁大时，他已逝，我和他夫人刘奶奶，楼上楼下，邻居好几年。
还有一位教音乐的王孝亭老师，河南人，教学十分认真，对于学生特别热情，他非常爱国，经常给我们教一些抗日救亡歌曲，如《打倒列强》、《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等。他教我们唱歌指挥打拍子特别有劲，我后来喜欢指挥，以及我打拍子的姿势，我觉得都是跟他学的。我非常喜欢这位老师，特别是我对于音乐的兴趣，就是在这位老师培养下，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我的音乐感特强，一般的歌我一学就会，不但会打拍子，初中二年级13岁的我就已经初步学会弹风琴，而且，有的歌曲还能边弹边唱。不过，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下党员好老师，在十年动乱中，竟然遭迫害，被迁赶回老家河南，先在郑州戏剧学校干后勤，后来，赶到农村去了，受了不少苦，但他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宁大丁生俊老师70年代后期去河南外调，见过王老师。
我的语文女教师周峻老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她对学生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她的丈夫就是上面讲过的史恒敬校长，是教师之家。她家和我家同在书院巷，我常去她家玩，她还曾送给我一张她女儿和儿子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她教学特别认真，标准的普通话，讲课语言特别清楚，大家都爱听。后来，1951年，史老师和张警吾先生去北京开民盟的会，我还专门去饭店看过他们。史先生讲历史讲的特别好，我十分爱听，正是由他开始，我喜欢历史了，后来，我终于读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地理老师，他个子矮矮的人也瘦瘦的，但穿着考究，他身穿一身漂亮的西服，打着领带，十分精干，好像姓杨？记不清楚了。他讲课生动极了，特别认真，为了让学生能记住复杂的外国地名名字，他开动脑筋想办法，例如，他把东南亚的一些岛编成顺口溜：“大巽他，小巽他，苏门答腊加爪哇。”现在我还没忘。
还有一位教师是教生物的候文博老师，是一位很有趣的老师，他的讲课和考试十分特别，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侯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应该是我北大的学长。他知识渊博，但他不喜欢讲课，每次上课，他先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津津有味的大讲特讲一番，讲着讲着突然一看表，还有几分钟下课，他急忙打开课本，照本宣读几页书，然后，匆匆宣布下课。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把试题往黑板上一出，对大家讲：“你们认真答卷子，不许违反纪律啊！”说完，他就离开教室，跑到会议室找人下象棋去了。等快下课的时候，他来教室，下课铃声响，他把卷子收走。看起来他好象不负责任，但今天我感觉，他这种方法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给了学生丰富的知识，教学生不要死记硬背课本，也就是不要死读书。此外，教务处的刘幼博老师和我同院，张老师住山西街，我去过他家，我都很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记忆之中 三中同学
三中的同学，我有记忆的最清楚的是樊明经（1932-2010.12.），三原县西关大巷人。他是我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九年的老同学。他的父亲樊鸿俊（樊霞生）和叔父樊鸿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的烈士，家庭有爱国革命传统。
民治小学与我同学5年，三中又同学4年（同班3年，1年不同班）总共9年，是与我同学时间最长。他特别聪明，学习一贯优秀，又帮助同学。
三原解放后，他很高兴，十分活跃，是县学联主席、学联剧团团长。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曾在高教部工作，跟蒋南翔多年。退休前在人民日报任科教文卫部先后任主编、主任（正局级）。他前妻先逝留一儿子。后妻教育出版社编辑退休。上大学时，都在北京，常有来往，还在经济上帮助我。工作后，也曾几次在老家见面。中间二十多年没有联系。2001年我通过他高中同学李昌安与他通电话，恢复联系，2003年4月，我在北京，他到何龄修家看我，并请我到天安门一家“东来顺”吃涮羊肉，并在广场留影。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北京在李鸿飞家，他也去李家看望我。2010年11月樊明经病故，终年78岁。那是2011年春节期间，我曾经打电话给樊明经北京的家想给他拜年，接电话的是他的再婚夫人，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樊明经陕西三原县老同学白述礼。然后，她告诉我：“樊明经走了，是去年11月走的。”于是，我安慰了他夫人一番，希望她节哀顺变。我感到，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聪明能干的老同学。
胡永贤是三中初中三年同学，他比我们年龄都大，他是1929年生。他也是我三哥白文智的战友，初中毕业后，他和我三哥一起参军，到甘肃、到上海。
1953年我上北京大学他到北京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曾去北京大学看我，并给我买了一件灰色毛领棉外套（棉卡衣），我穿了好几年。三哥转业后，他留在部队，在解放军酒泉机场任政委，离休后，住在西安。我去西安开会，他热情用车接我去空军招待所，陪我游兴庆公园，请吃羊肉泡馍。近几年多有联系。
三中的同学还有商学义，他曾去北京党校学习，也去看过我，他在三原县党校任教，是副教授，退休在家，我通过114打听到他家电话，和他通过电话。还有一位左华茂，他曾任三原县委组织部部长、淳化县县长（人民日报上还登过）、咸阳地委组织部长，现在不知道情况，没有联系。王建忠大个子，爱打篮球，小学教师，他有病，2001年我回去时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崔宁生，北城人，听商学义说在西安工作，我没有联系。
五、喜迎解放 成为团员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三原县，全县人民欢天喜地，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欢庆三原解放。20日，西安解放，文工团在城隍庙演出《白毛女》以示庆祝。中学生更是积极分子。我参加了秧歌队，由于我扭秧歌表演的特别好，我被挑选为秧歌队的男领舞。当时，秧歌舞一般分两队，一队男的、工人打扮的，我身穿工人服，头戴工人帽（鸭舌帽），右手高举木头制作的象征工人的斧头，打头领舞；另一队一般是女的，身穿农民服装，头山上裹着白毛巾，右手高举象征农民的木制的镰刀。两队由领舞者带领扭秧歌，走直线，横线，有时交叉走。此外，我还打腰鼓，打的也很好。我们还在东关外大操场参加文娱演出，我参加了大合唱。
很快，共青团三原县委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学生暑期学习会，地点在城隍庙街老池阳中学，我参加了这个学习会。在学习会上，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知识，开展各种活动，我态度表现积极，1949年8月26日，我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团县委干部赵玉明（好象是副书记吧）。这样，我作为共青团员，长达25年，直到1964年在吴忠女中超令退团。从那时入团的第一天起，我就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人民服务。至今，始终坚持。
那时的人都怕说自己落后，因此，竞相比着看谁革命，有的也比看谁左。我入团时，有三个月预备期，11月，我该转正，这时已经回到三中，三中团支部讨论我的转正时，讨论十分热烈，我不能说我没有缺点，例如，我是有一些自高自大，学习成绩还不是很优秀，但有的人特别吹毛求疵，不过，最终还是同意我转为正式的共青团员。当时，不单是对我，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姓邓的女同学，她是著名国民党爱国起义将领邓宝珊（1896—1968）的女儿，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好像是网上说的邓引引（1932年生）？估计是她。在讨论她的入团问题时，会上有团员竟然提出：“你父亲在陕北为什么进攻解放区？当时你为什么不制止？解放军让他起义你为什么不劝说他？”她伤心的申辩说：“我那时才多大呀，我根本不懂事，我怎么去制止？又怎么去劝说？”现在听起来，当然是十分可笑了。不过，那时就那样。学习会以后，县上成立了学联（学生联合会），同时，成立了学联剧团，我没有参与。当时，负责的团长是李群芳、刘锋、樊明经等人。
解放啦，人民总的来说是欢天喜地，好多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三哥白文智，可能因为他受到旧社会的迫害，对解放从心里特别欢迎。于是，他很快，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彭德怀将军为司令员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第四军，在陕西泾阳县组建四军文工团，三哥和许多青年学生报名，经过审批，三哥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我的同班同学胡永贤也一起参加。他们很快开赴解放甘肃，并驻防甘南临洮。与他同时，我的表姐张阿曼（后改名张锦），也参加了三原分区文工团（原关中文工团）当演员。我那时也有一时新奇，报名考西北革命大学，考场就在三中，当时还用了一个名字：“白礼”。但父亲因为三哥已经参加解放军，家里就剩我一个小儿子，说什么也不让我报考，后来我自己还是想上大学，也不想上革大，考试第一节没有考完，我就出了考场。如果当时真的参加了西北革命大学，现在似乎也应该是“离休干部”了，哈哈！
解放后，父亲被保留继续参加教育工作，在北极宫小学当校长。母亲的身体好象不大好。妹妹这时正上小学。三个哥哥都在外地。刚解放，我家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我自己初中毕业没有能上高中，违心的上三中初办的高级师范班。
六、三原中学 师范一年
1949年夏季，我在三中初中毕业，当时我自己要上高中，但父亲可能考虑家庭经济情况，也可能考虑让我接他的班，当小学教师。刚巧，三中为适应解放后教育的发展，决定办一个师范班。于是，父亲非让我报考师范，我抗不过父亲，只好违心地上了师范班。但是，我人虽然上了师范，但我的心却始终不安心，这一年师范，我不知道是怎么学过来的，很多事似乎一点想不起来了。
这一年我们的教室记得在三中北边圆门进去，两排教室的第一排西边数第一个教室。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地理老师。除了上面讲过的他教学十分认之外，还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的，就是他教学生画地图。他非常认真又耐心，每教一个省，他就让我们画这一个省的地图，他十分聪明，教我们很多画地图的方法和技巧。例如，画山脉，他教我们用竹毛笔杆，先用小刀分成两半，然后，每一半再刻成半形的小锯齿状，然后，把两半合起来，再加上颜料往图上一个接一个的印上，就成了山脉的形状。还有画地图应该怎样画城市、公路、铁路、河流、湖泊等等，给我们受益非浅，至今我都还记得。这一年也正是我前边提到的潘同和校长接任的第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但潘校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班的同学，我后来几乎一个也没有联系。但名字还记得一些，有一个严军，大眼睛，人特别聪明，可惜他只有一只手，右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受伤没有了，他顽强的用左手练写字，虽然，写的不太好，但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他的相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另外卢正绪、王建民，还有女同学高凌云，她住在西关大巷。1950年以前，三原县的中学全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生，只有北城的女中有女生。因为是师范班，三中破天荒第一次招了女生。不过，好象也就几个不太多。
老同学高凌云，她是我民治小学、佛光小学、三原中学师范班七年的女同学。和九年老同学樊明经一样，我们都互相到过家里玩，都应该是北京话的“发小儿”。2014年6月15日，通过表弟刘牧特媳妇阿玲传话，她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联系上了。我给她寄去一封联系信。6月17日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回信和一张她的近照。6月22日我又给她回信。她给我提供了一些佛光小学老同学的名字：苏芝兰、朱秀兰、郭淑兰、李占鳌、何克强、殷志路。上述名字除苏芝兰因为是同位我记得，其他都不记得，但，她提到朱秀兰，模样我能够想起来，脸长得很清秀。有的我很快想起了他们的容貌。特别是提到佛光小学我们的教导主任高瑞麟老师，我在网上昨天查到，他是1954年当选为三原县县长，1959年由田志杰接任县长。
她提到在三原中学高师班学校歌咏比赛，我打拍子，唱的是《我们工人有力量》，拍子打得美得很！很有趣。我后来在北京、在宁夏吴忠市中学，在宁夏大学都指挥合唱——打拍子。
她提到申惠民老师的女儿民治小学同学刘建芳。我问了三哥白文智和胡永贤，他们说：一野四军政治部文工团有刘建芳（刘碧）部队到甘肃，先与部队的副指导员结婚，后来离婚，又找了一个，都是部队上的，最后转业，夫妻到咸阳工作、定居、离休。前后两个丈夫都已经去世。
高凌云老同学很热情，81岁的她于2014年8月21日，专门带着我的来信和照片，拜访了三中高师同学王金凤和郭淑兰。22日来电话。晚上我与郭淑兰（郭兰）和王金凤（王海萍）通电话，她们1932年生比我大一岁。我给她们写信谈学校印象：“金凤聪明，淑兰漂亮”。她们又打电话来。郭兰在药材公司退休，丈夫陈碧山为地下党员，生前任县木材厂厂长、后调咸阳石油公司县团级干部。三个儿子三个孙子，长大成人，大孙子在部队、是博士研究生。王金凤住山西街炭市巷对面，县政府公务员退休，认识我二哥白文俊。丈夫余德文陕北老干部，县公安局副局长离休干部。二男儿女，家庭幸福。她也提到同住山西街的吕彩兰我们三原中学的老师，考试时曾给我们监考，父亲在十字街口开个菜铺子。吕老师嫁给了老革命习仲凯。妹妹吕金兰在西安。郭兰住雷家巷，她提到陶宝英，人长得挺漂亮腿有点毛病，在兰州生活很好。还提到老同学谭明德、左华茂、朱秀兰、樊明经以及她母亲由霞云。
七、离开陕西 进京读书
我这一年虽然人上了师范，但我的心不在这里，从心里就不想当老师。那时，我常想，象我这样一个还不到16岁的人，竟然要去给人家学生娃娃当老师？古人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儿王。”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我多次向父母提出来，我不愿意当教师，我要去北京找大哥上高中。父母开始一直劝我听他们的话，继续读完毕业当教师。后来，看我决心很大，也就同意我的要求。父母和大哥进行了联系，在我只上了一年师范之后，195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三中办了转学手续，动身去北京。入北京第二中学读高中。1953年高中毕业以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五年制本科。大学毕业之后，国家分配到宁夏从事教育工作至今。
我离开了家乡陕西三原县，离开了三原中学。我在故乡陕西三原县的16年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我美好的幸福的时代，是值得永远回忆的时代。故乡16年的生活，我永远不忘，我对故乡的情感，永远在我心中。1950 年8 月21日，我搭上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没有现在这么快，火车慢慢的开着，我的心中充满激动，也说不来是什么滋味，不过，还是很兴奋。火车在郑州停了很长时间，大概是加水吧，我下到车站，好像记得火车在郑州停留的一会，我下车上了郑州火车站一座垮铁路的天桥，望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望着远去的铁轨。后来火车继续前进，火车改变了方向，由原来的自西向东，改变为向北上驶去，向北京驶去。这时，在火车上，我想，离开了故乡，从此，可以说，我就开始进入了新的社会阶段。开始了我的青年时代，高中和大学的时代。
（本文作者白述礼：陕西三原县人，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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