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学术争鸣:北京十一学校模式
北京十一学校在李希贵校长的领导下，教育教学领域多项改革风生水起，受到了教育部及全国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魏忠先生质疑有加，而沈祖芸先生、张国庆老师也反质疑，可谓各抒己见。
以下转自今年四月的《教师博览》:
魏忠：质疑北京十一学校模式
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被绑向神坛的李希贵
某杂志约稿，谈一下对北京十一学校的看法，这个经常上中国教育报头条、中国当代十大教育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查了一下，又吓我一跳，魏书生、杜郎口、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还没结束，中国又将诞生一个新式伟大教育家，而他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又是那么令人心动：取消班主任、取消班级、缩小班级规模、师生平等，等等。而他的光环又是那么耀眼：中学老师、著述不断（比魏书生一年两本书还差一点哦）、极富天赋和魅力、与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放弃苏式教肓，回到杜威的美式课堂，而我们这些年来如此多的教育家涌现，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太精彩了”。说句实心话，教育不需要创新，需要常识和良知，改革的包括李希贵的改革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值得称颂的，但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推广、是否需要推广、是否需要这样的推广。
有几个数据需要读者帮我核实：该校师生比，教育经费，教师收入，课时量同比，在我没有得到以上数据的情况下，不便发表评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十一学校的教改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只不过比较认同郑州一位校长的说法：在应试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作秀。
一下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的初步调查：
1.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后，学校网站内容进行变更，变更前的学校网站上显示学校有107个教学班，而中国教育报写学校有1430个教学班，网站的介绍到2012年，有李校长照片，也就是在2年内，学校的班级扩大了14倍，请问是造假还是建筑面积高校应用，还是有其它经费；而学校网站内容升级后，突然变成![[转载]学术争鸣:北京十一学校模式](http://img.aihuau.com/images/02111102/02024239t012011586f3a81bf37.jpg)
学校占地234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现有4000余名学生，形成1430个教学班。
2. 北京市2005年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完中24到36个班，学生规模1440人，而十一学校140个班，4600学生，班级规模超3倍，学生人数超3倍；
3.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建筑面积人均学生核算6.7平方米，而十一学校建筑面积人均32平方（按照十一中网上资料推算）
4. 按照北京市的标准，36个班50亩标准，140亩校园面积完中面积应该为200亩，实际为234亩，这是唯一不超标的，原因你懂的；
5. 按照北京市标准，4100学生拥有的教室数量为132间，而仅十一学校就建立了学科教室271间，超出一倍，仅仅是学科教室；
6. 从最新新网站介绍上看，这个学校现有特级教师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师资是什么水平呢？这么多博士硕士和海外教师，你懂的，这是一个沙漠军工大院开展两弹一星开发的态势！
7.2010年，学校的宣传资料为教师总数为149人， 4年不到，仅从网站资料，学校硕士以上的教师总数就达232人，李校长的教学改革，是大幅度增加教师数量的吧？可以推广吗？
8. 李希贵，当代十大教育家，谁封的？谁炒作的？《当代教育家》杂志，当代教育家杂志主编何人？十一中分校校长李振村，李振村干了什么事？1999年捧红了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2012年请来雷夫与李希贵两位“满含热泪的教育家”高峰论坛，论坛的结果是什么？出书，出书的书卖到哪里了？问问李希贵，你懂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自从2012年李振村办了《当代教育家》并任总编后，中国突然就有了当代教育家，各种评选、媒体造市、教育部门配合、教育学会会长力挺、李希贵发表文章说：“中国可以有教育家”。资本、媒体、校长、政客、记者、出版集团结盟，吆喝着改革，装着西方正常的教育常识，打着改革的外衣，请问，学生排名第几？韩寒的事儿和《萌芽》的事儿还没结束，新一批的校长又在出发。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李校长，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你千万不能啊！
以上均是在1个小时内在公开资料大数据的资料，如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 雷夫来华访谈花絮
2.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规范2005
3. 北京市十一学校官网（写文章之前的两个内容版本）
4. 中国教育报
5. 百度李振村
二、李希贵的改革实质是“全盘西化”
2005年，李希贵在山东潍坊教育局担任局长的时候，就曾经访美，在他写的文章中，对美国的作业赞叹不止，而后的多年，李希贵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写了李《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李希贵从高密四中、高密一中，一直到高密教委、潍坊教育局、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十一学校的前期和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是和他能够接受的美国教育信息和美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最早的高密四中，李希贵的实践仅仅停留在双向选择的管理思路，到了高密一中，李希贵进行了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教师分级管理。这个时期的李希贵，如果没有后来的新闻推手李振村，会沿着经典的有作为的校长之路走下去的。
直到李希贵担任高密教育局长，高密成为课程改革的实验田，全国各地形成高密一中热，这个时候，李希贵的改革还基本上停留在课程改革方面。在此以后的一些年，李希贵开始研究教育改革，而美国教育是绕不开的一个结。
直到李希贵来到美国，看到了美国的基础教育的作业，才真正启发了李希贵的教育，从此才可以称为“教育改革者”。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真正能做出成效，是来到北京学校以后的事情了。从2007年到2011年，李希贵还基本停留在传统课堂领域，因为这个时候的北京十一学校网站上，还只有149个教师和104个教师，与目前宣传的1400个课程、270门课程相差甚远。李希贵选择的这个学校或者说北京市11中选择李希贵是双方的幸运。从北京十一学校的背景看，具有非常浓厚的官方和曾经的军方背景，又有国有民办的规则优势，在地理位置、传统优势和软硬件设施来看，是非常好的，但又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好，李希贵的改革就不好进行了。
一切改变也许发生在李希贵考察美国36天以后。李希贵所考察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恰恰是美国最好的教育学院，又恰恰是杜威教育结成正果的地方。1904年杜威与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创校校长哈伯闹掰之后，赋闲在家，自己的太太的杜威学校也没有了实验的场所。有趣的是，杜威当初与哈伯校长的最大分歧来自于哈伯校长以为杜威会被哥伦比亚大学挖走。
杜威对于美国的教育的影响是开创性的，今天的美国从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几乎不可能排除杜威思想的存在（杜威在1919年前后来过中国很长时间，支持他的几个学生：胡适、陶行知等）。
李希贵所受到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美式课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北京十一学校也变了一个样子。今天被媒体所宣传的：小班制、实验室进课堂、走班制、选课制、学生为主体、重视教师、师生平等等等，几乎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翻版，在对于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吹捧文章中总是说美国校长说美国也不敢进行的改革李希贵做到了，具体是哪样呢？是美国人的表达？还是翻译出的问题？至少我在汗牛充栋的11中的教学改革中所看到的所有举措，都是我自己女儿在美国高中读书每天都能见到的。
从网站的新闻来看，至少2011年学校成立了北美教育管理中心，在北京十一学校的网站上每年各有10多次接待外国学校的新闻，到了2013年以雷夫来访为高潮，接待量达到15次，除了零星几个加拿大代表团澳大利亚、香港、澳门、丹麦、法国、新加坡外，基本都是美国的学校。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措施几乎是照搬美国课堂，也许可贵就可贵在他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反思李希贵正在走向的神坛，并不是否认李希贵的改革和他所做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走向神坛的过程，看我们中国国民性中对于教育不利之处。
李希贵更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所有改革举措的背后，反映出来的，都是美国和全世界教育中的“普世价值”。李希贵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中，所体会出来的尊重、规则、制度、平等、关爱、理解、自立、独立、自由、诚实、公平、公正、宽容、回报、感恩、公民精神等，不正是我们很多无良媒体天天批评的“普世价值吗？”李希贵再北京11中所做的尝试，也都体现这些精神，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找到了体现这些全人类共识的“中国出路”。
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做法，也丝毫没有超出杜威的教育思想范畴。尊重学生、教育体现社会、课程、教育目的等，李希贵所采用的几乎就是杜威课堂的翻版。而杜威培养的学生、杜威本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已经100年了，李希贵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我们的“现实太精彩了”，以至于100年前的东西只要在中国当今做出来，就是创新，国外常识性的东西被教育记者当作“前无古人的创新成就”。
还有一点其实是一般为媒体所忽略的，那就是班主任、班长、班干部、辅导员、团委这些中国特色的占据巨大教育资源浪费的领域，李希贵也尝试进行改革，目前的资料看来，至少班主任和班干部等基本无法存在了，这些教育的进步很难说是创举，然而这些国际教育的常识的回归，确实对于中国教育意义重大。
李希贵如何做到的也许更值得讨论，然而李希贵的“全盘西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10大著名教育家”，也是中国教育“太精彩了”，在全世界教育领域几乎倒数的中国，居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伟大教育家和样板戏：魏书生、李希贵、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杜郎口中学等等，他们演讲的次数比教学多、出书的个数比改作业多、接待参观学习的次数比接待家长多！
事实上，一个总是诞生圣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灾难的民族，一个总是诞生教育家的地方，就一定有愚昧，李希贵的文章写到第二篇，我突生一个想法，中国教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中国足球的问题在足协、中国科技的问题在科技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存在教育部呢？如果全盘西化，为什么不学美国，还要那么强大的教育部干嘛？
教育部是不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阻碍力量？
教育领域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
我确信，如果有那一天，中国的教育家将全部不存在，或者，我们都是教育家。
可是，非常多喜欢李希贵、寄希望与李希贵、不希望我质疑李希贵的人，抱着一丝希望：李希贵是圣人，能够找到能够推广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然而，李希贵能够名扬中国，走的却是典型的中国教育官僚之路：教育部的任职经历、主流教育媒体的摇旗呐喊、与权势阶层的密切合作，以及与媒体和资本更为密切的关联，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然而，全国各地趋之若鹜和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希望推广的，却是这种不可能学会的“榜样的力量”。
这件事，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三、何不食肉糜，十一学校可以复制吗？
国内零星的关于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质疑在于，十一学校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教育部不这样看、中国教育报不这样看、全国络绎不绝的参观团体不这样看，甚至国外的校长也不这样看，这不，某权威媒体甚至拿美国中学校长说事儿：“李校长干出了我们美国校长都不能干的事情！”。
确实如此，要回答十一学校模式能否复制，就要看十一学校的历史。十一学校官网上一点也不避讳：十一中原先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如果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看出来，十一中的学校所在地正是北京军队大院集中的区域。1992年，十一学校改变成为国有民办，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先河。在这之后，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民办学校运动。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开创国有民办先河的十一学校后，先后在十一学校取经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关停了这种模式。原因为何呢？讨论挺多的了，再此不一一介绍，而在中国所有的国有民办学校中，十一中既可以享受国有的生源、资源、政府教育支持，又可以享受民营的自主，也算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从这一点上，不仅全国，全世界包括十一中所联系紧密的美国高中校长，也是望尘莫及的。
美国也有类似的“国有民办”学校，尤其以加州为甚。然而，这些学校都是因为经营不下去或者生源质量太差而成为政府的包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特许学校”诞生了，其核心就是发挥民间资本和社区的力量，政府补贴教育不变的情形下，让特许学校走个性化道路，其中2012年联合国几十个标杆学校中，就有美国的几所这样的学校。然而，让美国同行想不到的是，十一学校几乎是享受了北京最优势的教育资源：生源、经费、场所、教师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国有民办学校的，说白了就是马太效应，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再集中一些优势。
让美国同行同样不能复制的还有十一学校的超级学校的超级规模。美国很少有这样的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里指的是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很少有规模上千的。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要郡县政府从所属纳税区域的房产税中监管出钱的，是要就近入学的，而教师几乎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待遇，试想哪个县和哪个社区的居民能够承受如此大的负担呢？而十一学校则不同，从初中开始就垄断了较好的生源，教育经费由民办经营、公立教育、学生学费、国际学校收入等诸多方面构成，不仅是美国中学无法比拟的，就连上海也很难有这样的学校出现，原因呢，很简单，上海从来没有中央军委子弟学校。
让美国学校无法比拟的还有更离谱的，那就是教师素质:从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出，十一学校竟然有60名博士、100多名硕士，还有几十名外教。按照中国教育报得说法，十一学校每个班级不超过24个学生，与美国公立学校水平基本持平，然而能有1400个班级，却是美国私立学校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原因为何？美国教育体系分公立和私立，公立学校由房产税出钱，因此，不存在政府补贴公立学校之说，因此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要远远高于私立学校的15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有2000人左右的公立学校，其课外活动（也就是媒体所说的班级数）是不可能那么多的，而私立学校由于是学费支出、规模较小，课外活动就会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性的使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一学校不仅是占了中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双重光，也是占了美国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双重光，而“四重光”所沾的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说，北京人沾了全国人民的光，那是因为北京位于首都、中央财政所在地，人才、资金、税收、投资、进入门槛等多重优势，是外地所不能比拟的，十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但是中国教育报、教育部却无视这种先天的优势，希望把这种无法拓展的“教学经验”拓展到全中国。我们就浅显分析一下这种不可能。
首先，从师资来看，42名博士，占了十一学校的20%以上，特级教师将近30名，平均不到100名学生一名特级教师，也就是说，如果把博士和特级教师加上（当然会有少量重复），30个学生就有一名博士或者特级教师任教。而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也就是北京十一学校的特技教师是2009年北京教育资源相对雄厚的朝阳区的数量，而正是2009年，朝阳区力争用5年时间达到特级教师100名。近几年，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和校长不断来到十一学校学习，大家以为能够得到真经，而我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如果诸位查一下搜索引擎，就会发现北京是引进特级教师最积极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希贵是山东高密走出来的优秀教师，山东人为此自豪的同时，是否知道，山东又为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化贡献了力量？
北京11学校有60名博士、120名硕士，占十一中学的教师百分比因该达到60%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这是一个神一样的数字！如果全国的完中教师全部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那么就要培养博士100万名，硕士250万名，按照10年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就需要无论什么专业、无论什么年龄、无论是否是官员的10年内的博士全部进入初中和高中；而250万名硕士的规模需要全部中国的硕士和专业硕士10年内不允许进入其它行业！这里，还没有包括小学、大学。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计算，十一学校人均学生建筑面积达到32平方米，远远超出北京市要求的7平方的水平，我们假设有一半的学校没有达到十一学校神一样的水平，仅仅北京中小学生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北京100万中小学生有50万去补齐的话，就需要补足建筑面积1250万平方米，按照每平方10000计算建筑和拆迁成本的话，就需要北京市投入1250亿，125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北京市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和中国全部军费的1/5。那如果全国都要达到十一学校的水平，按照每平方5000元计算，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多少呢？没有数字，我们假设按照北京的标准推算，那将吃掉中国的全部军费。哈哈，幸好中国当年只有一个中央军委附属十一学校，不然，学校都成军营吧！
所谓的走班制、小班制，美国也走了50年，没有教师、没有校舍，拿什么去建立一种改革？而全国趋之若鹜的考察，难道没有简单算一笔帐：十一学校的钱哪里来的？
教育不公，是一个大话题，聚焦到一个小学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四、西行漫记，李希贵们是怎样走向神坛的
但凡造神，要有几个条件：神喜欢、有人造、有人捧、被造的神具备神的起码素质、本人也愿意，从这个角度上，《西游记》中的唐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了。
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是一次毫无风险的“顶层设计”的演出。唐僧原本是如来座下的金蝉子，根正苗红，导师又是观世音菩萨师出名门，神喜欢是无疑的。很多对中国文化没有清醒认识的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毫无技能的唐僧在西行的道路上能够当领导，那是神指定的。孙悟空本事最大，然而是草根，师父菩提老祖是如来最大的竞争对手；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身份最高，不但动了神一样的女人，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如来身边的人而是玉帝身边的人；沙和尚最务实，但却是个最不起眼的大将：卷帘大将，说白了，是玉帝的佣工而已；西游记一行地位最低下的是最辛苦和台词最少的白龙马，很多人以为那是王子应该地位最高，其实大家忘记了，神是住在天上的，白龙马只是水中的王子而已。这里面，唯有唐僧，不仅是天上的人，还是如来身边的人，当然要当师父了。
神喜欢、神安排的几个身手不凡的徒弟，下面就要安排一次不同寻常的演出，来造神，而这场演出就是我们俗称的“九九八十一难”了。在我眼里，神门坏透了，为了这场造神运动所给唐僧造就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唐僧一点风险也没有，但是为了唐僧的造神而不小心放下的天上偷偷跑下来的恶魔，却是实实在在伤害了成千上万个老百姓：被吃的、被杀的、被奸的不计其数，而正当人们痛苦不堪的时候：东土大唐的僧人突然造访，造访的僧人有多大本事人们不知道，然而早就被上天派下来传话的恶魔们传递的歌谣大家都知道：“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唐僧干什么的大家不知道，但是唐僧是最具权势的皇帝的御弟大家知道，神制造的灾难，是为了大家信神，而让大家相信的信使，正是唐僧。
为了衬托唐僧的伟大，神门专门给唐僧配备了几个歪瓜裂枣的徒弟，不但长得坏，还人品差：动不动打人和吓唬人的孙猴子、懒惰而色迷迷的猪八戒、毫无特点和本事口齿不清永远只有3句台词的痴呆儿沙和尚。而唐僧，是最具备造神潜质的人了：性格温和、学识丰厚、未婚、不近女色、仁慈、不行贿、坚持原则，关键的一点还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那就是帅。
下面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唐僧本人是否愿意当神？这里面有几个小证据。一个是整个西游记里面唐僧台词最多的四个字就是：“修得正果”，毫无疑问是成为神，有人问是否西游记中德唐僧如历史中的唐僧一样对佛法尊敬而正果呢？非也。整个西游记详细记录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却很少介绍经的内容，唐僧本人也千辛万苦取到的经，也不去看一眼，以至于后来才发现是无字经书。
上面我们啰嗦了一大多唐僧道故事，那么，近些年那些“取经成神的”教育家们，是否符合西游记里面的走向神坛之路呢？
炒作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团队出了名，而唐僧没出名；第二个层面是唐僧和唐僧团队都出了名；第三个层次那就更高了，不仅唐僧师徒出了名，吴承恩也出了名；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最高炒作水准已经出现：那就是不仅前面目标全部实现，吴承恩本人也成为唐僧师徒的一份子，还成为了佛，这是第四层次！
早年的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属于第一层次的炒作。一将功成万古枯，不管衡水和黄冈害了多少学生、助纣了多少应试、造就了贫困县家乡多大的永久性人才真空，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这个团队还是名扬天下。普通老白姓很少知道黄冈和衡水的校长是谁，然而黄冈模式和衡水模式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重的一笔。
相比起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魏书生是另外一种成功的炒作模式：团队不出名，唐僧出名。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魏书生，几乎每个月都有获奖、著作或者新闻，但是教育圈中的人，也很少知道这个伟大的教育局长和伟大的校长所任职的学校的名字。
杜郎口中学的横空出世，使得走向神坛之路的操盘手的水平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不仅唐僧出名、唐僧的团队出名、甚至吴承恩也名扬天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中学通过一系列的复杂的运作，使得崔其升校长、杜郎口中学，以及一个不知名的中国教师报记者李炳亭，都成为教育界的旗帜：崔其升成为伟大的校长、李炳亭从一个记者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杜郎口学校成为一种杜郎口模式。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往三种炒作，还只是《西游记》的K12水平，那是因为，相比起唐僧的种种出身和人品和和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他们还不够高大上。杜郎口只是一个县级的学校，资金也不能维持持续的造神运动，以至于后来要收门票来维持；中国教师报也只是挂中国而已，远不如中国教育报正根；山东更不是一个可以成为文化副都的省份，这也是就如如今各大中国寺庙的主持和唐僧的差别，最高的高手是要别人主动送钱，而不是自己去收；实在不行了，观音菩萨会送的，唐僧吃相再不好也不至于把大门关起来售门票来要挟信徒的。
从炒作层次来说，横空出现的十一学校的模式，是《西游记》的Web2.0版，那是因为，在Web2.0中，不仅唐僧出了名、孙悟空团队出了名、吴承恩出了名，更重要的是吴承恩自己还成了佛成了神！你们没有看见在这场样板戏中就有一个原本写手的记者就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十一学校附属学校的校长吗？在通过中国教育报和《新教育家》成功炒作后，吴承恩也亲自走向唐僧团队，成为一座新佛。
而在所有成神成佛的实践中，最关键一点就是李希贵要具备唐僧身上所有的要素：神喜欢、品格高尚、有人捧、有徒弟、有信徒、有钱、唐僧自己愿意。
神喜欢。李希贵再高密一中之前如何的历史，在公开资料我们看不到，不过，与媒体的高调相反，李希贵对于自己的出身总是讳莫如深，这点和唐僧不张扬自己的出身一样。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是本科毕业，李希贵应该是文革的工农兵学员，如果是大专毕业，李希贵是最难高考的1977届。我们看李希贵的简历就能看到：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这两个抬头，懂得教育评估在中国重要地位的人就应该明白，在神一样的教育体系里，不亚于金蝉子的地位。光神喜欢是不行的，还要信徒知道神喜欢自己，同样光靠施展一些小技巧来俘获信众，还不够，最好能够让信众能够偶尔见到佛的真面貌。在西游记中，观音甚至如来为了炒作唐僧，就多次显灵，就如教育部的发布会在十一学校亲自召开一样的微妙。在所有李希贵的介绍中，都非常低调地介绍了李希贵2006年曾经短暂得可以忽略的教育部的任职经历，和很多人不太清楚的国家督学的抬头。
品格高尚。从学术之网到李希贵所写的书，我可以明确地说，李希贵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虽然我认为他写的文字和他的教育改革成果相比不值一提，但这是一个务实诚恳诚信的人，很重视自己的品格，基本不存在代写的可能。从媒体的评论来讲：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这些词汇放到一起，我相信是真实的，下面这几句话，更符合中国人对于圣人的理想标准：“李希贵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变换中，人生的关键词始终如一：读书、思考、改革。”，这和唐僧在取经途中人生关键词几乎一样：念经、思考、摸佛珠。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和唐僧一样长有一张英俊的脸。近些年很多杂志把校长放到封面，李希贵虽然出镜率颇高，然而却很低调，非常强调普通教师的作用，这点，连唐僧也自愧不如吧！
有人捧。如果唐僧没有碰到吴承恩，万不可能有今天的知名度。1999年，山东高密一中的校长李希贵碰到了山东一个教育记者李镇村，从此以后，李希贵的人生一再发生转弯，而一再的转弯，也都和这个伴随李希贵一直成长。从改革的校长、到改革的官员、到著名教育家，李振村伴随着于李希贵的不断炒作从记者到主编到校长完成到教育家转变，今天的李镇村不仅是十一中学附属亦庄小学的校长，还是《当代教育家》杂志的主编。跟随着李希贵一样的脚步，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学会汇集10位特级教师，可以预想的将来，李振村也会成为与李希贵一样伟大的教育家，而中国教育家这个称谓，正是出自于李振村的天才创意。
有徒弟。仅仅靠唐僧是去不来经的，取来经，故事也不精彩。那就要有本事的徒弟来帮助。而问题在于，作为著名教育家的唐僧，是没有本事真正培养出来孙悟空的，于是“挖”便成为唐僧作为教育家唯一的途径。十一学校目前拥有44名博士和几乎相当的特级教师，其数量相当于北京其它区县一个区的总和。李希贵如何挖到这些人才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教育报官媒网有这篇文章写李希贵重视人才，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想看了，不过我知道北京某区为了挖全国各地的特级教师可谓手段令人咂舌：给户口、给房子、给孩子名校名额、给待遇，一个特级教师数百万是少不了的。李希贵能够聚集几十位特级教师，其高大上的教师公寓大家有目共睹。而相对于其它区县竭泽而渔的方法，李希贵显然棋高一着。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希贵养那么多博士，博士留在中学是有用的，然而一个学校有44位博士就显得意味深长：大家明白特级教师是靠什么评选的吗？如果不出我所料，这几十名未必教学出色的博士（虽然我也是博士，我认为基础教育靠的是长时间的一线积累而不是博士研究）一定能够靠获奖、出版、文章，拿到大量的特级教师，到那一天，这些特技教师的徒弟们会建立一个庞大的十一学校王国的。
有佛祖和信徒。唐僧成为佛，是佛祖和观音联手给盈盈众生演了一出恶劣的戏，而中国教育的现状，恰恰又符合期待教育圣人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不公、演绎到极端的苏式教育毫不改革，一方面，又暗中推送一个品格高尚的取经人进行颇有魄力的改革，在各种媒体上不厌其烦的宣传，人们骂中国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唐僧的信仰。唐僧知道，仅仅说自己是御弟派来的、仅仅说自己是一个和尚、仅仅是把人们的不满寄托在自己身上，是没有人信服的。唐僧必须做几件事，来证明自己，就像让孙悟空打死几个妖精一样。李希贵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美国教育好，可是做不到，可李希贵再孙悟空和菩萨的帮助下做到了，大家就会相信：翻转课堂、小班教育、走班制、取消班主任，李希贵都成功地做到了，大家看不到的是，李希贵有孙悟空的帮助，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小鬼死了，而忘记了，小鬼是唐僧的托儿们派来的。原本在全世界教育都不存在的伪命题被神一般的李希贵解决了，神不是想要大家相信唐僧，而是让大家更加相信神。为了付出这个代价，信徒们的亲人们，已经被杀了很多了。
按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佛是不存在的，我相信共产党员的李希贵也不相信佛，但是大家都明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于是2012年，一场巨大的现真容运动在十一中学和李振村的操办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次他们请来的佛是：雷夫。
有钱。如果读者认为唐僧靠猪八戒化缘能够走到西天，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参观十一学校的老师认为靠学费和政府正常拨款能够引进如此多的教师和建立超过北京规定标准6倍的校舍，那也是痴人说梦。北京十一学校既能享受公立学校的优势，又能按照民营学校的收费，还能够开分校、国际班，更能够建立4600人的超级学校，这些钱都来自于信徒们的口袋。另外，“御弟的身份”让十一学校得到多少国家的、教育部的、海淀区的、某某部门的资助，我们就不知道了，《西游记》里没有写，你也不用猜，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有一天哪个傻帽也自己去西天取经，一定成不了《西游记》，而可能是《大话西游》。
唐僧自己愿意。唐僧“修得正果后，当了什么佛呢？如果我不提醒，诸位不搜索网络能够信口说出或者见了字能不读错音，我就服了你。告诉你：旃檀公德佛。这个佛的名字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没有因为唐僧有名，唐僧和旃檀公德佛就有人供。即使当个不知名的佛，有证据证明唐僧是愿意当的。唐僧愿意，李希贵愿意走向神坛吗？也有证据表明李希贵是愿意的。前几年，李希贵专门发表文章：“教育家是可望而可即的”，而自己亦庄分校的校长李振村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当代教育家》，与此前后，中国著名16个教育家、中国著名10大教育家横空出世。这一切，都在李希贵身边发生，抄盘手都是孙悟空，你能说博书记不知情？高密走出来的李希贵，也许不能奢望能够成为同样高密走出来的莫言那样的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西天取经的心，是一定有的。
从年龄上讲，我推算已经至少56岁的李希贵不大可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了，作为到点的十一学校的校长，我相信李希贵也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力量。也许退休后的李希贵会学习魏书生，去某个另外的学校当校长；也许李希贵会学习任志强，成为十一学校集团公司总裁；更可能的是，李希贵和自己以前或者那些伟大的教育家以前一样，每次演讲几万，每出本书有人包销更多的收入会继续进行下去诲人不倦。我想，我们这些小人之心还是多虑了。与很多其它的教育名人不同，李希贵是少有的具备人品、改革精神、西方教育理念和实践力量的教育官僚，我毫不怀疑李希贵的动因，正如我毫不怀疑唐僧的为人一样。从本质上讲，十一学校的模式跟“新课改”改革类似，都是亲美国的教育理念，动力模式却是中国特色的。只不过，一个是集中于学校层面，一个是全国性的。
凡是有神话的地方就可能充满愚昧和欺骗。神话越大，愚昧越强，欺骗越甚。问题在于，为了捧红一个唐僧，就杀戮千万名普通百姓，为了让大家信封神灵，就把地球搞乱，值得吗？一个充满了中国传统精英理想的教育家，又如何去完成美式教育的真正变革？
上天为了拯救人类而演出的一幕幕闹剧，停止吧，你们消停点，没有唐僧，我们活得很快活！
五、集中力量办坏事，谈谈中国的教育家
翻开十一学校的网页，这还是几天前没有更新的网页，里面称学校拥有现有特级教师27人，高级教师145人，博士44人，硕士120人，省级劳模和全国优秀教师13人，全国骨干教师和校培训班成员10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6人，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7人。就在写文章的前后，学校的网页发生更新写到有资料表明，“现有特级教师 28人，高级教师175人，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耶鲁等名校的中方博士60人，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04人，来自牛津、剑桥、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69名外籍教师。”如果不是这次约稿，我还真不知道教师分这么多等级，而教师的最高等级就是特技教师了吧？近几年北京不惜血本从外地引进特级教师，占新任特技教师的50%以上。在北京，外地进京的特技教师就意味着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全家的北京户口、孩子的北京名校和高额的工资补贴，更重要的是，从此不用那么辛苦地上课了：大家去数一下，各个区县大比例的特级教师集中在了区教研员岗位上。继大学的长江学者后，特级教师成为基础教育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长江学者，就有院士吧？从2009年起，全国各大媒体不断炒作中国著名教育家：最著名的16个教育家、最著名的10个当代教育家等等，有理由相信，教育家就是教育领域的院士。而每次，李希贵都赫然在列，与他同时在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全国重点中小学的校长！
曾经作为几个国家标准的起草人的经历告诉我，中国的语境是很害人的，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先将中国争论的问题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理理思路，在输入教育家这三个字的时候，蹦出来的三个英文词汇，然我一下子明白了原委：educationist; educator; educationalist。educationist就是中国人常用的教育家的准确翻译，可惜西方人很少用，educationalist 是教育学家，事实上研究教育学理论的人都可以称为educationalist，我也可以这样自称，没有什么；而用得最多的是educator，即教育专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维基百科查世界山著名的教育实践者和理论家，几乎都采用这个词汇educator（教育专家），极少使用educationist（教育家）。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玛丽亚·蒙台梭利、捷克的扬·阿姆斯·夸美纽斯、德国的赫尔巴特、英国的纽曼，够厉害的吧，全部采用的是educator（教育专家）。
为什么同样作为学科，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都能随便称家（ist），而教育就不能随便ist呢？那是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是比较容易想出新点子、做出新实践的，而教育领域，确实很难。我们看李希贵的教育实验，很伟大，但是与《音乐之声》的女主角所采用的教育方法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再与2000多年的孔子相比，又有哪些创新呢？中国教育不怎么样，花样却翻新的不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在我看来，教师不需要那么多等级和那么多技巧，更不需要什么特技教师，靠的是两点：一是长期的积累和训练，二是常识和良心。而我们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教研、教育论文，又有什么真正的实质内容呢？如果有，如此60多年的实践，何以让李希贵那三脚猫似的美式课堂冲击得自信心全无呢？事实上，一个学生好不好，一是看学生，二是看教师，人家两个人的事情，和你教育家何关？
然而，正是由于有了教育部这个有形的手，事情变得不再简单。
原本社会认同的教育，自从有了教育部们，经费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变成了教育部门认同。教育部门时间长了必然形成教育官僚，教育官僚管理教育的方式，就必定采用简单的外行管理，外行管理最容易的就是数字化管理，于是高考制度诞生了、教学评估诞生了。再往后，评价教育的指标不再是必要性和效果，而是教育评估和分数，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就会形成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是中国当代的著名教育家集中在高中校长、经费集中在重点示范性学校、状元集中在超级学校、师资集中在首都和省会，最后，就会诞生伟大的教育家和中国式的伟大教育：学生没有创新、教师怨天尤人、局长不可一世，校长功成名就。教育资源最集中的重点高中校长，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最具备权势的人物，人人都有孩子，在资源越来越稀缺的集中模式下，即使官僚也要自保三分，这才出现非常奇特的中国著名教育家都在精英学校的校长的现象。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教育界异化成为集中力量办坏事。
农村不再有好的老师，都去了县城；县城不再有好的中学，都集中在了地市；地市不再具备特级教师，都去了省城；省城不再具备人才优势，都到了京都。高度集中的力量，使得原本教育的重心是弱势群体和公益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成为了弱势群体不可突破的屏障：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智障残障、心理问题，以上这些领域本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世界教育主流教育学家所诞生的领域。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不断诟病的课外补习班、学生学业负担、校外辅导资料、高的离谱的一对一教育取缔不了吗？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那些集中力量培养出来的特级教师和教育家的身影。
我们的教育家们，集中力量教“好”学生，而不是应该被教的学生。
弱弱地问一句，中国好学校所进行的生源竞赛，那些好学生，有几个是特级教师教出来的？又有几个是教育家教出来的？如果我再极端地问一下，一个智力属于前10%的好学生，你们教得了吗？中国的基础教育教师，又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声称，自己在高中阶段，是属于这10%中的之一？
中国的教育家们，在集中力量办坏事：加大教育不公、穷人补贴富人、按照臆想的方向毁灭创新、树立社会更加的阶级分化、一再地将人们对于教育美好的印象投入功利化的深渊。
如果不是那样，请弱弱地问一句：中国的教育家们，我在美国的女儿，怎么也与你们的孩子同学、同班？
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同样是水，与教育家们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假装是纯净水。
六、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教育的复杂性
196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京剧要不要现代化的大讨论，这正和目前比较热闹的教育要不要改革和要不要现代化背景及其相似。在1963年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将芭蕾舞这种现代艺术形式用来反映符合时代特点的主题，这又和目前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和其相似。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样板戏确实是现代戏反映现代生活的精品。但良好的愿望如果机制不对未必能带来好的效果，正如我不排斥很多学校改革的成果，然而如果将这种改革成果当作样板戏而不是样板房的话，改革最后会走向绝路，正如样板戏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伤害一样，有理由详细“教育样板戏”是中国教育的一场灾难。
样板戏总结下来有一下几个特点：
样板戏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
样板戏主题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党试图创建的革命工具、全部的题材都是武装斗争；
然而，精雕细做的样板戏并没有成为我党文艺的“样板房”，从1964年开始，在现代戏运动的推动下，古装戏全部下线，再后来样板越来越集中，以至于人们只记得八个样板戏，其实是江青重点栽培的五个左右样板戏。
很可惜的是，文革前后所进行的以改革和现代化为目标的样板戏思路，在中国教育界中被完好的保留下来了，教育部门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不仅完美保留了二战以后苏联建立在废墟经济所形成的“苏式教育”，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教育样板戏”的简单化教育行政模式。
如果仔细分析近些年教育部门所推崇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样板戏一样，都是基于“教育现代化”的原始动因，试图颠覆的都是传统课堂，这一点不明确，总以为教育部门和教育官僚不想改革，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中国教育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我在很多次研究生相关论文中不断验证的：无论出于政绩还是出于教育的良心和教育家的冲动，中国的教育往往原始的推动力量是教育官僚部门、校长和局长，改革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普遍意义的教师（说这句话我不怕得罪广大的普遍教师，请往下看），这点上与文革之前样板戏所诞生的年代情形非常类似。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江青从文艺的改革走向折腾也只有一步之遥。
与相伴戏的特点相一致，近些年的“中国教改成果”，其特点体现在一下方面，并且有逐渐汇聚，向样板戏发展的趋势：
教育样板中的主要推广模式是三突出：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改革人物、改革人物中突出基础教育的校长、校长中突出名校的校长。
所有改革校长中都具有高大全的钢铸铁浇的教育家形象，他们似乎成为圣人：精力充沛天天教研，又似乎不务正业到出出书演讲，然而演讲也好，报告也好，总是选取正面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于失误和负面影响只字不提；
所有的教育样板都是改革先行，全部的目标都是从试图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成就、全部的题材都是中小学尤其是重点中学，说白了就是高考；
然而，与样板戏的结局类似，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任何教育改革都可以在局部开花，在全国凋谢。直到失败了，一个偶像轰然倒下，还来不及总结，又一个偶像又热火朝天地被树立起来！样板戏不断的折腾，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教育样板戏能够真正得到推广！
在这里试问一下教育部：国家纳税人的钱建立的那么多示范中学、明星中学，教育部门投入的那么多亿的课改成果、精品课程、国家资源库、数字化校园模式，有哪一个能维持和推广？
样板戏何以成不了样板房？
2012年至2014年我在美国考察了十多个州、几十所大学、几十所中学，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书，总计历时2年不到，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教育是复杂的，而我们总是试图用“教育是简单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学者查有梁研究美国和中国最近十年的教育改革，有三个结论很值得重视：
“自上而下行政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育体系，使得所有学生都不会掉队，不可能。”
“自上而下行政地推行一种课程理念和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不可能。”
“自下而上经验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学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达到优良，不可能。”
这几天前面几篇质疑是十一学校的文章出来以后，接到了很多鼓励的来信和电话，最支持我的都是那些大多数农村和弱势学校的教师，尤其是那些按照样板戏示范而进行改革或者甚至按照我所写过的“教育革命”理念所支撑的实践，却无论如何达不到那种好效果的老师。
所以对于那些不断创造奇迹的教育样板戏，很多一线经过试验的教师都有以下的观点：失误和负面的效果才是真正促进教学发展与思考的重要动力，一项教育改革我们既要听他讲的正面，也希望听到他讲的负面。
教育改革的负面或者失败，恰恰是常态，而教育样板戏总是忽略这一点，而负面或者失败，并不是由于“教育理念不先进”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条件不具备”所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奖，改革的失败，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推广性，失败的改革，往往透露了教育的真正秘密！
在电影《音乐之声》中，家庭教师玛利亚所体现的互动的、人性化的教育，是一个作家想象就能编出来的，玛利亚不但的教育改革不但征服了7个孩子，也最终征服了上校。玛利亚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改革理念，与绝大多数教育改革并无二致，但是能做到玛利亚的教育方法并不简单，那是因为，作家在写玛利亚的时候，可以发挥一切想象力，而教育工作者真正面临7个孩子似的学生的时候，却面临着无数个教育条件的限制，而正是这些条件的限制，才体现了教育学和教师多年的教育功力，而不是理念能够体现教育功力。能写出《音乐之声》教育理念的只是作家的想象就可以，而要为千万个教师提供解决理论和实践的，才可能是教育家的所为，而教育家要做的，正是要还原教育的复杂性。
教育的复杂性，并非教育理论的虚无论，复杂的教育，会有一般规律可循，而一般规律总是具有天才创意的作家能够灵光一现的，但是这种从灵光一现到付诸实践并且能够把条件找出来解决掉，需要教育学家和教育学者的多年实证河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年杜威设想“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学校并且让自己的太太当校长亲自观察；而杜威的学生陶行知也亲自到最有生源代表性的江苏晓庄开始了自己的实验，更多的教育家从儿童、从少数民族、从坏孩子研究入手，寻找教育复杂性背后的教育一般规律。李希贵所推崇的雷夫，用传教士的精神在56号教室进行多年的努力，只将这一个教室的坏孩子为主的孩子的一门课成绩提高了很少一部分，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原因在于这种研究本身具备可复制性和一般规律。
中国当代的所谓教育家与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目前的教育家只做简单的事情：为经过严格筛选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具有非常优厚特级教师的帮助下，完成高考指标的前提下，把学校折腾得花里胡哨；而西方的教育家们所做的往往是围绕弱智、心里有问题、少数民族、黑人、残疾人、偏远地区所做的努力。总结中外教育家的不同，很多人往往归结于伟大西方教育家所体现的人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专业性的一面。
正如一个伟大的作品，要表现战争、人性，要去描写那些日常生活所不大显露的人性的劣根性、残忍、冲突甚至同性恋、吸毒等，其原因并不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在各种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复杂性才能彻底显现，作品才真正具有代表性。如果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不能解决儿童、偏执、精神疾病、贫穷、少数民族、弱势情况下的教育根本问题，谈何教育样板戏，谈何能够知道我们的玛利亚们能够按照一般规律管理好上校的7个子女？难道《音乐之声》中玛利亚要干的事情是把7个初中的背景中考状元培养成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吗？如若是那样，玛利亚和上校会相爱吗？
翻转课堂、走班制、小班制、在线课程、微课、MooC、大数据，等等是新的人文环境下给教育工作者的难题，难题在于作为网络移民的成年人，如何教育引导网络原住民？新一代的行为模式依然完全不同。然而，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尝试以上那些新技术的一线教师的困惑：事实上，问题非常多。有一个背景的教师告诉我，他所能够看到的微课的唯一用途是参加比赛，而一个重庆的农村教师告诉我，翻转课堂让他很受伤。事实上，上面两个老师代表的是教育改革的常态，是更值得尊敬的。在我所领导的公司进行的客户信息化建设中，真正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教学的，效果实现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也是我前些年关注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教育改革，事实上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伤害到学生的，我们的教育家们和教育实践者们是没有那种权利进行改革的。前面我几篇质疑十一学校的文章中就有涉猎，这里我再说得明确一些：十一学校的规模合法吗？经费合法吗？亦庄分校记者出身的校长资格合法吗？公办民营合法吗？教师引进方式道德吗？那个著名教育家出书合法吗、书是谁买的？公办学校的校长到处演讲收入合法吗？缴税了吗？继续下去我就不问了，是因为我比较尊重创新者。
读者们可能更加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拿学生做实验，是应该严格在法律范围内和人性范围内进行，因为教育是严肃的，没有孩子是可以随便实验的。1999年，印度著名的教育学家苏迦特在边远的印度山村、后来在柬埔寨、南非、英国、意大利进行系列的实验，实验得出非常惊人的结论：人类进行到网络时代，学习不仅仅是建构的、还是自组织的。苏加特还对未来的教育三项重要技能重新定义：搜索、阅读、辨别真伪，苏迦特为此得到了2012年联合国教育大奖。然而，教育成就和教育结论都比我们中国教育家们大胆和出位得多的苏迦特，所有的实验是不能违反甚至影响到原有的教学秩序的。苏加特最早在印度边远印度语山村进行的实验：墙洞上的电脑，是不能进课堂的，也不为了那些孩子获得某种好的教育成果的，苏迦特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网络帮助下学习的一般规律。
寻找教育一般规律，经过长期的非成就冲动的观察，才可能找到教育的一点点心得，这就是教育家应该干的。正如美国杰斐逊中学和罗伦斯维尔中学（前者是美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后面是普林斯顿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不可能诞生教育家一样，中国的由精英生源和精英教师所组织的精英超级学校，不仅产生不了教育家，中国人应该以此为耻！
文章写到这里，质疑十一学校系列六篇文章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和此毫无关系的人，对此感兴趣，纯属个人爱好，本人非常信奉马克思，他老人及说因特网一定能实现，他老人家说劳动是个人爱好而非为了换取什么，指的是我：魏忠。
我质疑的是十一学校的模式而非十一学校本身，我质疑的是李希贵现象而非李希贵本人，本人是研究大数据的，如果这些通过公开资料所得出的业余结论伤害了当事人，伤害了谁朝圣李希贵、十一学校、中国教育改革的心，我这里说声对不起了。
张国庆：请善待李希贵——我对魏忠先生质疑的质疑
李希贵老师在十一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受到持续关注并不偶然，因为自新课改实施十几年来尽管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它作为一种新生现象，由于理念定位的混乱，人们在课改中既出现了方向上的迷失、也出现了方法上的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一直在翘首盼望能有一个样板作为前行参照。李希贵生逢其时，他在十一中的成功举措，不但在教育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同样也吸引了教育圈外人士的眼球，魏忠先生对李希贵的质疑，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炉了。
魏先生对李希贵的质疑洋洋洒洒上万言，他在强力印证这样的结论：李希贵的教育教学改革是独有的；是在占有强大资源优势下取得成功的；李希贵应该背负掠夺教育资源方面的道德责任。总之，李希贵的教育教学改革既不可学也不可仿，他在十一中所做的一切误导了教育，教育者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是否可行？我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我认为自己很有必要站出来对魏先生的质疑提出再质疑。在我看来，他的质疑角度基本没有触摸到教育的本质，理由有三。
质疑一：教育资源是否决定教育的一切。教育资源是教育能够得以正常展开的前提，这个道理不会有人否定。问题在于，魏先生认为李希贵在十一中所作的一切，基本归因于是在占有绝对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读过李希贵文章的人都知道：李希贵教育追求的核心在于培养儿童的人格品质，他在十一中所进行的整套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他的改革可以说填补了当前基础教育的真空。如果说李希贵成功了，只能说明他有效利用了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地球人都知道，我国有钱的学校并不鲜见，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很多学校是挣钱越来越多，离儿童却越来越远，而李希贵没有让钱蒙住他的思想，面对这样一名教育者，魏先生实在没有理由对他进行鞭挞。在魏先生他的字里行间，一直透漏着这样的信息，没有资源优势，李希贵什么也不是。我所质疑的是，在他上万言的质疑中，只字没有质疑李希贵怀揣的教育理念有什么不妥，他在践行教育理念中缺少了哪些努力。这就让人纳闷了，教育除了拼资源之外，难道就没有其它追求了吗？如果有，为什么魏先生只字不提？当然，魏先生不会别有用心的，但他选择这个角度质疑李希贵，就很容易让人联想他的质疑动机。
质疑二：李希贵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否具有普及推广价值。如果我们单从学校的占地面积、基础设施及师资力量这个层面，十一中不但现在，即使是将来也是我国教育界的世外桃源。而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我们只能从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个标准去衡量。魏先生自己也承认，北京十一中所进行的“翻转课堂”“小班化教育”“走班制”“取消班主任”成功了。这个成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希贵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就拿小班制来说吧，稍在教育界呆过的人都知道，不要说在北京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就是在普通县城学校实行小班化也是一个顽疾。顽疾的根源在哪里？据我了解，是由于财政缺少扩充编制的投入造成的。李希贵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然是因为他有充足的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顽疾的存在而把气撒在李希贵身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国家在政策出台方面如何借鉴推广十一中经验，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资本舍得为教育投入。如果是这样，我相信十一中模式会指日可待。
质疑之三：李希贵是否应该背负掠夺教育资源的道德责任。十一中拥有中国最豪华的师资力量。魏先生对此极为反感。是的，从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看，能够像李希贵这样大手笔地引进高学历的人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学历高端化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我百度了一下，在美国中小学教师中的硕士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博士超过了百分之五；在芬兰，只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具备有中小学教师资格。李希贵的教育实践启示我们，这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虽然现在无法做到，但不这样做一定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李希贵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教育者，其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良好教育的金光大道。至于李希贵老师是否应该为此背负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很经不起考证的话题。我只强调一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往往是现实的。至于为什么，看一看我国众多优秀教师当前的境遇就会完全明白。
最后，我很想说明，作为农村小学的一名普通草根，我所在的学校与十一中的条件相比不知要差多少个档次，我之所以要质疑魏先生，呼吁善待李希贵，源于我从李希贵的教育实践中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教育，我看到了良好教育的方向、方法所在。
沈祖芸：集聚资源的真相——为李希贵们的教育改革说点话
作者感言
今年2月底，教育部“破天荒”地在一所高中现场召开了月度例行发布会，面向中央媒体专题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教育部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发布和解读政策，到走进一所基层学校推介改革经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凭什么“偏袒”这一所？其他学校会“怎么想”？“这一所”足够好吗？但教育部依然走出了表达鲜明态度和明确导向的这一步，这本身就值得赞赏。发布会之后，中央媒体马上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台都在头条等显要位置上报道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改革。也许一边倒的正面宣传让人们开始“腻味”，于是，近期网上盛传质疑帖，一些网评人更是契合读者心态提出了貌似有理的论据，对此让我不敢苟同。
中国教育需要怎样的改革？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实践者？有了生动的学校改革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人、审视自身？我们需要怎样的借鉴与正能量的评论？
【上篇】关于集聚优质师资的质疑
我的观点：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是稀缺资源，关键是学校究竟集聚的是学历还是“人”。
批评者拿出最大的“把柄”就是十一学校拥有42名博士、100多名硕士、30多名特级教师的“奢华阵容”，并且据此推算，全国需要培养百万名博士才能达到十一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十一学校集聚师资资源提出质疑。
第一，我想问的是学校的发展就是到菜市场里“选购大量博士”就可以实现的吗？如果这样倒也简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统一投钱给每所学校平均分配博士硕士，然后就坐等“收获”好学校吧？但事实却是，学校要获得发展，靠的不是“死文凭”而是“大活人”。那些指责学校集聚高学历的言论恰恰没有把教师当做“活人”来看待，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仅仅靠爱心、把自己的一生只奉献给一所学校的时代了，教师越来越需要寻找有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当“人”的意识被唤醒，选择就代表了“我”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学校将会更加趋向于“同道中人”办学，教师自然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会因为认同校长的办学追求而选择、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一起、因为有持续发展的舞台和机会而留下，当然也有教师会因为收入待遇、子女成长、当官升职而走进。
在十一学校，接触到的很多老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让学生拥有选择的地方，教师也同样如此。比如劳技教师谢小川，参过军、原本学历不高、曾带过校外科技航模比赛，来到十一，学校为他成立了小川工作室，以他对技术的痴迷去影响为他着迷的学生；语文教师黄娟酷爱研究鲁迅，在江苏一所中学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无法把自己爱好的鲁迅研究与同样热爱的语文教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只好痛苦地选择放弃家乡的学校，来到京城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之后选择十一，并在学校里创建了鲁迅主题语文教室，创造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爱戴；生物教师王春易在天津已经是最年轻的特级，但因为家庭搬迁走进十一，在这里她完成了个人专业发展的三级挑战性台阶——参加竞赛让她找到学科前沿、改变教学让她发现学生能量、学部改革让她领悟教育本质；历史教师魏勇当过民办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经历过平时上完课就去赶集种地的滋味，也当过县中教师，眼见着在升学指挥棒下教育如何“罐装”学生的过程，之后因为向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办公室氛围，在上海和北京学校的选择中确定了十一……因此，“好学校”不是简单的文凭堆砌，而是同仁归属。
不仅仅是十一学校，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为什么会集聚那么多好教师？因为深圳是改革的“代名词”，深圳中学是教育改革的“先驱”，那些怀揣着教育梦想的教育人情愿砸了在当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选择到这里开始人生的“二次、三次创业”，为什么？因为还有理想，还有想改变的冲动，还有对自我的否定和再造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好教师作为“大活人”而非“死文凭”存在的意义。
第二，我想问的是究竟有多少校长真正认识到教师的价值？这个问题或许更加严峻。当我们在为十一学校的豪华整容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无论是在山东高密还是帝都十一，始终认定并践行的是“教师第一”，他非常明白只有校长打心眼里认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才会实现“学生第一”。对于李希贵而言，凡是教师的事就是头等大事，为教师的教学创造支持的环境，在教师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倾听每一个教师的声音，让“平等、尊重、选择、自由”的思想在人影响人的过程中发生。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永远都是稀缺资源，永远无法做到均衡地“配发”优秀教师。同时，但凡“优质学校”，无论校长办学风格有多不同，对教师的珍视确是共性。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二中，校长钮晓桦设计的校史室是以“教师博物馆”为主体的，这里留下了历年来每一位教师的“物件”，一张誊抄的课标、一本听课笔记、一张用过的书桌、一台淘汰的打字机，一个物件就是一位教师的故事，你想，这里何尝不会成为教师留恋的地方？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信任，善于发现和捕捉每一位教师的潜在优势，并鼓励其大胆探索，于是诞生了徒步走西藏的教师、敢于去探究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教师群体、创造各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团队。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样有许多把教师当至宝的校长。比如七宝中学仇忠海，他为教师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教学、爱学生；他把学校发展中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教师，自己却在荣誉面前不见踪影。比如巨鹿路一小，面对一个“可以为了学生的利益拍着桌子指出校长不是，并“警告”校长如果不及时纠偏，她就辞职不干”的个性教师，校长楼海凤宽容、反思、吸纳，并把这样的另类教师作为搅动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资源，而这样有个性的好教师也因为有这样的校长而留在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比如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创造一切条件只为“不让一位教师怀才不遇”。
这样的好校长一定能够集聚更多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就目前转型期中的中国教育，这样的好校长依然太少太少了。靠金钱和待遇，或许学校可以一时“揽到”好教师，但真正持久的，还是校长的理念、理想和个人魅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好校长”出现的时候，好教师分布不均的状况才会得到真正解决。
【中篇】关于十一改革无法复制的质疑
我的观点：任何的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关键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核心经验？
以集聚优秀师资这一质疑点为基础，批评者由此推断，十一学校的改革无法复制，并进一步提出这样在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呵护下的改革意义在哪里。
我从来都认为：一，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哪怕是集团化办学中拥有同样校名的两所学校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教育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平衡的过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突破常规和原有制度的过程，没有先驱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三，虽然改革允许失败，但教育改革的潜台词是不允许失败，因为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来不得实验，因此勇于改革的校长意味着担起了高风险的承诺，今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这个校长的成功，就以为他占了多大的便宜。
从这三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十一学校改革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观测点：
第一，“十一”为高中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十一是否是全盘西化（在我看来是借鉴吸收中的本土改造，这里不做赘述），它都用6年走出来的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很多从美国考察高中回来的教育者都会在羡慕之后摇头说，“这样的高选择、走班制、一人一张课表实在很难做到”“需要多厉害的教师队伍啊”。好，今天，十一就用实践告诉你，在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先行探路者带来的可能性利好，给了很多正跃跃欲试的高中一种信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的局部改革加快了生长的步伐，比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程设计、上海大境中学的课程组合模块、上海市西中学主题式预约学习、上海市向明中学书院制学习等。
第二，“十一”为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样”。你可以赞赏也可以否定，但谁都无法抹去的一个事实是，十一为中国高中改革提供了多样中的“一个样”，这种“样”的模式是从教学、管理等组织方式变革开始的。今天放眼中国，你会发现已经涌现了很多种高中改革的样态，比如深圳中学，是从为学生提供适需的按类选择的课程体系开始的；北大附中，是从独立与分享相结合学习空间设计开始的；苏州十中，是从创建最富中国文化元素的校园环境开始的；上海七宝中学是从着眼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大文大理课程重构开始的；上海市八中学是从“男生班”的创设研究性别学习差异开始的；还有上海长宁区整体的8所高中改革都是从落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学校特色创建层面开始的。
第三，“十一”为我们树立了衡量学校改革的价值标尺。看十一是否可复制不在于“人手一张课表”的可行性，也不在于多少位教师能开发多少门校本课程的现实性，而在于树立了一把“自适应”的学校改革价值标尺。今天，当我看十一，或者看其他正在改革中的学校的时候，往往产生这样对照点：
这样的改革是否根植于“这一所”学校的土壤。李希贵敢在十一进行整体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敏感地发现这所学校的前任校长打下的改革基础——让每个教师拥有了“变化就是常态”的适应力，因此，当改革来了，教师们并不害怕也不抗拒。
学校改革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了学生的发展。这点应该在李希贵推动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且所有提倡的理念和举措都对师生一视同仁。
一个校长投入学校工作的精力比重。说实话，这点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在今天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所看到的李希贵们，尽管够“大牌”，尽管各地讲学的邀约不断，但他们一周工作的80%时间是留在学校里的，他们的“大牌”体现在可以因为学校而放弃他们认为的“不重要会议”，敏感地洞悉着学校师生每一天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定力，他们才可能始终领先一步做出决策。
学校拥有的持续优质的能力。李希贵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多学校在优秀面前止步不前，就是因为缺少持续优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的课程构建上，体现在与学校办学追求相一致的每一位教师各具风格的教学主张上。
把辐射作为学校责任与使命的题中之义。李希贵说，管理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学校产生交往，在同样“平等、尊重、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进而改变自身学校的办学行为。
当前，我们的确无法回避有些在改革发展中的学校盘到了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在风险和收益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关键在于收获之后有没有反哺，有没有把自己“赚到的”给更多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希贵推动的“新学校行动”，通过民间的力量，从十几所学校到今天上千所学校的加入就值得圈点，而且这样的行动不是为了“再造十一”，而是通过交流分享，“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让学校汲取“十一”中可借鉴的因子，进而播种和改造自己的学校。
【下篇】比批评更重要的建设性
我的观点：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未来需要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
当前的教育批评往往出现两种症状：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成为改革热点的学校都大加批判，有的甚至不做深入调查，也许只有针对改革热点的批评，才会产生眼球效应，以提高对评论者的关注度；二是常常用结果推导过程。比如学校拥有多少位博士、多少位特级教师，进而笼统地推导结论就是聚敛师资资源，而且这样的推导的确具有杀伤力，会引起师资匮乏的学校产生心理落差。但是能不能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呢？这些博士多少是在校培养的，多少是博士毕业后留下的；这些特级教师多少是自培的，多少是引进的，引进的来源又是哪里；还有，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有没有被淘汰的教师，他们是不适应还是寻找更加适合的岗位？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有说服力的批评。
那么在这里，我也提两条建设性建议：
一、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中国太需要有理想、有主张、敢担当、勇改革、重人本的个性校长了，不加速这样的校长培育，那么出再多再好的教师，也会无处安身。当前的校长队伍中，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行政任命，因此校长办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很大部分校长没有动力改革，改革对我有什么好处，如何去面对失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没有缺点的校长出现，导致的就是平庸化的人和平庸化的学校。然而，在今天瞬息万变和处处蕴含发展机遇的时代中，校长最关键的不是勤俭、不是摆平，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或政府或民间涌现的，如新学校行动、新基础教育、新优质学校等都是培育新型校长的好途径。
二、请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自从上海连续两次PISA第一之后，世界各地都在寻求上海秘密，结果得到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特有的教研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分享，普通教师教学质量通过群体的力量被整体得到提升。
随着接触的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的个人经历丰富性也是成就好教师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师会像中国教师那样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他们或经历动荡，有能力但没有资格读更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师范，他们或面对转型，不断经历阵痛与改变从不让选择到选择太多；他们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农村山区走向城市中心，他们或无奈地接受学校拆并布局调整课程改革，而被动地不断适应。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和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合作教研一起成就着每一个独特的教师风格。
然而未来，随着我们时代发展越来越稳定、生活水平越来越安逸，就必然出现教师经历的单一化，或许未来的教师都会拥有高学历，但是他们也会伴随着少经历，为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教师经历赋值”给予政策设计呢？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多走向社会的经历，并给每一种经历进行记录和积分，甚至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的责任与使命。这样的话，当集聚着优秀师资的像十一这样的“好学校”，就可以为教师设计“经历档案”，刚刚毕业的博士，你是否要去农村支教？成为了特级教师，你是否应该每月在全市或区域层面有同行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特色教师，你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特色传播教育理念？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构成“这一个”教师的经历档案，成为晋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其教师生涯的重要见证。
对于改革，你可以怀疑，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你可以批判，但要基于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请不要让改革者成为先烈，也不要让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