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将的题材由宫廷移到市井，由台阁移江山与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杰”的称号在当时即已出现，但其排列顺序却有不见的说法，或云王杨卢骆，或云卢骆王杨。《旧唐书》卷一九0《杨炯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以为然。”可见这种排列有表示评价高低之意，而张说《裴公神道碑》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郗云卿的《骆丞集序》云：“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后来明人王世贞在《全唐诗说》中亦云：“卢骆王杨”。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中认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象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他认为“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大了十岁的光景。”“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不论是王杨卢骆，还是卢骆王杨，闻氏提示出四人为两组，对认识四杰还是颇有意义的。所以他说：“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意思。”除此外，他认为在创作上，卢骆擅长的是歌行，王杨专工五律。
“四杰”的齐名，除了文章的原因外，似还有个性的原因。他们的个性都很张扬，行为都比较浪漫，遭遇也都比较悲惨。因为个性张扬，行为浪漫，因而备受时人的诋毁与唾骂，也因遭遇的悲惨，也受到了后人的同情。当时人称他们为“浮躁浅露”，不能致远。《旧唐书》卷一九0《王勃传》载云：“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为幸。”裴言不幸而言中。关于这一点，从四人的生平遭际可以看出。
1、卢照邻（637？－689？），字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最初他作过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迁益州新都尉，因患风疾去职，隐居太白山。后服丹药中毒，病势加重，足孪，一手又废。移居阳翟具茨山（今河南禹县）下，预为墓偃卧其中。后因不堪病痛，乃自沉颖水而死，有《幽忧子集》七卷，今人徐明霞点校本将他和杨炯合为一册，中华书局出版。
2、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宾王天姿聪颖，七岁能诗，其父曾任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令，少年曾随父至博昌，不久父死任上，他在穷极无聊中渡过其早年生活。约在高宗龙朔元年，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朝廷诏令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陈述己能，他却耻于干进（《自叙状》），不久即离开了元庆幕。后又曾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谪，从军西域，在塞外游历两三年后返回，又在蜀中游宦多年。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又被诬坐赃下狱。出狱后于调露二年（680）除临海丞，后弃官居扬州，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在扬州暴动，辟骆为艺文令，写下了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不久徐兵败，骆下落不明，或云于乱军，或云出家为僧。（《唐诗纪事》载：“宋之问贬黜放逐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岧嶤，龙宫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照明灯曰：“少年夜久不寐，何也？”之问对曰：“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乃骆宾王也。”）
3、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王绩之侄孙，王通之之孙。其生卒年说法不同。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其：“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致其乐，颜氏斯殂。”据此知其享年二十八岁，当生于公元649年，卒于676年。《旧唐书》本传去其卒于上元二年（则卒时二十七岁），《新唐书》云其卒于二十九岁，恐皆误，因为杨炯与王勃同时，其记必有据也。他十四岁即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召署为修撰，因作《檄英王鸡文》，高宗以为挑拨诸王交构，即日斥之，不令入府。因漫游蜀中，一度任虢州参军。后官奴曹达犯死罪，勃匿之，又惧事泄，遂杀之，犯死罪，遇赦革职。父王福畤亦因坐迁交趾令，勃往探视，渡水溺死。王勃才华横溢，《唐才子传》云：“属文奇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选磨墨数升，则酣饮被覆而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清人蒋清翊为之作注。
4、杨炯（650－693以后），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又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三岁任太子李显府中的参事司直，又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后因其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叛乱事牵连，迁梓州参军。又任盈川县（今浙江衢县）县令。死于任上。有《杨盈川集》，原三十卷，今有十卷，有诗30余首，全为五言。
从上可以看出，四杰的生平遭际与个性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一生大都地位不高且遭遇坎坷。他们早期都有京城生活的经历，但又都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京城而到处流离漂泊，这种生活经经历，对他们的创伤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卢照邻投水自尽，骆宾王下落不明，王勃溺水而死，只有杨炯得以善终，但总体上却都享年不永。
第二，他们都是有才华而恃才傲物的人，个性都比较强，也即所谓“浮躁浅露”。杨炯在“四杰”中算是比较沉静的，但也恃才凭傲，《唐才子传》载云：“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尔！’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王勃也有恃才傲物的记录。《唐摭言》载云：“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都，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珍，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婺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不过闻一多先生认为：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他说：“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因为‘王勃在短短的二十八岁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一大堆的著述’”，计有《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而卢、骆则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他认为骆宾王“是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义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所谓“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杀人报仇，革命”的事，指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当时骆宾王正是由于仕途坎坷而满腹不平之时，因此徐敬业征诏他为艺文令，便一拍即合。文中对武则天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说她：“入门见疾，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武后读之，但嘻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武后变色曰：“宰相何得失此人。”而所谓“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则是指他在蜀的两桩公案，他有两诗写此事，一是《代女道士王灵妃答道士李荣》，一是《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总之四杰确是有个性的诗人，也正因此，遭到了时人的诃责与唾骂。
关于四杰的创伤上的特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并且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他们变革意识，从杨炯的《王勃集序》可以看出，其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风，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里所说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主要指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因此，他们变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上官体”。我们知道“上官体”是当时宫廷诗风的典型代表，四杰反对“上官体”是具有重要诗风改革的意义的。
第二，在创作上，他们的诗歌的视野与题材大大开拓了。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与塞漠。我们知道，初唐前五十年的宫廷诗人，其诗歌创作的范围，不离于宫廷的宴饮、酬唱、奉和与应诏，视野比较狭小，而到了四杰，他们的创作则展现了一个宫廷诗人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写边塞立功，功名追求，人生哲理等等，把诗歌的题材领域拓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古意”本是宫体诗惯用的题目，但他却把宫体诗原写宫廷转到市井生活。诗中既写了长安的繁盛，还有王公贵族的车马、宫阙、第宅的壮丽、权贵的竟逐豪奢，既有王孙公子，军官侠客的纵情声色，市井娼家对爱情的充满热烈而又颠狂的追求，还有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样的内容已不是宫体诗、宫廷诗所能容纳了。而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中所写的“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等，则写到了前所未曾见过的边关生活，有了与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此外象王勃的《秋日别薛昇》，《山中》，《滕王阁诗》等，或写送别，或写羁旅，或写人生思考，都表现出了他们在诗歌题材上的新开拓，“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了宫廷的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地天地就在面前了”（罗宗强语）。
第三，在诗歌的感情基调上，他们的诗歌变得更加充实，他们或在诗歌中渲泄他们抑郁不平的牢骚，或写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都具有一种昂扬、壮大、浓烈的情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谈到卢、骆对宫体诗的改造即说他们的诗“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这里的气势、感情，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是唐初的宫廷诗所没的。不仅卢、骆如此，王、杨也是如此，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其不论是写送别还是写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无不以充沛的感情，壮伟的气势充塞其间。这种强烈、昂扬、壮大的情感正是唐诗个性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而这些在四杰诗中的出现，也正是四杰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之一。而他们在歌行与五律两种体式的探索，也为唐诗后来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