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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恐怖的回忆
一谈起“红色高棉”，司机小陈和导游蔡先生就表现出仇恨！他俩都是当地华侨，司机小陈一家有四人被害，导游蔡先生家中也有三人被害。36岁的蔡先生尽管不愿回忆辛酸往事，还是断断续续地述说了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全市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金边，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
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采取观望态度。后来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蔡先生父母给兄妹四人随身带了些干粮，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他们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
为了消灭富人、把所有柬埔寨人统统变成穷人，红色高棉把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等生活用品，当作“革命”的对象，通通烧掉，砸掉；货币被取消，黄金、白银、美金成了粪土。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作手纸用。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仅仅几昼夜间，他们与金边人一起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人，一落脚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红色高棉为了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要求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
那时，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色长袍或中国文革式的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革命头。不许自由恋爱，婚姻由组织指定配对。家庭也被解体了，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吃”在公社大食堂。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乾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导的那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导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华侨不理解：“中国是红色高棉的最大支持者，这些忘恩负义的豺狼为什么要屠杀华侨？难道中国政府会坐视不救？”有一次，蔡导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拼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高棉枪毙了几个人。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
一次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这对华侨们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大家彻底失望了，知道毛泽东是支持红高棉的。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蔡导一家和华侨们度过了三年八个月地狱般的生活，终于盼到救星洪森领着越南人打进了金边。骨瘦如柴的母亲在解放前的二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而活活饿死，临终前一手拉着兄弟俩，一手拉着丈夫，说中国广东老家有她的亲人，一定要逃脱红色高棉的魔爪。父亲总算坚持带着他兄弟俩从地狱爬了出来，可终因积劳成疾，回到金边第一年就得重病去世了。临死前他一直跟蔡导兄弟俩说：“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要看到红高棉会有什么下场？”
政府后来的调查统计显示，这期间有100多万人在红高棉的迫害下，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华侨就有几十万。
令人欣慰的是柬埔寨政府要公审红高棉的决定今年又提出来了。。。
柬埔寨华人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罪恶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中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中，原本没有参观罪恶馆的活动，原来是怕中国游客参观后回国宣传影响太坏，所以取消了柬方安排的这些参观项目。关于红色高棉的故事，中国尽量避而不谈，政府也不希望人民知道。什么原因？说穿了，这是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打掉门牙往肚里咽”、有苦难言的事情。
纪念塔共十七层，陈列着遇难者骷髅，8000颗头盖骨按性别、年龄密密麻麻排列着，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有二万处。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S-21杀戮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尸体。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但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导游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出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暴徒们倒拎着孩子的双脚，将头对着大树“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遭强暴后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本能地深呼吸，能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直至今日居然还隐隐散发着阵阵恶臭！
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原杜斯兰监狱），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波特罪恶馆”对外开放。红色高棉当年学习的是中国“文革”。每个到柬埔寨来的中国游客，都应该去参观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文革博物馆”，在这里了解这段类似的历史，反思过去。
1979年在这所集中营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老师、工程师，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当时波特把他们又骗回金边，关在这所中学里全部杀光。这里曾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洪森领越南人打进来时，生还者仅剩七人。四幢教学楼，间间有冤魂，阴沉沉的。
讲解员说，你们脚下三米处就是红色高棉当时杀人的万人坑。顿时感觉一股阴气直逼脚底，浑身直冒寒气。在集中营里，我看到三幅印象极深的照片，一幅是当时外交部长郑璜，被处死的方式是活活捆绑着，把他的内脏挖了出来；另一幅是他漂亮的妻子，被轮奸后用铁钉活活锤打在乳房上；还有一幅是把他19岁的儿子关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铁笼里，里面放进剧毒的毒蛇、蜘蛛、蜈蚣。红色高棉的这些法西斯暴徒们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哑巴牢房——目的是为了防止施行酷刑时被害人喊叫，在牢饭里放药，使囚徒变哑巴；十平方米硬塞进了二十名囚犯，永远站立直到死去为止；为了节省子弹，红色高棉的暴徒们用铁镣、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晒，再活活剥皮；把婴儿抛向空中，比谁用刺刀挑得准……
集中营每个教室里都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
当年杜斯兰监狱摄影组长后来坦白说，柬共规定对每个受害人要拍照留案底，重要犯人在处决前后，都要拍照片送给波特与宋成过目。杀人犯都是一些十六岁的波特青少年兵，经过红色高棉的法西斯灌输，这些未成年人成了杀人工具。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中国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也被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波特仇恨富人、美女、知识分子、侨民，认为他们是剥削阶级、不听话，是革命的敌人。
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因为绝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了。
波尔布特与中国文革
波尔布特深得中国“文革”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在柬共上台前，波特就师从中共，1965年，波特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1965年11月到66年2月他一直在中国学习取经，当时不少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为他打气，暗中援助他。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多次教授他“文革”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革命”等极左理论。文革时他又多次到中国秘密取经，还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那时正是毛对他所发动的文革坚信不疑、豪情万丈的时候。波特像小学生一样聆听偶像的一番“谆谆教诲”。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高潮：全国上下试图消灭一切阶级区别，全国男女老少都穿蓝色中山装和军装；知识被视为万恶根源，学生不读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残酷打击各级干部和一切“牛鬼蛇神”，全国搞“文攻武卫”。他感到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当时中国对红色高棉的经费资金、武器装备提供无偿援助，就像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兄弟党一样，要什么给什么。在中国的援助支持下，原本弱小势力的红高棉，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并攻占了金边。
（1970年，毛泽东与红色高棉外交部领导人英萨利握手，后面笑容可鞠的就是红色高棉党中央领导人波尔布特）
1975年柬共上台后，波尔布特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全部遣散出城。“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华侨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三年多，就搞了五次大规模的清洗，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员清除掉，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也清除掉，最后清洗华侨干部与一切他怀疑的人。三年里，这个疯子杀了自己手下十万干部与党员，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宋成也杀害了。波特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像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的那样：“我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你们却在实践了”。
杀光人后，波特开始搞变态的社会主义，废除货币、搞文化荒漠、不要城市、不准自由、不准自由来往、不准自由恋爱、婚姻由政权分配、不准宗教存在、一切合作化、军事化。波特首先“禁商从农”，商人被赶离原居地到农村和荒野去安家落户，没有商店，政府就在每个市镇开办一个合作社以代替。废除货币，人们只好进行物物交换，因为波特认为如果不使用货币，美国特务就无法进行活动，就不能用货币收买人心。他还在全国“建立合作社”，农民所有田地、生产工具、牲畜、包括家里一切锅盆碗碟都必须交公，再由公家统一使用。使农民真正成了“无产者”、“穷光蛋”，来杜绝他们的私有观念，让他们丢掉旧包袱，一心一意轻轻松松走上社会主义。
柬共还规定全国人民，依年龄、性别，分别住在老人区、儿童区、男青年区、女青年区，夫妇每月可以同住一次。柬共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男女婚姻就如猪狗配种一样，由主人指定，为革命服务。分配的婚姻事前保密，举行革命婚礼时才由政权当场宣布。柬共废除了传统家庭生活，建立起“崭新”的军营生活，男人穿黑衣服，女人留短发，每天起床、劳动、放工、吃饭、开会、学习、睡觉都依上级规定的时间进行。当时柬埔寨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和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这些故事，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对柬埔寨国内大多数人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吃不透他，“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
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外表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波特1925年出生于磅同省波列斯布村一个中农家庭，家里有一些地，还有牛，生活还过得去，父母生了九个孩子，他是老八。越南入侵时，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还有几个侄子被越南人杀害了，所以他与越南不仅有国仇，还有家恨。他9岁出家当了小和尚，12岁时还俗，15岁才进金边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当时唯一的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同时以优良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留学法国时，波特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0年与英萨利等十几个留法学生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他说过：当时他对资本论还看不懂，但他喜爱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他是第一个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留法学生，直到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
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是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波尔布特的悲剧根源，客观方面是奉行集权主义，形成一党专政一人专权的结果。主观方面是贪权贪位，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奉行教条盲目、脱离实际，思想僵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只关心那个抽象的“人民”，却早已忘记了人民是由一个个有感情有思想的具体的人组成的。只有对每一个人的爱，才有可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未来。那些打着“为人民服务”却在同时大开杀戒的波尔布特之流，不过是用自己的理想在屠杀同胞而已。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波特认为中国也变修了和苏联一样，但他没有像阿尔巴尼亚等国那样大骂中国，因为他需要中国这座靠山，他还需要中国的各种援助，所以才不致于为这件事和中国闹翻脸。
据说波特在后期曾后悔过，他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搞过头了。他评价自己1979年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决定放弃在柬埔寨搞社会主义。他说：在柬埔寨只有红高棉根据地的少数农民支持搞社会主义，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支持。而且在国际上支持越南打柬埔寨的国家倒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他得知联合国要公审他罪行时，曾表示愿意接受审讯。我想他一定会有话要说，从而使人们能清楚地了解这个极左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形成和决策的，为什么对国家与民族造成如此灾难性、灭绝性的破坏，以便对国际上现存的极端主义起惩戒作用。没有料到，他突然撒手人间，许多历史教训与历史秘密也随之一起进入坟墓。
越南为什么攻打柬埔寨
柬共在执政时对本国人民犯下的各项屠杀罪行，往往要到它垮台时才被部分披露，而仅是披露的冰山一角，已足以让善良的人们震惊不已，如东欧列国、前苏联的大清洗、柏林墙边的射杀。
以屠杀人口占本国人民的比率来看，柬共肯定是杀人大赛中的冠军，（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成）：在被屠杀的人口中，最多的是自己人，即柬埔寨人，约一百到二百万，下来是华人，约二十到五十万，被杀最少的是越南裔，只有两万人左右，几乎被杀光。
为什么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在人数统计上会出现这样大的偏差？因为当年柬共和它的主人销毁了大部分档案，幸存下来的只有遍布全国的万人坑、罪恶馆来不及烧毁的部分照片和九位因刽子手急于逃命而漏杀的囚犯。而那些被处决的人，往往是全家无一幸免，从腹中胎儿到垂死之人，都被成家、成族地处死，没有留下一点这些人曾经在世的痕迹。我姑姑、姑父一家连半点东西都找不到，如果不是我们都知道她们生活在金边市，以卖中国杂货为生，哪相信世上有过这一家六口人？
那些残存的百姓，多半是生活在磅逊那一带柬共老根据地的人，对大屠杀并不了解，而那些参与大屠杀的人或自愿或被迫紧闭着嘴。国际社会只能象统计大跃进饿死人口一样，用死亡前的人口减去残余人口来粗略估计，因此被屠杀的人口从三百多万到一百多万，悬殊极大。真正掌握真相的，只有制造这场灾难的柬共，但这些刽子手怎会自证其罪？他们销毁罪证，杀人灭口还嫌不及。因此，要揭露大屠杀的真面目，只能等到垮台，对洪森的压力与控制解除之后，才能全面去做这个工作。柬埔寨的大屠杀从柬共取得政权直至被推翻，持续了三年左右，一直不为外界知晓，保密与控制的功夫十分到家，若非一场突然的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也许没有做完的试验，就会在柬埔寨做完：从肉体上彻底消灭阶级异己分子。
揭开柬共大屠杀面纱的不是注重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而恰恰是阵营中的越南，他们因为出兵推翻了扶植起来的波尔布特，让洪森掌权而受到谴责甚至发展到以后的兵戎相向。
越共柬共的战争起源——两万越南裔被杀。只有两万越侨被杀便让越共出兵灭了柬共，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真相，但就这么简单，这是越南各地、各族群得出的结论。
越南之所以出兵柬埔寨，并不是仅仅只有所谓的越共有称霸的野心，实实在在是因为有两万越南裔的柬埔寨人被柬共杀了，不管这些人的阶级成分是什么，他们都被越南人称作同胞。越南军队、越南政府觉得他们有保卫自己同胞的天职，谁也不敢承担抛弃越南侨民的责任，如果不出兵，越南领导人害怕将来会被追究个人责任。于是，越南打了柬埔寨，并且打得十分漂亮，因为他们得到了柬、越军民的大力支持，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华裔被杀人口是越南裔的几十倍，即使知道大屠杀的少数人，又有几个知道完全的真相？
当年越南为了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找到合法的解释，几经掂量之后，越共选择了披露柬共大屠杀真相，以获得国际道义支持的手段。并从缴获的大屠杀证据中选择性地向世界进行了披露，虽然这是有着极大保留的公布。现在我们所能查证到的大屠杀事实，还停留在越共同意披露的部分及一些受害人家属提供的个案层次上，更多更重要的部分，还被越南作为敲诈谈判的筹码保留着。
因为在当年柬共的大屠杀中，柬共扮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可耻的角色，时至今日，外交官出传记的不少，却没谁敢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当年柬共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当时几十万的华侨被柬共杀害，柬共没有透一点风声，除有权知晓的柬共那几十个人外，被蒙在了鼓里。实际情形，柬共大使馆最清楚，当时，遍布柬埔寨各地、党、政、军各部门，正是这些人帮助这支丛林游击队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有投诉或求救的信件，都被柬共大使馆及其领导下的“专家”们封锁了，华人的信件被翻译成柬文，或直接就较交给了柬共，这些投诉或求救人的结果就可想而知。而柬共情报官员的水平都很高，许多人都是直接训练出来的。
越共出兵灭柬共，措手不及，连动员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没有快速反应这一个兵种），只有警告加威胁，而越共入柬，显然获得了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越南的做法为人类社会了解共产极权的统治真相提供了一个窗口，也无可避免地把柬埔寨屠杀侨民的罪恶暴露了出来
在柬埔寨大屠杀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并不只是柬共，而是他的上级领导部门，因为当时的柬共并没有多少自主权。因为不仅柬共的军队要依赖援助，更主要是柬共的军队也掌握在军事顾问的手上，布尔波特这个总书记是个傀儡，一切决策权都掌握在那几个人手中。柬埔寨大屠杀的策划与监督执行人，应对整个大屠杀应负大部责任。
那些制定及执行大屠杀方案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国际法庭所追究，使用了各种手段来阻止联合国对此案的公开审理。乔森潘最近出书为自己辩护称：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没有参与大屠杀，完全是撒谎，而他这样讲的目的是将要把幕后主使者供出来。
红色高棉案，一直是压在心头的梦魇，令他们惊惧不已，频繁地外交斡旋、经济援助，只求在一番努力之下，洗去手上的血迹，公审的几次反复，一再推迟，罪恶馆的关闭，就是施压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被柬共士兵所屠杀的柬埔寨人、华人、越南人的灵魂安息了吗？他们的亲属所遭受的心灵与肉体的创痛愈合了吗？人间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那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
没有！面对冥冥之中无数受害者的眼睛，这些活下来的人可以放弃吗？
（当年柬埔寨人夹道欢迎侵略的越南军队）
越南入侵柬埔寨 30年后获尊重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员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让人对那场战争的正当性表示质疑，虽然中国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中国当时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面对那场战争，柬埔寨人为什么向“入侵”的邻国越南表达了诚挚谢意，而对中国只字不提呢？很有必要回顾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那段恐怖岁月——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
柬埔寨共产党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共产党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Democratic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紅色高棉”。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Nol）趁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Sihanouk）到中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领导人是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非常恐怖统治，试图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波尔布特政权以美军将空袭金边为借口，向金边人民喊话，要求居民疏散到乡下，并许诺三日后可以返回首都，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金边居民下乡后，大部分遭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屠杀，能活着回到原住地的不到一半。
红色高棉执政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別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紅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內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色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
中国政府随后以越南军队侵犯柬埔寨为由，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30年后，当柬埔寨人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时，谢辛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越南协助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了解。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于心脏病，目前被法庭拘留等待受审的红高棉领导人，包括二号人物农谢（NuonChea）、前外长英萨利（IengSary）和妻子英蒂丽（Ieng Thirith）、康克由（KaingGuekEav）。康克由的审讯预计在2009年3月展开。其他人由于年事已高或患病，审讯则将展延到2010年或以后。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学生”，也得到了现任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印证。2007年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几度秘密访问北京，因周恩来病重，波氏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不消说，毛对他来说是一尊超神。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国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
波尔布特这套构想从何而来呢？按说他通读四卷雄文，晓得“新民主主义阶段”之重要，岂敢当面去捋毛的虎须？原来，真正领悟毛泽东思想精义的，还真非波氏莫属！其时，张春桥、姚文元于1974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奇文，深得毛的欣赏，并译成多种文字，毛泽东早先已向访华的英萨利推荐过。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晓得，张春桥所以从较低级别的干部而平地青云、荣宠有加，就是他发表于五十年代的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被毛的青眼看中。
毛泽东很喜欢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供给制，讨厌24级工资制，所以人民公社与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毛式大同思想的产物，但即使以毛的威权仍不足以在庞大的中国彻底实行之，故此毛经常嘲弄道：“资产阶级法权象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意在抨击那些抱着现行体制不放的同僚。张春桥、姚文元的“全面专政”论，正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的延伸。而波尔布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咂品出其中真髓来，真是难为他了。
总之，毛闻言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至于以后的情节，奥斯卡金奖巨片《杀戮场》（又译《战火屠城》）已有形象的描述。
高棉民族的命途从此进入了一条最黑暗的时光隧道。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
4年时间，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由于波尔布特的这种思想与理论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扼杀了人的积极性，经济的竞争活力，所以它严重地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结果一向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饿死了无数人。所以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直到把亲密战友宋成一家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你听过这样句句沥血、字字见红的“国歌”吗？其大凶之象跃然其间。果然，就在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另一股血潮又漫过了高棉国土。
红色高棉制造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必将随着正义的审判而剖开隐藏在他们自称庄严革命理想下的无耻行为。中国曾在让无产阶级革命火种蔓延全世界的精神感召下，给予了红色高棉无私的“支持援助”，正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崇高革命理想，却把柬埔寨数百万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红色高棉顶着赤色的光环，终于在历史的正义车轮下湮灭了光环，留下一道凄惨的人类血红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