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艺术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 解读中华艺术宫
一个城市的繁荣发展，不仅仅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亮丽的商店橱窗、密布的高架桥和地铁网，还应该包括人们的文化活动和艺术创造，这是城市的品格和灵魂。
建设一个艺术宫也许只需三年，而打造世界一流的艺术博物馆则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收藏了一个民族的古老图腾，审美记忆，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
化蝶篇·从中国馆到中华艺术宫
16万平方米的体量，震动海内外的巍巍盛名，周边商业开发擂鼓阵阵，中国馆将如何选择它的未来？当城市把最厚重的珍藏留给艺术，请让我们为这座城市鼓掌----转型中的上海开始重新审视它的灵魂。
寻找上海的艺术圣殿
2008年10月31日，世博园中国国家馆迎来第930万名观众。此时，盛筵静待收官，繁华行将落幕。“这里以后做什么？”涌动的人潮中，历史教师戴羽浩不禁浮想联翩。
1988年出生的戴老师，大学时代因为迷恋艺术而在一家高校陶瓷艺术馆担任志愿者，在上大附中执教后，他一头扎进美术史的研究中。这一天，他站在“中华之冠”的廊柱下“几乎要迷失了”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座让他仰望得快要“窒息”的宏大建筑，最终会与他热爱的美术相遇。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中心城区，在150年前跑马厅所在的小石楼----今天的上海美术馆中，正在为吴冠中《我负丹青》回顾展布展的职业策展人江梅，也完全没有意料到，她后半生的职业和这座庞然大物交集。
“整个美术馆三个楼面都腾了出来，倾全馆所有，要为吴老的87件捐赠作品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彼时的江梅，正沉浸在职业兴奋中，这是她16年策展人生涯中少有的“尽情尽兴”。很多年来，囿于上海美术馆展厅不足6000平方米的肤寸之地，很多名家作品只能束之高阁。“全上海还有三、四万件藏品分散在文联、美协、画院和美术馆的库房中，难见天日。”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知名艺术评论家毛时安告诉记者。
而在江梅的记忆中，很多馆藏只能在展出淡季拿出来做短短一个月的“长期展”，往往惊鸿一瞥后最终回归黑暗。唯一的“长期展厅”仅200平方米，曾经展出过吴冠中作品20幅，不及总收藏量的五分之一；展出贺友直连环画作品，仅为全部藏品的半数。在无数次遗憾中，江梅也在等待，“偌大的城市，能否包容下一座真正的美术馆？”
画堂外，关于中国馆去向的猜测早已是一片喧嚣。站在“大阳台”上北望黄浦江，临江的奔驰文化中心倏忽变身为一掷千金的商演娱乐场，入夜后笙歌欢舞唱尽繁华；向东，沙特馆“月亮船”已俨然上海旅游新地标，即便世博落幕了依然游客如流；往西去，一片央企总部大楼已打下地桩，五星酒店雏形历历在目，意大利中心时尚名流云集，一条高端商业精品街亦开幕在即。有一种声音在猜测，中国馆将改造成上海最大最奢华的商业展馆。还有的声音则表示，让中国馆变身比肩“伯瓷帆船”的7星酒店。各种资本的力量、商业的目光聚焦于它。
“上海这座在世界享有崇高地位的城市，能不能给一座真正的艺术博物馆留下空间？”各种喧嚣声中，文化界人士也在期盼。“世界几大美术展馆，卢浮宫15万平方米，大英博物馆13万平米，大都会18万6000平米，无不是由宫殿改建。”艺术评论家毛时安发出了这样的呼唤：上海是一座需要光荣与梦想的都会。
华丽转身：智慧和魄力的交融
上海的决策者并没有太多的犹豫。2011年11月，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决定将上海美术馆东迁，由中国馆改建为中华艺术宫、城市未来馆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中国馆仅建设资金就将近25亿，加上土地价值和世博会带来的全球性声誉，牺牲巨大的商业利益，不仅是勇于割舍的魄力，更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作家龙应台说，看一个城市的广场，就会泄露这座城市的底细。其实，看一座城市的艺术博物馆，也无不泄露它的灵魂和价值观。没有卢浮宫的巴黎是否仍然是那个巴黎？缺少了真正的艺术博物馆，上海还剩下什么？
“我想站在大阳台上，瞭望全国走向世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在解释为什么要取“中华艺术宫”之名时告诉记者，只有一座真正的艺术博物馆，一座不拘地域、无论贫富的博物馆，才属于这座开放的城市，在“中华”这座“大阳台”上，上海的城市价值才会更清晰，从上海出发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路径才会更畅通。
复兴篇·大都会文艺，从这里出发
没有上海，中国艺术史怎么写
打开尘封了150年的历史记忆，当英国驻沪领事在护界浜圈地大兴土木建造远东第一的跑马厅———今上美术馆所在地时，曾繁盛一时的扬州画派正日渐式微，而画风清新通俗的海上画派却得益于上海商埠开放后的人文荟萃而蔚然成风。从那时起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始终保持着中国美术中心的地位。
长期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毛时安在回望那段历史时，用了“上海美术对于近现代中国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这句话，来表达一个学者对海派艺术的崇敬。
他提到了“土山湾美术教育”这个当今年轻人有些陌生的名词。20世纪初，土山湾工艺院和新华艺专领风气之先，开创了西洋油画、水彩画和雕塑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滥觞，西洋艺术人才也因此肇始于上海。当时的上海，中西文化频繁碰撞交流，西洋画种的发育获得了最丰饶的土壤。油画、版画和各种商业美术样式，开始从上海北上南下广为传播，影响、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路径，上海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摇篮，成为中国艺术自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分水岭。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推动艺术人才向首都集聚上，同样战功赫赫。据毛时安回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在沪大批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借助海道前往北京。这其中，包括大批美术界人士。新中国美术人才由此得以在京集聚，从而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美术发展的格局，推动新画种进入了北京。“20-30年代时，徐悲鸿就是北京写实画派代表人物，他的画风已经深受海上名家任伯年的影响，任伯年写实而关注现实的风格对民国北方绘画的定型起到了关键作用。建国初期，漫画家叶浅予从上海进京后，又带去了全新的画风，由此打破了写实派一统京城的面貌。”
有评论认为，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上海美术界开始逐渐陷入沉默。但事实上，19
79年，上海的“十二人画展”早于星星美展，向禁锢的陈旧艺术体制宣战。此后，“十人画展”、“六人联展”逐渐掀起上海85美术新潮运动的高潮。80年代中期，先锋艺术家登上了上海美术馆的大堂，“最后的晚餐”在新馆开幕，自此宣告80年代上海当代艺术的初创和崛起。1986年，文艺界兴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此背景下，以沈柔坚为首的上海美协决定举办一次探索性画展“海平线”。在争议声中，“海平线”如期开幕，并召开盛大理论研讨会，探讨美术的当代性。“‘十二人画展’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其作用不亚于《于无声处》和《伤痕》，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们，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史该如何书写。”毛时安说。
好的美术馆，是对城市的反哺
或许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后，昔年海派艺术重镇的盛景已渐行渐远。导演吴思远曾据此指出，相较其他地区，如今上海文化艺术界的话语权正在逐渐消失，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京味十足的元素逐渐占据了上海艺术创作语汇的主流，一些优秀的人才在北上南下中渐渐流失。
毛时安坦承，上海美术在全国美术格局中的地位和份额，确实处于下行状态。“其他地域美术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面貌越来越清晰，整体力量强大，这给追求个体个性的上海美术创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毛时安认为，海派艺术创作陷入一种怪圈中，对社会现实关注不多，充满中产阶级的温和趣味，缺少破釜沉舟的决绝和气势，“新海派艺术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高原，但缺少突兀而出的高峰。”
多年来，为海派艺术破局的呼声日盛，然后复兴之路却并非坦途。经济危机阴云笼罩，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裂变，艺术家们的突围也陷入彷徨中。“以中华艺术宫的开馆为契机，提升上海美术的品质和气质。”毛时安近期走访上海画家群体，欣喜地发现，一些以往沉醉在个人小情小调圈子中的创作者，开始重新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命题，有人一头扑进二战犹太人生存现状的研究中，意在以笔书史，重新审视人类生存的意义。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告诉记者，重振海派艺术，中华艺术宫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国庆期间，“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将在艺术宫亮相。“用美术的形式记录和保存那些无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事件，以海上人物、事件、风俗、建筑为切入点，艺术地展现上海丰厚的历史文化脉络。”施大畏《三次武装起义》，周长江《国歌———聂耳田汉在上海》，俞晓夫等《爱因斯坦东方行》，67件作品串成了一幅上海历史文化沿革的脉络图。
当我们在关注城市对艺术的养育功能时，也不应忘记，一座好的美术馆，也对城市的文化艺术具有反哺作用。打开中华艺术宫大门，上海文化就此再出发。
城市·生活·艺术 文化必将产生正能量
作为人类最早的图腾象征，绘画曾经在很长的历史中，承担着“媒体”的功能。在特殊年代，绘画甚至能鼓舞生命的延续，改变人类的命运。然而在当下，艺术对于现实的言说功能却开始受到质疑。我们还需要文艺吗？艺术还能否改变一座城市的未来？
喜欢艺术的人，懂生活
文革初期，14岁的陈丹青在上海的弄堂、车间里画了许多毛主席像。每天一大早，居民、工人、干部，老少妇孺全都排着队，站好了，对着那些画像鞠躬、宣誓、唱赞歌。这不是笑话，是60岁的周斌人这一代人都曾经历过的“日常生活”。
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退休油漆施工员周斌人，从小就喜欢翻阅家中花花绿绿的画册，那是在上海美专担任文化课教员的父亲赠予他的最好的童年礼物。上小学以后，尽管没有受过一天的美术专业训练，他还是常去仙乐斯广场旁的上海美术馆老馆，一站几小时，并不跟着临摹，只是静静地看，“有时候甚至还发呆”。“那时候多小的一个小人，并不很理解那些画的意思，可就是爱看，总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很深，能把人眼睛吸进去。”周斌人说。
文革一结束，中苏友好大厦举办16-17世纪法国乡村风景画展。一下班，他就和几个工友踩上自行车往那赶。尽管岁月冗长，很多细节他已无法悉数回忆，但是第一眼看到米勒《拾穗的女人》时，那片阴霾天空下雕塑般神圣美丽的农妇身影，还是让青年周斌人屏住了呼吸。“饥渴，对美好事物的饥渴！”初秋的阳光下，头发灰白的周斌人向记者回忆那场经历时，如此形容他们当时的雀跃。
1998年，自行车厂濒临倒闭，周斌人停薪留职转身干起了自己喜欢的事----卖画册。“一套20本八开大册子，整整两箱，98斤重，30万文字，3000幅作品。”这套叫做《世界绘画珍藏大系》的图书，让老周整整又闹腾了8年，直到退休。人言干销售苦，可老周却乐在其中，“每天看画卖画，这是多快乐的事！”
那个包容我们的港湾，是美术馆
在没有现代影像和电子媒体的时代，长达数千年间，所有政权和宗教的媒体就是绘画与雕刻。人类早期文明中，绘画不仅是艺术，还是通灵的图腾和符号，无论贵贱贫富，绘画是所有人群阶层膜拜敬畏的对象。
评论家毛时安认为，文化不是直接生产力，但能为社会生产提供正能量。
而即便是数字化生存的今天，艺术作品的震慑力量仍然可以直抵人内心。形色匆匆的现代人面对作品慢下来，放下焦虑烦躁和伤痛，驻足停留思考。哪怕是一个没有接受过艺术基础教育的人，哪怕“到此一游”，也总有一个机缘可以让他与艺术相遇，总有一些刹那的感动直击中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当美术馆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它存在的最大意义。这就是艺术存在的时代作用。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告诉记者，全世界最重要的美术馆同时也都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大课堂。在大英博物馆，每年有大量学生来接受美学和民族文化教育。在与名作、大师面对面的过程中，国民的素养是可以获得潜移默化影响的。退休工人周斌人感受到了。2012年9月16日，喜欢印象派作品的老先生又找到了人生的下一个出发点----参加中华艺术宫的志愿者培训。忆及当年和他一起看米勒的工友，有的出国，有的考上了研究生，大多和他一样快乐地生活着，老周说了一句话，“喜欢艺术的人，都是懂生活的人。”
常年驻足上海美术馆观展的普通人也都领悟到了。2010年，上海美术馆全年观众36万人次；2011年增加到60多万人次。搬迁到中华艺术宫后，预计第一年的观众将达到200-300万人次。如果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些风雨无阻每星期都准时来到美术馆听公共讲座的平民----他们是退休老工人、投资证券的自由职业者、高中历史老师、携家带口的年轻父母......总有一个港湾可以容得下我们的痛和爱，这个港湾应该就是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