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神童的出现，自古以来总会引起世人一阵惊愕、歆羡、嗟叹以及随之而来众星捧月似的赞赏及传颂。北宋大儒程颐曾遇见一个卓荦不凡的十龄之童，不禁赞叹：此儿“日后必成大器”。五年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这位少年一鸣惊人，考中进士，参加廷试并荣获第三（俗称探花）——在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却已早早取得如此骄人的态势，这样的履历在一部廿四史中亦属罕见，可谓天上麒麟儿，人间俏神童。十多年后，这位青年才俊出使辽国，因功而晋爵为“淮宁伯”。将近半个世纪后，南宋大儒朱熹为这位当年的英俊少年写下了一篇《宋淮宁伯竺简行状》。
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言系针对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或许九百年方能再降生一位享誉中外的人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一代宗师。早年系哈佛博士，中年为浙大校长，晚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浏览过竺可桢的4卷文集及通读完他的16卷日记之后，深感这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罕见博雅人物，也是一位在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中皆有建树的卓越人物。
综观其一生，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几乎可说是绝无仅有之异数，得到国共两党领袖在不同时代的器重。他早年出洋镀金，留学哈佛，具有知识学问上的强大优势，归国后又具有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辉是他的远亲（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9月11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20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因此盛年能够大有作为，在科研与教育领域创造辉煌业绩，一展平生抱负。否则即如才华卓绝的钱锺书，由于时运不济，中青年只能坐困“孤岛”上海，赋闲在家，纵然写出瑰奇的《围城》和精湛的《谈艺录》，当时也得不到相应的评价。此即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1949年之前，由于竺可桢的学术威望及卓越成就，加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猖獗横行一时（傅斯年对此曾痛加贬斥及辛辣嘲笑），身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身不由己被入国民党（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4卷，1944年8月24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171页），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竺可桢日记》第14卷，1968年7月8日；《竺可桢全集》第19卷第161页）。笔者认为：当年国民党党部对于大学校长的强行“党化”——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挟持“入党”，无疑可以视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绑票。但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是“汉曹不两立”的国共尖锐对峙期，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负如此沉重累赘历史包袱的竺可桢，1949年之后仍奇迹般地被器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及宴请交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19个显赫职务（见《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杂记》；《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736页）
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如果具备一定的气象学知识，则后来屡屡侵华肆暴的化外蛮横之徒日本岛国或许早已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海北岛”，从而与海南岛遥相呼应，打造成一根包括台湾岛在内的环太平洋珍珠项链，以拱卫我五千年传承的熠熠煌煌华夏文明，亦不致明代以降屡遭倭寇小毛贼频频骚扰。
历史不是童话，时光亦无法倒流，否则的话，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只要有幸敦聘一位对于远东台风肆虐规律有精湛研究的竺可桢式的气象学专家——试看天下谁能敌，曾经横扫欧洲的蒙元大军，挥戈东征，那支成吉思汗当年弯弓射大雕遗留下来的倚天长柄青铜镝，必将像烤羊肉串或冰糖葫芦串似地洞穿日本列岛，拍拍倭人后脑，让其早早认祖归宗，东亚的版图及疆域区划亦将随之焕然一新；仿我屈灵均夫子招魂状，且不管俚白土腔，吟一声：“秦时徐福放牧之羊羔兮，切莫痴顽兮野化成狼，迷而不返兮遂失其性，呜呼哀哉兮巨劫在后。嘻！”何劳2006年日本某位有点见识的政治家苦心孤诣地提倡“脱欧归亚”，以致引起大洋彼岸自由女神裙下的山姆大叔一阵惊慌，深恐卵翼之下降伏多年的东详小武士脑生反骨挣脱羁绊要重争自由与独立呢？
时至20世纪，气象学对于国防建设及军事战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1932年，竺可桢撰有《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一文，详述天气变化对历史上东西方几次著名战争成败之影响，指出：“十九世纪德国名将穆尔克（VonMoltke）每临战阵，必亲测气压之高下、风云之方向，日以为常。”至近世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轰炸、大炮射击，毒气施放以及舰队海战之成败亦与能否精确预测气象变化有莫大关系（参阅《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112—116页）。1943年，竺可桢阅读到一批海外军事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象预报对于英国飞机轰炸德国柏林发挥了难以想像的重要作用：“阅《英大使馆情报》十二月一日，BritishEmbassy BulletinDecember1，1943。p.5有关于英机炸柏林之气象情报。谓精密之天气预报，对晚间大规模之轰炸，如上周英机之轰炸柏林，实为必要。Manchester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谓，民卅至卅一年，英轰炸机常在途中遇到不测风云，其危险不亚于德国之防空。嗣后天气预报进步，上周之柏林轰炸，若非有高度技术之天气预告，决不能得如许之成功。凡每次长距离轰〔炸〕，必须有来回途中及目的地之天气预告，并须有高空飞行层之风速、温度、达冰点之高度以及云层之有无及高下。轰炸之成功，赖有此耳。”（《竺可桢日记》第3卷，1943年12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84页）
因此，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原应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气象局将由军方接管（参见《竺可桢日记》第6卷，1949年11月22日；《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73页），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和领导者，竺可桢的满腹经纶及专业知识，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不可或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同样重要——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皆需倚重于他，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他的学问具有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宝贵价值。其次，自1918年至1949年，竺可桢在中国教育领域与科研领域呕心沥血，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学界声望。1949年是新旧社会嬗变交替的一年，一切皆在方死方生之间，呱呱坠地的新生共和国的科学建设及种种草创，尤为需要一位像竺可桢这样能够承先启后、凝聚各方俊杰的领导人物。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指出：“他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领导重新组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以其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在实现平衡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引自秦大河主编：《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页，气象出版社，2010年）这段话字斟句酌，是极为周详、妥贴、客观的评述，完全吻合历史的真相。
如果允许在此讲得稍稍夸张或活泼一点的话，就是：当1949年共产党军队“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一位身背“国民党中央委员”历史包袱的知识分子要想从旧的社会进入新的社会中安营扎寨、贡献才华、受到器重——平稳穿越20世纪冰火两重天，他必须要具有超越常人犹如达摩“一苇渡江”的真本领。
竺可桢对于气象学、地理学及科学史夙有精深的研究，对于物候学、气候变迁以及自然资源考察等领域皆有荜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作为自然科学家，他的文史修养，他对经史子集的娴熟及造诣在同行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竺可桢在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方面所具有的深邃眼光及宏大气魄，较之近代杰出教育家蔡元培（笔者拟作“竺可桢与蔡元培”一文阐发之）绝不逊色。尤其是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统领浙大师生进行教育史上罕见的四次大转移，“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寇的炮声中，坚持教书育人，锐意科研创新，体现了一种危难之际弦歌不辍勇猛精进的民族坚毅精神，终于把浙大办成腾誉国际的‘东方剑桥’”（引自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一）》，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156期，2011年9月18日）。令人不由想到这是一位恰如西哲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人物。
可笑的是胡适怀抱皮相之见，目睹青年时代的竺可桢清癯瘦弱的身形，竟然断言他活不到20岁（《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2年2月28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211页）。出口伤人之际的胡适虽属年青稚嫩，但出身于徽州诗书礼仪之家的胡公子莫非就忘记了文学大家苏东坡对于汉初张良的那段精悍的评论：“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留侯论》）张良是为数百年汉王朝开国奠基的首位关键战略家，曾受到汉高祖刘邦的高度赞赏而被封为“万户侯”。以世俗之见想来，此类豪杰必然是位魁梧的伟丈夫，或至少是像卧龙诸葛先生那样气宇轩昂的人物，但司马迁当年“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史记·留侯世家》），似乎身形柔弱如妙龄女子的张良的气概与其盖世勋业不相匹配，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看似弱不禁风却神志清明洞察天地风云的身躯及大脑中方能迸发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惊人智慧，故苏东坡一锤定音加以强调：“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20世纪，陈寅恪与钱锺书是两座风景迥异的学术高峰，两人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已为学界所公认，但以笔者一家私见来看，在人文艺术领域（这里暂且把弈技按照传统观点归入“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范畴），这个世纪还出现了两位以一敌万的顶尖天才人物：一位无疑是鲁迅，另一位则是吴清源（关于吴，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新资料将写一篇专文）——然而这两位旷代天才皆是弱不胜衣、体重不满百磅的清癯人物。
严守古典传统惯于讥嘲胡适的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却别具眼光，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楼梯之间偶尔邂逅青年竺可桢时，竟然青眼相加，说一声：“这小子倒还不错！”（刘季友：《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103页，三联书店，2006年）此话口吻语气固然不雅，但恰如鲁迅所喜欢的那副郑板桥对联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黄侃的国学素养深厚精湛，连风鉴之术也怀抱独家之秘，他仅惊鸿一瞥，便能断定眼前这个竺姓小伙子将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较之胡适的皮相之见，委实高明不可以道里计。
这或许还是一个道统对政统可以分庭抗礼乃至不屑一顾的年代。才大如海的黄侃面对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张继，因一言不合当即翻脸痛斥，张乃仓皇逃去（参阅《黄侃日记》1933年10月24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笔者按：黄侃《日记》每日同时标出阴、阳历，本文所引仅出示阳历），过后还来陪酒重修旧好。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或许他自觉才疏学浅却又要附庸风雅，于是常常向黄侃这位学界尊神送款送礼，屡邀饭局，不惜仰其鼻息殷勤示好（参阅《黄侃日记》1934年2月15日、7月4日）。原来山东军阀韩复榘拉拢山东籍大佬丁惟汾主编《山东通志》一书，丁氏盛邀黄侃大驾光临青岛一次，以便为编写此书发凡起例。孰料黄侃回信说“患痱且须理书”，并“辞不赴青岛”（参阅《黄侃日记》1934年7月9日、10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竟然是“患痱且须理书”，令人不禁莞尔，这大概也只有在《世说新语》中才能看到的魏晋风度了。
国学大师黄侃面对国民党权贵彰显如此矫矫不群之丰采，以三家村内冬烘先生目光观之这似乎有点欠敦厚，但或许在孔子看来，这是尚未彻底礼崩乐坏而犹存一丝古风余馨的年代中权势向学问谦卑鞠躬致敬的最后一个范例。
学术慧命之所在，即为道统尊严之所在；文化学术慧命乃一国国脉之所系，托命之人岂可妄自菲薄哉！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曾经声称：“我之所在，即为德国。”黄侃胸中嶔崎磊落之气喷薄而出，仰天长吁化为虹，诚可与日尔曼民族这位四海云游的大文豪的精神气度遥相辉映。援此而论，平生睥睨天下的黄侃对于猝然相觏的青年竺可桢独施青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遇。
大抵是感于国学大师的某种善意罢，青年科学家竺可桢与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由相识而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一年是1919年，竺、黄两位皆在该校任教（可参阅《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1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927年，竺可桢来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原名东南大学及第四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次年，又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28年2月，黄侃离开东北大学，应邀到中央大学任教。两人重逢，喜爱摄影的竺可桢向黄侃送来了二张庐山风景照：“竺藕舫又送庐山摄景二纸来。”（《黄侃日记》1928年9月9日）原来此年7月，黄侃应邀赴庐山讲学。演讲完“国学研究法”之后，黄侃与汪东、竺可桢等四人结伴同游庐山美景，“南见五老峰之背，假竺君远镜窥之（予所携甚小）”（《黄侃日记》1928年7月26日）。相约同行登峰探险，共赏山林岩壑浮岚暖翠之美，足证竺、黄两人交谊不浅。
竺可桢自1918年归国之后，辗转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次年，主持中国气象学会第五届年会，当选为会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的一生注定要与许多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和重要人士相遇、相识、相交往及相周旋。
佛家曾说“功不唐捐”。竺可桢的学术文章固然令人敬佩，他在“立德”、“立功”领域留下的许多业绩——他的道德人格、嘉言懿行以及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处世风范，尤其受到了浙大师生与中科院后辈发自肺腑的敬仰，以致有论者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7、8个人”（引自《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4—45页）。考虑到一个文弱书生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个体生命的才华于多个领域发挥到如此极致的境地，笔者亦高度认同这个“伟人”的称呼。
特别令人赞叹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竺可桢于学术研究、行政管理之余，持之以恒地每日撰写极为详尽的日记（早期十多年日记已在抗战时期散失，见《竺可桢传》第298—299页），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等等许多领域——五十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写下一部罕见的长篇日记，尤为世人所难以企及。
这里暂且说得保守一点，笔者至今已通读过八十多部大陆、港台两岸三地公开出版的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有十多部每一部皆卷帙繁复字数多达几百万之巨，然而如从装帧设计、纸张材质、编校质量以及由学界耆宿、专家俊彦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所显示的豪华壮观阵容，加之每卷皆附作者大量珍贵历史照片这几个要素作综合考量，据管目所及，海内外中文世界至今尚无一部日记能够超越容量丰富、篇幅之广的《竺可桢日记》。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撰写日记，有源于汉、唐几种说法。宋代王安石曾作《日录》七、八十卷，可见规模不小。清代之初日记尤为繁兴，至晚清时期达官显宦、文人雅士作日记者已呈鼎盛之势（参阅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竺可桢日记》无疑是这个日记王国中的古今第一巨无霸，现存16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数已超越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和日记》）字数之总量。即此一端，就可称之为：伟哉竺公，非常人也！雄哉竺公，人中龙也！
现存《竺可桢日记》自1936年—1974年，历时将近四十年，犹如一幅万里长江图，烟波浩淼，浪涛汹涌，气象万千，景色诱人——只有从头至尾通览一遍，读者才能看到历史细微处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隐秘图景，有助于构建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史及思想变迁史。
《竺可桢日记》包含在《竺可桢全集》之中，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整理编辑班子强大，前后得到三个基金会的资助。2004年首先出版1—4卷文集，2005年出版第5卷外文著述，同年开始出版第1卷《日记》，至2011年年底出版第16卷《日记》。前后叠加，至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竺可桢全集》已是煌煌巨著21卷（精装16开），一字排开，气势不凡，可说是新时期繁荣昌盛的国力在出版界的一种体现。第22卷包含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内容，估计此卷作为压轴之卷于2012年年底出版之时，即是《竺可桢全集》杀青竣工之日。笔者追随《竺可桢日记》出版步伐，历时多年，至今已通读完这一部罕见的日记巨著。
竺可桢一生结交学界人物众多，横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及多个专业，其中与历史学家陈寅恪之交往尤其令人注目。在当下陈寅恪研究资料几乎已被人“竭泽而渔”、发掘殆尽的情形下，《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又可为之提供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形象姿态、思想线索与历史场景。本文以1949年为一条分水岭，用前后两个部分来论述竺可桢与陈寅恪交往之详情：
一、1949年前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竺可桢与陈寅恪，这两位科学与人文领域巨擘的交往足足历时有半个多世纪，至老弥笃，令人感慨。竺、陈相识交往，最初发轫于青年同窗之谊。据竺可桢在1947年记载及回忆：
余至青年会四楼参加复旦同学会发起之李登辉先生追悼会。此事由许绍棣主持，推余为主祭。蔡竞平报告李先生生平事略，青年会干事王揆生代表来宾演说。余在复旦时间甚短，只一年，在第四班。而李先生时为总教习，即教务长，严几道及夏晋观相继为校长。余未曾有机会在李先生处听讲，但知全校师生均尊敬之而已。时在宣统元年、光绪卅四年之交，李先生新婚，与汤佩琳女士伉俪甚笃。余所知者尽于此矣。当时余同班有陈寅恪、钱智修（经字）、曾昭权，余人已不能记忆。（《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7年12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615—616页）
竺可桢的回忆正确无误。三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校史组在旧档案中发现了相关记录资料：“本刊讯：最近，校史组在残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档案中，发现了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和竺可桢当年在复旦的学习成绩记录。他们当时……都是十九岁，一同编在丁班。……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试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1984年2月24日，《复旦校刊》第108期，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54页，中华书局，2010年）大师丰采果然不同凡响，青少年时代皆已头角崭露。
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竺可桢日记》第10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15卷79页）。由于天公不作美，历史老人没有把司马迁与张衡、司马光和沈括撮合在一起作幼时同窗伏案共读，没有提供史学大师与科学巨擘早年联桌共读的先例，因而令后人无法遐想竺、陈这两位双子星座当年同桌共读的奇妙景象。不过，这两位青少年大抵慧光毕露，彼此映照，故尔也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后来的事实表明：竺、陈青少年时代的同窗之谊被两人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
1936年4月，竺可桢在南京，曾赴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九点至总院开评议会，评议﹝员﹞缺席者周鲠生、陈寅恪、姜立夫及李仲揆四人。上午推定翁咏霓为秘书，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在君。”（《竺可桢日记》第1卷，1936年4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56页）这次评议会陈寅恪与数学家姜立夫、地质学家李四光（仲揆）皆未出席。此年4月，陈寅恪正在清华大学授课，故无暇南来赴会。会上增补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不久前逝世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
1936年8月，已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致函陈寅恪、傅斯年，托觅俞大纲“至高工、高农为国文教员事”（《竺可桢日记》第1卷，1936年8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32页）。俞大维、俞大纲兄弟两人皆是出身名门、富有才华的学者，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夫人，傅斯年的太太又是俞大维妹妹，彼此皆是姻亲，故竺可桢拟聘俞大纲至浙大教授国文，先要托陈、傅两人代为说项。8月25日，竺可桢收到“陈寅恪函”。8月26日，“下午接傅斯年函，知俞大纲可就高工、高农教员，即发聘书”（《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34页、135页）。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因病于香港逝世。3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开第五次评议会，商讨推选新院长，“五点至美专校一号晤陈布雷，遇晓峰，谈及蒋先生提出以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事，余谓恐评议会中通不过。余表示决辞浙大。七点至外宾招待所Hostel，叔永与咏霓请客，到唐臣、竹铭、陈寅恪、姜立夫、郭任远等卅人。膳后作一Strawvote民意测验投票，﹝试﹞院长人选。咏霓得21，适之20，骝先19，余仲揆6，稚辉先生、农山、孟真、君﹝员﹞武与余各得一二票”（《竺可桢日记》第2卷，1940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21页）。
顾孟余（1888—1972）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显然是一位国民党中枢要角。因此，蒋介石希望由顾孟余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顾孟余虽为高官，但在学术上并无重要创树，故竺可桢认为“恐评议会中通不过”。陈寅恪对于院长人选亦持独到见解，“三月廿一日，（陈寅恪）先生出席评议会秘书翁文灏、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晚宴。先生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临大事而不苟，充分显示了陈寅恪一贯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
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皆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学识与风骨俱佳，并不唯国民党最高首领蒋介石马首是瞻——既然意见有分歧，餐后就试作一个“民意测验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1票，胡适之20票，朱家骅19票，顾孟余连一票都未得。
次日，评议会正式召开：“八点，评议员陆续来，计到立夫、企孙、左之、晓峰、郭任远、焕镛、农山、步曾、淬廉、寅恪、咏霓、雪艇、骝先、唐臣、润章、子春等。院中各所长均到，惟巽甫未来。林可胜于下午始到。推雪艇为主席。行礼如仪，为蔡先生致哀。次叔永报告蔡先生逝世前得病情形。八点五十分休息。九点十分又召集会议。来宾到居觉生、陈立夫及中央党部代表杨公达。读林主席及蒋委员长训辞后，居院长及陈部长各有演说。次评议会秘书咏霓及总干事叔永均有报告。”“晚七点半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介石先生之邀晚膳。出席评议员除仲揆、缉斋、雪艇及林可胜四人以外余均到。蒋对于未见过诸人一一问询。询余以浙大搬何处，学生全到否。”（《竺可桢日记》第2卷，1940年3月22日；《竺可桢全集》7卷第321－322页）蒋介石在官邸设宴招待此次赴重庆开会的评议员，并特别与初次见面的评议员一一交谈，以示礼贤下士。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与从未谋面的蒋介石近距离相晤之际，为国家大局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建议内容在本文后半部分将会拈出讨论。
第三日，评议会成员对于院长人选进行正式投票：“九点至两路口嘉陵宾馆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今日上午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照章推三人，由国府择定一人。用记名投票法。结果咏霓、骝先各得廿四票，适之得廿票。次多数仲揆六票，叔永四票，余得两票，顾孟余一票。”（《竺可桢日记》第2卷，1940年3月23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22页）投票结果：朱家骅后来居上，得24票，超越胡适，与翁文灏相同。既然采用“照章推三人，由国府择定一人”之法，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1893－1963）即被最高当局择定为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公允地说，留德博士出身并且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较之顾孟余自然更富学者色彩，更易被学界接受，况且他还兼任对于学界经费资助具有重要作用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一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攻占香港。竺可桢“接企孙函，谓蔡先生及骝先、叔永、巽甫之家属，寅恪、焕庸诸家，杨季璠、何淬廉、赵元任、王书庄本人，均在港云”（《竺可桢日记》第3卷，1941年12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204页）。叶企孙（1898－1977）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竺可桢从叶企孙来信中得知香港沦陷时，蔡元培家属、朱家骝家属以及陈寅恪全家包括语言学家赵元任本人皆来不及离开，困居孤岛，情况甚危。
深知人才难得的傅斯年急于要救陈寅恪脱离险境，他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连发三封电报给相关负责人杭立武、王毅侯及陈寅恪本人：“重庆杭立武兄：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重庆王毅侯兄：祈电丁巽甫（西林）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26—227页）真是情见乎辞，对于陈寅恪而言，患难之际傅斯年这种人溺己溺的援救之情，真可借用唐诗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了。
后来陈寅恪得各方友人相助，总算从日寇魔爪下逃离香港，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详述困居孤岛时的险状：“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矣，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于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陈寅恪集·书信集》第87－88页，三联书店，2001年）此时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吴宓，闻听陈寅恪脱离险境归来，欣喜不已，作《答寅恪》诗相慰，其中，“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之句表达了同人好友的惺惺相惜之情。
1943年年底，竺可桢从抗战时浙大的所在地遵义赴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拜访了分别多年的陈寅恪：
至观音岩晤俞大维及陈寅恪。寅恪方自广西大学挟其夫人及三女往成都燕大。渠夫妇身体均不佳，但三女儿强健活泼。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余询以《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寅恪以为尚无定论。但法国人Chauvanne译《天官书》，曾加以注释，谓系出于印度、巴比伦Sumerian之说。又谓梁任公《说文解》及郭沫若考古著作中均有提，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并有辩论。渠对于董彦堂主张夏正寅之说，以为无根据，因殷正与外国相同，在农业社会最合理。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惟寅正并无理由云云。（《竺可桢日记》第3卷，1943年12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90—691页）
这一段记载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批评顾颉刚作九鼎铭——1943年2月27日，国民党新闻机构“中央社”在报上发表“铸九鼎呈献总裁”一文，大肆吹嘘：“自抗日军兴，全国军民在我总裁领导之下，经五年余之艰苦奋斗，卒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与英美两军，签订新约，解除百年来之桎梏，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国父之遗志，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实肇基于今日，较之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诚无多让。”（转引自《顾颉刚日记》第5册第33—34页，1943年2月28日，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其时抗战尚未取得最后胜利，仅仅因日寇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两国要借助中国抗战力量一起组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故愿废除昔日不平等条约而签订新约。——仅此而已，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却把蒋介石签订新约之举颂扬为“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这不免令人有肉麻之感。
帝制推翻及民国建立已有三十多年，竟然还有人策划献九鼎、作铭词，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极尽谄媚之能事，这自然使得陈寅恪“惊怪不已”。
对于陈寅恪等人的批评嘲讽，作为铭词撰写及定稿者的顾颉刚在日记中亦作了自我辩解：“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顾颉刚日记》第5册第72页，1943年5月13日）莫非公务员就一定有义务为统治者大吹法螺乎？此话似含意气之争。清夜扪心，作为有良知的学者，顾颉刚实际上亦早已对“铭词”之作深感内疚，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欣舞。献兹九鼎，实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顾颉刚日记》第5册第18页，1943年1月28日）
1936年蒋介石五十寿诞之际，指名特邀陈三立、陈衍及吴梅各作一诗，以表庆贺（见《吴梅日记》下册第795页，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三日〔阴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陈是晚清诗坛领袖，吴梅是词曲领域一代巨擘，皆声名卓著，但终究是旧派人物。况且是国民党政府中枢机构慕名主动邀请，则两陈一吴为其党魁应景作诗，敷衍一下亦未尝不可。顾颉刚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无疑是与旧派人物迥然不同的新潮学者。顾颉刚当年协助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与复古派刘师培诸人主持的《国故》相抗衡。顾颉刚自称：办《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我们要改造社会”（《致傅斯年（二）》，载《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80页，中华书局，2011年）。既然是以“改造社会”自命的新潮人物，岂能轻率复古循旧作鼎铭，较之守旧派走得更远？这自然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非议。以顾颉刚之聪慧，岂能不知为新古董九鼎作铭辞会受到学界清议之侧目讥嘲而承担个人名誉之风险？仔细阅读完12卷《顾颉刚日记》之后，笔者认为：这其中有形格势禁、环环相扣的种种复杂历史原因，绝非在此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或将在一篇评述顾颉刚人生历程与平生抱负的长文中才能阐述明白。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干地支的别称起源——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天干地支记年，秦汉之时，对于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却另有别称。《尔雅·释天》记载：“太岁在甲曰阏逄，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援此而论，后世强充博雅故弄玄虚者，可以把甲子年写成“阏逄困敦”，把壬辰年名为“玄默执徐”——这样一套佶屈聱牙的暗码系统，较之明清秘密教门隐晦的江湖切口，绝不逊色。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大史家司马迁对于这套暗码系统还要升级换代，另作改动。宋人洪迈指出：“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自后惟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逄为焉逄，旃蒙为端蒙，柔兆作游兆，强圉作疆梧，著雍作徒维，屠维作祝犁，上章作商横，重光作昭阳，玄默作横艾，昭阳作尚章，此乃年祀久远，传说或讹，不必深辨。”（《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五《岁阳岁名》）
这套怪异暗码的起源发明似乎已成千古之谜。当竺可桢向陈寅恪请教“《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焉□”应写作“焉逄”——笔者按）时，陈寅恪的回答是“尚无定论”。但渊博的陈寅恪向竺可桢提供了中、法、日三国学界研究这个专题的几条线索：一、法国人译《史记·天官书》时认为这套暗码源自印度、巴比伦；二、日本人新城新藏著有《东洋天文史研究》一书，认为这套暗码源自中土；三、国人梁启超、郭沫若的著作对此亦有涉及。无庸讳言，陈寅恪提示的这几条线索对于竺可桢撰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个问题是讨论古代历法——陈寅恪接着还谈到关于古代历法中的“三正问题”。相传夏朝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殷）朝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概言之，即夏建寅正，殷建丑正，周建子正。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字彦堂）撰有《殷历谱》一书，信奉夏建寅正之学说，陈寅恪认为“无根据”，而殷建丑正“在农业社会最合理”，周建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一年之后，陈寅恪在“与董彦堂论年历谱书”中重申他本人的这个观点：“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46年，在重庆的竺可桢赴中央研究院，“遇汪戢哉与萨本栋。萨于昨始抵此，……又谓适之患心脏病，元任拟回国，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4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98页）。萨本栋（1902－1949）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此时萨本栋刚访问英、美两国归来，遇见竺可桢顺便谈起在海外的三位老朋友近况。
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语言组研究的赵元任（1892－1982）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1938）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携全家前去讲学。光阴荏苒已过去八年，日寇已经投降，国内百废待兴，萨本栋听说“元任拟回国”。然而1947年正当赵元任整装归国之际，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要求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素来不愿搞行政的赵元任婉言谢绝此邀，就此决定推迟回国，应聘在加州大学任教，自述：“在回国的途中路过加州，结果‘路过’了三十多年”（赵新那、黄培云著：《赵元任年谱》第29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此处“衡恪”，应为“寅恪”。系竺可桢笔误。大画家陈衡恪（字师曾）已于1923年逝世，而其弟陈寅恪因眼病于1945年秋受邀赴英治疾及讲学。此年10月27日，赵元任与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从纽约飞往伦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会。赵元任“在伦敦的24天，除了参加会议还安排了参观和访友。两次看望正在英国治疗视网膜脱落的陈寅恪”（《赵元任年谱》第283页）。1946年4月，陈寅恪在英治疗无效，于是“乘轮绕道北美，再试医治。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方，遂不登岸，泊舟纽约。四月十九日午后，赵元任、杨步伟伉俪，及周一良、杨联升诸生登轮探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234页）。
中年失明，陈寅恪自然感到非常痛苦。他曾作有《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其第一首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25页）诗意凄绝异常。纵观陈寅恪一生，饱受战乱，历经坎坷，其中1945年失明与1938年失书可谓两大灾厄。“先生于戊寅（一九三八）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满装砖块），其中多有先生批注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9页）这些批注本凝聚了陈寅恪前半生许多心血，皆是学术半成品，稍加撮录整理即可斐然成文，如今飘零散逸，付诸冥冥，加之后来这位史学大家失明目盲，已无可能大规模从头收拾学术旧江山，使人不禁感叹“天公未佑陈寅恪”之余，且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憾。
二、1949年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
1949年，共产党大军横渡长江，直逼南京，国民党政权无奈败退孤岛。江山变色、风声鹤唳之际，大陆一些学者依据自身与国共两党的亲疏利害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如傅斯年、李济追随去台，胡适、陈源飞赴欧美，钱穆、唐君毅栖居香港……天崩地坼，一阵阵硝烟散尽之后，才能看清各人的站位及姿态。
1950年夏，竺可桢才得悉老友陈寅恪的确切行踪：
梁方仲来，知渠在岭南大学一年，与姜立夫及陈寅恪同事。立夫夏季愿来京，因渠知数学筹备委员会渠已不在筹备主任之列，单任委员而已。寅恪则任唐代史及元微之、白乐天之诗，目已几全失明，但由助教写黑板云。（《竺可桢日记》第7卷，1950年7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134页）
以明代经济史享誉学界的梁方仲（1908—1970）于1949年3月出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姜立夫、陈寅恪同在一校，因此他赴京拜访竺可桢时通报了陈寅恪的近况：眼睛基本上失明，但仍在校中中文系与历史系讲授二门课程。这一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由岭南大学“印成直行线装本”问世。
过了一个多月，姜立夫从广州来京，同时带来了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近况：
八点半至院。九点姜立夫来，渠现在岭南，下年仍将回该校。据云陈寅恪在彼尚好。渠此来系经过杭州、天津，谓渠家已全在广州，子女二人均十二三岁。岭南天气于彼相宜，因胃病天寒不相宜。（《竺可桢日记》第7卷，1950年8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155页）
姜立夫（1890—1978），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回国后单枪匹马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培养了许多人才，是现代数学在我国的最早的播种者之一。后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数学会会长。1949年随研究所迁往台湾，同年7月回到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聘在该校创办数学系。陈序经当时曾规定：“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陆键东：《陈寅恪最后20年》第132页，三联书店，1995年）得此照顾，陈寅恪自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保持一方研究学术的宁静天地。准此，姜立夫可概言之：“陈寅恪在彼尚好。”
1955年元旦，姜立夫来拜访，竺可桢进一步了解到老友陈寅恪较详尽的状况：
姜立夫来。他于明日即回广州中山大学。据云，陈寅恪与他统生于1890年，与我同年。寅恪虽目已失明，但记（心）﹝性﹞奇好，助教问他问题时，可以指出某书某卷某页云云。（《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3页）
这条记载佐证了陈寅恪超群轶伦的记忆力。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拜访过陈寅恪之后，亦赞叹陈寅恪“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6页）陈寅恪中年失明，但晚年花费十载光阴撰写《柳如是别传》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旁征博引各种典籍，举凡汉唐明清、儒法道释、人事花果、经史子集，据粗略统计，多达六百种以上。……引书总数如此，则连参看过而没有引用的在内，恐将近千种”（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20—6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虽有助手为之查找资料及记录文章，但主要还是仰仗他本人天赋异禀的超凡记忆力。
同年5月，竺可桢因公陪同苏联科学家赴南方考察，途经广州中山大学，因公务缠身，未能访晤老友姜立夫、陈寅恪，不免感到些许遗憾：“回途在中山大学码头登陆，一游校园，惜未见姜立夫与陈寅恪。”（《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5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97页）此日下午二点，竺可桢视察华南垦殖局热带作物研究所，作科研指导。四点“乘车至毛主席（1924—26）主办农村改进讲习班的故居，现成一博物馆。此讲习班共办六班，周总理、林伯渠、瞿秋白等曾为讲师”（同上）。可见竺可桢此次南方之考察，行程安排极其紧凑。
1957年2月，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大陆解放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相询年龄，知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长他们五个月。并知立夫初病胃，有动脉阻塞现象，住﹝﹞医院五楼。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出，晤中大校长（副）冯乃超，知中大现有学生二千三百人，已成立研究组，有化学方面，招了研究生。（《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2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516页）
这一段文字对于研究陈寅恪生平及思想非常重要，但由于涉及对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为人作事的评价，不免有点敏感，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五卷本中已被删去。
自1943年年底，竺可桢与陈寅恪在重庆观音岩一别，“十余年未见”。这十多年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天翻地覆。此次故人重逢，不由分外亲切，谈到年龄，乃知竺可桢、陈寅恪、姜立夫三人均生于1890年。由于竺可桢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
当年陈寅恪赞赏青年华罗庚，“认其有创造力”，但1957年之际，陈寅恪却“不以华罗庚为然”，原因是“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陈氏看法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仔细阅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种种原先不为外界所知的蛛丝马迹，拼凑成两条草蛇灰线似的线索，或可为陈寅恪对华罗庚由赞赏转变成反感的原因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条线索是华罗庚抢先争当数学所所长。1949年大陆解放之后，竺可桢因其学术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当时科学院领导是一正四副：郭沫若任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任副院长，各人且有具体分管范围：“三点至院开临时工作会议。郭沫若报告行将出国，对于院中组织略有更换，每副院长将领导若干所，如仲揆领导地质、古生物二所，孟和领导社会、历史、考古与语言，余则领导地理、地球物理、水生、实验、植物分类、心理、生理生化。再新聘吴正之领导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有机、物化、工程、天文七个单位，以正之兼任办公厅主任。五点散。”（《竺可桢日记》第7卷，1950年10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12页）院级领导的座位既已排定，值此社会转型之际，各路学术精英就纷纷开始竞选院属研究所所长一职。据竺可桢所记：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上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在浙大支680可得280单位，又以〔家〕人多，省府另贴68单位，共得348单位。而此间所长亦只1300斤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维持生活云。（《竺可桢日记》第7卷，1950年12月9日；《竺可桢全集》12卷235页）
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苏步青（1902—2003）原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遂、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说明并非是众望所归。
对于华罗庚急于要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开始“极不赞同”，然而华罗庚“功夫在诗外”，在竞选所长的过程当中频出奇招，“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天道酬勤，经过综合考察后，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开始倾斜到华罗庚一边，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孰料苏步青对于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一职并不十分热衷，甚至视为鸡肋，原因在于在中科院任职的薪水当时折合成实物不高，而回浙大当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贴，故不必费心竺可桢劝退，苏步青权衡利弊之下自动打退堂鼓矣。
事隔一星期后，竺可桢在日记中又谈及此事：
中午约步青、程民德在寓中膳，并约黄宗甄与王淦昌，步青今晚回杭州。据程民德言，渠近来已升为清华教授，又谓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而许宝騄、张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强均为所动，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泼云。（《竺可桢日记》第7卷，1950年12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39—240页）
原来清华大学对于本校华罗庚教授有所不满，故非常希望华氏去中科院当专职所长，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许宝騄、物理系教授张宗燧在一旁“力促其成”，以致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字正之）、党组书记恽子强深受影响，故数学所所长非华罗庚莫属矣。耐人寻味的是，竺可桢在此再次强调：“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跃云。”
当年，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拟在院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傅斯年出马力邀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一职，李氏屡辞不获，只得直言相告：“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才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载《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第30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则逸闻已为学界熟知。此外，享誉国际的赵元任于1947年整装归国之际，因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来电邀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就断然决定推迟回国。这两个事例深刻表明赵元任、李方桂包括陈寅恪这一辈身居时代学术高峰的顶尖学者皆以学问为性命，视官职为赘疣，恰如庄子所言：“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逍遥游》）如今华罗庚无视苏步青在筹建数学所过程中已担任“筹备主任”之现状，竟抢先卡位，毛遂自荐当所长，且“到处演讲”、“报上作诗”，大造声势，广博名声，“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此种行事风格自当为陈寅恪之不取。
第二条线索是：华罗庚反对曾任中国数学会会长的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评选学部委员：“今日讨论学问委员人选。余报告去年四月发信征求选委员后情形，计数理化、生物地学及技〔术〕科学共发615封信，收回81%，生物地学发306，收回246。第一次选定160名，其中生物地学占53（35+18），后又交各院校、省党部等审议，又加了至220名，生物地学73名，最后又在院加了廿九名，遂达249，生物地学83名（56+27）。各科虽均以科学上的创造性成就、对于科学作推动作用和政治水准为标准，但标准仍不免有高下。”（《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50页）过了二天，中科院开四学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此事，竺可桢担任执行主席：
首请吴正之（有训）报告数理化组讨论〔人〕委员人选和□□的全国研究计划办法。数理组昨午开会讨论，数理组原来48位委员中，主张去掉姜立夫，因为若是姜在内，则张子高亦应加入。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3月23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51页）
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陈省身（1911—）由于杰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请在1950年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异军突起，声名大噪，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研究的领袖人物”（参见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11—11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后他没有及时回国服务，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恩师没有或者没有成功施加影响促使高足归国——这一切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是已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理由，故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入选时强调：“陈省身是姜之学生”。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数学所之第一批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由海军部派中鼎轮运往台湾，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第1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数学所（包括图书、仪器）图书迁台事宜当时由姜立夫具体负责，或许是被迫的，但毕竟姜氏是该所主持人，故华罗庚要强调：“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是极大损失。”
世变势移，华罗庚反对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在1955年是大获全胜。竺可桢在其日记中作了相关记载：晨九点开十六﹝次﹞院务常委，讨论中国科学院组织形式，……当场通过学部委员238人名单（参阅三月十三日和1954年8/13日日记），在最后249名中去掉姜立夫、孙承谔、崔之兰、沈克非、丁道衡、孙敬之、钟林、江泽民、马衡、杨向奎及全部教育法律项下的人，加了丁瓒、纪育沣、乐森璕等。（《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4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60页）
1949年之前，姜立夫曾出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数学会会长。陈省身是他的高足，但他对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也相当器重，“曾经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领导，推荐华罗庚的工作，并为华罗庚到前苏联访问筹措经费”。（《陈省身传》第125页）——因此，当解放后华罗庚借政治上的原因排斥姜立夫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能不引起陈寅恪的反感。
或许华罗庚具有独特的张扬、奔放及霸气的个性，比较令人注目。陈省身在回忆中极为敬佩早期华罗庚每日钻研十多个小时的勤奋精神，同时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细节：“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MathematischeAnnalen》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陈省身传》第42页）此外，驰誉国际的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1921—1995）似乎对华罗庚行事风格颇为不满。王浩后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职，遇见红学家吴世昌经常谈及这一点。1962年，吴世昌携妻女归国，供职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拜访竺可桢时聊到王浩在海外的一些状况：“王浩与吴世昌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间常批评华罗庚，谓其在数学界（中国）包办一切云”。（《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2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358页）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溘然逝世，消息传来，享有“七国院士”荣衔的考古学家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脏病曾发过几次，这次最终仍以此死于异国，悲夫！”（《夏鼐日记》第九卷第475页，1985年6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综上所述，从陈寅恪、陈省身、王浩、夏鼐这四位不同领域名家所作的回忆及评论来看，华罗庚为人处世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笔者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从华罗庚逆境奋斗屡有创获与时俱进的人生历程观之，盖棺论定：其人仍不失为现代中国数学界负有国际声誉的一代豪杰。
竺可桢日记中这段“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记载非常重要，不仅表达了陈寅恪这位历史学家评价学界人物所一贯秉持的价值观，而且透露了陈寅恪当年与蒋介石晤面时所提的建议。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同月，陈寅恪自昆明赴重庆，3月21日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评议会，“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二十二日晚，出席蒋介石评议员之晚宴”（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后来，陈寅恪吟诗一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好友吴宓对于此诗曾作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10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此诗第六句即是“看花愁近最高楼”，此处“最高楼”暗喻掌握最高权位的蒋介石，既然是“愁近最高楼”，故引发吴宓之评：“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看过这一诗一评的读者或许有理由认为，被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陈寅恪，大抵对于此时掌握国家最高权位的蒋介石冷漠而不屑一顾，或者出于礼节，在宴会上顶多随口敷衍几句。孰料历史的真相并不如此。君不见陈寅恪“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推荐华罗庚“有创造力”，可发挥一技之长乎？
据说蒋介石曾以两个团的兵力为核心凝聚军队北伐成功，故对“团”情有独钟，推而广之，对于部队军官训练，党政人员训练，皆喜欢以“团”命名，如庐山训练团、峨眉训练团、珞伽山训练团，直至中央训练团，并以“团长”自命。意味深长的是书生陈寅恪竟然深知这位抗战时期军事统帅蒋介石的癖好，在此建议成立的不是“青年科学研究所”，不是“青年科学研究社”，而是“科学青年团”。这个“团”字，真是神妙独到秋毫巅，深刻表明静居书房的陈寅恪对于大千世界的世态人心具有极为全面的洞察力，同时也佐证了吴宓早期对于而立之年陈寅恪的一个评价：“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4页）
历史上，传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建议成立科学院——笔者无意把陈寅恪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与此相比附，但无论如何亦可一破“看花愁近最高楼”以往诠释的“路径依赖”。事情的真相恰恰是：面对外敌入侵而民族存亡危机之时，陈寅恪借着接近“最高楼”之机会，曾热心地为国家科学发展献言献策，建议设立青年研究科学的舞台，集聚天下科技精英新锐，抱团研究，开拓进取，有所创造发明——陈寅恪虽然是越界跨行建言，但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
1940年，陈寅恪富有远见地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但其时正是抗战时期，烽火遍野，戎马倥偬，蒋介石或许无暇顾及。然而当美国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炸以及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蒋介石大抵又感到科学的威力。1946年，蒋介石召见华罗庚、吴大猷和曾昭抡，询问中国为什么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造原子弹。于是他们挑选了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王瑞駪（化学）和孙本旺（数学）五位青年，8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陈省身传》第125页）。
1958年春，竺可桢赴广州参加广东科学馆开幕典礼及广东省科研规划（1958—1962）会议。会议间歇，竺可桢去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
十点至河南中山大学钟楼对面晤陈寅恪，他精神和去年相似，惟稍胖。我约其十二月去京参加学部委﹝员﹞会，他说他不耐开会，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云云。他对于仲揆、孟和统问到了。至楼下，杨秘书为我们拍一照。寅恪夫人说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次晤姜立夫，他精神比去年好，也愿于政协开会时去北京，他与陈省身也久未通讯云。十二点半回。（《竺可桢日记》第10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15卷79页）
陈寅恪失明之后仍然勤于著述，业余娱乐唯有听听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享誉中外，但陈寅恪却喜欢听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演唱。1952年，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陈寅恪仅是在收音机中聆听，身居京城的竺可桢则“近水楼台先得月”，1957年元旦：“晚七点至怀仁堂〔集〕会拜年，毛主席、刘委员长、朱副主席统到，遇聂副总理。七点半看京剧晚会，有李多奎《钓金龟》，张君秋（起白娘娘）《祭塔》，谭富英、裘盛戎《捉放曹》，马连良《失印救火》（《胭脂宝褶》中一折），统唱得很精彩。”（《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14卷第491页）1960年，张君秋南下广州演戏，陈寅恪为此又赋诗一首“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诗”。这些记载或可为陈寅恪对竺可桢所说“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添一解。
1961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及海南岛出席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会议，百忙之中，他仍然不忘老友陈寅恪嘱托之事，在日记中记道：
谢三宾，《一笑堂诗集》，陈寅恪要，要抄一份，北京图书馆。（《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1年1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17页）
《一笑堂集》是晚明谢三宾诗集，刻于康熙年间，既不收于《四库全书》，也不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此类罕见书，陈寅恪亦唯有拜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这位老友，方有能力从北京图书馆借抄一份。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其宗旨是阐发“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反清复明的事迹，“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间要阅读大量明末清初士人之著作，而作为降清人士谢三宾《一笑堂集》诗集自然亦在参考书之一。
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1953年曾赴北京，拜访文史专家邓之诚，为其昔年所作画卷《旧京春色》求邓题词。其间，冼玉清向喜欢藏书的邓之诚通报了一些古籍聚散消息：“冼（玉清）托人取手卷去，并告知：伦哲如卖与北京图书馆之书，有李驎《虬峰文集》二十卷，谢三宾《一笑堂集》四卷，沈寿民《姑山遗集》三十卷，杜登春《尺五楼诗》九卷，周在浚《黎庄集》二卷，皆亟欲一见者，当谋借钞之。”（《邓之诚日记》第6册第361页，1953年9月27日［阴历八月二十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的伦哲如果然是大藏书家，晚年散出的古籍皆是罕见之书。冼玉清是陈寅恪暮年的挚友，估计是她向陈寅恪提供了谢三宾《一笑堂集》被收藏的所在。
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会议。会议开幕之前，竺可桢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寅恪：
晨六点起，做太极拳。早餐后九点半，至河南区中山大学办公室，先由陈序经招待，通知我和吴﹝副﹞院长所要看的人，即陈寅恪和姜立夫。时去看中大物理系、生物系的人已有不少在等着。我和刘力、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25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及供应，说广东供应虽好，但为了北京和各方来人多也穷于应付。粤省对华侨为了赚外汇亦特别优待。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AurelStein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Indian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云已去函二年，其夫人唐君不知其事）。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竺可桢日记》第11卷，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16卷第200—201页）
这次晤面谈及两个学术问题。首先谈到的英国籍探险家、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从我国敦煌莫高窟盗取的大批资料。斯坦因在三十年（1900—1931）中以我国新疆和甘肃为重点一共进行四次中亚细亚考察，“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凡汉、粟特、突厥、回鹘语及佉卢文梵语的原归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凡于阗、龟兹、藏语及波罗迷文梵语的原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绘画品在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与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之间平分”（引自《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载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第3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陈寅恪指出“初存于IndianOffice”（或指“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那批“藏文的稿件”，对于研究唐王朝及吐蕃王朝“尤可宝贵”。陈寅恪年轻时游学欧美，将近半个世纪后他仍然对于当年在英国博物馆所看到的敦煌资料记忆犹新。
另一个问题讨论了天文异象与时局兴衰。1962年时逢壬寅，陈寅恪认为“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
对于天象“五星连珠”，历史上有种种的说法，大抵是凶多吉少。元代李治指出：“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则为秦亡之应。”（《敬斋古今黈》卷五）李治的结论稍显武断。“五星连珠”于秦王朝而言，固然是凶，因为大厦将倾之始；于汉高祖刘邦而言，显然是吉，因其开创数百年刘姓王朝之基。故尔还是《史记·天官书》说得较为周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意即“五星连珠”究竟是吉还是凶主要取决于统冶者的“有德”与“无德”。
据学术界研究，“汉代以后最壮观且最易测见的两次‘五星会聚’，竟然均发生在女主当政之时”：一是公元前185年，“时逢西汉高皇后临朝称制，翌年，吕后杀少帝刘恭，改立刘弘”；二是公元710年，“韦皇后弑唐中宗并临朝摄政，同年李隆基起兵声讨，杀韦后”（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69—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似乎皆是女主崛起导致宫廷内乱互相残杀的局面。
陈寅恪早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曾列出他本人指导的学科范围：
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译本，与中文译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引自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样一份治学范围清单既可谓浩博无涯，又不失为奇彩纷呈。国内并世可谓无第二人相比肩。其中列在首位的“年历学”表明陈寅恪对于天文学史确有独特的研究，故他在1943年回答竺可桢询问“《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时，可以随口举出一连串海内外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对此所持的观点。
陈寅恪当年在为王国维之死所作的挽诗中深沉地说过“吾侪所学关天意”，可见“天意”如何，是他不能淡忘的一个对象。退一步说，倘如此处所涉的“天意”仅是泛指或虚指，而1962年之际陈寅恪关注壬寅年是否乃“大灾年”，是否会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认真的思考及探索了。
竺可桢对天文学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于1927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技惊四座，博得学界的一片赞誉。历史学家徐旭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说：“读到《科学》上所载，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则是对天文学史上一个重大问题的精心研究，独抒己见，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持久探讨。
早在1946年，竺可桢就曾经关注过天文学史上的“五星联珠”，他在日记中摘录了国外《大众天文学》杂志上一篇相关文章的内容：“五星联珠。‘Clusterof 5 planet’by R.B. Weitzel ，Popular AstronomyApril，1945，pp.159—61。金、木、水、火、土五星联珠，在B.C.3000年至A.D.2000年间，有150次可参考，而其中只有四次五星相聚甚密。即710A.D.，185 B.C.，1059 B.C及1953B.C。”（《竺可桢日记》第5卷,1946年4月12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94页）并附有一篇列出“纬度、赤经、赤纬”等内容的表格。
由于竺可桢中青年时代对于天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晚年对于物候学及气候变迁的开创性精湛研究，因此毫不夸大地说，陈寅恪在1962年之际与竺可桢探讨天象变异与时局兴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可能——正是在这个方面，陈寅恪可以说是找到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
1962年，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刚刚过去，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而历史学家陈寅恪自然有理由关注大局走向，思考“大灾年”是否还会来临。陈寅恪失明已久，但却依然垂注天文异象是否出现；或许不见纷纭繁复的世象，更能使其内心宁静专一，驾驭学贯中西、构造精密的知识飞舟，去独自探索茫茫幽渺的“天道”运行轨迹，即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已——恰恰在这里，陈寅恪戛戛独造的探索之举，印证了上古时代“瞽史知天道”的那个瑰奇神秘的传说。
1964年4月竺可桢飞赴广州视察南方科研机构，顺道至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
四点至中山大学，至姜立夫和陈寅恪家中。在姜家先略坐，然后立夫同至寅恪处。见寅恪更苍老，因去年臀部落地骨脱节未治﹝愈﹞，迄今接不上，所以只能卧床或坐手推车。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又在1962年9月EasternHorizon（东方地平线）中在Mote书评，曾提高到渠近作明清之交的历史问题。我允为之查复。临行时在阳台上拍数照。（《竺可桢日记》第12卷，1964年4月13日；《竺可桢全集》第17卷第99页）
1962年秋，陈寅恪右腿跌折，因年老未能动手术，致腿伤未能恢复。次年，侄女陈小从自武昌来探望：“时腿已折伤，人也瘦得很，见时心里很难过。幸六婶还康健，并有护士帮助照顾。”（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60、162页）因此竺可桢在1964年见到的陈寅恪自然“更苍老”。
文字学家杨树达是陈寅恪的好友，1942年陈寅恪曾应邀为其《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一书作序。1950年杨树达拟出版此书，他在日记中写道：“陈寅恪前为余序《小学金石论丛续稿》，颇赞余《金文说》之美。余今取《金文说》别行，拟仍取其序冠卷首。如此，文字不能无所改易，前日书与寅恪商之。今日得复，允将文中书名更改。并云：‘杜诗说极精；汉圣之名，真不虚也。’此答复余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者。过誉，令人愧煞！”（1950年6月20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杨树达的文字造诣极深，陈寅恪序中曾有“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之语。杨本人亦自视甚高，尝言“平生私淑高邮王氏，治学方法相同，故人言云尔。论学历，有愧清代诸大师，但小学亦颇有突过前人处耳”（1952年2月3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40页）。除了陈寅恪旧序之外，杨树达还邀请古文字研究的北方重镇于省吾（字思泊）为其《积微居金文说》增作新序。
必须指出的是：杨树达不仅学殖深厚，享誉士林，尤为难得的是还具有显赫荣耀的早期革命履历。民国初期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一役中，他有幸与同乡毛泽东曾经并肩战斗。杨树达在1952年收到毛泽东回信“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之后，在日记中写道：“1920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因此，大陆解放后，杨树达虽然未必似乡人章士钊如鱼得水，但心情还是相当舒畅的。可惜好事多磨，他后来接到“编译局来书言，《积微居金文说》序文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思泊序无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科学院下属编译局删掉好友陈寅恪序文之举，肯定使得杨树达大为不快。过了二日，当杨树达阅读过气象森严的苏联《联共党史》后，对于大局形势方有禅宗所谓顿悟之感，自述：“近日阅《联共党史》，时有开悟，心情为之小变，或者是进步处邪？”（1952年5月4日，《积微翁回忆录》第345页）
《积微居金文说》于1952年9月出版，陈寅恪从杨树达来信中得知序文已被当轴者删去，遂于此年12月6日回信道：“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著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积微居友朋书札》第9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此话自然是安慰相知甚深老友的门面话，在陈寅恪本人而言，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故相隔十多年后，他对前来探望晤谈的竺可桢还要旧事重提，强聒不舍，“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
1964年4月这次晤谈中，陈寅恪向竺可桢提及海外学者关注他近年的研究动向，即“近作明清之交历史问题”。陈寅恪著作中涉及“明清之交历史问题”显然是指《柳如是别传》一书，但此书动笔于1953年，完稿于1964年，直至1980年方出版问世，则1962年之际海外学者何由得知目盲年衰的陈寅恪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呢？认真查考一下，原来此事亦是拜时代风气之所赐。早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前，陈寅恪在从事这个专题研究的工作“作为他所在学校迎接国庆、实现史学跃进的信息，刊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深人无浅语”，尽管陈寅恪的这本著作在1962年尚未完稿，但已引起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期待。
同年6月，竺可桢从正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工作的胡道静那里了解到陈寅恪几本著作滞迟出版的详情：
早餐后，八点半至院。得中华书局胡道静来函。知四月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陈寅恪要我询问《隋唐史稿》很久﹝前﹞交入后何以无消息，近又交《明清之交》一稿，也未知下落。我回后问胡愈之，他不知其事，但说此事中华书局经手其事。适胡道静以沈括《梦溪笔谈》注释事与我通讯，我因问陈《隋唐史稿》下落。他回信中说，《隋唐史稿》实名《金明稿丛稿》，“金明稿”系寅恪书斋名，此稿到中华书局已年余，因沪馆运动较多，所以被搁置，沪馆领导要我代向寅恪致歉意。至于《明清史稿》不在沪馆，可能在北京中华书局总馆，因北京总馆主要编发历史书籍及古典哲学书籍，而沪馆则编发古典文学书籍云。胡道静本人则在目录学部分做《中国丛书综录》、《四库简明目录校注》云云。我得函后，于今日下午即作一函与陈寅恪，将胡函附去。（《竺可桢日记》第12卷，1964年6月27日；《竺可桢全集》第17卷第168页）
关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陈寅恪著作在大陆出版的曲折内情，时下学界已有多篇文章在作披露及详述，这里已无必要再作转述。笔者在此只是想指出：陈寅恪对他个人著作出版的久久延搁是颇为焦虑的。众所周知，他曾对前来拜访的胡乔木表达过不满：“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9页）这种焦虑主要是源自陈寅恪本人对于自己心血凝成的著作极为重视及自负，这从“吾侪所学关天意”之语中可以略窥一斑。
早在抗战时期，陈寅恪受邀将赴英国讲学之前，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郑重宣告：“弟已写成二书，（一为隋唐制度渊源论、一为唐代政治史略），数年来所剩余在脑中之材料已写出一部分，则在英无中国书可看，即不看，而途中若遇险，亦不致全无成绩遗留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73页，三联书店，2001年）生死存亡之际人们易吐心声：陈寅恪似乎作了最坏打算，因有两部有关隋唐史与唐代史拓荒之作的书稿留存，略略展示平生胸中所蓄浩博学识，纵然赴外国途中遇险，亦可无大遗憾而死不瞑目了——此亦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之微意也。其次，陈寅恪曾经直白宣称，文章不愿贱卖以坏信用，讲演则须万元一次：“袁守和（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笔者按）兄屡嘱弟为北平图书馆刊作文，实难再却。然弟除史语所外，作文须酬金，现在润格以一篇一万元为平均之价目（已通告朋友，兹以藉省麻烦），而守和兄只复以三百字一千为酬（本为千字一百五十元破格加倍），弟实不敢应命，因近日补治牙齿（不能请补助费），甚须费钱，且不能贱卖以坏信用，如守和尚在渝，希为弟解释，免生误会。弟演讲亦须万元一次，四川大学之贱卖，亦不能承命，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预备稿子，仍与作文无异也。”（同上书第99—100页）陈寅恪对自己的文章及演讲何以就如此自负呢？又是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他直白相告：“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同上书第92页）这段话虽讲得有些幽默而不乏自我调侃，但也透露了一位文弱多病学者的几分真实内情，平生从不神疲气昏时敷衍成文，文章皆待睡足饭饱之后才能作成——质言之，陈寅恪文章皆是神完气足状态下的精心结撰之作，自有传之后世的不朽价值。
因此，自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付印之后，当其他几种著作迟迟不能出版之时，陈寅恪屡屡嘱托竺可桢去多方了解出版受阻内情之举，是令人完全可以理解的。
1966年3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全国农业区划会议”。此时，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仅有数月，“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次出差竺可桢已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因大会规定每日上午7—8时是学习《毛选》的时间。到达广州的首日下午，竺可桢即去探望陈寅恪：
由楼桐茂介绍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童君领路，至中山大学陈寅恪处。他卧在床上，由他的太太招待，但陈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关于两年前所托问中华书局印刷事，均与以交待。（《竺可桢日记》第13卷，1966年3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18卷第65页）
两人仅仅谈论一刻钟，是历次访谈中最短的一次。竺可桢这次见缝插针式的闪电拜访，或许他已有了某种预感，因此要赶紧了却一件心事：两年前陈寅恪殷殷嘱托询问著作出版受阻的原因，竺可桢经多方探询之后或可尽其所知地奉告内情。这种“一诺千金”的古道热肠，正是竺可桢不为时代风气所转移的人格魅力的高度体现，令人击节感叹不已。
1966年3月20日，这是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的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浩劫将如山洪爆发般汹涌逼来，彼此各如不系之舟，无力自控，随风飘逝，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此生亦无把臂叙旧之日矣，悲哉，悲哉！——当然两人仍有重逢之时，大约要经沧桑巨变多少年后，大地浊浪退尽，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在历史巍巍庄严的先贤祠或名人堂中，上苍注定竺、陈这两位一代学界天骄会再度欣然相遇，各踞其座，肃穆的神态背后各自放出独特的恒久光辉。
张荣明2012年9月21日于沪西两藏室
（本文刊登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11期，2012年11月18日。）
张荣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angrongm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2/2/903330.shtml
(昨天傍晚，和友人散步，行至星都宾馆，看到《江西晨报》2014.3.2《陈寅恪为何“不以华罗庚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