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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军（现为第39集团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红25军，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26、27军军组成红15军团。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1939 年9月扩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1940年6月后开赴苏北，与新四军第6支队等合并，先后改称八路军第4、第5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第5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1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3师3.7万人于1945年11月千里进军、挺进东北，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2纵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表现出色，参加了“三下江南”，秋季，冬季，夏季攻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锦州战役，辽西会战围歼廖耀湘兵团。1948年11月，2纵改称解放军步兵第39军，48年12月挥师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在河北武清地区向华中南进军，当年12月一直打到广西镇南关。解放战争中39军共歼敌19.6万余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于1950年10月随13兵团首批入朝参战。在第一次战役中，39军在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开国元勋师骑1师，歼敌
<>2000余人，创中美现代陆军首次交锋的胜利，并缴获飞机4架。第二次战役中，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25师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115人集体战场投降，从此美军改变了自独立以来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39军第116师进而于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先后解放平壤、汉城。第39军在朝鲜战场，3年中共歼敌4万余人。在整个朝鲜战争中，39军共牺牲7298人，负伤10254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自朝鲜回国后，第39军长期驻守辽东半岛，是我军布防在东北首屈一指的主力军团，担负警戒苏联、朝鲜半岛军事态势的战略力量。1985年，第39军改编为集团军，是全军重装的三个快速反应集团军（另两个为38军和54军）之一，属于全军的战略预备部队。(以上文字摘自网络)
我记得那时还没上小学，周末的晚上父母带着我去看望他们的一对战友夫妇。在叔叔、阿姨的家里，他们热烈的谈着、回忆着过去，一直到很晚。我虽然没听懂什么，但却记住了反复出现的一个词---“39军”。长大以后，我逐渐懂得了，39军是父母亲共同战斗过的部队，那里有他们的成长足迹、战火青春、首长战友、爱情记忆，39军的经历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我对39军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在我的生活中也留下了39军的印记。
我当兵以后，虽然是在通信部队，但毕竟同在沈阳军区，对39军的事情还是比较关注的。恰巧同部队里，也有两个39军的子女，也时常听到一些诸如“现任军长换成XXX了”、“陈毅元帅的儿子在军里入党时怎样怎样了”的介于小道和大道之间的消息。
1972年4月，我们部队组成了若干通信维修小组，深入军区部队进行巡回修理，我正好分配到去39军的小组。我们小组在军区通信部左参谋的带领下，来到了39军机关驻地---营口大石桥。军通信处热情接待了我们，经过讨论最终确定我们直接到装备和技术相对薄弱的117师开展工作，其他部队就不去了。当晚，我们住在了军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起床号响起，本想睡个懒觉，但听到操场上已有了整队集合的声音，于是我们就穿好衣服，走出室内，通信处的参谋也一起陪着我们。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操场上出操的队伍中，除了军直属分队外，还有一支主要是年龄不等的干部组成的的队伍，带队的人年龄也不轻，一问才知道，这是司、政、后机关干部组成的队伍，而带队的就是司令部首长。只见他们个个着装严整、精神抖擞，队伍同样整齐，口号同样响亮，丝毫不见那种机关人员常有的慵懒、懈怠之气。这时一个五十多岁、首长模样的人迎面走过来，他扎着武装带、腰板笔直、风纪扣也系得很严实。看见我们几个有干部、有战士，随随便便地站在操场边上，便有些生气地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陪同的军通信参谋赶紧上前报告“是军区下来的通信维修组”。他这才点点头向出操的队伍走去，事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军长。这件小事让我感慨良多，一个军长的严格要求如此，一个机关的整体作风如此，他所率领的部队也一定是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
当天，我们就乘火车去辽宁西部一个叫石山的小站。这里非常不起眼、没几个人知道，可是因为117师驻扎此地，因此这趟快车在铁路运行图上就有了石山停车2分钟的安排。在部队维修通信装备期间，我们与师通信科、通信修理所相处甚好。师里首长也来看望我们，还安排我们观看了部队的刺杀、投弹和战术训练，训练场上那种杀声震天、一往无前的气概让我们深深震撼和叹服。在参观师的荣誉室时，我看到117师在朝鲜战场的辉煌战绩，特别是在第四次战役的横城反击战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师在一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记录：歼敌3300多人……。周日，师里的同志带我们去登石山，在经过艰苦的攀爬之后，我们站在山顶一览山野风光，更抒发出军人的豪情，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巍峨古石山，高耸入云端。
陡峭千层壁，谷深万丈渊。
眺望原似锦，俯瞰好河山。
高峰不胜数，我愿永登攀。
在石山呆了一个月，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师里对我们的热情和关心，也看到了我们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比之野战部队的那种优越，更加敬佩他们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和无私奉献。临别时我们把剩下的无线、有线的备份器材统统都留给了师修理所（部队里这些器材还是比较缺乏的），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是我从军经历中唯一的一次与39军近距离的接触，让我进一步了解和热爱上了了这支光荣的部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为他骄傲和自豪，也衷心地祝愿他光大传统、威名永传。
1972年4月，去39军执行任务之前，维修小组摄于沈阳红旗广场。（右二为本人）
父亲留下的一些照片和物品，都有着39军的深深印记：
当年39军政治部秘书处全体人员合影（前排中为父亲，后排四人右二为母亲）
父亲当年佩戴的胸章
一本1950年印制的荣归纪念册：路线示意图记载着39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征程。
荣归纪念册中展现的39军：军长指挥、攻打锦州、挥师入关、血战天津、
红旗插上镇南关、回师武汉等场景。
荣归纪念册中，当时军首长的题词：从上至下、从左至右为军长吴信泉、
副军长谭友林、副政委李雪三、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
当年39军的首长、战友赠送的有关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