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8月1日，去到国家图书馆音乐厅观看内蒙兵团40年纪念演出，不用说，遇到了好几位几十年不见的兵团战友。纪念演出者由原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为主，但也包括我们团的宣传队的一些同志。
演出的节目中有合唱《祖国颂》，我听的时候，觉得其中两句似曾听过，但整体上又觉得陌生。
由刘炽作曲的《祖国颂》，诞生在1957年。我是50年代初生人，可是在我的经历和音乐记忆中，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二十年里，没有听唱过《祖国颂》这首歌曲。如果说，这首歌在当时的不流传是因为刘炽被划了右派而不能再唱了，那么刘炽的其他歌曲为何并没有受到影响？如《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这些歌曲60年代都在唱。为此，我曾经请教过几位朋友，为什么60-70年代没有唱这首50年代后期很受周总理表扬的《祖国颂》？这几位朋友虽然都对歌唱和歌曲很内行，很熟悉，但都没有给出回答。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对60-70年代没有什么了解，也就无法作为见证参与这个讨论。
还是我自己尝试给出答案吧：主要是《祖国颂》歌词与60、70年代的中国建设最新发展相比，已经“跟不上形势”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历久不变，但祖国的经济建设则日新月异，歌中唱的克拉玛依油田、武汉长江大桥都是50年代中后期的成就，已经不能作为60、70年代的中国建设标志了。其次，60、70年代提倡学大庆、学大寨，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大庆或大寨的内容，已不能反映新时代的政治形势的要求了。于是在60、70年代那种突出政治的情形下，这个歌自然是跟不上形势而不宜再唱的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了，老歌都可以唱了，所以这首歌作为历史歌曲又复活了。还有一点，歌中男女声领唱，比较唯美，在文革中也是要挨批的。以上三点，请大家比较这首歌和文革中创作的同类型歌曲《祖国永远是春天》就可以知道了。
70年代我们最熟悉的歌唱祖国的大合唱是《祖国永远是春天》。李双江领唱的声音，“大庆红旗到处飘扬，大寨红花遍地盛开，跃进的歌声响彻四方，捷报传遍江南塞外”，即使已经过了多年，仍有时萦绕在耳边，这就是歌曲的惯性。专业人士说，在《祖国永远是春天》近百人的合唱中，李双江用高3度的演唱，鹤立鸡群，在最后一句“胜利朝前迈”的“前”字的延长音上唱响了全曲的最高音C3。李双江年轻时那响亮、高亢的声音，到今天再没有听到过第二个能与之相比。
《祖国颂》在80年代以后再度流行。这是因为，1984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重点演唱了这首歌曲，程志、王霞领唱，此后就作为合唱歌曲流行起来了。这是对于这首歌的历史地位的追认。不过，后来程志和殷秀梅合作领唱的版本似乎要更好一些。说来也是，殷和程合作的合唱领唱都很成功，比她和别的演唱者合作的歌唱都要成功。
两人合作的另一首歌《共和国之恋》也很成功，上次我写的《共和国之恋》的博客中没有谈到他们两人的合作，在我看来，就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来说，程志的表现尤好，特别是最后“形象里”的“里”字，明亮的高音唱足了十秒，其响亮可与李双江在合唱《祖国永远是春天》最后的高音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并不是每首歌都要唱到这样的美声高音，50-60年代很多优秀的电影插曲，都没有追求高音，而是追求优美，其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大众的传唱和流行，这个经验很值得总结。
回到“祖国颂”，我认为，就以大合唱的形式表现而言，解放以来我们已经有三代的祖国颂了，《祖国颂》是第一代的祖国颂，代表文革前的时代；《祖国永远是春天》可以说是第二代的祖国颂，代表文革的时代，《共和国之恋》现在已经成为第三代的祖国颂，代表后文革的时代。为什么要突出合唱的形式？因为，正如《祖国颂》所开创的，“祖国颂”的首要功能应当是可以在重大场合作为仪式性歌曲演唱的，正如国歌是不可能独唱的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牧村和孙楠合作并有合唱部配合的“共和国之恋”版，以及程志、殷秀梅的合作，才是最合乎这一要求的。
至于《歌唱祖国》，因为这首歌曲已经成为第二国歌，故不必列入祖国颂来定位了。《我爱你中国》是独唱，类似的歌很多，也不在这个类型中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