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5-2311:17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编者按：钟伟将军的嫡孙现仍在湖南平江县XX乡XX村务农。
长子钟来良8个月的时候，钟伟就离开了老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时隔20年后，即1949年7月，钟伟率部打到了长沙，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父子俩没有说上几句话，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
三天以后，钟伟率部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
钟来良却撅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
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
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
钟伟十分喜欢他的孙女水霞，他恢复待遇后就接她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孙女要回平江，他舍不得，水霞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
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最恨腐败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孙女离开北京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水霞回到老家平江后，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来信告诉了他。
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小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孩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告诉了爷爷钟伟，孰料，钟伟竟给孙子所在部队领导写信，以命令的口吻说：“让他回家自己努力。”
回到家的钟社生越想越生气，会同哥哥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钟伟虎着脸硬是不松口。
钟伟的老搭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得知后，就对他说：“你这两个孙子交给我吧，北京的工作让他们挑。”钟伟说：“老杨，你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成才。”接着，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钟伟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只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平反后，钟伟将军向军委报告，要求出山。当时，他的老首长黄克诚将军曾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将军健康日差，一病不起，于1984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临终前和孩子们纵谈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一个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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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黄克诚听说立即派人搞来一种当时很难弄到的消炎药，组织战士轮流抬担架。事后，父亲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也莫过如此！”25年后，这话成了某些人攻击父亲的一颗重磅炮弹：“自称与黄克诚是父子关系。”
一
父亲钟伟，原名钟步云。1914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兄弟姐妹9人中，父亲排行老六。祖父看父亲聪明好学，想尽办法送他到乡里的小学读书。小学老师袁克奇是平江南乡一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父亲经常跟着袁老师到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为中共湖南地下省委负责人吴克坚做秘密交通员，这时父亲还不满13周岁。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重新攻占了平江县。已担任红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袁克奇要父亲立即组织一批少先队员参加红军。
父亲一生身经百战，经历了无数险境，却只在手上和小腿上受过两次轻微的小伤。父亲笑着对我们讲，他生来福大命大，是打不死的！父亲告诉我们，他的应变和决断能力是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后形成的。的确，父亲“从来不打蛮仗”。战争年代，他写下4本厚厚的作战笔记。遗憾的是，“十年动乱”，安徽的家被抄，4本厚厚的作战笔记从此下落不明。
二
庐山会议刚刚结束，8月18日又在京紧急召开了批斗彭黄的军委扩大会议。当时，父亲随以李天佑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出国参观苏联太平洋舰队军事演习回来不久。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父亲突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讲：“这次是祸从天降，很可能会坐牢，你们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大吃一惊，愣住了。“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父亲简略地告诉我们，庐山会议上，硬说彭总和黄克诚搞了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反党反毛主席。这次军委开扩大会议，批斗他们时，自己不过是根据历史事实讲了几句老实话，就被定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我们追问“军事俱乐部”的具体情况时，父亲非常烦躁地说：“见他妈的鬼！什么军事俱乐部？！完全是莫须有嘛！这些事跟你们讲，你们也不明白。”第二天，北京军区保卫部来人，将父亲最心爱的“七芯子”左轮手枪及卡宾枪、双筒猎枪统统收走。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父亲被定性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彭德怀、黄克诚一直是父亲最敬重的领导，“彭总一身正气，从来不搞宗派。他最讨厌那些讲讲话，拉拉扯扯溜溜拍拍的人。”“黄老办事公正，原则性强，对谁都不讲情面”，“一贯关心爱护部属”。长征路上，父亲突然发高烧到39度多，连续几天不退，医生说没有希望了。黄克诚听说立即派人搞来一种当时很难弄到的消炎药，组织战士轮流抬担架。事后，父亲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也莫过如此！”25年后，这话成了某些人攻击父亲的一颗重磅炮弹：“自称与黄克诚是父子关系。”
实际上，父亲对自己的命运是有所预感的。
参观苏军演习刚回国，北京军区政委就找他单独谈话，要他认真检查交代，划清与“彭黄反党集团”的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父亲当即表示：“自己平时与他们都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因此，也不了解他们有什么反党活动。”后来，他不止一次感叹地说：“这次实在是在劫难逃啊！讲不讲都一样，人家反正是要整你的。明明是杨成武要我到北京军区来的，可有些人却硬说我是彭德怀安在北京军区的‘钉子’。”
停职反省期间，父亲被多次大会批判，有人说他“态度极不老实，始终顽固对抗”。最后的处理是调离部队，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工作。
“文革”初期，带着“彭黄”帽子的父亲成了人人喊打的“死老虎”，一下子被推到群众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看着一批批老干部、老战友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在地，面对着“造反派”的巨大冲击，父亲不仅感到无法理解，而且内心充满了气愤和压抑。他再次向中央申诉，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信是通过林彪转报毛泽东的。谁知报告发出之后，如石沉大海。
1967年9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一次接见安徽“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父亲的名，诬称他是“彭黄死党”、“是挑动安徽两派武斗的黑手”、“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一次批斗会上，父亲因不肯低头下跪“向毛主席请罪”，被几个家伙一阵拳打脚踢，捆起来塞进麻袋，扔到卡车上，扬言要扔到河里去喂鱼。所幸，途中父亲拼命挣脱了绳索，从车上跳了下来。在那以后，他被迫离家出走，躲进淮南市郊区农村。那里有几个北京军区的复员兵，救助掩护了父亲。
三
1974年初，父亲到北京直接找到胡耀邦。胡耀邦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认为对他的处理很不公正，当即与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向仲华联系，将父亲安排住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并促使总政正式受理了父亲的申诉。杨勇还特意向招待所打了招呼：“一定要好好接待，钟伟是立了很大战功的。”正当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风云突变。1975年末，“四人帮”疯狂“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把持总政大权的张春桥在父亲的申诉报告上写道：立即回安徽等待处理。为了不给胡耀邦、杨勇等人添更大的麻烦，父亲决定暂时先回安徽。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迅速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对父亲的问题，胡耀邦一直十分关心。后来，胡耀邦将父亲的问题反映给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表示：既然过去搞错了，那就应该平反嘛！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父亲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打击，但他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感情却从未改变。在他病危即将去世的时刻，他以无限的深情在遗嘱里写道：“党是培育我成长最疼爱的母亲，我时刻没有离开过她，不管是在艰难困苦还是在幸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