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小平（左二）与冀东老革命宋时伦上将之女宋崇实（左三）、原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之女张晓霁（右二）交谈
我 的 一家
高 小 平
我叫高小平，已过花甲之年。说起原籍来，颇有一段故事，经过我多年查考，才知道在明永乐二年（1404年），来自山西山后陆州洪洞县大槐树下。究其原因，据查：明朝初年，朝中有一诤臣（姓名无考），得罪了皇权贵戚，被佞臣诬陷，皇帝老儿震怒，当庭将这名诤臣推出午门斩首，并要诛灭九族。但在各位大臣苦苦哀求与担保下，皇上只灭了朝中这位诤臣一族。其余八族：陈、杨、刘、顾、靳、徐、梁、高做为受株连之囚徒被流放于此——滦河西岸荒蛮之地。
而董姓做为朝廷司狱官员，全权负责管理陈、杨、刘、顾、靳、徐、梁、高八姓囚徒流民之事务。
早年以来，村里就有一小庙供董姓一族专门祭祀亡灵；而陈、杨、刘、顾、靳、徐、梁、高则共用一座大庙。后来年长日久，外地移民迁来此地也一直沿用陈、杨、刘、顾、靳、徐、梁、高等八姓共用之大庙。
小庙精致、典雅；大庙简陋、粗旷。
这八姓囚徒到了滦河边上，在董姓的领导下垦荒拓地，农耕养殖，勤劳朴实，相互帮衬，和睦相处以解决基本之食宿。
几年以后，某一日早朝，皇上向大臣们问起陈、杨、刘、顾、靳、徐、梁、高等八姓时，众大臣异口同声的说：“托万岁鸿福，此八姓囚徒已在滦河边上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开垦了不少荒地，早已是顺民了。”
皇上龙颜大悦道：“那就不再杀他们了，让这些多余的囚徒像平民一样生活吧。”各大臣又一起跪倒，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老儿金口玉言，从此，被流放之囚徒聚集地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多余屯，就是流民囚徒获得了自由，否则，陈、杨、刘、顾、靳、徐、梁、高这八姓人是不能享受普通平民待遇的。
我们家是怎么富起来的呢？说起来话长，据老辈人讲：那还是在满清旗人跑马行圈时，有一年的春天，我家的祖老太太正在多余屯东南地里纺线，不一会儿一个满清的王爷正好骑马跑到这儿，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地里纺线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停下马来问道：“你咋在地里纺线呢？”
我家祖老太太说：“我一边纺线，一边看坟地。”
那个满清王爷接着又问：“你们家的坟地有多大地方？”
我家祖老太太回答：“我们家坟地准一顷（100亩）地。”
不知道这个王爷是出于对“坟地”的忌讳，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竟然说道：“你们家这一顷地不用交租金了。”
说完这个王爷扬鞭打马而去。至今，在多余屯一提老高家的坟地有多少亩，都知道是“高一顷”。
这就是我们高家过殷实生活的开始，到了曾祖父高贵这一辈时，由于老人家会种庄稼，懂得治理家务，又同乡亲们的关系处的非常融洽。比如：每到青黄不接的年月，只要有人借粮，高家有求必应，将来能还则还，不能还就免，其它东西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行乞讨饭的，更搭对的圆满，据老人所讲，每到讨饭多的时节，我曾祖父必嘱咐家里人每天多蒸出几屉窝头来，以招待四乡来的讨饭者。为此，我的先辈们深得乡亲们的敬重和爱戴。
由于曾祖父治家有方，除了在过去一顷地的坟地上加以改良外（因为坟地全是沙土地），又赶上滦河发水后，大片河滩地没人敢种，老人家就白捡着种了一年，到了秋后，喜获丰收，一年打的粮食没处盛，都卖了，得了不少钱。还有老人家熟悉水性，滦河发大水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只身从滚滚的洪水里捞过箱子、柜子之类的东西，也发了点小财。
有了钱之后，曾祖父陆陆续续的置了两顷多地，这两顷地基本上属于好地。尽管那一顷坟地全是大沙坨子，但经过曾祖父的精心治理，也能打不少粮食。前后加起来约有三顷多地，只凭家里的人手已经干不过来了，于是曾祖父就雇了两、三个活（指长工）。置办了一座比较宽敞的宅院，其中正房五间（四破五），对面厢房六间。另有牲口棚、猪圈及碾棚等。
祖父出生时，曾祖父高贵已40多岁。据老年人说：曾祖父发了家之后。因为没有儿子接续香火，继承家业，所以曾到滦县城南三里庄高家本家去过几次，打算从三里庄老高家本家过继一个儿子，但是三里庄的老高家过得也不错，孩子们谁也不愿意来，其实大人们也有些舍不得，就给曾祖父出主意，让他再娶个二房（妾），曾祖父后来也没再提过继的事。
有一年春天，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忽然有一天来了兄妹（据说是安徽的）两个讨饭的，我们高家依旧关照了他们，不但给了吃的，还安排了兄妹二人的活计，哥哥做些零活儿，妹妹做些女工。这时有人向曾祖父提起娶个二房以便生儿子延续香火的事。曾祖父征得原配夫人的同意，便择日完婚。
还好，第二年（1907年6月）我的祖父出生，高家上上下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一齐赶来祝贺。按老高家的辈份，祖父该叫高什么云，曾祖父就为其起了翔云的名字，取字腾霄，上私塾时就叫高翔云。当时给祖父起这个名字就是寄于很大希望的。曾祖父是识文断字的人，且会批八字，看阴阳宅。后来，曾祖父也曾给祖父批八字，谶语为：“大爵位，主凶，九死一生。”为此，信奉此道的曾祖父忧心忡忡，三天没出门，就像得了一场大病。祖父的生母生下祖父后又生过两个女儿，时间不长因病早逝。
尽管祖父生就一个富有之家，而且又是曾祖父晚年得的独生子，但他从小没享受一天富家子弟的生活。别看曾祖父母对乡亲们那么好，但对祖父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严格的近乎于苛刻，因为曾祖父是个读诗书、讲礼义的儒家信徒，时常讲：“子不孝，父之过”之礼教，认为只有对儿孙后代要求严格了，才是对儿孙后代负责，否则，将贻害下一代。基于此，自祖父懂事起就和大人吃一样的饭菜，到了8岁上私塾时，也是安排该上学的时候上学，放学后就帮家里干活，干不了重的可以干些轻的。
祖父的生母过世之后，我的舅爷因是外地人，不久也回老家去了。这样，祖父家里人少地多，非常缺人手，所以曾祖父与曾祖母在祖父11岁时就娶了媳妇。媳妇是滦县三区史庄史氏，选择史氏进门主要符合曾祖父母的两个条件:一是史氏出身贫寒；二是年龄比祖父大7岁，会治家过日子。于是就早早娶进门，从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曾祖父母过日子是多么会精打细算呀！
斗转星移，一晃祖父已长到14岁，曾祖父就不再让他上学了，让祖父与伙计们（指扛活的）一块下地干活儿，还要求祖父与伙计们一块儿吃。祖父从小就聪明，无论啥活计一看就会，干啥像啥，还有巧门，从不怕苦怕累。除了下地适当的干活儿外，祖父抓空儿摸空儿的舞枪弄棒，勤于习武。我家原来有个老火枪，一开始祖父就放在对门陈秀玉家，每逢下地，祖父都是与伙计们一块儿走，收工一块儿回来，走时从陈秀玉家带着那棵枪，回来把枪又放在老陈家，并嘱咐陈家为其保密，这样只瞒着曾祖父母二位老人家。
伙计们下地干活儿从来没指望祖父，到了地里祖父爱干点就干点儿，不干就不干，反正到了收工的时候必须招呼祖父一块儿回家。这样以应付曾祖父的盘问，因为老人家常常观察祖父是否与伙计们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回家，一块儿吃饭，否则，不但祖父挨训，伙计们也得受埋怨。
伙计们常常说：“哪有少东家跟扛活的一块儿吃，一块儿下地的，还不就是高家老爷子家法太严了点吧，老来得子多不容易呀，也不知道珍惜着点。”
其实，这些伙计们哪里知道曾祖父的一片良苦用心哪！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祖父的枪法练的百发百中，天上的飞鸟，他不用怎么瞄准，只把枪一举，随着响声飞鸟即刻落地；地上跑的兔子，他只要把枪一顺，兔子必死无疑；有人夜里为了试一试祖父的枪法，曾经点着一炷细线香，让祖父在百步开外不用瞄准就打，结果祖父枪响，点着的那炷香也随声音熄灭了，这都是亲眼看见的老人们讲的。
祖父自幼喜欢玩枪练武，疏财仗义，结交天下朋友。听老辈人介绍，祖父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人，对我父辈们爱护备至，对乡亲们以诚相待。
“九一八”事变后，我家来了两个人，一个叫杨莲芝——是我祖母的表妹（我祖母舅舅的女儿），另一个是杨莲芝的弟弟，他们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因反满抗日被当局通缉，被迫流亡到关里其叔叔杨吉青家避难（也在多余屯），因其叔叔家比较贫寒，所以长期吃住在我们家。杨莲芝姐弟俩经常控诉日本鬼子在东北的罪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祖父抗日救国的激情。以后祖父一直资助杨莲芝姐弟俩在北平上学，并经常有联系。
听老辈人讲：祖父与一些知近的人常常谈论东三省沦陷，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话。1933年1月1日，日寇进犯山海关，中国军队何柱国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何柱国为了筹备军饷及招募兵员曾派员到冀东各地寻求社会名流、贤达绅商相助。滦县派得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大帅部下彭寿莘将军的后人彭祖佑，彭祖佑找到祖父说明来意，祖父一口答应照办。随后祖父联络了不少的亲朋好友，并率先卖掉了部分土地，筹得款项后立即送达山海关前线，博得了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和彭祖佑的一致好评。随后，祖父又招募200多人的“义勇军”准备开赴山海关支援“长城抗战”。未及编伍，便被滦（县）、乐（亭）一带悍匪刘兰亭的队伍搅散。此时，何柱国将军的东北军败走，祖父随又典卖土地，将所得款项按道路远近分发给士兵，每人两、三块大洋不等，遣散回乡。临行时，祖父向大家说：“各位走后，千万不要给倭寇和汉奸办事。俗语说的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总有一天我老高扯旗抗日时，还望各位壮士踊跃前来！咱们同心戮力尽早把倭寇打回老家去！”大家洒泪而别。
“长城抗战”失败后，祖父高志远和同村好友陈维在我祖母表妹杨莲芝的引荐下，怀揣杨莲芝写的介绍信一同去投奔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的抗日同盟军，途中受阻返回北平，在北平逗留的日子里经杨莲芝介绍认识了王仲华（原名董毓华，革命元老董必武族侄，北平“12..9学运领袖），因为王仲华和我祖父都有一颗抗日救国的情怀，所以他俩很快成了终生的挚友，按王仲华的指点祖父回乡组建民团，积极为抗日积蓄武装力量。
1933年秋天，冀东已成为无政府状态，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祖父便卖地买枪，组建民团，练武打靶，进行惩恶扬善，剿匪锄奸等活动，曾祖父极力反对。但曾祖父说不服有主意的祖父，曾祖父只得做罢，以后只能听之任之。
祖父组织民团以保护乡里，深得百姓的拥戴，被推举为马城民团大队长。当时的民团成员仅我们多余屯村的就有陈国武、陈维、贺邦真、周士亭、李恩波、李恩远等多人，这些人经常在我老家后院练习打靶。据我父亲回忆：我祖父用重金买了一把德国大净面手枪，此枪能打20发子弹，这棵枪从未离开过祖父。陈国武曾对我父亲说过：在冀东大暴动前，祖父从天津开会回来一下火车（不是滦县站）碰见日本鬼子检查下车的旅客，祖父见形势紧张，就把一位老大爷的钱搭子背在自己的肩上，搀扶着老大爷从容闯过日本鬼子的检查。
马城民团成立以后，翟庄的土匪头子胡宝山，邸庄的土匪头子邸连荣仍在横行乡里，危害一方。我祖父便率领马城民团一举将胡宝山及邸连荣抓获并将他们击毙。消息传开，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奔走相告。
滦乐悍匪刘兰亭是滦县小司营人，大约五十左右岁。这个家伙跟胡宝山、邸连荣可大不一样。胡宝山、邸连荣不过是趁着天下大乱发黑财，他们的手段是绑票、讹人、抢东西。刘兰亭也“绑票”，手也黑；但他政治上野心大得很，他投靠保安队驻滦战区汉奸头子刘佐周，拉起一拨队伍，打出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滦县城南至沿海一带的地痞、土匪聚在他的名下，抢男霸女，搞得人家死去活来，啥横事都干，早就在我们家乡一带留下了民愤。后来，刘兰亭为了收钱，还搞了个很大很大的赌博，起名子叫“说会”，共37门。收买了不少地痞、流氓为他在方圆数十里以内“跑风。”谁想“着会”，就把钱交给“跑风”的，并且说明自己赌哪一门，然后据说就可以赢钱。
“跑风”的能说会道，把很多人都说转了，也都败了家。有好多本是过日子的老实庄稼人，省吃俭用的没乱花过一分钱，但经不住“跑风”的宣传，也花钱“着”了“会”，一回没赢，下回还“着”，就这么败了家。当时有个顺口溜“着会好，着会好，先当裤子后卖袄。”老百姓恨得没法，刘兰亭还嫌发财慢，竟公然从民户掏人（绑票）当“人质”，让被掏的户用重金往回赎人。
有一天夜里，马城东南二里多地的兴旺庄枪响的很厉害，第二天一早就听说刘兰亭抢走了人，留下了话：“要钱别要命，要命得花钱，如果想要人，就拿钱去赎。”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找民团告状，并且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刘兰亭离这儿不过十来里地，就这么手黑，连个兔子都不如，你们要是不除掉他，还叫啥民团呢？”祖父听了很生气，联想到刘兰亭于1933年就曾仗势解散过我们成立的“义勇军”，更为气愤，于是祖父决定除掉刘兰亭这个大恶霸。
除掉刘兰亭的日子是1934年旧历七月初七。在这之前，因刘兰亭势力大，又有大汉奸刘佐周撑腰，所以要除掉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祖父带着挚友陈维在小司营附近侦察了四、五次，都是在吃完晚饭后走十几里，来到小司营村边的铁石山下，访刘兰亭的行踪。然后就住在田疃大姑爷于仓家。
那时候，刘兰亭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好，名声臭，而祖父的人品好，深得人心。所以刘兰亭总想与祖父接头（拉关系），消除以前的“结子”，还想拉拢住祖父别跟他为仇做对，因此经常捎信让祖父去他家做客。祖父一开始不理他，后来一想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当时，祖父就跟陈维商量一下，拿定了主意，但别人不知道。
除掉刘兰亭的那天是马城集日，上午祖父带陈维等几十个自卫团的人去赶集。中午，祖父跟大伙儿说：“咱们到司营办点事儿。”于是，大家就都跟着来到大司营的东南方向，就停在哪儿。
祖父与东坨子的杨万昌说：“我和陈维先进庄里去，你带大家在庄稼地里猫着，如果枪一响，过半个钟点我们还没出庄来，就是发生了意外，你们就赶紧接应。”说完祖父带着陈维直奔铁石山下的小司营刘兰亭家的大院。刘兰亭恰好在家，他一见祖父来俩人又惊又喜，因为七请八请总算请到家里来了，而且只来了两个人，于是他非常放心。让进屋，祖父顺势把双枪摘下来随便往柜上一扔，刘兰亭此时更加安心了，他就同祖父攀谈起来。一边说一边互相摆弄对方的枪，有时拆下来，有时又装上，越啦越近乎。随即刘兰亭命家人准备了酒菜。据陈维说：酒席摆在刘家的东正房屋里，炕上放的是八仙桌子，刘兰亭坐在西南角，祖父坐在东面，陈维坐在东北角。
刘兰亭一边吃饭一边向祖父表示歉意：“以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别计较啊，今后咱们还要多联系，互相关照着点儿。”
祖父问：“听说你们这儿‘着会’盛行，四乡百姓都有怨言，你看咋办哪？”
刘兰亭推脱说：“那都是下边人干的，小小赌博，以后改了，不让下边人再干就是了！”
吃饭大约半个多钟头就吃完了，祖父说走，刘兰亭一边挽留，一边下炕穿鞋，就在刘弯腰提鞋的时候，祖父从怀里掏出第三棵枪，“叭”的照刘兰亭头部打了一枪，陈维怕他不死，从刘兰亭的后腰又补了一枪，大恶霸刘兰亭一命归西。
当时刘家的西正房屋和厢房屋有六七个刘兰亭的保镖，祖父双手握双枪抢先守住正房东屋门口，大喝一声：“我们今儿个是专找刘兰亭算帐来的，跟别人无关。是朋友的在屋猫着别出来，是冤家的就上来吧！”
刘兰亭那几个保镖一个也没敢出来，院里院外一片静悄悄的，祖父与陈维俩人扬长而去，顺势陈维还把刘兰亭屋门旮旯放着的那棵小马枪也带出来了。不一会儿祖父他俩到了大司营庄东南汇合了那几十个猫在庄稼地里的弟兄们，简要讲了打死刘兰亭的经过，顺公路回到了多余屯民团团部。
祖父刺杀刘兰亭事件很快轰动了全县，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加上以前除掉的胡宝山和邸连荣，百姓们都说祖父给滦县除了三个大“镇物”，大祸害。过去地方上有不少趁乱打劫的、绑票截道的、欺行霸市的、强占民女的，一时都受到了震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就连倴城、胡各庄一带的土匪头子也不得不把队伍解散了。滦县地方赖之以安。
据老辈人讲：这个时期，祖父经常去找段庄的段仓文、长凝的王宝三、魏庄的魏恩荣、殷庄的殷勤章和殷焕章哥俩、小陈庄的陈宇寰、木梳庄的赵云昌、吴庄的吴绍先（以上均为现滦南县人，这些人都是各地民团负责人）、乐亭县汀流河的刘冠英（社会名流）等人联系，共同商量以反抗大汉奸刘佐周卖国行径的武装起义。商量成熟后，终于在1935年2月21日由我祖父率先发动起义，滦县三、四、五区的民团和联庄会纷纷响应，史称“马城起义”。起义的民团和联庄会队伍在倴城会合共同抗击刘佐周的汉奸队伍，终因寡不敌众，弱不敌强起义失败，祖父被迫将队伍星散，仅带十几个人远走沿海他乡。
据长辈们介绍：“马城起义”当天夜里，有好心人提前通知了我们家，说大汉奸刘佐周的队伍要来清洗，于是我大姑爷于仓将我们一家连夜送到段庄一个亲戚家中，我们家被洗劫一空。刘佐周仍不解气，并到处派人抓捕我的长辈们，形势非常紧张，当我的长辈们转移到灶火村时，又得知刘佐周的人马追过来了，不得已连夜又得逃走。后来得知我的长辈们刚一出灶火村时，刘佐周的保安队就把灶火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我大姑爷于仓把我的长辈们转移到唐山，呆了没几天又不安全了，最后我的长辈们只好流落到抚宁县台头营陈家皮铺，为躲大汉奸刘佐周的搜捕，只得隐姓埋名，改为姓陈。并在此结识了既有文化又有爱国心且家底丰厚的抚宁县台营乡大乡长兼民团团总许士隆（许维纯），1938年夏冀东人民武装大暴动时，许士隆是齐家寨暴动总指挥，当晚迅速攻占了抚宁重镇台营，暴动队伍西撤后曾任抗联司令部的副官长。
据长辈们介绍：1935年8月初，我祖父通过滦县警务局的朋友张受民（东北人，曾在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任军官）了解到大汉奸刘佐周从天津坐火车回滦县的具体时间——1935年8月4日午时，于是我祖父化装成小商贩将大汉奸刘佐周一枪击毙在滦县老火车站。与此同时同村的陈国武也在火车站北的横山上开枪接应，陈国武接应后安全去了抚宁县台头营，祖父在逃离火车站时因扔手榴弹不慎将自己的脚炸伤，不能行走就爬到一片谷子地里，日伪军的骑兵从他身边搜查时也未被发现。
是夜，有一看瓜的好心人（后来知道此人是滦县花果庄的人，名叫李贵芝）不但给祖父送饭，并到偏凉汀给袁和忱四爷送信（袁家和我们家是世交）。由四爷袁和忱亲自把我祖父送到乐亭县汀流河刘冠英处（因刘冠英不但是医生，还是我祖父的挚友、盟兄），后由刘冠英（冒着生命危险）安排我祖父在海上秘密治疗，伤愈后我祖父去了天津。
自祖父1938年组织和领导了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时起，我的长辈们无论大小全部成了日伪通缉抓捕的对象，为了生存，我的长辈们被迫离开原籍。光阴似箭，岁月蹉跎，我的长辈们历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受了生离死别种种劫难，屈指算来离开老家已七十余年了。
我父母亲于解放后五十年代回到滦县，二叔和三叔哥俩都在天津市工作，姑姑玉明解放前随我父亲去东北一直未回原籍。但我们马城镇多余屯高家几代人时时怀念着滦州故土，怀念着冀东抗日大暴动与祖父同举义旗的长辈们，怀念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过去，我们听老人们讲：祖父从小人缘好、枪法好、仗义疏财、安良除暴。先后为地方上除掉胡宝山、邸连荣和刘兰亭等恶霸及数股土匪，又刺杀了驻滦战区第一保安总队长大汉奸刘佐周，祖父之所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除了他本身固有的爱国思想外，得益于他1933年春夏之际结识的挚友王仲华，是王仲华渊博的学识、人格的魅力、精辟的哲理、卓越的口才使祖父倾心佩服。相知相处六年，两人互为知己，友谊终生不渝。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高志远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挚友王仲华的推荐下，9月份应邀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并当选为领导成员；同年12月由国共两党共同主持召开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地点就设在多余屯我们家，我祖父高志远负责会议的全部经费及保护所有与会代表的人身安全。这次会议上，我父祖父被选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主要负责人；1938年5月在天津召开的第二次“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序列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由于王仲华按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军事部长的身份提议我祖父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人选，所以祖父被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致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决定1938年7月16日为冀东统一暴动日。据长辈们介绍，敌人得到冀东暴动的情报后，于7月4日凌晨，滦县日伪派出大批马步警察和保安队到多余屯抓我祖父，再次洗劫了我们家。
祖父和王仲华等人冲出包围，当即在滦河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起义暴动的时间提前为7月9日。抗日大暴动后，祖父带领队伍几次攻乐亭，克倴城，打滦县，1938年7月21日在倴城组建了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部（即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从文献中得知：1938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冀热边区委员会”致电远在延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并请他们转告中国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文中把我祖父任职一事正式报告给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电文说：
“......在我党的邀请下，当地的国民党员及无党派的抗日份子，进行了和衷共济的协商，”“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坚决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抗日联军，并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高志远）、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同时向国共两党领导报告：“斗争的环境是艰苦的，”但是“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之同志的合作是很亲密的，一切作战方针及民众运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天后，即民国27年（1938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给冀东抗日联军发来电报：
“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我们相信这一支抗战中新进、生长、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电文，我仍然十分感动，这是对冀东抗日联军的评价，也包含着对我祖父的支持与激励，平心而论祖父当初不过是一个仗义疏财，抱打不平的血性汉子，这种人历史上并不少，固然可敬，但是“个人奋斗”是很难成就什么事业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使祖父成了冀东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人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祖父一个人怎么能号召起数万大军呢？！
从组建自卫团，到领导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祖父为了购买武器弹药和供应部队给养，把家里的土地全部变卖。滦县的日伪军警几次洗劫我们家，就在家中无法存身，亲戚家倍受株连，实在没地方躲藏的紧要关头，又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搭救了我们家，那时的统一战线组织叫做“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设在天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安排我们全家(祖母、父亲、姑姑、二叔、三叔、还有一个老姨奶）一起避居天津，那时我父亲高继志13岁，姑姑高玉明7岁，二叔高继远5岁，三叔高继云刚满周岁。
在天津也不是容易的，因为那时日伪军还在继续追捕我的长辈们，被迫无奈我的长辈们全改姓赵。“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安排我的长辈们初居英租界伦敦里，继而又转到协兴里等处，最后迁居河东区东亚新村。那时候，我们全家的生活费用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供给。1939年春，祖父在平西去世，抗联领导人王仲华和刘冠英派陈维专程到天津给“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人王若僖和路秀三送去一封信，嘱咐“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对高志远一家仍按抗联将领家属对待，仍保持原生活水平，适时向国民政府申报高志远阵亡追烈事宜。我的父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享受这种待遇的有：杨十三、洪麟阁、马伯援、刘冠英等冀东抗联领导的家属，当时经管这项工作的是“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后勤情报部长路秀三和工作人员李柳范两位先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全面向盟军进攻，随即迅速占领了英租界，欲捕路秀三等人。当时路秀三是国民党天津地下联络站站长，名义上是河北工学院的教授，实际上是专门搜集日伪情报的，因此路秀三赶紧逃离天津去了尚未沦陷的河南省洛阳市，李柳范投奔冀西抗日根据地杨秀峰处。至此，我的长辈们和其他抗联家属一样，生活来源断绝了。因为在沦陷区国共两党都处在困难时期，所以我的长辈们的生活只得靠亲友资助。
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路秀三安排潜伏在天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张秀岩专程护送我父亲和二叔到洛阳路秀三处，路秀三热情接待了我父亲和二叔，并安排暂时住在国民党洛阳市党部的一个机关里，二叔上了小学，从此我父亲和二叔把姓改过来不再姓赵了。不久，我父亲随路秀三去重庆上学。第二年，日寇攻占了洛阳。9岁的二叔随洛阳的国民党机关往西安撤退，当时的情景危险极了，天上有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后边有日本鬼子的部队进攻，死亡随时都会降临。过黄河的时候，二叔偏偏又与领护他的那个人走散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面对滔滔的黄河水和逃难的人群怎么不想念母亲、哥哥和姐姐呢？！当时二叔的心情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叫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像个小乞丐似的随着逃难的人流到了西安，居然被原来领护他的那位先生找到了，那位先生把二叔送到了陕西省汉中“西北儿童教养院“上学，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来我父亲打听到那位关照二叔的先生是路秀三（“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人）的秘书，只知道姓王，不知道名字。
与此同时，中共冀东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丁振军还曾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抚恤过我的祖母、姑姑及三叔。祖母每逢见到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派人送钱、送物的来了，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问这问那，当问到祖父的时候，来人均采取回避的态度，总说：“高司令身经百战，枪法好，武功高，不会出事的，等打败了小日本就会回来的，高司令在前方带兵打仗不能回来看您，让我们代问您好呢。”祖母也总是机械的点头自言自语说：“跟我们老高说的咋差不离呢，我们老高总说‘不是小日本把我打死，让我的棺材回家，就是我把小日本打跑喽，然后骑着大马回家！’抗日战争都打五六年了，看来我们老高也快把小日本打跑了，也该回家了吧，就是不惦着我，也该看看孩子吧。”当时国共两党均没向我的祖母透漏丝毫消息，祖母常年在盼望、希望、期望中打发时光。
我父亲和二叔走后，姑姑、三叔、祖母和老姨奶在天津仍然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那时候祖母患病，三叔又小，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若不是亲友的接济（三叔后来在我祖父的挚友、盟兄刘冠英处寄养了一年多，曾改名刘亮），恐怕很难维持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祖母欣喜若狂，尽管拖着病弱之躯还是带领姑姑、三叔及老姨奶回到了久别达八年的家乡——滦县马城三区多余屯（今属滦南县），盼望着与祖父团聚，盼望着与全家人团聚，盼望着全家人与亲朋好友吃一顿团圆饭，互诉衷肠。
1946年春，我父亲把二叔由汉中接到西安，因为我父亲要随原“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去东北工作（当时王若僖已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委，中央委任王若僖为东北九省电讯总局局长）。于是我父亲带着二叔先到了天津，得知祖母他们已经回了原籍，便立即返回老家。到多余屯见到了姑姑和三叔，才得知祖母回到老家后，逢人便问祖父的消息，同村有个叫刘哲的一失口便说出了实情。获悉祖父在平西这样去世的消息，祖母怎么也想不通，就精神失常了，嘴里整日嘟嘟囔囔的说：“我们老高为了抗日连家都豁出去了，地也全卖了，怎么会当叛徒呢？肯定是冤枉的，你们瞎胡说，根本没这回事儿......”恰逢1945年秋后滦河洪水泛滥，大姑奶一时没看住，祖母便溺水而亡。无奈，我父亲只好过早的承担起家庭这副担子，顺便把姑姑玉明和三叔继云接到东北，二叔继远留在原籍由亲戚照应继续上学。
1946年2月我父亲随王若僖到东北电讯总局，在长春市工作期间曾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王公简做了一些事情，如搜集情报、隐藏和掩护国民党要抓捕的长春大学的进步学生杨伟国、乌恩甫等。后来我父亲离开电讯总局，与母亲李玉洁（医科大学肄业）在东北学医。
1950年秋，我父亲因病离职休养，后来回到滦县老家继续养病。待身体完全恢复后，母亲也从东北长春医院辞职回到滦县。于是父母亲就在滦县兴隆庄（庄大又是滦县二区区公所所在地）挂牌行医开办诊所，公私合营时父母亲均加入滦县兴隆庄联合诊所，经中共滦县组织部长王怀如介绍，也曾在滦县人民医院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父母亲被下放，父亲并被强迫劳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亲被落实政策，回复工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母均从滦县兴隆庄卫生院退休。我是父母亲唯一的儿子，1966年夏我刚学完初中二年级的课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掀起了打砸抢的风潮，一时间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田，学生不能上课，老一辈革命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象“神”一样被供奉着。人为的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大革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于是，我在十年浩劫期间书写了“大跃进劳民伤财”、“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能够救中国”等大字报和标语，被“极左”路线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并安排了工作，我妻子杨宗莲是一名教师，我们的儿子高杨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现在河南省安阳大唐发电厂工作，我与妻子均已退休；我妹妹高颖、妹婿尹宝成夫妇在滦县古马镇兴隆庄兴四村务农，他们的三个女儿均已结婚。
姑姑玉明和姑夫张玉霖已去世，他们的女儿张英、长子张鹏、次子张祥、三子张明均已成家，且都在吉林省吉林市工作。
二叔继远1950年由河北省滦县师范学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派往军队开办的“大同汽车学校”学习驾驶，因学业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官。1954年调往北京军区车管部工作，1957年复员转业到天津市。退休前任天津市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经理，工程师、中共党员；二婶陈桂卿退休前是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工程师。不幸的是二叔夫妇现已去世。他们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大女儿高敏、大女婿东学坤夫妇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学历，他们夫妇在天津开办医疗器械销售公司，有一儿一女，儿子东小哲在德国留学，女儿东小雅上学前班；小女儿高媛、小女婿张建夫妻均中专毕业，高媛在天津市自来水公司上班，张健在天津市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工作，他们的女儿张明璐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
三叔继云1951年在东北参军，任文化教员，1958年复员转业到天津。多年来一直担任天津市重点中学的校长、书记，中共党员；三婶何振茹先后在天津市南开区政府和灯业公司工作。三叔夫妇已退休。长子高宏、长媳范和英夫妇在天津市105军工厂工作，长子是中共党员，他们的儿子高迎曦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目前在天津市保险公司工作；次子高宾在天津市红桥区电器公司工作；三子高宇、三媳鲁珍夫妇在天津市统计局工作，三子为中共党员，他们的儿子高迎旭目前在美国留学。
我讲这些，是想让滦州故土的父老乡亲们放心：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高家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关照，坚强的生活下来了。特别是解放后我的父辈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均走上了正路，而且我与妹妹和堂弟、堂妹及我们的子女们在自己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获得劳动模范称号，孩子们有的被评为学习标兵或获得“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我祖父得以投身民族救亡大业，成为冀东抗战初期的风云人物；我们高家永远无法忘怀的是当年党对我们高家的关照及对我父辈们的培养教育；同时也忘不了那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对我父辈少年时期的诸多关怀。
正是以上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我深深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振兴，炎黄子孙的和解，海峡两岸的统一，离不开两岸政党的合作。历史已经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明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我国各族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70周年。值此不平凡的一年，海峡两岸又有了新的发展——海峡两岸飞机可以三通（通邮、通商、通航）。2010年9月11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完成换文程序，同意《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于2010年9月12日实施……。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只是设想而已，而上个世纪90年代的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
我衷心的期盼：在“一国两制”，反对“台湾独立”的大前提下，实现两岸良性互动，合作双赢，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到那时我们的综合国力必将有一个空前的飞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同时，我更盼望着祖父的名誉早日得到恢复，以慰藉他多年来受伤的心灵，亦使他能够含笑于九泉！我也相信党和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会依据事实为我祖父做出一个公正而恰当的评价！！因为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
完稿于2014年4月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