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建筑的特色 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
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的感觉。 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
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徽派建筑的形成 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
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
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徽派建筑的特色 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最为鲜明的是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
徽州村落的选址大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进行，山水环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受传统风水“水为财源”观念的影响，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 徽派建筑工艺特征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 徽州古建“三绝” 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
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
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 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 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
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
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
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 徽州是复杂的——它亦动亦静、亦俗亦雅。行商坐贾囊中银两的碰击声，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映衬出自然的山水如画。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 宫与殿的区别 "宫"在中国，古已有之。《尔雅·释宫》指出："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可见古代的"宫"与"室"是相互通用的。秦以后，"宫"逐渐成为封建帝王居住和处理朝政的专用建筑，而且建造的规模越来越大。据记载，秦代阿房宫，"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汉代未央宫，周围长约11公里，宫内台殿共43座，可见规模之宏大。中国现存的明、清皇宫--北京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宫内亭台楼阁，殿宇台池密布，共有9900多间，是世界上现存最宏伟的皇宫。历代的皇宫都建造得像独立的小城，故又称宫城。可见，这里的"宫"就是指的整个皇宫。外国人把颐和园译作"夏宫"，这也是贴切的。此外，还有西安华清池、承德避暑山庄等都是封建帝王游乐之场所，又称"行宫"。为帝王祭祀所用的建筑群称作"斋宫"。北京天坛里就有一座著名的"斋宫"。 宫中有"宫"，指的是单一建筑，例如北京故宫里皇帝居住的地方叫"乾清官"，皇后居住的称"坤宁宫"，后妃居住的就是东西六宫。此外，帝王死后就被埋进地宫。可见，这种"宫"的含义便是指皇家寝处的宫室了。 "宫"在宗教建筑里指的是规模宏大的寺庙，例如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道教的"三清宫"是供奉"神仙"的建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宫"几乎都被皇家和宗教所占有。 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古代遗留给后代众多的"宫"，已成了广大群众参观游览的名胜，全国各地还命名或新建了一批宫式建筑，例如北京的太庙，解放后被命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西长安街上新建了式样新颖的民族文化宫。全国各地还兴建了一批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作为中国工人、青少年学习文化和娱乐的场所。 殿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类单一建筑，一般称为"大殿"，又因建造在建筑群中轴线上，故又名"正殿"。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宫殿的建筑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大殿"是建筑群中规格最高的，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最高权力北京故宫"太和殿"、山东曲阜孔庙中的"大成殿"和泰山岱庙里的"天贶殿"为中国现存最著名的三大殿。其中的太和殿是中国古建筑中最华丽的一殿，宽11间，进深5间，共55间，采用传统的重檐庑殿大屋顶，全用金黄色的琉璃瓦铺设。大屋顶前后，左右建成一定的坡度，正脊平直雄伟，四条垂脊成弧形，微微向四角翘起，构成了优美的空间造型。无论是正脊垂脊或是岔脊，均有一列整齐的"吻兽"装饰(详见"吻兽"一节)，为大殿增添了神话色彩。大殿内金碧辉煌，殿中摆着金漆雕龙宝座，宝座四周有高大的蟠龙金拄。殿顶的天花板上绘龙戏珠色彩缤纷。殿顶正中置有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太和殿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大典、颁发重要诏书等活动的场所，可谓集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大殿建筑的杰出代表作。 中国其他大殿则作为皇家祭祀之场所。例如泰山岱庙的天贶殿是帝王祭祀泰山之神的场所；北京天坛里的"祈年殿"造型奇特，是明、清皇帝祈祷五谷丰登之地；天安门东侧太庙里有一座大殿是帝王祭祀祖宗的家庙。可见，中国古代的"大殿"几乎都被皇家独占了。
古建筑装饰——吻兽 我国古代园林建筑历史悠久，具有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络。经过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园林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体系，不论在规划上，建筑群，建筑空间处理上，还是建筑细部装饰，都具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文化灿烂辉煌，一脉相承。中国建筑经过数千年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民舍以至宫殿，均由若干单个独立的建筑物集合而成；而这单个建筑物，由古代简陋的胎形，到近代穷奢极巧的殿宇，均保持着三个基本要素：台基部分、柱梁或木造部分、屋顶部分。三个部分中，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西方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自是屋顶部分。而屋顶的特殊轮廓，更为中国建筑外形上显著的特征。在这优美轮廓线上点缀着的是一些出自于动物原形并经过艺术加工的一种特殊的饰件--吻兽。它们有的在屋顶的正脊，有的在垂脊和岔脊上，有的在屋檐上。它们排列非常规整，做工精细，它们有什么作用，它们只为装饰用吗？一系列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探究到底。 吻兽从何处来？这要从中华民族龙的文化说起。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崇拜龙，希望龙能帮助避邪除祟，帮助战胜自然灾害（古人对天灾、火患、雷电等自然现象不了解，认为这是龙的驾驭驱使），给人们带来吉祥……龙文化的延伸由“观念”——龙的传人、龙的崇拜，到龙的服装、装饰器皿和用具，到传统建筑上的“避邪物”，可以说，文化涉及到哪里，龙文化就延伸到哪里。因此，在古建筑中更少不了龙的文化。尤其是在中华传统建筑上的雕塑装饰物上。 房脊上的龙文化，究其源可上溯至汉代。1960年，中国在湖北省沙市郊区发现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在一件筒瓦脊兽的瓦内壁刻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距今已近2100年。可见中国建筑上出现吻兽，至迟在西汉时期就比较完备了。 通常置于古代大型建筑的屋脊上的“避邪物”，传说可以驱逐来犯的厉鬼，守护家宅的平安，并可冀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为此，不论是建筑等级高或低的宅主均在戗脊端、角脊上饰有“龙”来避邪，并以此来显示宅主的职权和地位。 古人传说，宫殿、庙宇等屋脊上装饰“龙吻兽”可避火灾，驱魑魅。起初并不是龙型的，是由简单的翘突逐渐形成动物形的脊饰，有鸟形的，更多的是鱼龙形的，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代，《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屋脊两端就有这类装饰物。鸟形演变为鸱尾（传说是一种海中能灭火的神物），至中唐或晚唐出现张口吞脊的鸱吻。宋代以后龙形的吻兽增多，清时已很普遍，表面饰龙纹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张口吞住正脊，脊上插着一柄宝剑，艺术形象完美，称为"正吻"、"龙吻"、"大吻"。正脊以外的垂脊，戗脊上则常用兽头，这些兽头顺着脊的方向面向外望去，故名望兽。吻兽的使用也逐渐形成较严格的定制和比较严密的格局。 “龙避邪”，平民百姓住宅饰以素瓦或陶质者为多，一般不得用大型的龙吻兽；庙宇、官宅、宫廷则以金黄琉璃瓦者为多，而且造型个大苍劲、华丽美观。我国目前最大的“大吻”在故宫太和殿的殿顶上。它由13块琉璃件构成，总高3.4米，重4.3吨，是我国明清时代的宫殿龙饰物——“正吻”的典型作品。 “龙避邪”千年演变，各历史朝代在使用上并无定则，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至清代“避邪物”始成定制。规定：翼角处“骑凤仙人”之后的“走兽”皆用单数，数量最多可达11个。如最高等级的殿宇，故宫太和殿的垂脊兽的数目就是11个。而地方建筑物上的“避邪物”则自有习惯，而且南北地域各有差别，多不遵守官制，走兽造型亦生动活泼、曲线优美、气质精秀、朴拙浑厚、神态各异其趣。 从“龙避邪”的普及，可知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和风土人情，及人们祈盼安宁、幸福，企盼在同天灾火患斗争中得到“仙人走兽”之帮助，以“驱鬼魅”、“镇宅”、“避煞”、“破邪”。如装龙饰物可避火灾、调风雨，因为龙能兴风作雨；龙还是权力和富贵的象征。凤饰物则象征着吉祥如意，也含富贵和权力之意。狮子则是兽中之王，有震百兽、示威武之象征。獬豸传说能辨别是非曲直，是“正大光明”和“清正公平”之象征。总之，无论是“龙避邪”，还是“仙人走兽”，都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寄托，它既是一种建筑装饰，又是一种民族文化；装饰显示着建筑物的豪华和宅府的等级， 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 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 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重脊前为什么用仙人骑凤?有这样一个传说：齐国的一位国君，一次作战中失败，来到一条大河岸边，走头无路，后边追兵就要到了，危急之中，突然，一只大鸟飞到眼前，这位国君急忙骑上大鸟，渡过大河，逢凶化吉。古人把它放在建筑脊端，也表示骑凤飞行，逢凶化吉。 为什么要选用这些小兽安放在古建筑上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它们： 1、鸱吻(音吃吻，龙的九子之一)，最喜欢四处眺望，常饰于正脊上，它形似鱼尾，张牙舞爪，似乎要吞下整个屋脊，故又名"吞脊兽"。传说这种正吻是海龙王的九子之一，它属水，能激浪成雨，把它放在屋脊上可以当作灭火消灾的"镇物"；但又怕它吞下整条屋脊，故用宝剑将它牢牢扎住。目前我国最大的“大吻”在太和殿的殿顶上。它由13块琉璃件构成，总高3.4米，重4.3吨，是我国明清时代的宫殿龙饰物——“正吻”的典型作品 2、凤，比喻有圣德之人。据《史记·日者列传》：“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这里充分反映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通称凤。是封建时代吉瑞的象征，亦是皇后的代称。 3、狮子，古代人们认为它是兽中之王，是威武的象征。《传灯录》记载：“…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狮子作吼，群兽慑伏。” 4、天马，意为神马。汉朝时，对来自西域良马的统称。 5、海马，亦叫落龙子，海龙科动物，可入中药。天马和海马象征着皇家的威德可通天入海，在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是吉祥的化身。 6、狻猊(音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能食虎豹的猛兽，也有说为龙的九子之一，亦是威武百兽率从之意。 7、狎鱼，是海中异兽，传说和狻猊都是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 8、獬豸，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猛兽，与狮子类同。《异物志》中说“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不触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它能辨曲直，又有神羊之称"它是勇猛、公正的象征，是皇帝"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象征。 9、斗牛，传说中是一种虬龙，据《宸垣识略》载：“西内海子中有斗牛，即虬嫡[虫旁]之类，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路旁及金鳌玉栋坊之上。”它是一种除祸灭灾的吉祥与镇物。 １０、行什，一种带翅膀猴面孔的人像，是压尾兽。 龙、凤在古建筑中多是成对出现，吉祥、安康是其基本意思，还有生活美满、子孙满堂之意。狻猊在古籍中是和狮子同类的猛兽，《尔雅·释兽》中说"狻猊，食虎豹"。将其用于装饰屋面，大概是象征镇灾降恶的意思。獬豸外形似龙，尾部似狮却生独角，十分奇特，也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据《异物志》载："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选择獬豸装饰殿宇，含有主持公道的意思。行什因排列在第十个，故称"行什"，是个猴子形的走兽。行什在一般古建筑上极少使用，只有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上可见到，所以它只出现在等级最高的建筑上。狮子、天马、海马、押鱼、斗牛，都是猛兽或猛兽的化身。自然界中的狮子凶猛无比，无需雕琢。天马则不同，在马的两肋处凭空添加了两个翅膀，故称天马。马善奔跑有"奔跑如飞"的形容，古人还感不够，加上了翅膀。斗牛外形似牛，古人觉其忠厚老实，不够凶猛，故将其装扮成身披鳞甲、神态似龙的异兽。海马、押鱼，却被古人雕琢得面目全非。海马似马，押鱼似龙（古代传说中的"虬龙"即有角的小龙，尾部带鳍似鱼形），都增加了几分威严，象征着尊贵。 把这些小兽依次排列在高高的檐角处，象征着消灾灭祸，逢凶化吉，剪除邪恶、主持公道之意。古人把建筑装饰上这些走兽，使古建筑更加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充满艺术魅力。 在天安门屋顶上东有吻兽10个，传说这是“九脊封十龙”表示每天有10条龙来守护宫殿。在正脊两端有龙头形正吻，吻背上插着扇形的剑把，据说是为了防止它逃走，垂脊上有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鱼、獬等。古代文人说这些吻兽是“跃苍龙于瓦甍”，颇有趣味。传说，南海有鱼虬，尾似鸱，可激浪成雨，在屋顶上安了这种鸱尾吻兽，就能避免火灾。 不仅宫室建筑存在着吻兽，地方建筑也有很多吻兽。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官式与地方吻兽的不同，官式的吻兽雍容大度，规制统一，形象优美，制作精良，各样正吻龙的眼、鼻、耳、唇、牙、尾，做法逼真统一，小背兽做的精致，身部鳞片大，龙腿鳞片小，龙尾鳞片逐渐缩小。个个造型优美，令人叫绝。 而地方的吻兽则样式千变万化，手法自由怪异。显示着地方工匠鲜明活泼的艺术个性。如隆国殿、金刚殿、瞿昙寺殿正吻，龙口形夸张，口中吐出长舌，眼、鼻、耳做法各有不同，龙尾做法更是随心所欲，卷毛也是自由发展，总之无规矩可言。一般无背兽，无剑把，鳞片小，不如官式自然。唇尖、眉毛、卷毛等突出部位多，容易磕碰掉落。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制做时，从和泥、起坯、塑形、烧制每个环节都是精工细作，技法纯熟。显示着宫廷匠师高超技艺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与地方鲜明活泼的不同格调，体现着官式作法规范严整的制度与地方作法灵活多变的技巧。相互对比，相得益彰。 我认为吻兽其主要作用是装饰，反映等级，避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如加固作用，为了使吻兽固定，它必须用很长的钉子与屋脊相连，这样做就加固了屋脊，从而也加固了殿顶。吻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凝结。 当人们看到感慨古老的建筑和精美壁画之余，往往被屋顶形态各异、样式众多的吻兽所吸引，这些出自明初宫廷匠师和地方工匠之手，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瓦顶龙形饰件，以它独有的魅力让人惊叹不已。这些龙的同族子孙们，个个生气勃勃，姿态万千。愚顽中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灵气，似乎它们不是人工意造，原本就是大自然中某种动物脱模而出。这些吻兽如同守护神一样，忠实地挺立在各自的岗位上，沉默而威严。几百年的风吹雨打没有改变它们的神韵。只有厚厚的苔藓诉说着岁月漫漫，这些精美的建筑装饰以它高超的艺术魅力和独有的文物价值留芳于世，供后人学习、研究、欣赏。
重自然的建筑风水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 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相地如相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强调天人合一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
重自然的建筑风水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
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 河流与居住环境 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 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建筑的西南朝阳 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天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
"风水宝地"
青龙、白虎等四神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凡符合以下要求者即可称之为"四神地"或"四灵地"。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
建筑背后的数字 当人们沉醉于紫禁城璀璨的建筑时，一位老人用一把皮尺，把辉煌的宫殿变成一组枯燥的数字。这位名叫傅熹年的建筑史学家，把紫禁城的院落面积和宫殿位置进行了测量。 20世纪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曾经绘制紫禁城中路建筑和角楼及武英殿的图纸，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建筑学专家们，对紫禁城进行过多次测绘。这一次显然目的不同。除了企图了解宫殿群落的准确尺度外，傅教授还在寻找着什么？他希望从这堆纷乱的数据中，发现什么秘密呢？ 正像外国的古金字塔和神殿，紫禁城的建筑尺度中暗藏着许多数字，显然，它们并非随意出现。如果不借助资料，一个普通的游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玄奥。 紫禁城：数字里的密码
老教授选择了一个温煦的日子进行他的实地测量。这一天紫禁城游人如织，人们丝毫没有注意，一个拿着皮尺的老人，正在发现他们眼前这座古代宫殿的营造秘密，从数字中解读紫禁城营建者设置的密码。他首先测出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218米，东西宽度为118米，二者之比为6比11；而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437米，东西宽度为234米，二者之比也是6比11，而且前朝院落的长、宽几乎都是后寝院落的两倍，也就是说，前朝的院落面积是后寝的四倍。接着，他又测出后宫部分的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长宽尺度与后寝院落基本吻合。 老教授对紫禁城的营造比例做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封建皇帝有"化家为国"的观念，所以以皇帝的家，也就是后寝为模数，按比例规划前朝与其他建筑群落。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比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老教授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比5。 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例外数字的解读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却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 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宫殿庭院的巨大尺度，常使脊兽这样的细节极易遭到忽略。宫殿的营造者，恰在这里设下了谜题。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多了一个行什。古代建筑上的脊兽，行什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太和殿上。这是为什么呢？ 与高高在上的脊兽相比，门钉数量的"错误"也许更容易被发现。帝王宫殿的门钉通常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而午门的左右掖门以及东华门的中门和左右侧门，却都是每只有八路。显然，这并不是营造者的粗心造成的。 处处体现"黄金分割"美学法则 众所周知，"黄金分割比率"在古希腊建筑中得到普遍运用。那么，从东方建筑的数量关系中，是否会发现这一神秘的比率？这一个据说被古希腊人最会发现的数量关系被视为最美的比率。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因在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作为攻击点，而大获全胜。有人把这视为"黄金分割率"在战争中的运用。 他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比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还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上从大明门到景山这个尺度上衡量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观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两者的比值为1．5045比2．5＝0．618，正好与黄金分割率等同。这组数据让我们突然悟出了明代设计者为什么把大明门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却成为建筑的位置的详细注脚。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美的比率在中国古代宫殿中的运用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只能说明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着共通的成分，验证了黄金分割率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傅教授并不是最早发现紫禁城建筑中神秘数字关系的学者。面对紫禁城这部深奥的著作，他只是为数众多的解读者之一。古代文明遗产中布满了谜题，专家启示我们这些难题有着众多的解法。而所有的公式，最终却通向一致的结局，那就是礼制、秩序和美。 建筑的声音
中国古建筑中体现出的音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利用建筑物的部件所发出的音响或回声；二是谐音的应用。
第一种类型的应用不太普遍。民间比较熟悉的如中国古塔上悬挂的铃铎，风动铃响，象征"梵音到耳"的佛法大意。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洛阳永宁寺塔"角角皆悬金铎，宝铎如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洛阳迦蓝记》）。佛寺铎音在佛教徒听来自有一番梵界的意境。
皇家建筑的应用以北京天坛为典型。在天坛之圜丘坛第三层太极石上轻声呼唤，能听到四方传来的回声。这本是声学原理应用于圜丘建筑的精妙所在，却附会上了封建礼教与神学的注释。当一朝帝王在此祭天时，四方回应犹如"昊天上帝"的"训谕"，象征天赋王权，而实质是强化帝王统治的正统权威。天坛回音壁的象征意义也是如此，在中央甬道的"三音石"上能听到多重回音，所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表示出天帝与皇帝的"明察秋毫"。 第二种类型即利用谐音来表征在中国建筑文化中较为常见。比如在深宅大院和陵寝神道中常出现狮子的雕塑形象，这不仅因为狮子形象威武，也是"狮""事"谐音的缘故。因而，府邸大门两侧的石狮子，象征"事事如意"；又如"狮""瓶"接连的剪纸图案贴在窗上，象征"事事平安"；若是"狮子"与"铜钱"搭配，象征"财事茂盛"；"狮"佩彩带，象征"好事不断"。 古建筑装饰中鱼的造型应用则是应用了"鱼"与"裕"或"余"的谐音，象征丰裕有余；"鹿"谐"禄"，鹿的造型装饰象征了俸禄的源源不断；"蝠"同音与"福"，"扇"同"善"，于是，蝙蝠与扇子的形象也出现在古建筑装饰中来表达人的良好意愿。
建筑与等级
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严格，从紫禁城这个最宏伟的"四合院"到一介布衣的独门小户，中国古建形式可谓"龙之九子"，各个不同。 巍峨帝王宫
故宫
皇帝的家即使在世界建筑史上也称得上是个奇迹。故宫红墙黄瓦，雕梁画栋；中轴布局，左右对称；高台基，大屋檐，多圆柱；即便屋顶造型也等级分明，屋脊多饰有"仙人"、"走兽"，于栩栩如生中显示威严。 在建筑布局上，整个故宫基本附会《礼记》、《考工记》等千年封建传统礼制和阴阳五行学说。主要具有五大特色，首先是"前朝后寝"，这是在周朝便已初步成型的格局，即前为皇帝办公之地，后为嫔妃生活场所，前后仅一墙之隔；第二个特点是"三朝五门"，从正阳门到午门，门阙森森，宫殿重重，不可揣测的纵深令人望而生畏，这种九重宫阙帝王家的层层殿门的宫殿制度也始于周朝，并一直沿袭至清；三是"左祖右社"，即在故宫的东侧设太庙，供皇帝祭祀之用，在西侧设社稷坛，供皇帝祭祀土谷之神，这种布局是中国古建以"礼制"为终极指导思想的充分体现；第四是"中轴对称"，这是为了营造皇帝受命于天的庄严氛围，并用以制衡；第五个特点是"前宫后苑"，宫内的主要宫殿依次分布在中轴线上，分为前三宫与后三宫，后三宫东西两侧各有六宫，最后则是梦幻般的御花园。
华贵王府第 恭王府 如果说皇宫是身材魁梧、方正的"大哥"，王府便是锦衣玉食、华贵有余的"老二"。与皇宫相比，王府的规模要小得多。王府宅门名叫府门，不仅门前台阶数量少了，屋顶也明显区别于皇宫通常使用的黄色琉璃瓦，而代之以绿瓦和灰瓦。屋顶造型不能采用歇山顶式，代之以气势稍弱的硬山顶，仍可用脊兽装饰，但数量不能超过9个。王府的风格也不必强求肃穆，依各位王爷的性格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如醇王府较规整，而恭王府则"更像一个花花公子"。 王统官宅邸 宁波银台第官宅 "老三"官宅和"老四"商宅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宅门。官宅虽在级别上低前两者一等，但也是内有城府，深不可测。官宅宅门一般分为金柱大门和广亮大门，门庑深广，但只能有一间，远少于王府的三间或五间门。门前不能立狮子，门墩上也不能设狮，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屋顶一般使用清水脊或箍头脊，不能使用脊兽，也不能使用琉璃瓦，而只能用板瓦，因而较之前两者明显秀气、平易得多。和坤虽身为一品大员，但在宅院建筑上仍需严守规格。可他仗着位高权重，公然摆放只有皇宫才能摆放的镶金铜缸，并在厅堂中私设"隔间"，甚至仿造圆明园石舫，严重"逾制"，最后被嘉庆赐予三尺白绫。 富裕商绅户 豪商和乡绅虽然颇有些家资，但社会地位与朝臣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商宅不能使用金柱大门和广亮大门，只能使用规模更小的蛮子门。因为没有了深宏的门庑，门的上方也没有任何装饰，其中尤为显著的是不设雀替。因为在封建社会，誉替是官职的象征。这些建筑上种种带有歧视意味的严格限制，或许也促使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的形成，并敦促无数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投身于科考。 寻常百姓家 市井人家最"寒碜"，门户是窄小的如意门或墙垣门；院内没有高贵的海棠，只有朴素的石榴；没有仿真的池塘，只有金鱼缸，更别提层峦叠嶂的跨院和后罩楼了。但老百姓的清贫小家自有温馨，特别是天气暖和后，一家人聚在露天的大起居室里享一方天地及草木，宁静而贴近自然，亲切又有凝聚力。
建筑的声音
中国古建筑中体现出的音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利用建筑物的部件所发出的音响或回声；二是谐音的应用。
第一种类型的应用不太普遍。民间比较熟悉的如中国古塔上悬挂的铃铎，风动铃响，象征"梵音到耳"的佛法大意。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洛阳永宁寺塔"角角皆悬金铎，宝铎如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洛阳迦蓝记》）。佛寺铎音在佛教徒听来自有一番梵界的意境。
皇家建筑的应用以北京天坛为典型。在天坛之圜丘坛第三层太极石上轻声呼唤，能听到四方传来的回声。这本是声学原理应用于圜丘建筑的精妙所在，却附会上了封建礼教与神学的注释。当一朝帝王在此祭天时，四方回应犹如"昊天上帝"的"训谕"，象征天赋王权，而实质是强化帝王统治的正统权威。天坛回音壁的象征意义也是如此，在中央甬道的"三音石"上能听到多重回音，所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表示出天帝与皇帝的"明察秋毫"。 第二种类型即利用谐音来表征在中国建筑文化中较为常见。比如在深宅大院和陵寝神道中常出现狮子的雕塑形象，这不仅因为狮子形象威武，也是"狮""事"谐音的缘故。因而，府邸大门两侧的石狮子，象征"事事如意"；又如"狮""瓶"接连的剪纸图案贴在窗上，象征"事事平安"；若是"狮子"与"铜钱"搭配，象征"财事茂盛"；"狮"佩彩带，象征"好事不断"。 古建筑装饰中鱼的造型应用则是应用了"鱼"与"裕"或"余"的谐音，象征丰裕有余；"鹿"谐"禄"，鹿的造型装饰象征了俸禄的源源不断；"蝠"同音与"福"，"扇"同"善"，于是，蝙蝠与扇子的形象也出现在古建筑装饰中来表达人的良好意愿。
建筑与等级
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严格，从紫禁城这个最宏伟的"四合院"到一介布衣的独门小户，中国古建形式可谓"龙之九子"，各个不同。 巍峨帝王宫
故宫
皇帝的家即使在世界建筑史上也称得上是个奇迹。故宫红墙黄瓦，雕梁画栋；中轴布局，左右对称；高台基，大屋檐，多圆柱；即便屋顶造型也等级分明，屋脊多饰有"仙人"、"走兽"，于栩栩如生中显示威严。 在建筑布局上，整个故宫基本附会《礼记》、《考工记》等千年封建传统礼制和阴阳五行学说。主要具有五大特色，首先是"前朝后寝"，这是在周朝便已初步成型的格局，即前为皇帝办公之地，后为嫔妃生活场所，前后仅一墙之隔；第二个特点是"三朝五门"，从正阳门到午门，门阙森森，宫殿重重，不可揣测的纵深令人望而生畏，这种九重宫阙帝王家的层层殿门的宫殿制度也始于周朝，并一直沿袭至清；三是"左祖右社"，即在故宫的东侧设太庙，供皇帝祭祀之用，在西侧设社稷坛，供皇帝祭祀土谷之神，这种布局是中国古建以"礼制"为终极指导思想的充分体现；第四是"中轴对称"，这是为了营造皇帝受命于天的庄严氛围，并用以制衡；第五个特点是"前宫后苑"，宫内的主要宫殿依次分布在中轴线上，分为前三宫与后三宫，后三宫东西两侧各有六宫，最后则是梦幻般的御花园。
华贵王府第 恭王府 如果说皇宫是身材魁梧、方正的"大哥"，王府便是锦衣玉食、华贵有余的"老二"。与皇宫相比，王府的规模要小得多。王府宅门名叫府门，不仅门前台阶数量少了，屋顶也明显区别于皇宫通常使用的黄色琉璃瓦，而代之以绿瓦和灰瓦。屋顶造型不能采用歇山顶式，代之以气势稍弱的硬山顶，仍可用脊兽装饰，但数量不能超过9个。王府的风格也不必强求肃穆，依各位王爷的性格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如醇王府较规整，而恭王府则"更像一个花花公子"。 王统官宅邸 宁波银台第官宅 "老三"官宅和"老四"商宅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宅门。官宅虽在级别上低前两者一等，但也是内有城府，深不可测。官宅宅门一般分为金柱大门和广亮大门，门庑深广，但只能有一间，远少于王府的三间或五间门。门前不能立狮子，门墩上也不能设狮，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屋顶一般使用清水脊或箍头脊，不能使用脊兽，也不能使用琉璃瓦，而只能用板瓦，因而较之前两者明显秀气、平易得多。和坤虽身为一品大员，但在宅院建筑上仍需严守规格。可他仗着位高权重，公然摆放只有皇宫才能摆放的镶金铜缸，并在厅堂中私设"隔间"，甚至仿造圆明园石舫，严重"逾制"，最后被嘉庆赐予三尺白绫。 富裕商绅户 豪商和乡绅虽然颇有些家资，但社会地位与朝臣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商宅不能使用金柱大门和广亮大门，只能使用规模更小的蛮子门。因为没有了深宏的门庑，门的上方也没有任何装饰，其中尤为显著的是不设雀替。因为在封建社会，誉替是官职的象征。这些建筑上种种带有歧视意味的严格限制，或许也促使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的形成，并敦促无数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投身于科考。 寻常百姓家 市井人家最"寒碜"，门户是窄小的如意门或墙垣门；院内没有高贵的海棠，只有朴素的石榴；没有仿真的池塘，只有金鱼缸，更别提层峦叠嶂的跨院和后罩楼了。但老百姓的清贫小家自有温馨，特别是天气暖和后，一家人聚在露天的大起居室里享一方天地及草木，宁静而贴近自然，亲切又有凝聚力。
各朝代建筑与颜色
中国建筑颜色最初体现着自然的功能，唐代以前没有颜色，突出的是材料本色。
唐代：颜色体现等级 到了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管，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唐朝时期的建筑，一律采用朱红与白色的组合，产生了鲜艳悦目、简洁明快的色彩美。 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用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唐代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遒劲。这一时期的建筑，砖的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建筑构件的比列逐步趋向定型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有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还有许多没能保存住而被记录在壁画当中。此外，舍利塔遍布各地，粗大挺拔、风格朴实的建筑构件和刚劲富丽之美，使大唐的装饰艺术具有夺人的风采。 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棂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 宋代：色彩反映主流 唐宋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油漆的大量使用，以及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这一时期的色彩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 宋代的建筑规格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 宋代的建筑受唐代影响很大，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建筑构件开始趋向标准化，并有了建筑总结性著作如《木经》、《营造法式》。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寺塔的装饰尺度合理，造型完整而浑厚。苏州虎丘塔、泉州仁寿塔都是典型之作。昭陵的石刻、墓室的图案都具有刚劲、富丽之美，对后来的民间图案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当时建筑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元代：风格秀丽绚烂 元代宫室建筑也承袭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元朝以后的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为精密研究，风格秀丽且绚烂。 宋亡而元兴，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其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元朝由于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经过相互交流，给传统建筑的艺术增加了若干新因素。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大都、新疆、云南及东南部的一些城市陆续兴建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和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独立的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而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都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明代：色彩浓重悦目 明初立国南京，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也以南方工匠为主。明代建筑严谨、工丽、清秀、典雅，颇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只是经过皇家贵胄的渲染，体量宏巨，色彩浓重，则去江南雅淡之风远矣。但其根系，实与江南建筑相近。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色彩的使用，在封建社会中是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的。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也显得十分雅致。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了的装饰手法，这就使寺院中许多建筑的外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教义规定：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或用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这类建筑窗户棂条的组合使用了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而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多种装饰往往综合使用，形成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清代：油漆彩画盛行 到了清代，颜色使用越来越复杂，建筑越来越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某种功能演化成装饰。到了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例如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简单。如北京紫禁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 明清建筑装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建造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很出色，在装饰风格的表现上沉雄深远，映透了明清全盛时期皇权的声威。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建筑的装饰图案或彩画生气低落，唐宋装饰的风采已经踪影皆无，由于过分追求细腻而导致了琐碎和缺乏生气的局面。 近现代：狂起复古风 到了辛亥革命，受西方的影响，建筑系统变了，色彩关系也变了。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租界，这些建筑突出了本质色彩。那时的建筑颜色衬托着建筑载体的功能。 中国近现代建筑在欧美国家取消建筑装饰的影响下，走上了重现代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不重装饰的阶段。装饰性的花纹图案已不多见，建筑的美化除功能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外唯有在符合功能、技术的门、窗及实墙之中寻找理想的格局 建国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被十分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和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在各地兴建的所谓"万岁馆"、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城市标志性建筑中，就出现了可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以及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等的"创作方法"。建筑颜色变为单一枯燥的东西。 复古主义可以说是此前"民族形式"建筑运动的延续，其主张大致是希望将狭义的"民族形式"即传统建筑样式赋予新建筑，而甚少顾及新建筑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对爱国建筑师所起的激励作用，但"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企图将曾适用于木结构和手业操作方式建造的宫殿、庙宇等样式硬加在功能、材料、结构、施工方法及人们的审美情趣都与之大不相同新建筑上面，肯定是一条岐途。复古主义曾经盛行的外部条件则是当时倡导的学习苏联的运动，当时的苏联建筑正是走在复古主义的道路上。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北京西颐宾馆、重庆人民大会堂、长春"地质宫"、北京三里河"四部一会"办公楼等。它们大都有一个庞大的有如宫殿的大屋顶，覆盖着彩色琉璃瓦，檐下布满用钢筋混凝土浇注的斗拱，所有钢筋混凝土梁和柱都模仿木结构构件，其上满绘彩画，门窗也是古代木门窗的式样。 80年代后：回归自然 从8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促成了思想的活跃，中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已深切认识到，建筑艺术应该与时代紧密同步，应该立足于中国现代生活的坚实土壤上，坚持创造既具有时代特色同时又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建筑文化。所有建筑作品，大致可划分为古风主义、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本土现代主义几种。 古风主义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更多借鉴传统建筑外部形象的严肃创造，几乎全是在名胜之地原有古代建筑已毁，作为旅游建筑重建或新建的，如武昌黄鹤楼、南京夫子庙与秦淮河、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天津天妃宫文化街等。 新古典主义对传统建筑的外部形象有更多改造，侧重于借鉴其神态意趣的一种创作，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山东曲阜阙里宾舍、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北京西客站等。 新乡土主义另辟蹊径，不是向以宫殿庙宇的传统主流而转向地方民间建筑采撷精英，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具有浓厚的闽北民居风味的福建武夷山庄宾馆、具有皖南民居特色的黄山云谷山庄宾馆、呈现河西土堡式民居风貌的甘肃敦煌航站楼等。 新民族主义是指8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带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创作，代表作如乌鲁木齐新疆迎宾馆、新疆人民大会堂、西藏拉萨饭店和云南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等。 随着西方建筑师的参与，房地产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建筑颜色变得浓重，如现代城呈现桔红色。现在的房子从色彩观上来说比较明确，如白色等。 中西古代建筑艺术性格比较 ................萧默
借助于中国古人的语言，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可以被概括为“文”、“质”二字。艺术性格就是文、质的统一所显出的作品的艺术特征。不过，人们从各类艺术中获得感受的情况是不同的。一般地说，绘画、雕刻、诗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与其艺术内容有比较直接的联系，故事理能够明白托出，感情可以直接宣示，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但若失之太过，便易流入苍白、空泛，导入概念化或哲理化，忘记艺术的真谛，所谓“质胜文则野”；而建筑艺术的形象与其艺术内容大都并无直接的、明白的联系，故意境较隐，主题较晦，要求欣赏者一定的素养和更多的主观参与才能体味，所以从黑格尔起，美学家们一般都把建筑艺术列为抽象艺术或象征艺术，而一旦获得体味，它的境界也就会更为深永而越发晶莹动人。但若失之太过，刻剥求景而忘弃其情，也易流入匠气，从另一方面失掉艺术的真谛，所谓“文胜质则流”。
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中西民族在一整套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并且，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并不例外，主要由无数无名的工匠世代相传，惨淡经营所创造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取得了独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伟大成就，作为中国艺术之树整体中的一枝，和这株大树中其他各枝一样，中国建筑艺术也散发着东亚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表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而显示了和西方不同的风貌性格。但是由于建筑艺术前述的抽象性，而往往不易为一般人们所了解，它和它所成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力图把艺术性格和它所由从出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作品形式的内在方面，所用的方法是中西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显出自己。以下，我们将从五个方面，即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宗教态度、心理气质、艺术趣味和自然观等来作一点初步的、宏观的探讨，涉及的面是广泛的，但也是必需的，虽然这远非笔者的水平所能胜任。 一礼乐精神
中西古代建筑的优秀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精神性的品格。它有别于物质性的实用概念——遮风避雨、隔热防寒，也不止于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而是指的表达某种思想情感，某种倾向性。不过中西建筑的艺术作用在偏重方向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简言之，西方古代建筑是宗教的、神权的，而中国古代建筑始终是以现世的君权为核心的，渗透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大约二千五百年以前，中国社会就逐渐脱离了奴隶制而步入封建制，建筑也随之脱离了幼稚阶段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在这次进步中，建筑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规制原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些规制的内容或改变或充实，但其所据以制定的总的原则却是始终被恪守的，就其艺术作用方面而论，这个原则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礼乐精神。”
《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有别。”
《乐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专著，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意义。上引这段话的意思，涵括了《乐记》在艺术与其社会功用这一命题上的全部理论核心。所谓“辨异”，就是区别等级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建立起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这是“礼”的职能；所谓“统同”，就是设法维系民心的统一协同，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这就是艺术——“乐”的功用。“礼”是根本，是目的；“乐”是派生，是手段，两者配合起来，再辅以刑、政，求得长治久安，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记·乐本篇》)。
儒家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过这个“礼”，他们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记·乐礼篇》)，“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这一套礼乐说，主要是孔子和孔门弟子所鼓吹的。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中，为了维护旧的统治秩序，他们不但提出了上述原则，也提出和记载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其中有关建筑艺术的，主要保存在《礼记》等书中：“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后圣人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礼记．礼运》)。这就把建筑的出现归结为懂得礼乐法度的圣人的建制，并且一下子就提高到了纲常伦教的高度，进而强调艺术的礼乐功用。
建筑怎样去实现这一功用呢？那就要有“贵贱有等”的规定：“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礼记·礼器》)。这里的“大”、“高”以及“量”指的都是体量。
体量从来就是建筑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品质。建筑艺术和其他艺术在感染方式上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建筑有其无可比拟的巨大的体量。古代的人们更是从自然界的高山大河，崇树巨石中体验到超人的体量所含蕴的崇高，从雷霆闪电，狂涛流火中感受了超人的力量所包藏的恐惧。把这些感验移植到建筑中，于是巨大的体量就转化成了尊严和重要。马克思也曾说过：“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马恩全集》第五卷)所以贵贱有别的礼，首先注意的也是建筑的有等级的量。
尊严和重要还在于位置。对称是人类早就发现的一条构图规律，人在人体自身以及鸟兽虫鱼、树木花草中得到了“对称”的意象，发现对称轴具有统率全构图的重要作用。这个概念引伸到人际关系，礼就可以纳入其中，故“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乐记．乐论篇》)。
“中正无邪”的建筑单体和群体布局，就易于显出尊卑的差别与和谐的秩序，位于中轴线上的主要构图因素，具有尊严的效果。中国最早一部关于工艺的文献《考工记》中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意即国都应是一座每面九里的方正城市，各面对称开三座城门，城中纵横各九条道路，每路之宽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宫殿在城市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布置宗庙和社稷坛，宫北为市，朝和市的面积各为一百亩。
儒学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实际都不行于当时，体现儒学理想的上述规制，当时也不一定都加以认真地执行过，至少我们从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全面的证据。儒学作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其实践意义更多的是在汉代以后。萧何为高祖治未央宫，“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以后，这些话成为各代皇帝最爱用的堂而皇之的遁辞。
中国建筑的礼乐实用观在各代城市和宫殿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欧洲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占代城市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封建经济的中心，但在政治上却又是独立于封建主直接控制之外的自由地区，以商业活动为主，城市的主人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市民；后者处于皇帝及其各级代表机构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下，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工商业带着很强的服务于统治者消费的从属性质，工商者没有独立地位，被称为“市井小人”。前者通常围绕着一座或几座有市民公共活动中心性质的教堂发展，街道或自由曲折，或作放射状自发的伸展，城市外围形状一般也不规则，商店、作坊满布全城，面向大街；后者无论大小通常都有预定规划，遵循着礼制观念来建设，以封建政权为其核心——在都城，这个核心是皇帝所在的宫城和宫署集中的皇城，在郡县是各级衙署，它们位于显赫的城市中轴线上，体制最崇，街道纵横正交，方格严整，全城对称均衡，外廓方方正正。例如唐长安，有严格的中轴线，宫城和皇城在大城北部中央，是纵轴线的尽端高潮，皇城内左右分设宗庙和社稷；居民被限制在四面有高墙封闭的里坊中，里坊置于街道围成的一个个方格内，市场只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坊内，住宅和商店只能面向坊内开门，坊的启闭都有定时。又如元大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九经九纬，最接近《考工记)的理想。
宫殿是中国建筑中最受尊崇，最为宏大成就也最高的类型，留存至今的北京紫禁城可作其代表。紫禁城雄踞于都城中央，以一连串沿中轴线设置的纵向空间——前朝三大殿，后寝三大宫，以及御花园——组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皇权交响乐的主旋律，以天安门广场和午门广场作为这一乐曲的动人前奏，景山是全曲的有力尾声，紫禁城内中轴线两旁的对称宫院则是主旋律的和声。庄重的建筑造型，高贵的色彩处理，大小方向不一的重重庭院，雕缋华丽的建筑装饰，这一切都有力地渲染了君临四海的赫赫皇权，震慑着人们的心灵。
儒家的礼乐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孝悌是礼乐的基础，认为“其为人也者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所以除了直接肯定君臣之道以外，更把它的理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关系中去，强调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的尊卑秩序。它对于中国的住宅有深刻的影响。
典型的中国住宅是四合院格局，一般分为前后两院，前院又称外院，居住仆役，设置厨房客房，后院又称内院，中轴线上的堂屋位置和规模都最为尊贵，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接待尊贵宾客，举行家庭礼仪。堂左右的耳房是长辈居室，晚辈居住左右厢房。内外二院由中门相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宋《事林广记》)。在大型住宅，依中轴线可以在后面延伸几重院落，也可以左右并连几路院落，都随着它们和堂的关系而有尊卑，亲疏、上下、长幼的区别，整座宅院笼罩着一片严格的宗法罗网。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至迟从汉代起，一直到清代，这种符合礼乐观念的宅院布局原则都大致未变。而且还可以看出，住宅和宫殿的格局原则也是—致的。近年发掘出的陕西岐山风雏村一处西周院落，其形制与清代的四合院竟然相当接近，就是一座宫殿遗址。
至于衙署、宗庙、祠堂以及会馆、陵墓也无不都贯穿着强烈的礼乐精神。甚至在佛道寺观中，也飘游着一层礼乐的气息，与西方宗教建筑有着明显不同的性格。
二子不语怪力乱神
古代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建筑艺术都充满着神的气息，他们一直以国家级建筑的规格来对待神庙，欧洲古代留下的最重要的建筑作品便是神庙——帕提隆、潘泰翁等等。欧洲中世纪更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直至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君权才更多地在艺术中确立，但同时宗教的阴影也仍然笼罩着欧洲大地，而且此时已处于近代的前夜，君权主义始终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它匆匆而过，随即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埋葬，艺术又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如果说儒家哲学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与此相对，基督教神学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君王统治其各自的王国，但彼得统治全世。”“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1]。以上这些，并不是无知者的狂嚣，而是可以建筑为证的真实秩序之神学表出。在这一方面，哥特式教堂表现得十分突出，那垂直向上的飞腾动势令人迷惘，又尖又高的塔群，瘦骨嶙嶙笔直向上的束柱、筋节毕现的飞拱尖券，仿佛随时能使得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脱离地面，冲天而起，人们的灵魂也随之升腾，直向苍穹，升到天国上帝的脚下。
神学力量甚至在文艺复兴及以后时代仍然浸透着人的心灵，以至于在本质上是和神学抵触的思想，如人本主义和君权主义常常也还要以教堂为寄托。欧洲的教堂用石头建造，著名的教堂工程都十分巨大，经常要经历一二百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成。
宗教建筑在欧洲系建筑中长期来占据着主流的地位。
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始终处于次等的地位。所以中国宗教建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受着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对于鬼神灵魂的信仰是不可免的，但是在中国，注重人事，关心政治的孔们儒学对于鬼神问题采取了清醒的态度。孔子虽然也倡导由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祖宗崇拜，但却尽量减弱其中的宗教意识，而特别强调把它引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伦常纲教为内容的人世关系中去。对于鬼神的有无，孔子机智地采取回避态度，故“子不语怪力乱神”。到了非谈论不可的时候，孔子则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积极地提醒人们注重人事。
儒学的清醒理性，对人们尤其对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有深刻影响，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宗教在利用与容忍的同时，莫不都采取了限制的政策。佛的因果报应、咎由自取，道的清静无为，逆来顺受都是“有用”的，甚至皇帝也参加一些活动，以示恩宠。但当宗教和皇帝产生矛盾时(主要是经济上争夺民力)，就坚决限制，甚至下令灭佛。
中国和欧洲一样，也承认君权神授，但欧洲的君权神授重点在神，君主的权力也须由教会授予。中国的君权神授的重点却在君，他是天的儿子，他的权力直接受之于天，无须乎教会为媒介，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教皇制。反之，僧统、僧正、国师或天师都要有皇帝的封敕才算合法，寺观以获得皇帝的赐额为光荣，寺产要凭官家的文书才可靠。佛经所说的沙门不拜君王在中国就是行不通。神在中国只不过是烘托皇权的一个次要工具而已，儒学才是正统的思想武器。元代的一位皇后就说过“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辍耕录》)。
这些情况，映射在建筑中，就是宗教建筑比起一般的实用性建筑来，或者可以说是宏伟精丽的，有时也相当可观，但相对于代表君权的建筑而言，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在都城，它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它也没能成为城市布局’的中心，《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王宫居中的体制就说明神权和族权都只是皇权的陪衬。
在中国宗教建筑的艺术风格上，也从来没有过分地陷入于神学的激动，接受过超人性的迷狂。换言之，即使在宗教建筑中也没有失去人的清醒理性，而人的理性，正是儒家所特别重视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建筑包括宗教建筑在内都具有理性的性格，这个性格，或可用“温柔敦厚”四字表述之。 三温柔敦厚，诗教也
西方的宗教建筑重在坦率地外现人心中的宗教激情，把内心中的一切迷妄和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入意表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拜占庭、哥特式或巴洛克神庙和教堂以至现代教堂(如法国朗香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它们在表达宗教的非理性这一方面是共同的，其作用都在于通过建筑来催毁人的理性，扼杀人的自信力，强迫人们跟随教士走向彼岸。
中国的宗教建筑则与此相反，并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也没有达到西方宗教徒那样的狂热程度)，而是重在“再现”彼岸世界那种精神的宁静和平安。中国佛教说“色即是空”，“诸行无常”，认为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影，而世外的佛国净土才是真实的存在。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自然归宿，是善良人生的一个肯定的构成。于是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只要一心向佛，死时便可平静地得到佛的接引。这里没有狂热，没有神秘，有的只是冷静的虔诚。禅宗更是主张在个人的内心中去寻找解脱，深山养息，面壁打坐，寻找平和与宁静。
这样的宗教意识使得中国的古刹本身就是佛国精神的象征或净土的缩影。人们在这里应该寻求到庇护，体验到解脱，不应该有任何骚动不安，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刹”是梵语音译，其意义既可指佛国，也可指佛寺，这是耐人寻味的。佛与佛国同在，作为佛国缩影的佛寺也应该有佛的住所，它的形象无需他求，实际就是住宅的扩大或皇宫的缩小。甚至作为佛教纪念建筑的佛塔，也弥漫着世俗的感情，它具有高耸的体型，嵌插在蓝天中，但不象哥特尖塔那样的一味强调升腾，它那层层水平塔檐大大削弱了垂直的动势，使升腾时时回顾大地。中国佛塔也是世俗建筑楼阁的仿造。
大概只有元代以后在内地开始流行起来的喇嘛教建筑，才有较多的神秘的甚至恐怖的气息，但终未成主流。
如果说即使在宗教建筑里也洋溢着如此冷静平和的空气，那么在世俗建筑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中国建筑的这—性格是中国人的心理气质的反映。这种气质特征被希腊人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记》里描写成“赛里斯入平和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赛里斯入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它和儒家哲学所推重的艺术风格有不解之缘。
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也不排斥文采，而使艺术陷入愚鲁，只是要求文质相应，所谓“文质彬彬”，故《礼记》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而彬彬者，也就是荀况说的“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荀子·臣道》)。
《诗经》的内容和风格究竟应如何品评，此处可置而不论，只是儒家对于“温柔敦厚”的推重，却是形成中国人的趋于平和、宁静、含蓄和内向的心理气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仁学的节用爱民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孔门理论基本上不具有纯粹思辨哲学的性质，而是具有实践理性意义的一整套朴素的治国之道。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孔子主张节制，克己、宽厚惠民，反对赤裸裸的残暴压迫，这种“人道主义”是“仁”的组成部分，也有其真诚的一面，当儒学终于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后，“仁”的这一侧面，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的贪欲，的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经常提醒他们为了保持皇朝的长治久安，应该注意经常调整自己和人民的关系，不可过分的征敛。故“礼，与其奢也，宁俭”，“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那些忠臣贤士也就经常通过这些话而左右朝纲。
仁的“爱人”和礼的“辨异”形成了一套自我调节机制，这就是中庸之道。在这种机制影响下的中国建筑也就以“百举不过”为其品格标准之一。一方面需要“百举”，并且“非壮丽无以重威”；一方面又要求“不过”，帝王应该“躬行节俭”。
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管仲《管子·治国》)，“令民归心于农”(商鞅《商君书·农战》)。认为富强之本在农战，而工商是末作，应该限禁。这本来是法家提出来的，儒家消化了这个思想，并把它和“百举不过”结合起来，以至于《礼记》中竟有这样的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建筑事业属“工”，当然也在被禁限之列。
从一方面说，这些理论客观上使中国建筑具有明显的保守性，限制了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中国建筑几千年来一直满足于木结构体系，不能有更大的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没有西方经常可以遇到的非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建成的石头教堂，中国的都城，包括城中的宫殿可以在几年或十几年内建成。易于建造能快见效果的木结构，它的形象和风格已经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认为在建筑上投入更多的力量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有害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木结构的长期使用，也使得这种体系的建筑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国建筑的风格在某一方面也可以说就是木结构的风格。
木结构的艺术长处在于群体布局，中国建筑的美就隐蓄在群的内部，需要周览全局才能一一呈现。它鄙视一目了然，不屑急于求成，因而也更加含蓄温文，更加内在。
即就建筑单体的美而言，中国建筑也颇不同于西方之注重外形的奇诡新巧，变化多端，而更多的存在于体、面、线、点的组合显示的群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总的来说，中国建筑在气质上更重精神，重意境；西方建筑则重物质，重外观。前者是群体的统一，内在而含蓄；后者是单体的突出，外在而暴露。这个区别，或从另一角度即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艺术趣味的不同再加发挥，简言之，前者具“绘画”之美，而后者更多的带有“雕刻”的意味。 四“绘画”之美
假若面临某一对象，要对它进行艺术描绘，西方人首先看到的是对象的体积，这体积由面构成，显出深浅的光影；他们首先想到的则是尽量肖似地再现这个对象，于是同样也具有体积的雕刻就是最好的手段了。如果要用绘画，那么这绘画也是雕刻式的，画面上的线只用来组成面，面才是艺术的元素，用各个方向的面来构成体。西方绘画和雕刻的不同只不过绘画现出的形象是从某一固定视点看过去的罢了。罗丹说：“没有线，只有体积，当你们勾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着眼于轮廓，而要注意形体的起伏，是起伏在支配轮廓。”这段话，可以简明地表达西方人的艺术趣味。
而中国人首先“看”出的却是这个对象的神态意趣以及活泼的气韵，从中找出和自己心灵相通的那一点，然后把它“表现”出来，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在他的心目中，那些面、体、光影都是不重要的，这样，平面的绘画就是最好的表现手段了。既然不重在再现体积，线条也就用不着从属于面。而且也只有用这些不滞于物的飞动空灵的线，把它们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才能完成他所注重的神和气韵，所以线条才是重要的艺术元素，面几乎不占有什么地位。如果要做雕塑，那么这雕塑也是绘画性的，并不着重于对象体积起伏的真实再现，上面流动着飞灵的线条，染饰着富于神韵的色彩。所以，西方的雕刻是典型的，中国则以绘画为典型。前者直观而写实，后者含蓄而抒情。这个差异，代表了中西艺术的不同侧重，大胆说一句，它不但体现在绘画和雕刻中，也体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和中国的书法艺术等许多艺术门类之中。
有趣的是，由此而视建筑，可以发现中国建筑也是绘画式的，西方建筑则属雕刻式，只是这种“绘画”或“雕刻”只表现建筑本身，并不表现建筑以外的别的对象。
西方建筑的出发点是面，完成的是团块状的体，具有强烈的体积感。中国建筑的出发点是线，完成的是铺开成面的群，以绘画作比，群里的廊，墙、殿、台，亭、阁以及池岸、曲栏、小河，道路等无非都是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 欣赏西方建筑，就象是欣赏雕刻，它本身是独立自足的，人们围绕在它的周围，它的外界面就是供人玩味的对象。在外界面上开着门窗，它是外向的，放射的，其欣赏方式重在“可望”。
而中国的建筑群却是一幅“画”，其外界面是围墙，只相当于画框，没有什么表现力，不是主要的欣赏对象，对于如此之大的“画面”来说，人们必须置身于其中，才能见到它的面貌，所以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中国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在静态的“可望”，而在动态的“可游”。人们漫游在“画面”中，步移景换，情随境迁，玩味各种“线”的疏密、浓淡、断续的交织，体察“线”和“线”以外的空白(庭院)的虚实交映，从中现出全“画”的神韵。
中国建筑单体当然也具有体积感，但它不是独立自在之物，它只是作为全群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就象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如果离开了全画，就毫无意义一样，建筑单体一旦离开了群，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根据。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森严氛围中才能存在，祈年殿也只是在松柏浓郁的天坛环境中才有生命。
西方建筑的内部当然也可欣赏，它有复杂的内部空间，但这空间也是雕刻性的，有三个量度，空间的外界面就是实体(墙、地面、天花)的内界面，所以空间是明确的，实在的，有肯定的体积体形，空间的变化就是空间体积体形的变化。
中国建筑单体的内部空间却很不发达，而且往往由于上部梁架的复杂交织和室内外空间的交流，使它的界面很不明确。中国建筑的空间美，毋宁说主要存在于室外空间的变化之中，就建筑单体而言，它是外部空间，但就围墙所封闭的整个建筑群而言，它又是内部空间。但这个空间只有两个量度——它是露天的。而且即使在水平方向，它也随时可以通过空廊、半空廊、檐廊、亭子和门窗渗透到其它内、外空间中去，它的大小和形状都是“绘画”性的，没有绝对明确的体形和绝对肯定的体积。这种既存在又不肯定，似静止而又流动的渗透性空间，就是所谓“灰空间”，好象国画中的虚白和虚白边缘的晕染，空灵俊秀，实具有无穷美妙的意境——“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高哺《论画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签》)。艺术家匠心所在，常常正是此无笔墨处。
中国建筑院落虚实相生的经营，大约有三种基本型式：第一种是将单体建筑沿院落周边布置，其中有一面是构图主体，建筑最大最高，势态向前，其它建筑三面围绕，与之相抗取得均衡，院落中心则没有建筑，可谓外实内虚；第二种是将构图主体置于院落正中，势态向四面扩张，周围构图因素尺度比它远为低小，四面围合，势态则向中心收缩，也取得均衡，可谓内实外虚。以上两种方式都可称之为规整式，都有明确的贯通全局的轴线。前者强调纵轴线，可扩展组成一系列纵向串联的院子，后者的纵横两条轴线基本处于同等的地位，自足自立，不再扩展。第三种方式的院落外廓不规整，院内建筑作自由布局，势态流通变幻，但乱中有法，动中有静，初看似觉粗服乱头，了无章法，其实规则谨严，格局精细，可谓虚实交织，在园林中有更多的运用。这种型式没有贯通全局的轴线，但在内部的各个小区，则存在一些小的轴线，它们穿插交织，方向不定，全局则可大可小，可名之曰自由式。
这三种基本型又可以不同的方法和规模结合到一起，或严整的全局中渗透着自由的局部，或自由的格局中存在着严整的片断，组成丰富多样的群体。如天坛建筑群基本上是第一、二两种型式的结合；紫禁城基本上是第一型，但在御花园部分又略具第三型的意味；颐和园佛香阁院落本身是第二型，它的前面直到排云坊是第一型，整个园区的规划又是第三型。根据山地平原水边岩下地形的不同，或气候风土的差异，或人情民风的喜尚，或建筑类型的区别，又可有更丰富的变化。
值得再次强调，“群”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灵魂。
在建筑单体的构成上也可以见出“绘画”式和“雕刻”式的差别。正象西方雕刻是由面的转折来构成的一样，西方建筑也是由面构成的：罗马潘泰翁是半个皮球似的曲面穹顶放在桶状的圆壁上；希腊帕提隆的柱廊是一片虚实相间的平面，它和内墙一起支撑着倾斜的坡屋顶；威尼斯的府邸是承重的墙壁支持着楼面和平屋顶。线在西方建筑构图中不起重要作用，它或者只是面的转折形成的轮廓，或者只具装饰性的意义，具有偶然性。在潘泰翁桶形墙的外表面上就没有什么线，内墙面上有垂直和水平的分划，只是把这庞然大桶装点得丰富一些而已。
中国建筑则由线构成，柱，梁、额、桁、枋、椽，拱，在宏观上都可以视作为线，这些线的交织网罗就构成建筑。线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的，它就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本身。它虽然也具有装饰美，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合乎材料本性和力学逻辑的结构美。中国建筑的主要线条很少是纯装饰的，屋脊是为了防止屋坡交接处的漏雨而设置，斗拱是为了支托屋檐的挑出而产生；最为人称道的屋角起翘也是结构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斗拱逐渐缩小．屋檐的挑出逐渐更多地依靠檐椽的出挑来承担时，承受转角屋顶巨大重量的角梁(相当于转角45°椽子)势必加高加厚，于是才采用枕头木以使椽木和角梁归齐，角翘也就产生了[2]。中国建筑普遍具有可贵的本色美，匠师们只是在结构和功能必然要求的有机体上面略施斤斧，使它们兼具装饰作用而已。
雕刻主要依靠体积的组合来构成形象，所以西方稍后一些的雕刻都不施色彩，西方建筑也只是外现材料原色，并不另加色饰。绘画是色彩的艺术，中国的雕塑是绘画式的，也广泛施用色彩，中国建筑也同样注重色彩。正象中国画一样，由艺术内涵所决定，中国建筑的色彩也有两大类：一是北方的皇家建筑，红墙红柱黄瓦彩画，辉煌富丽，有若工笔重彩，满眼北宗金碧；一是南方的园林寺观，白墙黑柱青瓦，萧条淡泊，好似水墨写意，全是南宗文人情趣。
西方园林和中国园林也分别是雕刻式和绘画式，可见后述。
五“我以天地为栋宇”
《世说新语》记刘伶放达，裸形坐屋中，客有问之者，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个回答，似觉诡辩无礼，但“以天地为栋宇”一语却正道出了中国人的自然观的重要一面。其实中国的“宇宙”一词同样透露了这个意思：“宙”是时间，“宇”字原意就是屋宇，代表空间。空间和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无限之宇，当即天地为庐。这个自然观，把天地拉近人心，自然和人直接交流，融合相亲。
这种思想早在《乐记》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乐论篇》)。天地本身乃一大调和，艺术——乐——就应该体现这一大调和。这一观念，一方面是给礼乐精神蒙上一层敬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对自然的亲切感情。“乐者为同，……同则相亲”(《乐记·乐论篇》)，人只有和自然有相亲的感情，那么体现自然万物之大调和的乐，也才能在人和人之间产生相亲的感情。
歌德曾经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
所以，中国的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从“以天地为栋宇”的观点来看，这个在西方建筑中原本与人无关的室外空间，也就成了与人直接相关相亲的了。中国建筑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人生活在建筑中，这“建筑”既指实在的屋宇，也包括“以天地为栋宇”的自然。
就建筑和群外的自然而言，从消极方面来说，中国建筑不强调突出自己，造成和自然的对立，所以尽管在围墙内部各建筑势态干戈相向，群外却趋于平静，故深山之古寺应曰“藏”，而不会筑成欧洲的城堡。从积极方面来说，中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的肯定：寺既藏于深山，寺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更加辽阔，更加不朽。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借助于墙和屋顶，造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存在，它是放射的，以不凡的形象高傲地鄙视自然。在欧洲城堡里常常会耸起一些高高低低的塔楼，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生怕人们忽视了它们。欧洲建筑不重视和自然的渗透调和而更看重和自然的对比，人的力量显示得更加突出。
西方园林也是雕刻性的，不过它不是写实性雕刻，而是以山树石等自然物为元素，强迫大自然符合人工的法则所“雕刻”成的立体的图案，人工斧凿痕迹十分显著。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园林已开始采用花坛、剪饰和迷阵。花坛是几何形的，剪饰也把树木修剪成几何形体——尖锥形、多角柱、圆球形、半圆球形和矮墙式的绿篱，甚至剪成动物的形状，被称为“绿色雕刻”。迷阵是用绿篱组成的几何形回路，有许多死胡同，易进难出，以为有趣。这种园林一直沿用到现代而以十七世纪法国绝对君权时代的唯理主义园林最为盛行。草地也是几何形，用不同颜色的花草组成象地毯样的图案，道路又平又直，几何对称，人工砌出几何形池岸和笔直的小河。全园一目了然，外在而暴露。
中国园林恰恰相反，其气质也是绘画性的，和中国画相似，一方面强调抒发情趣，中得心源，同时也注意状物写景，外师造化。曲折的池岸，弯曲的小径，用美丽的石头堆成峰，峦，涧，谷，房屋自由多变，仿佛是大自然的动人一角。然而它也并非西方艺术所理解的那种单纯摹仿，其中迁想妙得，天机灵运，随时而迂，融进了人的再创造，仿佛是一幅四度空间的立体山水图卷，与山水诗、山水画的发展节拍有密切关连。中国园林也同样是含蓄和内在的。
古希伯来的神话说，五千年以前，天下的人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彼此了解，干起活来同心同德，人们决定在巴比伦建造一座通天大塔。工程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这件事引起了天神耶和华的嫉妒，他运用神力搞乱了人的语言，民族也就出现了，人们看法不一，又不能互相理解，于是各行其是，塔也就越建越不象个样子，终于没有完成。这座塔名叫巴别塔，“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以后有人还画过好几幅巴别塔建造图，画上的塔混乱不堪，好多种风格搅成一团。
这个故事的启发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我们的题目而言，它说明建筑艺术随着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格。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它不仅有考古学的价值，作为艺术，它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由历史所形成的上层建筑有深刻的联系。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才能找出建筑艺术的本质根据。
我们已经极其概括和宏观地讨论了中西建筑艺术性格的不同，也许我们是太偏重于强调它们的差异了，但差异是确实存在的，而要真正认识某一事物，掌握此一事物与它一事物的差别应是更重要的事。
产生中国传统建筑的社会环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建筑还要发展，总结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我们的结论是：既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及其所形成的上层建筑的不同，是形成各民族传统建筑艺术性格的差异的本质依据，那么在现代条件下，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上层建筑的不同也将成为新建筑艺术性格的差异的本质依据。对于担负着创造新的建筑艺术使命的建筑师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十分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加强对于上述本质依据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对于传统的认识。经历了千百年才形成的传统，它所从由产出的具体原因可能已经过去，或许也已被人们所淡忘，但传统本身，已作为民族特质的一种独立价值存在下来，而且还将继续发生作用，毕竟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我们要特别强调建筑师在创作上对于新的民族风格的自觉的追求和贡献。完全西化是思想贫乏的表现，无所用心是一种失职，象巴别塔那样的杂凑并不足取，复古当然也是穷途，正确的道路只能是继承和创造．
正如某一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的形成是这位艺术家已走向成熟的标志一样，衡量新的中国建筑艺术是否已走向成熟，也有赖于新的建筑民族风格的形成。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参考书目
1，伍蠡甫：《谈艺录》。
2，宗白华：《美学散步》。
3，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
4，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中世纪城市的地位与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四，五期合刊。
5，车铭洲：“原始基督教——奴隶主基督教——封建主基督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四、五期合刊。
6，李华：“略论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
7，韩林德：“孔子美学观浅探”，《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
8，周来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江汉论坛》1981年第二期。
9，蒋孔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2年第三期。
10，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11，英M．Dcanesly《中世纪教会史》1954年英文版，转引车铭洲“原始基督教——奴隶主基督教——封建主基督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四、五期合刊。
12，萧默“屋角起翘缘起及其流布”；《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二辑(1981年度)。 （来源：五合大讲堂）
材料大分类
机青（红）砖、粘土空心砖、水泥焦碴空心砖、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水泥铺地平面砖、水泥铺地方格砖、彩色人行道异形砖、碎砖、机青（红）平瓦、小青瓦、脊瓦、河砾石（卵石）、碎石、花岗岩碎石、彩色河砾石、混石、料石、条石、花岗岩石板、方整石板、整块湖石峰、花岗岩片石、片石（毛石）、山皮石、冰片石、弹石片、湖石、景湖石、黄石、汉白玉、青白石、小方石头、石桩、石笋、碎石板、碎缸片、混凝土马路侧石（平石、镶边石、缘石）、石质侧石（缘石）、混凝土块 石质块、预制混凝土桩（方桩、测试桩、板、道板、透花板、重块、古式栏杆件、吴王靠件）、砂、豆粒砂、天然砂砾、石粉、粉煤灰、矿渣、矿渣粉、焦渣、炉渣、石灰渣、生石灰、生石灰粉、熟石灰、石灰膏、黄土、红粘土、青灰、砖灰、淋浆灰、淋砖灰 琉璃板瓦、（续）折腰板瓦、筒瓦、（续）罗锅筒瓦、（方眼、螳螂、羊蹄）勾头筒瓦、（割角）滴水瓦、蹬脚瓦、竹节瓦、遮朽瓦、博脊瓦、（罗锅、续罗锅）盖脊瓦 琉璃正脊筒、岔脊筒、垂脊筒（割角、搭头、罗锅、续罗锅、围、戗尖）脊筒 琉璃挂尖、燕尖、披水（罗锅、续罗锅）、、披水头、撺头、列角撺头、头、列角 头、下当沟、斜当沟、（托泥吻下、罗锅、续罗锅）当沟、压当条（罗锅、续罗锅）、平口条（罗锅、续罗锅）、群色条、正（斜）方沿、列角盘子、三仙盘子、小跑、钉帽、正吻、合角吻、吻座、宝顶、仙人 琉璃剑把、合角剑把、仙人头、正脊兽、背兽、垂兽、岔兽、走兽、套兽、合角兽、兽角、垂兽座 琉璃承奉边砖（罗锅、续罗锅）、博脊连砖（承奉）、三连砖（罗锅、续罗锅）、满面砖、屋脊砖、琉璃砖、素面砖、挂落、异形面砖、直檐砖、土衬砖、枭砖、炉口砖、梢子、线砖、花心、坠山花、博缝板、博缝头、连座、黄道、相连、大群色、滴珠板、垫板、耳子、圭角、悬鱼、雀替、束腰、束混、托山混、半混、角科斗拱、平身科斗拱、方圆柱顶、方圆柱子、角梁、梁坊、挑檐桁、正身椽飞、翼角椽飞、枕头木、霸王拳、宝瓶 黑板瓦（折腰、续折腰）、花边板瓦、割角板瓦、黑筒瓦、（勾头、割角、割角勾头、罗锅、续罗锅）筒瓦、蹬脊瓦、盖脊瓦、脊筒（罗锅、续罗锅）、滴水瓦、割角滴水瓦、瓦垫、（罗锅、续罗锅）当勾、（罗锅、续罗锅）压当条、（罗锅、续罗锅）平口条、（罗锅、续罗锅）披水 黑正吻、合角吻、吻座、剑把、合角剑把、垂兽、岔兽、套兽、小兽、抱头狮子、背兽、兽角、兽座、（罗锅、续罗锅）承奉边砖、（罗锅、续罗锅）三连砖、大城砖、二城砖、城砖、泥砖、条砖、方砖、斧刃砖、四丁砖、双开砖、压脊砖、望砖、细望砖、八五砖、栈砖、嵌砖、沙滚子、在趴子 书 名：《营造法式》解读
内容简介：
《营造法式》是代表我国古代建筑科学与艺术巅峰状态的典籍，记载着宋代建筑的制度，做法，用工、图样等珍贵资料，对研究中国建筑，理解其理念和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继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和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之后，潘谷西先生和何建中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结合现存古建实例、考古发现等写成本书，提出独到见解。
本书内容涉及《营造法式》所录各工种(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共13工种)，是对该书的全面解读。作者不是对《营造法式》作逐卷逐条的注释，而是对《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各工种的工程作法进行实质性剖析、介绍，并用现代语言及图示方法加以表述，帮助读者跨越古代术语和文字的障碍，获得对宋代建筑和《营造法式》本身的正确认识。作者立足于工程，功能，艺术，技术等多角度审视，力图正确解读、表述《营造法式》的丰富内涵，避免因片面的单向思维造成误读。
全书图文并茂，书中有精心绘制的大量线图，彩画复原图和多年积累的照片，并附有《营造法式》版本，校勘及检索表、宋代建筑术语解释及对《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中十个问题的讨论。
本书可供建筑史学者、建筑师、文物保护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风景园林建设与管理者，舞美工作者等研究参考，也可作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等专业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自序
我和《营造法式》的结缘始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一批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硕士生进入南京工学院(今改称东南大学)建筑系，次年，我为主开设了"末营造法式"课程，前后共历十届。其间，也写过几篇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发表于《南京工学院学报》和《东南大学学报》。
学贯中西的童寓先生曾对研究生叮嘱过：学建筑史的要好好读《营造法式》。童老是我国第一代杰出建筑大师，又是理论修养极高的学术泰斗，这是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制高点上对后来学者的指点。
宋代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一个高潮。无沦建筑规划设计、木构建筑技术与工艺、建筑装修与色彩以及工程组织与管理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因此，了解宋代建筑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营造法式》不仅是打开宋代建筑科学与艺术殿堂之门的一把钥匙，也为读懂中国建筑的理念和精神提供了一部良好的教材。
《营造法式》的成功不仅反映出李诫娴熟的建筑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全书内容精审、结构严谨、表述准确、图样详实，不愧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建筑著作之一。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制图学方面的创意：该书虽经后世多次重刊，图样的准确性已大受影响，但原图大意未失。书中除了运用平面图("地盘")、剖面图("侧样")、立面图("正样")三种正投影图之外，还有构件轴测图和一种笔者称之为"变角立面图"的新方法，后者的特点是在立面图上可以更清晰地表示斗棋层层出眺的状况(详见本书第二章六(五)节)，图示效果极好，在现代建筑制图学中也未曾见过，是一种精心构思的创新之作。
李诫把《营造法式》编修得如此成果卓著，光耀史河，表明作者十分敬业，富有使命感，远非一般官场应付差使可比。而当时的政治改革形势可能也对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编修《营造法式》原是神宗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期间提出的任务，王安石罢相(1076年)后，此顶工作似乎进展得很不顺利，直到元佑六年(1091年)才完成了一部质量很差、无法施行的"法式"，当时正值反对新政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得到这种结果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李诫受命重编此书时(1097年)，政局已经大变，哲宗亲政，"绍述"(继续推行)新政，这时提出重编《营造法式》，使编修工作获得了新的动力。
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梁恩成先生有《营造法式注释》间世(收干《梁思成全集》第七卷)，是迄今最权威的学术著作。陈明达先生则出版有《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这些成果把我国的《营造法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95年起，我不再招收研究生。回顾二十余年来对《营造法式》的研读，感到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和考虑的问题写下来也许对有兴趣进入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初学者会有所帮助，因此，在过去所写《营造法式初探》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的基础上，作一番补充修订，并邀请长期研究《营造法式》的何建中高级建筑师(建筑历史与理论硕士)参与编写，共同完成此书，以期为推动《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潘谷西
二00四年六月
目录：
自序003
说明004
第一章总论001
一、《营造法式》的性质与特点001
(一)"营造法式"是一种建筑工程预算定额001
(二)李诫《营造法式》的编写体例002
(三)编写工作紧密结合实际004
二、《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的关系005
三、《营造法式》的内容取舍014
四、宋代官式建筑分类016
五、研究方法的讨论017
第一章注释019
第二章木构架021
一、宋代官式建筑木构架的基本类型021
(一)柱梁作021
(二)殿阁式木构架023
1．柱框层023
2．铺作层027
3．屋盖层028
(三)厅堂式木构架029
(四)楼阁木构架041
1．层叠构架楼阁041
2．混合整体构架楼阁041
二、材、栔、分°模数043
三、定"地盘"--木构架的平面设定046
四、定"侧样"--木构架的剖面设定048
(一)下份048
(二)中份050
1．柱高050
2．铺作高050
(三)上份052
1．架深052
2．檐出052
3．举折053
五、再谈定"侧样"中的架深054
六、定"正样"--木构架的立面设定057
(一)影响房屋立面的八种因素057
(二)关于间广和柱高的讨论059
(三)屋顶端部处理060
1．四阿殿脊桩增出060
2．不厦两头造屋顶的出际061
3．厦两头造与九脊殿061
(四)屋顶转角做法062
1．角梁后尾支撑结构063
2．角椽布置063
(五)制图学上的创新--"变角立面图"063
七、大木构件064
(一)柱065
(二)梁069
(三)额071
(四)角梁073
(五)檮及撩檐枋074
(六)椽074
(七)蜀柱、叉手、托脚075
(八)串、襻间075
(九)替木075
第二章注释075
第三章铺作78
一、概说078
(一)出跳承檐078
(二)计心造、偷心造、影棋080
(三)补间铺作的布置081
1．朵数081
2．间距083
3．合理性083
二、厅堂铺作084
(一)单斗只替084
(二)把头绞项作084
(三)斗口跳084
(四)四铺作087
(五)五铺作089
(六)六铺作090
(七)厅堂室内斗供090
1．丁头棋090
2．单棋造、重棋造090
3．十字形棋091
三、殿阁铺作091
(一)外檐铺作092
1．构造092
2．铺作减铺094
3．铺作减跳094
(二)身槽内铺作096
(三)平座铺作096
四、铺作部件098
(一)拱098
(二)斗099
(三)昂100
1．下昂100
2．上昂102
3．昂栓103
(四)架与暗架104
(五)耍头、衬枋头104
(六)枋104
五、铺作安装105
第三章注释105
第四章小木作106
一、门窗类107
(一)门107
1．乌头门107
2．板门110
3．软门112
4．格子门113
(二)窗119
1．直棂窗(啖电窗)119
2．阑槛钩窗119
二、室内隔截类120
(一)截间板帐120
(二)截间格子122
(三)板壁122
(四)隔截横钤立旌123
(五)照壁屏风骨123
(六)照壁板、障日板、障水板、棋眼壁板124
三、天花板类124
(一)平暗124
(二)平棋124
(三)藻井126
四、室外障隔类130
(一)叉子130
(二)拒马叉子131
(三)钩阑131
(四)露篱132
(五)棵笼子133
五、杂件类133
(一)胡梯133
(二)地棚134
(三)板引檐134
(四)擗帘杆135
(五)水槽135
(六)牌135
(七)护殿阁檐竹网木贴135
(八)裹袱板135
(九)垂鱼、惹草135
六、井亭类136
七、神龛、经橱类137
(一)佛道帐137
(二)牙脚帐142
(三)九脊小帐144
(四)壁帐144
(五)转轮经藏145
(六)壁藏151
第四章注释154
第五章瓦作155
一、瓦的种类155
(一)按质地分155
1．素白瓦155
2．青棍瓦155
3．琉璃瓦155
(二)按形式分156
1．筒瓦156
2．板瓦156
3．檐口筒、板瓦157
4．当沟瓦157
5．线道瓦157
6．条子瓦158
二、瓦的选用159
三、瓦的铺设160
四、屋脊161
五、华废与剪边163
六、鸱尾、龙尾、兽头163
七、套兽、嫔伽、蹲兽、火珠165
第六章彩画167
一、宋代彩画的色彩与构图特点168
二、宋代彩画的分类168
1．多彩色调的彩画169
2．青绿色调的彩画169
3．红黄色调的彩画169
三、六种彩画分述170
(一)五彩遍装170
(二)碾玉装177
(三)青绿叠晕棱间装177
(四)解绿装饰屋舍180
1．解绿画松180
2．解绿卓柏装182
3．解绿结花装182
4．解绿赤白装183
(五)丹粉刷饰屋舍183
1．丹粉刷饰183
2．土黄刷饰185
(六)杂间装185
四、小木作刷饰187
1．土朱刷187
2．合朱刷(或合绿刷)187
五、彩画施工188
1．衬地188
2．衬色188
3．布细色188
4．颜料188
第六章注释189
第七章石作190
一、石料加工190
二、房屋用石194
(一)柱础194
(二)角石、角柱194
(三)殿阶基196
(四)压阑石、地面石、殿内地面斗八196
(五)殿阶螭首200
(六)踏道200
(七)钩阑、螭子石200
(八)门砧、门限202
(九)城门石地袱202
三、房屋以外的用石203
(一)流杯渠203
(二)卷辇水窗203
(三)水槽子、马台、井口石、山棚捉脚石、幡竿颊203
(四)碑碣203
第八章墙与砖作206
一、宋代墙的类型206
二、墙的抹面层与色彩208
(一)面层做法208
(二)底层做法208
三、砖的品种规格209
(一)方砖(五种)209
(二)条砖(两种)210
(三)压阑砖210
(四)砖碇210
(五)牛头砖210
(六)走趄砖210
(七)趄条砖210
(八)镇子砖210
四、房屋用砖211
(一)垒阶基211
(二)墙下隔减213
(三)铺地面213
(四)踏道215
(五)慢道215
五、房屋之外用砖216
(一)露道216
(二)城壁水道216
(三)卷辇河渠口216
(四)马台、马槽216
第八章注释222
第九章其余工程223
一、雕作223
二、旋作226
三、锯作227
四、竹作227
1．造笆227
2．隔截编道227
3．护殿檐雀眼网228
4．地面棋文簟228
5．障日篛228
6．竹简索228
五、联结用材228
1．用钉228
2．其他铁件230
3．用胶231
4．用石灰231
附录一《营造法式》的版本，校勘与内容检索232
一、《营造法式》的版本232
(一)宋版书232
(二)明清抄本232
(三)20世纪刊本233
二、陶本《营造法式》校勘表234
三、《营造法式》检索表240
附录二宋代建筑术语解释242
一、检字242
二、解释243
附录三对《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十个问题的讨论267
一、《法式》没有给出房屋基本尺度的材份是重大的遗漏吗?267
二、《法式》制度里提到的各项基本尺寸都是以第六等材为准吗?270
三、有标准间广吗?所定间广的材份合理吗?272
四、椽架平长(即房屋进深)究竟如何定?277
五、柱高的"材份"合理吗?285
六、角柱生起、脊檮增出及檮出际、布椽稀密、檐出及翼角生出会用材份表示吗?287
七、"以材为祖"是出于结构强度的考虑吗?290
八、什么是"槽"?294
九、房屋规模如何定?铺作与房屋规模有什么关系?296
十、《研究》所定房屋的平面、立面及剖面的比例合适吗?302
(一)平面正面与侧面的比例302
(二)檐柱、铺作、举高比304
(三)檐出、檐高比305
(四)《研究》给出的草架侧样合适吗?306
书 名：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明、清官式建筑的做法为主线，主要介绍古建筑土作、瓦作和石作的传统营造方法和法式。包括地基、台基、墙体、屋顶及地面等部位的式样变化、构造关系、比例尺度、规矩作法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可供古建筑设计、施工、修缮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院校的师生参考。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基础与台基
第一节灰土
第二节台基及基座类砌体的类型
第三节台基的构造及一般施工程序
第四节与台基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第五节台基的定位放线
第二章古建灰浆、砖料、瓦作工具及砖料加工
第一节古建灰浆
第二节古建砖料
第三节瓦作工具
第四节砖的砍磨加工
第三章墙体
第一节通论
第二节山墙
第三节廊心墙
第四节槛墙
第五节檐墙
第六节院墙
第七节砖檐
第八节砖券
第九节城墙
第十节其它墙体
第十一节影壁
第十二节墙体抹灰
第四章地面
第一节地面的分类与形式
第二节墁地的操作程序及作法规矩
第五章屋面
第一节通述
第二节瓦顶的灰背与平台屋顶的灰背
第三节琉璃屋脊
第四节琉璃瓦件的变化规律及选择依据
第五节大式黑活屋脊
第六节小式黑活屋脊
第七节黑活瓦件的变化规律及选择依据
第六章石作
第一节常用石料种类及常用工具
第二节石料加工
第三节石料搬运、起重及安装
第四节台基石活
第五节门石、槛石
第六节栏板柱子
第七节台阶
第八节墙身石活
第九节地面石活
第十节石券
第十一节官式石桥
第十二节脾楼石活
第十三章杂样石作
第七章瓦石作修缮
第一节修缮原则及修缮方案的制定
第二节墙体修缮
第三节砖墁地的修缮
第四节屋顶修缮
第五节石活修缮
本书表格索引
参考文献
书 名：木工雕刻技术与传统雕刻图谱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篇“木工雕刻技术”中，主要内容有：雕刻用材的基本知识，包括木材知识、木材的分类、雕刻选材及配料技术等；雕刻画线基础，包括量具的使用、雕刻绘画与放样、雕刻的设计构思等；雕刻制作技术，包括雕刻拼缝技术、雕刻制作工艺和顺序等。在第二篇“传统雕刻图谱”中，作者将多年潜心收集整理的我国民间木雕图谱展现给广大读者，其内容非常广泛，有人物、龙凤、狮子、麒麟、花鸟、鱼虫等等，读者可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图谱应用到实际木雕中去，大大节省了寻找和自己构思的时间。本书可谓是对我国传统木雕技术的发掘整理，有较高的学术性、技术性和实用价值，有益于我国传统木雕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本书可供从事木雕、古建木工、家具木工以及从事石雕、砖雕、彩绘工作者参考使用。
清式建筑木作工程名词汇释 柱类构件 檐柱位于建筑物外围的柱子。 金柱位于檐柱内侧的柱子，多用于带外廊的建筑。金柱又是除檐柱、中柱和山柱以外的柱子的通称，依位置不同可分别以外金柱和内金柱。 下檐柱在二层或多层楼房中，最下面的一层的檐柱。 通柱为于二层楼房中贯通上下层的柱子，用一木做成。 假檐柱假檐柱是专用于转角房的外转交两侧，转间房的外转角两侧开间（即转角进深）大于其余两开间，为解决开间过大而附加的檐柱。假檐柱的高度比一般檐柱要高垫板一份、檩碗一份外施假梁头。如用代梁头，则其高度与其他各檐柱同。 里金柱即围金柱，参见“金柱条”。 山柱位于建筑物两端山墙部位的中柱。 桐柱柱脚落于梁背上，用于支顶上层檐或平座支柱，又称童柱。 平台海墁下桐柱用于三滴水楼房，支承平台（平座）部分的桐柱。 擎檐柱立于建筑物台明（或平座）四角，用于支顶四偶角梁的方柱。 垂莲柱用于垂花门的垂柱，倒悬于垂花门麻叶抱头梁下，端头有莲花等雕饰，故得名。 雷公柱（一）用于庑殿建筑屋脊两端太平梁之上，用于支顶脊桁挑出部分的柱子；（二）用于攒尖建筑斗尖部位的悬空柱。 重檐金柱用于重檐建筑的金柱，采用一木做成，其下半段为金柱，上半段支承上层檐，故称重檐金柱。 重檐角金柱用于转角部位的角金柱。 封廊柱位于楼阁建筑平座之上，用于支承挑出深远的檐椽端头的方形木柱，与擎檐柱作用相似，柱头间通常有横枋及折柱花板雀替等构件相连，柱间有栏杆，栏杆内为走廊。 馒头榫柱子上端与梁结合之榫，位于柱头中线位置，榫呈方形，宽高均为柱直径的1/4~3/10，其榫根部略大，头部略小，呈方形馒头状，多见于小式做法。 管脚榫柱根与柱顶石相结合之榫，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径寸略同于馒头榫，多见于小式做法。 升线有侧角的柱子侧面特有的墨线，该线位于柱子侧面中线的内侧，与中线之距离等于侧角尺寸，升线垂直于地面（水平面），柱整体向内侧倾斜。 方子口柱子端头的刻口，呈上大下小的形状，是安装枋子用的卯口。
泉州承天寺后殿木构梁架用朱红色斗栱，为南方寺庙中的式样。建筑与不同领域名牌的合作，在当今世界，已经屡见不鲜了。作为一种另类的思维组合，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状态或许是我们最乐于接受的。因为，双方充满理性和感性的冲击和融合，使得建筑的变化越来越令人兴奋。在前一个阶段，资深建筑编审杨永生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古建筑上的斗栱以及斗栱一词是从何时开始的？我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现对这一问题作以阐述：我国古代建筑中有斗栱这一构件，做得十分精彩，式样很多，而且做得非常复杂，又很美观，尤其它是我国古建筑中所特有的，在世界建筑中也是独特的。斗栱是用木材做成的构件，它本身有斗有栱，榫卯尺度准确，合卯之后十分严密，层层叠落。斗栱做法虽然式样很多，各时代的斗栱有各时代的特色，例如应州木塔，是辽代建筑，在这一座塔上的斗栱有６０多种。斗栱在正常的情况下都用在古代建筑的外檐之下，内檐也用斗栱，内部梁架各梁枋也用斗栱。凡是大式建筑都要有斗栱，一般普通民房则不能做斗栱。什么是大式建筑？而是寺院庙宇各种殿堂都属于大式的，必然要做斗栱。在殿堂上做斗栱究竟有什么意义？最主要是用它来挑檐，有斗栱向外出跳，使殿堂的檐子可以加长，出檐可以深远。在一座建筑上立柱梁枋与梁架之间用斗栱来过渡，用斗栱承担梁架和屋顶的全部重量，传递到梁枋与立柱上，而且斗栱这种构件榫卯可以伸缩，具有弹性，如果遇到地震时，可以减少破损。我国古代建筑上从何时开始有斗栱？应当说是从汉代斗栱已达到成熟状态，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墓里有陶楼，陶楼上都有斗栱，式样很多。从唐代到宋代的斗栱更加成熟，特别是辽、金时代斗栱更进一步发展，出现４５°、６０°斜栱，名曰开花斗栱，从而使斗栱更趋于复杂的程度。元代、明代、清代的斗栱更加进展，尤其是清代的斗栱，越来越走向复杂阶段。本来斗栱的意义是起到受力传递作用，到清代的斗栱竟然纯粹为了装饰而出现的，花样增多，繁复细腻，失去斗栱本身应有的价值。试观斗栱的发展像一条线一样，从汉代的初年一直到今天，贯穿整个历史已达２０００多年，它真是我国古建筑中特有的一朵奇葩。那么斗栱一词的来源是如何叫出来的？怎样产生的？唐和唐代以前关于斗栱没有记载，到宋代李明仲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将“斗栱”一词叫做“栱”、“栱枓”，例如卷十七栱造作功……叫栱枓。宋代普遍叫栱科，到清代又重新编写官书，工程《工程做法》卷一其内容全部用“斗科”。也就是说清代各地都叫“斗科”一词，从那时开始在古建筑学上普遍叫作“斗科”，影响到僵。对这一个问题回答曰：应当是《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叫“斗栱”一词的，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大家写文章就都用斗栱一词，沿用至今。张驭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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