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报人的风骨
史飞翔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绝对是一个值得让人怀念的年代。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年代。然而就在那样一个年代却产生了一批风格迥异，但却不乏理想与追求的报纸。就连一向被人们称为是“报屁股”的副刊同样也具有“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繁荣的景象，是因为当时涌现出了一批有理想、有精神、有操守、有担当、有风骨的著名报人。
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人称“副刊大王”。1921年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他很快将《晨报》副刊办成一个新文学、新思潮的发源地。当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实验主义、“好政府主义”都能在这里粉墨登场、同台唱戏。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最初也是在这里连载的。1924年10月的一天，孙伏园编入《晨报》副刊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擅自抽去。孙伏园认为这是对自己劳动的不尊重，很生气，这时刘勉己正好走过来解释，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打过去，刘勉己躲过，孙伏园继续要追着打，最后被同事拦住。就这孙伏园还觉得不解气，第二天愤而辞职。
1932年12月，史量才启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28岁青年黎烈文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黎烈文接受报纸后立即进行大胆改革，先后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众多名家的短评、杂文，使得“自由谈”很快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于是他们不断向史量才施压，要求换掉黎烈文。但是史量才坚持认为,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后来，实在迫不得已，史量才便对当时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黎烈文绝不撤换。”
1936年8月，青年萧乾主编的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因为刊登了一部抗日独幕剧而被日本人告到了租界法庭，为此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几次出庭受审。但是他们非但没有责备、怪罪萧乾闯祸，反而对萧乾将剧本中“东洋”都打上“××”的作法给予肯定，说“××”打得好。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是一位难得的有操守的报人，他一生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精神宗旨。国民党某要员为提高自己的声望，想在《大公报》上刊登一篇文章，派勤务兵将厚礼送到王芸生家。王芸生当时不在，夫人不明真相，收下礼物。王芸生回家后大发雷霆，喊道：“别以为送礼就能登文章，礼送得越重，文章就越不能登。”吓得孩子们抱成一团，夫人也委曲得哭了一夜。就这王芸生硬是没说一句软话。第二天一早他就写信，要送礼者派人取回礼物。不仅如此，王芸生还多次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官引诱。
著名报人邵飘萍曾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坚强的信念，民国时期的这些报人才表现出了一种让今天我们这些人敬佩不已的嶙峋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