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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于一个来自加勒比岛国波多黎各的贫困移民家庭，她的成长与纽约最低廉的布朗克斯社区息息相关，但即使是8岁患病、9岁丧父，即使在性别和族裔的歧视中挣扎，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身上，有一段最感人的“美国梦”故事，她的传奇人生震撼着每一个美国人。
主角不仅仅是索尼娅，在美国最高法院华丽的东会议厅，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了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宣誓就职仪式 —那意味着索尼娅接替退休的大法官戴维·苏特，除非她主动退休或被国会罢免，她将在这个岗位上服务终身。她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然而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正中间，那个手捧《圣经》的白发老人—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宣誓完毕，索尼娅激动地拥抱了82岁的母亲，此时成真的不仅是她的梦想，还有母亲的梦想。之所以母亲为她捧《圣经》，不仅因为索尼娅现是独身，更因为母亲的“美国梦”成就了她的“美国梦”。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将儿子培养成医生，将女儿培养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曾说：“我有今天，全是因为我母亲，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难，我都感到惊讶。”这句话背后，是感动美国人民的一段感人的故事。
母亲的选择
10年前，索尼娅在莱曼学院的开学典礼致辞中说：“我要给你们讲讲我母亲的故事，一个关于希望、勤劳、教育和奉献改变人生的故事。”用这样的定语，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但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形容词—那也是非常传奇的一段往事。
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岛国波多黎各的一个乡下，在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父亲抛弃了家庭，她被沦为孤儿。当时岛上大多数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装给后院的树木讲课，以此记住每一堂课的内容。17岁时，她终于摆脱了让人直不起腰的贫困，加入美国陆军妇女队，到佐治亚州受训后，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对于母亲当时面临的文化差异，我只能想象。一个只受过点西班牙语教育的少女，却尝试在美国南部工作。”索尼娅说。
但塞琳娜坚持了下来，与胡安·索托马约尔相识并结婚，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开始了新生活。
不过这个“新生活”事实上也只是在纽约有名的贫民区，丈夫在工厂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医院当电话接线员。不过，要感谢母亲和波多黎各人的乐观，索尼娅并没有感到贫穷的诸多伤害，在她记忆里，她自小就浸润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传统中。她在家庭节日吃到西班牙血肠、猪肠、猪舌、猪耳、豆子炖猪脚等食物，在家庭聚会上听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于加勒比海的梅伦格舞。周六下午，她和亲戚们一起看Cantinflas的电影（他是在拉美广受欢迎的墨西哥喜剧明星）。周六晚上，大人们打牌，她和伙伴们玩“宾果”（填格子游戏，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声读出孩子们用鹰嘴豆画在卡片上的数字。
那时候索尼娅第一个梦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欢的故事书《南希·德鲁》中的少女神探那样，不过8岁时她被诊断患有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看来警探当不成了。不久，她的热情转移到法制剧《佩里·梅森》上，梦想当法官，因为“法官是那屋子里最重要的角色”。
在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后，这段经历被媒体宣传开，甚至在7月13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提及。索尼娅承认自己喜欢“超级律师佩里”，是这些故事促使她成为法官。
在9岁那年，她的家庭突遭大难 —父亲胡安本来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那一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2岁。母亲塞琳娜并未绝望，她更加努力，每周工作6天。
索尼娅1998年回忆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区内有各种穷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瘾的人，面对苦难，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塞琳娜也作出了选择，她将子女的教育摆在第一位，给孩子买了《大英百科全书》，那在贫民区算是新鲜物，为此塞琳娜在邻里间颇有名气。
大学里的磨难
塞琳娜子女的教育也恰逢其时，在索尼娅出生的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宣布美国宪法不允许教育中出现种族歧视，打破了公立学校白人和黑人隔离的制度，这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意义的裁决。不过在那个年代，来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阶层大多为子女选择天主教会学校，他们认为公立学校混乱而危险，索托马约尔家也这么认为，何况他们本来信奉天主教。索尼娅入读当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绩优异，1972年毕业时由她致告别词。
不过这所高中内种族和性别隔阂都很深，在自助餐厅里，非洲裔和拉美裔分开来坐，男女学生分别被严格限制在学校两翼，中间有个修女负责看守。但在索尼娅读书期间，男女同学开始自由交往，她与凯文·努南相恋了。在高中时代，索尼娅的家搬到Co-opCity的公寓里。Co-opCity是纽约市政府的公益项目，住房只提供给年收入在一定水平线以下的人。她家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学习小组聚会之处，他们讨论学业，也讨越战等问题。母亲塞琳娜做护士工作，下班后给学生们煮饭，一般是米饭和豆类，有时做猪排。同学肯尼斯是中国移民的后代，据他说，索尼娅是讨论会上的主宰，思维条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将来不是当律师，就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
塞琳娜关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让子女坐下来，请他们帮助自己重返校园。当时塞琳娜只是职业操作护士，如果能通过考核成为注册护士，就能赚更多的钱，就能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梦想的自由。索尼娅姐弟非常乐意帮母亲读书，过了不久，一家人都进入新学校：塞琳娜如愿成为注册护士，在医院里当上急诊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学的6年医疗培训计划，之后考入纽约大学医学院；索尼娅考进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入读耶鲁法学院。这是她成为大法官的关键一步，因为常春藤教育背景逐渐成为在美国司法界上升的必要条件，现在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8位是常春藤毕业生，分别来自哈佛、哥伦比亚和耶鲁等大学。
索尼娅1972年入读普林斯顿大学，该校是美国奖学金最高、普及面最广的大学之一。她在那里主修历史，毕业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毕业生最高荣誉奖Pyne奖。不过说起入学的时候她很不适应，校内拉美裔学生很少，更别说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员，她在课堂上极少举手答问，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读书。第一学期末，索尼娅走出阴影，积极投身社团活动中，加入了为波多黎各学生争取权益的团体，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
1976年，索尼娅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时候的她表现得自信而直率。在同学看来，她能与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马歇尔相提并论，即使在名人辈出的学校，她也显得前途无量。耶鲁当时少数族裔学生也很少，不过索尼娅表现出脱离“精英圈子”的意愿，与非洲裔门卫、工人和自助餐厅里的人交情不错，有来自各族裔的好友。他们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虽然索尼娅读书刻苦，不过她也抽烟、喝啤酒，拉丁风格的萨尔萨舞跳得不错。
那时的索尼娅的确显得更成熟，一方面与童年经历有关，一方面是因为她结婚了（1976年她与凯文·努南结婚，7年后离婚），还因为她非常清楚毕业后该做什么。
职业生涯的跳板
1979年，经耶鲁法学院教授卡布兰尼斯推荐，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雇用了索尼娅，她成为一名检察官。摩根索说：“一些法官喜欢支使年轻人，但没人能对索尼娅这样，她用一种勇敢而恰当的方式对待法官们。”
索尼娅29岁那年，她接受了《纽约时代杂志》采访。她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不停地吸烟，说着自己如何应付让自由主义者不以为然的工作：“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处理轻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商店窃案、卖淫、轻度暴力等犯罪，它们可能是环境和贫困的产物。但当我经手重罪案件时，就没那么难了。不论我多么倾向自由主义，我都无法容忍那种暴力，且不说我对罪犯行凶的动机有无同情。”
1984年，索尼娅加入曼哈顿的“帕维亚 &哈考特”律师所。决定录用她的合伙人帕维亚说：“她是个出色的律师，处事谨慎，虽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过激，并不空谈。”在这里，索尼娅的大部分工作是与仿制奢侈品牌Fendi的侵权现象作斗争，有时是惊心动魄的：如果律师所从海关办公室得知有些货物可疑，索尼娅经常要参与仓库搜查行动，据说一次造假者逃走了，索尼娅骑上摩托车就去追赶。
也许是出于自身家庭的经历，索尼娅时常觉得帮助穷困人士义不容辞。1987年7月，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科莫委任索尼娅到纽约州抵押贷款机构工作，帮助低收入者贷款购房，这份工作没有薪酬。但到她离开时，该机构表彰她“为捍卫低收入者购买负担得起的房产的权利而不懈努力”。1991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索尼娅为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推荐她的是纽约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这名参议员有和她同样的工薪阶层、教会学校背景，而且当时就确信，索尼娅将会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获得通过。索尼娅作过的知名判决不少，涉及宗教争端、监狱黑帮，甚至触及克林顿夫妇早年的白水案。不过她广为称颂的判决当属1995年的“棒球判决”。那一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因球员罢赛濒临瓦解，球员和老板把官司打到联邦地区法院。主审法官索尼娅做出了有利于球员的判决，敦促球队老板与球员们达成新劳动协议，终止了球员们长达232天的罢工。在拥有棒球强队的城市，她被奉为棒球运动的拯救者。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还特别提到了这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棒球判决”让索尼娅声名鹊起，1998年克林顿总统提名她为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法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常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中产生，这项提名当时遭到共和党人的顽强阻击，和今年7月的情况类似。共和党参议员拖延了一年多，她的提名才获通过，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雷希（现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直言，共和党人最担心克林顿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这一年中，索尼娅的感情生活被媒体关注。她去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时，纽约建筑承包商皮特·怀特陪伴左右。她向人介绍说，怀特是她的未婚夫。索尼娅宣誓就任上诉法院法官后，媒体拍到怀特帮她穿上长袍，不过两人的关系并未持续多久。
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索尼娅审理了3000多桩案件，大约撰写了380次“多数意见”（即法院意见，上诉法院在做特定判决时陈述的理由，代表参与审案的多数法官的意见），其中5桩案件被最高法院复审，3项判决被推翻，两项判决得到支持（其中一项的判决理由被否定）。
她在法庭上的强硬提问为她赢得了荣誉，这在美国联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鉴中有所证明。年鉴中收录了律师们对法官的匿名评论，其中大多数认为她专业能力很强，只有几个人不满，说她羞辱律师，甚至在庭上说出“bully(霸道)”、“nasty(下流)”之类的话。她的助手解释说，索尼娅只是不能容忍庭上的律师准备不足而已。
她经手的最受关注的案件，是去年纽黑文市的“歧视白人”案。在该市消防队的晋升考试中，很多白人队员合格，拉美裔两人合格，黑人无一合格，纽黑文市政府基于种族方面考虑，决定将考试结果作废。白人队员对此不满，起诉市政府，特别是弗兰克·里希，他有学习障碍，为准备考试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娅支持市政府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却以5:4的票数裁定市政府违法。尽管她的判决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们推翻，但并不意味着她在法理上是错的，因为这个案件本是两难的问题：她的判决是依从美国雇佣歧视案件的惯例，出于对弱势的少数族裔保护和补偿的心理，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时考试合格的白人队员也是无辜的，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对他们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无可厚非。
未来的新生活
索尼娅30年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级别高且不说，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她全当过。她是常春藤高才生，持自由派立场，且身为拉美裔女性，这些无一不符合奥巴马政府的心愿。奥巴马提名她接替苏特大法官，一方面是为在最高法院补一个自由派大法官的缺，另一方面是为显示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顺便报答和拉拢拉美裔—美国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此外还可能有一点个人因素，索尼娅的“美国梦”故事，在很多方面与奥巴马本人的很相像，也许奥巴马容易对她的经历产生共鸣。得知女儿获提名之后，在第一代实现“美国梦”的塞琳娜说：“我非常为她骄傲，感觉很好，不过觉得很累。”
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索尼娅如何在最高法院开始全新的生活。据说9名大法官闭门讨论时，如果外面有人敲门，得由资历最浅的大法官去开门，看来这就是索尼娅的事。此外，她还得负责法官闭门议事的记录工作，会后要把纪要交给工作人员。美联社记者马克·谢尔曼建议索尼娅，多多请教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两位前辈：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另一名女性大法官，和索尼娅一样属于自由派，又都是纽约人；阿利托虽属保守阵营，但个人经历与索尼娅相似，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曾长期担任巡回审判庭法官。
至于和同事们相处，似乎无需为索尼娅担心。此前她是个严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对待下属就像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参加他们的婚礼，和离职雇员以及他们的孩子在办公室照相，并一直保持联系。参加助手的婚礼时，索尼娅曾与另一名法官比赛跳萨尔萨舞，看谁跳的时间长。她曾对朋友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从没当过法院书记员。曾为她工作的詹姆斯·莱维尼回忆说，第一次和她面谈时，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关于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来就问法律问题。
曾为她工作的米丽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队的比赛。索尼娅是洋基队的球迷，买的是露天看台上的座位，因为她喜欢“真实的体验”。在她们走向看台的路上，周围很多人喊索尼娅“法官！法官！”……
如今，索尼娅独自生活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有空会去看芭蕾和戏剧，这与她早年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有些事没有变，比如她“无法完全融入周围世界”的感觉。她奋斗的动力和雄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她依然在很多场合主动提起自己的身份标签—拉美裔、女性，念念不忘在自己8岁那年，雷纳尔多·加扎成为第一位拉美裔联邦法官。在法庭之外，索尼娅一直关注着拉美裔的利益：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波多黎各第一位民选总督路易斯·穆诺斯·马林，题为《献给我岛上的人民，属于我的丰富的历史》；她在耶鲁研究的课题仍是关于波多黎各—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波多黎各成为一个国家，它能否保有其海床的权利？她曾在波多黎各法学院演讲，也参加了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发起的研讨会“波多黎各人：我们民主体制中的二等公民？”……
到公共部门工作，这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像同辈人那样富有。2007年她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显示，她的主要资产就是格林尼治村的那套独立产权公寓，购于1998年，从大通曼哈顿银行贷款32.4万美元。她没有股票或其它投资，除了法官的薪酬，还有些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的收入。多年来，她的存款总额在5～10万美元之间浮动。
她的朋友罗莎同样少年家贫，又是她的大学校友，据罗莎看来，从贫民区到最高法院这样的人生经历，会使人对世界如何运转有生动的理解。罗莎说：“我们成长在一个富有道德感的时代，追求社会正义的时代，我们许多人心中被植入一种观念，即生命不仅等于我们自身，更不仅等于银行存款总数。”
索尼娅本人有一句话，或许可以视为她人生的注解：“坐在法官席上的每一天，我都学到新的东西，既是关于审判程序，也是关于在这个时不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我的世界里，如何做一个拉美裔的职业女性。”
●索尼娅成长史
1954年 出身贫寒
1954年6月25日，索尼娅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父母都是来自加勒比海小岛国波多黎各的移民劳工。很小时候她父母就带着她和弟弟搬到布朗克斯代尔居民区，她是在当地政府为穷人建造的廉价公寓里长大的。索尼娅从小最爱看系列侦探剧《南希·德鲁》，渴望长大以后成为像剧中少女神探那样的警探。
1963年 不幸的童年
1963年，8岁的索尼娅被诊断患有儿童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她当警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随后，她9岁时父亲又因病去世，母亲塞琳娜要同时干两份工作才能养活姐弟俩，但还是设法把她和弟弟送进一所教会学校，并且给他们买了社区内仅有的一套百科全书，因此索尼娅对母亲抱有深厚的感情。
1976年 远大前程
1976年，索尼娅以本科生最高荣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回忆时把普林斯顿的求学时光比作“改变人生的经历”。毕业后她很快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并且获得在校刊《耶鲁法律杂志》担任编撰工作的机会。同年8月，她与中学时代的恋人凯文·努南结婚，两人均从事法律工作，但不幸两人7年后分道扬镳，没有孩子。
1979年 初入法律圈
1979年，索尼娅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凭着创办耶鲁校刊的经验，她进入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当上助手(左图二排左三)，同时还接手一些私人案子。这份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但她后来透露，虽然此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法学院都做过一些法律工作，但仍然感觉不能“完全融入”她所在的圈子，所幸她已经逐渐积攒了打官司的经验。
1984年 维权女斗士
1984年，索尼娅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进入纽约著名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帕维亚&哈考特工作，她处理的案件包括知识产权问题、国际商品贸易以及汽车商关系法等，其中她曾经为著名品牌Fendi查处仿冒产品。1983年至1986年间，她还以顾问身份为亲属和朋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提供一些法律指导。上图为索尼娅当上联邦法官后与旧同事合影。
1992年 法官的荣耀
1992年，38岁的索尼娅获时任总统老布什提名，成为纽约南区最年轻的联邦法官。1998年，在克林顿总统的提名下，她获得晋升到联邦上诉法院的机会，但共和党人却一再阻挠，终于一年后才获参院通过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大法官人选，成为美国首位拉美裔的大法官。
她出生于一个来自加勒比岛国波多黎各的贫困移民家庭，她的成长与纽约最低廉的布朗克斯社区息息相关，但即使是8岁患病、9岁丧父，即使在性别和族裔的歧视中挣扎，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身上，有一段最感人的“美国梦”故事，她的传奇人生震撼着每一个美国人。
主角不仅仅是索尼娅，在美国最高法院华丽的东会议厅，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了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宣誓就职仪式 —那意味着索尼娅接替退休的大法官戴维·苏特，除非她主动退休或被国会罢免，她将在这个岗位上服务终身。她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然而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正中间，那个手捧《圣经》的白发老人—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宣誓完毕，索尼娅激动地拥抱了82岁的母亲，此时成真的不仅是她的梦想，还有母亲的梦想。之所以母亲为她捧《圣经》，不仅因为索尼娅现是独身，更因为母亲的“美国梦”成就了她的“美国梦”。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将儿子培养成医生，将女儿培养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曾说：“我有今天，全是因为我母亲，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难，我都感到惊讶。”这句话背后，是感动美国人民的一段感人的故事。
母亲的选择
10年前，索尼娅在莱曼学院的开学典礼致辞中说：“我要给你们讲讲我母亲的故事，一个关于希望、勤劳、教育和奉献改变人生的故事。”用这样的定语，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但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形容词—那也是非常传奇的一段往事。
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岛国波多黎各的一个乡下，在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父亲抛弃了家庭，她被沦为孤儿。当时岛上大多数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装给后院的树木讲课，以此记住每一堂课的内容。17岁时，她终于摆脱了让人直不起腰的贫困，加入美国陆军妇女队，到佐治亚州受训后，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对于母亲当时面临的文化差异，我只能想象。一个只受过点西班牙语教育的少女，却尝试在美国南部工作。”索尼娅说。
但塞琳娜坚持了下来，与胡安·索托马约尔相识并结婚，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开始了新生活。
不过这个“新生活”事实上也只是在纽约有名的贫民区，丈夫在工厂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医院当电话接线员。不过，要感谢母亲和波多黎各人的乐观，索尼娅并没有感到贫穷的诸多伤害，在她记忆里，她自小就浸润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传统中。她在家庭节日吃到西班牙血肠、猪肠、猪舌、猪耳、豆子炖猪脚等食物，在家庭聚会上听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于加勒比海的梅伦格舞。周六下午，她和亲戚们一起看Cantinflas的电影（他是在拉美广受欢迎的墨西哥喜剧明星）。周六晚上，大人们打牌，她和伙伴们玩“宾果”（填格子游戏，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声读出孩子们用鹰嘴豆画在卡片上的数字。
那时候索尼娅第一个梦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欢的故事书《南希·德鲁》中的少女神探那样，不过8岁时她被诊断患有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看来警探当不成了。不久，她的热情转移到法制剧《佩里·梅森》上，梦想当法官，因为“法官是那屋子里最重要的角色”。
在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后，这段经历被媒体宣传开，甚至在7月13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提及。索尼娅承认自己喜欢“超级律师佩里”，是这些故事促使她成为法官。
在9岁那年，她的家庭突遭大难 —父亲胡安本来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那一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2岁。母亲塞琳娜并未绝望，她更加努力，每周工作6天。
索尼娅1998年回忆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区内有各种穷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瘾的人，面对苦难，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塞琳娜也作出了选择，她将子女的教育摆在第一位，给孩子买了《大英百科全书》，那在贫民区算是新鲜物，为此塞琳娜在邻里间颇有名气。
大学里的磨难
塞琳娜子女的教育也恰逢其时，在索尼娅出生的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宣布美国宪法不允许教育中出现种族歧视，打破了公立学校白人和黑人隔离的制度，这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意义的裁决。不过在那个年代，来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阶层大多为子女选择天主教会学校，他们认为公立学校混乱而危险，索托马约尔家也这么认为，何况他们本来信奉天主教。索尼娅入读当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绩优异，1972年毕业时由她致告别词。
不过这所高中内种族和性别隔阂都很深，在自助餐厅里，非洲裔和拉美裔分开来坐，男女学生分别被严格限制在学校两翼，中间有个修女负责看守。但在索尼娅读书期间，男女同学开始自由交往，她与凯文·努南相恋了。在高中时代，索尼娅的家搬到Co-opCity的公寓里。Co-opCity是纽约市政府的公益项目，住房只提供给年收入在一定水平线以下的人。她家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学习小组聚会之处，他们讨论学业，也讨越战等问题。母亲塞琳娜做护士工作，下班后给学生们煮饭，一般是米饭和豆类，有时做猪排。同学肯尼斯是中国移民的后代，据他说，索尼娅是讨论会上的主宰，思维条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将来不是当律师，就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
塞琳娜关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让子女坐下来，请他们帮助自己重返校园。当时塞琳娜只是职业操作护士，如果能通过考核成为注册护士，就能赚更多的钱，就能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梦想的自由。索尼娅姐弟非常乐意帮母亲读书，过了不久，一家人都进入新学校：塞琳娜如愿成为注册护士，在医院里当上急诊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学的6年医疗培训计划，之后考入纽约大学医学院；索尼娅考进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入读耶鲁法学院。这是她成为大法官的关键一步，因为常春藤教育背景逐渐成为在美国司法界上升的必要条件，现在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8位是常春藤毕业生，分别来自哈佛、哥伦比亚和耶鲁等大学。
索尼娅1972年入读普林斯顿大学，该校是美国奖学金最高、普及面最广的大学之一。她在那里主修历史，毕业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毕业生最高荣誉奖Pyne奖。不过说起入学的时候她很不适应，校内拉美裔学生很少，更别说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员，她在课堂上极少举手答问，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读书。第一学期末，索尼娅走出阴影，积极投身社团活动中，加入了为波多黎各学生争取权益的团体，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
1976年，索尼娅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时候的她表现得自信而直率。在同学看来，她能与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马歇尔相提并论，即使在名人辈出的学校，她也显得前途无量。耶鲁当时少数族裔学生也很少，不过索尼娅表现出脱离“精英圈子”的意愿，与非洲裔门卫、工人和自助餐厅里的人交情不错，有来自各族裔的好友。他们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虽然索尼娅读书刻苦，不过她也抽烟、喝啤酒，拉丁风格的萨尔萨舞跳得不错。
那时的索尼娅的确显得更成熟，一方面与童年经历有关，一方面是因为她结婚了（1976年她与凯文·努南结婚，7年后离婚），还因为她非常清楚毕业后该做什么。
职业生涯的跳板
1979年，经耶鲁法学院教授卡布兰尼斯推荐，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雇用了索尼娅，她成为一名检察官。摩根索说：“一些法官喜欢支使年轻人，但没人能对索尼娅这样，她用一种勇敢而恰当的方式对待法官们。”
索尼娅29岁那年，她接受了《纽约时代杂志》采访。她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不停地吸烟，说着自己如何应付让自由主义者不以为然的工作：“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处理轻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商店窃案、卖淫、轻度暴力等犯罪，它们可能是环境和贫困的产物。但当我经手重罪案件时，就没那么难了。不论我多么倾向自由主义，我都无法容忍那种暴力，且不说我对罪犯行凶的动机有无同情。”
1984年，索尼娅加入曼哈顿的“帕维亚 &哈考特”律师所。决定录用她的合伙人帕维亚说：“她是个出色的律师，处事谨慎，虽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过激，并不空谈。”在这里，索尼娅的大部分工作是与仿制奢侈品牌Fendi的侵权现象作斗争，有时是惊心动魄的：如果律师所从海关办公室得知有些货物可疑，索尼娅经常要参与仓库搜查行动，据说一次造假者逃走了，索尼娅骑上摩托车就去追赶。
也许是出于自身家庭的经历，索尼娅时常觉得帮助穷困人士义不容辞。1987年7月，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科莫委任索尼娅到纽约州抵押贷款机构工作，帮助低收入者贷款购房，这份工作没有薪酬。但到她离开时，该机构表彰她“为捍卫低收入者购买负担得起的房产的权利而不懈努力”。1991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索尼娅为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推荐她的是纽约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这名参议员有和她同样的工薪阶层、教会学校背景，而且当时就确信，索尼娅将会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获得通过。索尼娅作过的知名判决不少，涉及宗教争端、监狱黑帮，甚至触及克林顿夫妇早年的白水案。不过她广为称颂的判决当属1995年的“棒球判决”。那一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因球员罢赛濒临瓦解，球员和老板把官司打到联邦地区法院。主审法官索尼娅做出了有利于球员的判决，敦促球队老板与球员们达成新劳动协议，终止了球员们长达232天的罢工。在拥有棒球强队的城市，她被奉为棒球运动的拯救者。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还特别提到了这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棒球判决”让索尼娅声名鹊起，1998年克林顿总统提名她为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法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常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中产生，这项提名当时遭到共和党人的顽强阻击，和今年7月的情况类似。共和党参议员拖延了一年多，她的提名才获通过，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雷希（现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直言，共和党人最担心克林顿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这一年中，索尼娅的感情生活被媒体关注。她去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时，纽约建筑承包商皮特·怀特陪伴左右。她向人介绍说，怀特是她的未婚夫。索尼娅宣誓就任上诉法院法官后，媒体拍到怀特帮她穿上长袍，不过两人的关系并未持续多久。
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索尼娅审理了3000多桩案件，大约撰写了380次“多数意见”（即法院意见，上诉法院在做特定判决时陈述的理由，代表参与审案的多数法官的意见），其中5桩案件被最高法院复审，3项判决被推翻，两项判决得到支持（其中一项的判决理由被否定）。
她在法庭上的强硬提问为她赢得了荣誉，这在美国联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鉴中有所证明。年鉴中收录了律师们对法官的匿名评论，其中大多数认为她专业能力很强，只有几个人不满，说她羞辱律师，甚至在庭上说出“bully(霸道)”、“nasty(下流)”之类的话。她的助手解释说，索尼娅只是不能容忍庭上的律师准备不足而已。
她经手的最受关注的案件，是去年纽黑文市的“歧视白人”案。在该市消防队的晋升考试中，很多白人队员合格，拉美裔两人合格，黑人无一合格，纽黑文市政府基于种族方面考虑，决定将考试结果作废。白人队员对此不满，起诉市政府，特别是弗兰克·里希，他有学习障碍，为准备考试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娅支持市政府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却以5:4的票数裁定市政府违法。尽管她的判决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们推翻，但并不意味着她在法理上是错的，因为这个案件本是两难的问题：她的判决是依从美国雇佣歧视案件的惯例，出于对弱势的少数族裔保护和补偿的心理，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时考试合格的白人队员也是无辜的，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对他们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无可厚非。
未来的新生活
索尼娅30年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级别高且不说，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她全当过。她是常春藤高才生，持自由派立场，且身为拉美裔女性，这些无一不符合奥巴马政府的心愿。奥巴马提名她接替苏特大法官，一方面是为在最高法院补一个自由派大法官的缺，另一方面是为显示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顺便报答和拉拢拉美裔—美国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此外还可能有一点个人因素，索尼娅的“美国梦”故事，在很多方面与奥巴马本人的很相像，也许奥巴马容易对她的经历产生共鸣。得知女儿获提名之后，在第一代实现“美国梦”的塞琳娜说：“我非常为她骄傲，感觉很好，不过觉得很累。”
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索尼娅如何在最高法院开始全新的生活。据说9名大法官闭门讨论时，如果外面有人敲门，得由资历最浅的大法官去开门，看来这就是索尼娅的事。此外，她还得负责法官闭门议事的记录工作，会后要把纪要交给工作人员。美联社记者马克·谢尔曼建议索尼娅，多多请教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两位前辈：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另一名女性大法官，和索尼娅一样属于自由派，又都是纽约人；阿利托虽属保守阵营，但个人经历与索尼娅相似，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曾长期担任巡回审判庭法官。
至于和同事们相处，似乎无需为索尼娅担心。此前她是个严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对待下属就像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参加他们的婚礼，和离职雇员以及他们的孩子在办公室照相，并一直保持联系。参加助手的婚礼时，索尼娅曾与另一名法官比赛跳萨尔萨舞，看谁跳的时间长。她曾对朋友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从没当过法院书记员。曾为她工作的詹姆斯·莱维尼回忆说，第一次和她面谈时，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关于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来就问法律问题。
曾为她工作的米丽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队的比赛。索尼娅是洋基队的球迷，买的是露天看台上的座位，因为她喜欢“真实的体验”。在她们走向看台的路上，周围很多人喊索尼娅“法官！法官！”……
如今，索尼娅独自生活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有空会去看芭蕾和戏剧，这与她早年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有些事没有变，比如她“无法完全融入周围世界”的感觉。她奋斗的动力和雄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她依然在很多场合主动提起自己的身份标签—拉美裔、女性，念念不忘在自己8岁那年，雷纳尔多·加扎成为第一位拉美裔联邦法官。在法庭之外，索尼娅一直关注着拉美裔的利益：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波多黎各第一位民选总督路易斯·穆诺斯·马林，题为《献给我岛上的人民，属于我的丰富的历史》；她在耶鲁研究的课题仍是关于波多黎各—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波多黎各成为一个国家，它能否保有其海床的权利？她曾在波多黎各法学院演讲，也参加了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发起的研讨会“波多黎各人：我们民主体制中的二等公民？”……
到公共部门工作，这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像同辈人那样富有。2007年她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显示，她的主要资产就是格林尼治村的那套独立产权公寓，购于1998年，从大通曼哈顿银行贷款32.4万美元。她没有股票或其它投资，除了法官的薪酬，还有些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的收入。多年来，她的存款总额在5～10万美元之间浮动。
她的朋友罗莎同样少年家贫，又是她的大学校友，据罗莎看来，从贫民区到最高法院这样的人生经历，会使人对世界如何运转有生动的理解。罗莎说：“我们成长在一个富有道德感的时代，追求社会正义的时代，我们许多人心中被植入一种观念，即生命不仅等于我们自身，更不仅等于银行存款总数。”
索尼娅本人有一句话，或许可以视为她人生的注解：“坐在法官席上的每一天，我都学到新的东西，既是关于审判程序，也是关于在这个时不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我的世界里，如何做一个拉美裔的职业女性。”
●索尼娅成长史
1954年 出身贫寒
1954年6月25日，索尼娅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父母都是来自加勒比海小岛国波多黎各的移民劳工。很小时候她父母就带着她和弟弟搬到布朗克斯代尔居民区，她是在当地政府为穷人建造的廉价公寓里长大的。索尼娅从小最爱看系列侦探剧《南希·德鲁》，渴望长大以后成为像剧中少女神探那样的警探。
1963年 不幸的童年
1963年，8岁的索尼娅被诊断患有儿童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她当警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随后，她9岁时父亲又因病去世，母亲塞琳娜要同时干两份工作才能养活姐弟俩，但还是设法把她和弟弟送进一所教会学校，并且给他们买了社区内仅有的一套百科全书，因此索尼娅对母亲抱有深厚的感情。
1976年 远大前程
1976年，索尼娅以本科生最高荣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回忆时把普林斯顿的求学时光比作“改变人生的经历”。毕业后她很快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并且获得在校刊《耶鲁法律杂志》担任编撰工作的机会。同年8月，她与中学时代的恋人凯文·努南结婚，两人均从事法律工作，但不幸两人7年后分道扬镳，没有孩子。
1979年 初入法律圈
1979年，索尼娅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凭着创办耶鲁校刊的经验，她进入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当上助手(左图二排左三)，同时还接手一些私人案子。这份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但她后来透露，虽然此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法学院都做过一些法律工作，但仍然感觉不能“完全融入”她所在的圈子，所幸她已经逐渐积攒了打官司的经验。
1984年 维权女斗士
1984年，索尼娅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进入纽约著名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帕维亚&哈考特工作，她处理的案件包括知识产权问题、国际商品贸易以及汽车商关系法等，其中她曾经为著名品牌Fendi查处仿冒产品。1983年至1986年间，她还以顾问身份为亲属和朋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提供一些法律指导。上图为索尼娅当上联邦法官后与旧同事合影。
1992年 法官的荣耀
1992年，38岁的索尼娅获时任总统老布什提名，成为纽约南区最年轻的联邦法官。1998年，在克林顿总统的提名下，她获得晋升到联邦上诉法院的机会，但共和党人却一再阻挠，终于一年后才获参院通过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大法官人选，成为美国首位拉美裔的大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