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庚子赔款退还大略
——《庚款留学百年》（程新国著）读书笔记之一：
近来读程新国先生著作《庚款留学百年》，对庚款的退还有了大致了解。现做笔记，留日后再阅。
心得：1900年距今已经一百多年。那个时候慈溪太后还在，她控制着朝政，疲惫且无能地应对着列强各国。各地兴起的义和团组织成为中西文化冲突的参与者，他们拔电杆、拆铁轨，毁教堂，逢洋必反。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一个血腥的时代。难以确却计数的中外人士都参与了这一事件。这一年的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溪仓惶出逃，史称“庚子事变”。这年后，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向参与战争的列强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9亿多两。当我还在读中学时，第一次学到中国近代史看到这方面内容的时候，真是气愤至极点。有时竟然不愿意看这部分的内容。但是考试偏偏考什么时候签订了几个《条约》，《条约》的内容是什么，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那些影响，基本上都归纳为清廷统治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已经过去，一百年后的人们大部分是经历那场浩劫先人们的孙子或曾孙子辈。对于“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可以从多视觉去考察，得出更多的启示。以美国为首，首先倡导在中国“退款助学”，随后其他国家效仿。这也许是良心发现。（以下内容以《庚款留学百年》程新国著，东方出版中心为准）
一、11国获得的赔款份额及国内各省摊派的赔款额度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在《议和大纲》上签字，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随之订立。为瓜分这笔本息9.822亿两白银赔款，11国列强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
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法国占15.7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
0.01%。
清政府无力清付这笔赔款，只好将其变成分39年摊还的长期外债，由清廷发出五种债券，按照分摊数额交给各国执收，并以关税、盐水和常关税为担保。
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仍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清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应对，只能将赔款再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以这每年须筹付的2,200万两庚款来说，除每年从关税中摊还百余万两外，其余的摊派给各省，其数字大致如下：
江苏250万两，四川220万两，广东200万两，浙江、江西各140万两，湖北120万两，安徽100万两，山东、河南、山西各90万两，直隶、福建各80万两，湖南70万两，陕西60万两，新疆40万两，甘肃、广西、云南各30万两，贵州20万两，东北三省免摊派。
（后来各省选派庚款留学生的名额分配，也依据其承担庚款的多少来确定，富裕省份名额相对多，如江苏省最多，每次都在10余名，而新疆和西南地区，往往只能摊到个别名额。）
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等人对于庚款退还的努力
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是“门户政策”的倡导者。他早年在法国学中文，就职于美国驻北京和朝鲜的领事馆，后辞职，去西藏和蒙古旅行。1905年4月，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义和团运动开始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估计中国不久会被列强分割，因担心失去统一的中国大市场，故将“中国领土的完整”也包括在“门户开放”政策内。1900年7月3日，在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威胁津京之际，海约翰在第二个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中又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完整”。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使自己保持与其他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
美国的立场之所以能够被各国接受，还在于柔克义对这一政策所持得“指导思想”，他指出：要维护在华利益，则中国必须安定和有秩序，这不仅是为了贸易，更是使其无法逃避对条约国家的义务。
梁诚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59年，他11岁那年作为容闳招收的最后一批（第四批）幼童赴美留学。1902年梁诚出任驻美公使。梁诚赴任后，不失时机地力促美国退还庚子赔款。1905年4月，在柔克义离美赴华就任公使职之前，梁诚与柔克义作了一次会谈。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致函外务部，建议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任传教士，时年27岁。明恩溥在中国先后工作、生活了40余年。他经历了庚子事变。劫后余生，明恩溥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在动乱中》，对事变的经过和见闻作了记述。正是这种经历，使他觉得，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必要寻找一种方式，使类似义和团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而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教育，可以通过教育帮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变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亲近起来。他由此萌生一个想法，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一部分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让他们派学生去美国学习，以改变中国“仇洋”的现状。1905年中国爆发抵制美货运动，与一般美商态度不同，明恩溥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唤回中国人的好感。
1906年3月6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明恩溥。明恩溥说：“总统阁下，我说要求的，就是把这二千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逐渐融合于近代世界，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同力同德，共襄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
三、美英等各国退款情况
1909年1月开始，美国退还首批庚款，首批甄别的47名学生正式录取获准赴美留学。他们中有梅贻琦（后为清华大学校长）、金正邦（后为北京高等农校校长）、胡刚复（我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子高（我国现代化学的开山者）和唐悦良（后任外交部次长）等。1910年8月第二批被遴选的人员有70人，其中有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1911年8月，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又考选了第三批63人，也是最后一批“甄别生”。
“甄别生”前后考选三批，共录取180人。这些学子虽没有在肄业馆（即清华学堂）接受留学前的教育，但同属清华留美序列，所以被清华校友成为“史前期”清华生。他们分别来自全国近30所新式学堂。胡刚复、过探先来自南洋公学，竺可桢来自复旦公学，胡适来自中国公学，金邦正、秉志来自京师大学堂，王琎来自京师译学馆，赵元任来自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考取比列中以上海比例最高，在第二批录取的70名考生中，有31名来自上海，几近半数，就是因为上海新学较为发达的缘故。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立了圣约翰学堂，后扩建为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的出现是西方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部分，但是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尽可能地缩短了与西方教育的差距。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表示愿意按照美国方式“退还庚款”。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同时国人意识到：庚款是惩戒的手段，可惩戒的对象——清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时仍要一个战时盟国交纳昔日战争贡金，毫无道理。社会舆论要求政府进行交涉。蔡元培带头发表了《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表达了教育界、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的全面解决不懈努力着。与此同时中国留英学生会也处理了退款兴学会，配合国内进行活动，主要目的是解决欧洲诸国的领头羊——英国的退款问题。北洋政府授权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前往英国交涉。经过蔡元培的游说、争取，以及国内教育界的支持、配合，1925年英国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成员共十五人，其中华籍十人，英籍五人。推选朱家骅为董事长，贺耐（英籍）为副董事长。后来更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其运作方式是将大部分庚款借贷给有关部门及企业，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各项文教费用。
1924年5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继续“退还”庚款的议案，表示要继续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中国。关于“退款”的保管和使用，1924年两国同意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全权负责管理美国退还之庚款，推举颜惠庆为首届董事长，保罗·孟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为首届副董事长，两国各选董事成员，中国10人，美国5人。基于教育经费独立的立场，从保证基金使用的有效性出发，孟禄首先提出“四不当用”原则，即不当用于政府已办的教育事业，不当用于补助暂时而不能持久的事业，不当用于举办与现有学校竞争的机关，不当用于扩充学校场所。同时提出了“三当用”原则：
一是当用于农村教育试验。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发展限于城市中，而人民十之八九均在乡村，故欲直接有益于大多数人民，此款应用于建设农村教育。
二是当用于科学教育改进。他说中国中等学校各科教学以科学最多缺点，改良的方法应对中学师资施以大学或高等师范的科学教学，并设若干奖学金，使各省中学教师有机会受到一两年特别训练。
三是当用于最优良的理工学校的设置。
这是孟禄1924年8月来华访问，商谈庚款用途提出的意见。1921年他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和讲学时就已经做过阐发。他的意见成为使用这项基金的基本原则。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管理的资金，有美国1924年退还的庚子赔款的全部余额，计1250余万美元，还有1908年归还那部分资金的结余（即清华基金余额），合起来约有2100余万美元；同时也掌管着一些社会向科教事业的捐款。这样中基会每年能收到政府按例“输给”的固定资金，摊算下来，高达近一百万银元。
1919年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央预算，军费支出达到42%，教育经费竟然不及1%，为摆脱困境，全国教育界联合会甚至提出设立特种捐税以筹集教育基金的议案，可当局并不理睬，削减、挪用、拖欠教育经费的状况依旧。1922年8月，北京国立八校“开学在即”，却“不名一钱”，学校行政几近瘫痪。因此，不仅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而且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独立的呼声也异常高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方面提出将“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教育文化事业”、不受政府干预与控制，自然会受到当时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的广泛欢迎。
那么，中基会究竟对以科学为中心的教育文化事业作了那些资助呢？任鸿隽1933年9月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中基会与中国科学》一文曾对这一阶段的工作作有回顾。无论是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应用还是科学教育，对于中国现代科教事业的初创阶段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不详述。
从中基会成立时起，这种由一个领导小组来决定发放大额款项、无须经官方部门批准的做法，就遭到指责。为平息指责，中基会负责人将所有发放的资金全部公开，而且所有计划方案都先征求董事会意见并获得批准，以杜绝徇私舞弊。1943年1月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新约》，宣布取消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权利，中国对美庚子赔款终止支付。1944年政府与中基会董事们在中基会存废升起争议，后得以保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后，原有的中基会自然解散了。
关于英国庚款，从1922年英国发布“退款”宣言起，这笔款项总共需退约3963万美元。从这一年起，英国使馆在上海汇丰银行开设了一个特别户头，专门储蓄中国逐期所付的庚款，以备“退还”。中英两国就“退款”达成协议、相互换文。根据中英双方的协定，对英“退”庚款的管理使用，分设两个机构，一个是1931年4月在南京设立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再一个是同年7月设立于伦敦的中英庚款购料会员会。当时英国正面临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闹着失业和救济的大问题。中国将其所退庚款用于建设和生产、只是以产生的利息来资助教育，这样英国正好可以利用这笔款项的实际控制来销售自己的物资，缓解国内的矛盾。英国与中国在这方面还达成了一项协议，明确规定：“如以该款在国外购买需用材料时，当向英国订购”。中英之间前后搁浅了十年的“退款”交涉，以当时中国政府的苟且有了结果。
关于这笔庚款的借贷，总体比例为：三分之二贷作铁道建设经费，三分之一贷作水利、电气等建设费用。后一项又分成四股：40%供导淮工程，20%供黄河水利工程，20%供广东治理两江，20%用作电气事业费。所有借贷部门的年息率均为5%，并规定在借用时先扣利息一年，第二年，三年应于年初预付，第四年起到期再付。
应该说，这笔款项的借贷对国内建设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就其“用于教育科学事业”的初衷来说则无保障可言。利用英“退”庚款息金，英庚款董事会在资助教育科研方面主要作了一下事项：
（1）资助国币150万元建造南京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分年拨给，抗战中被迫停工）。
（2）资助故宫博物院战前强运古物入内地；出资影印居延汉简、敦煌经卷等文物；出资在“孤岛”时的上海收购流入的古籍。
（3）战前和战时资助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卫生实验处，中山、武汉、江浙、南开、燕京、厦门、湘雅、上医等国立、私立院校，以及国立编译馆、中英文化协会等添置仪器设备图书、建筑校舍等总计600余万元，资助各类疏散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约二百人次。
（4）补助中小学及特种教育，如创办中央工业职业学校，资助创办宁夏、青海模范中小学，在甘宁青推行短期义务教育，补助湘赣鄂皖闽五省农村特种教育经费等，累计支出150万元上下。
（5）设立贵州蚕桑研究所，在重庆北培设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并在战时需要附设大地测量和海洋两研究组），与教育部合办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在兰州创设甘肃科学教育馆。
除上述外，该会成效最显著的工作，是考选英庚款留学生。从1933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1940年因欧洲局势紧张而暂时停止，抗战中又坚持考选两届，前后九界共招考选送193人。他们之中有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许宝騄，后来成为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奠基人；清华才子钱锺书；原中科院院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为我国研制核武器及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吴征铠以及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著名学者。
在庚子赔款的各获赔国中，俄国获赔数额最大，为总数的28.971%，列第一位。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承允从1919年12月起放弃庚子赔款。但是，由于一战时俄国没有像别的主要协约国那样将庚款缓付五年，已实际掠去了4588万美元，所以实得赔款为获赔各国之最。
德国获赔的庚款数额仅次于俄国，占总数的20.1567%，列为第二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战败（奥地利亦分得庚款0.8976%），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随之终止了对德、奥两国的赔款。
法国庚款的数额也非常巨大，占总数的15.75%，排在第三位。可是，法国在同北洋政府谈判时软硬兼施、大耍花招，逼迫北洋政府允诺将“退款”转用于已歇业的中法实业银行，使之重新复业，美其名曰“救济款”。还达成所谓的“谅解”，即“救济额”不得超过对法庚款“未经付清之数”。这样一来，“退款”便名存实亡了。法国从中国收到届期所付庚款，转手作“退”状，实际如数去“救济”那家银行了。这样做，自然是糊弄中国人，于是引起公愤。法方为缓和矛盾，答应每年再从“救济款”中提取100万法郎（约合美金20万元）用于中法间教育与慈善事业。这样从1925年起，年拨美金20万元，1931年后增至25万元，一直持续到1947年终止。
法庚款的拨支零星分散，对教育文化事业的资助谈不上有多大绩效，但由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并利用法庚款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学及中法大学海外部（又称里昂中法大学），因而在中国近现代留学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
从1919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的学生赴法到1920年2月，短短一年之内，竟有20批17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这在留学史上殊为罕见。“雨巷诗人”戴望舒1932年自费赴法留学，第二年注册为里昂中法大学学生，获得公费留学两年的资格。同年11月下旬，研究法国文学的罗大纲也来到这里，与戴望舒住同一个房间，成为好朋友。他俩都是这种办学模式的直接受惠者。著名微生物学家阎逊初，当初是由中法大学保送来法国的，他后来获博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筹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室，当选为中国普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里昂中法大学还培养了陈毅元帅。在从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里，总共有近500名的中国学生在圣·伊雷内堡度过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有473名学生获得了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
日本庚款的数额也很大，排在英国后面、美国前面，位列第五。在“退款”问题上，如本表现得更加蛮横、狡诈。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的法令。很明显，日本并非是“退还”庚款，而是要“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也就是用于对华的文化侵略。1924年2月，中国驻日公使王宝荣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长渊腾次订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留学事物上设置了320名庚款补助生名额，但规定仅十名由中国教育部选派，其余皆由日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选补，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1928年中国外交、教育两部建议废止该协定，并明令停止序补留日庚款生，国民政府后也通令全国，饬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接受日本的庚款“补助”。后来随着抗战爆发，日本的所谓“庚退”计划随之取消。
意大利庚款的赔付数额仅在美国之后，也是相当大的数目。为截留这笔巨款，意大利同法国一样耍尽花招。意大利驻华公使声称，因中国内乱，在湖南长沙、河南郑州和广东三地的意大利教会遭到损失，为此索赔39404元，又有穆素安等十名意大利人也受损失，索偿12637元，还有两名意籍传教士在云南、河南两地“被殴”，因尚未调查完毕，索赔款“预储6万”；同时还牵扯出其他一些问题，要求一并解决。这样意大利庚款的“退还”便成为悬案。
国民党执政后，虽然对意方的立场予以严拒，但鉴于大量该“退”之款被截留在意大利银行，我方无从过问，只好改变策略，于1934年与意大利达成协议，一次性付给意方7000万里拉（约合美金460万元），其余的拨还中国。计至1938年底，实付美金650万。这样，“退款”的近半数又被意大利掠去。而实“退”部分，后由中国海关直接上交国库。
比利时的庚款数额相对较少，占总数的1.88541%，排在意大利之后。中比之间的“退还”解决方案，基本上按照因果的处理方式，“退款”的大部分（75%）供铁路建设用，所需材料在比利时购买；另25%作中比教育慈善事业用。与英国不同的是，英国是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教育费用，而比利时的“退款”则直接分割使用。
中比庚款委员会对所管理得“退款”，基本上能按两国协定和该会决议的准则来支配，所资助的科教单位有北京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中比友谊会，在比利时首都的中比大学联合会，在上海创设的镭学研究所（医用）。该会还明确规定，将“退款”总额的5%用于在中国学生留学比利时的费用。从1929年到1934年，该会委托中国教育部门先后分五批招考选派留比学生74名，其中汪德昭、童第周、钱令希、方心芳、吴恒兴等后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吴作人成为著名画家、一代艺术大师。
荷兰庚款的数额，为总数的0.1738%，其“退还”的办法与比利时相似，即将65%的“退款”用于中国的水利工程（后用于整治南京市的下水道），将另外35%的“退款”用于文化事业，又用这后一笔钱款在荷兰设立中荷庚款文化基金会，将基金滋生利息的53%拨给中央研究院作经费，47%赠给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后来，中央研究院又用该年息的一半作为派遣中国学者及学生留学荷兰的费用。如著名水利专家严凯就是受此资助去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攻读水利工程和海岸工程的，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为治理黄河、淮河、钱塘江作出重要贡献。
纵观整个庚款的“退还”，若以“退还量”与原摊量作比较，应认为美国表现最好，“退还”达六成，比利时次之，为无成，英国略多于四成，荷兰近三成，俄国只有二成，法国微不足道，还不到零点三成，而日本则几近于零。
尽管列强们一再为他们“退还”庚款的“善举”宣传和造势，但是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01年到1938年，帝国主义各国已经从庚子赔款中实际掠得赔款6,5237亿两白银，折合银元近10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庚款的赔付、“退还”、管理和使用，旷日持久且纷繁复杂，其中的一些细节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弄清。......
庚款，这一近代中国的奇耻大辱，直到1943年才最终废止，这多少也取决于美英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的需要。1942年10月10日，美英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接着又分别签署新约，取消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力。彼时，为求最大效果，美国还特意撞响了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以向中国“真正走上独立之路”表示祝贺。
有意味的是，在庚款耻辱的阴影下，却又走出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
